商末，秦人中满一支就已“在西戎、保西垂”，其足迹已达今渭水流域，与著名的周人部落相接坡。随着殷商式徽与周人疆域的扩展，秦大骆、非子等西迁今甘肃东部一带，与西戎杂居。
由于蜚廉、恶来俱以材力助封为虐，秦人在周初曾“坠命亡氏，踣其国家”。故大骆、非子西居犬丘，或有放逐、发配惩罚性质。秦人被迫离开东方老家，正常的农业发展进程被打断，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停滞。不过正是由于移居西睡，促使他们最后完成了由稻作农业向旱作农业的类型转移，为秦人日后人主关中，继承周族农业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甘肃东部地属黄土丘陵沟壑区从已报导的考古资料看，从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就在这一带留下了活动足迹。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古文化遗址分布更为普遍，农业占有很大比重。著名的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7000－5000年，其中最早的文化遗址比仰韶文化还要早千余年。该遗址出土的数干件石、陶、骨、角器，除却日用器、装饰品，大都是生产工具。而黍、油菜籽等原始农业杭物的出土。则明显地反映出旱作农业的特征。稍后的齐家文化，则已进人金石并用时代，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秦人移居西睡以后，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借鉴、吸收、继承周围其他文化，最终形成了区别于中原诸蔽的独立的秦文化。前几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及北京大学考右系师生在甘肃甘谷县毛家坪和天水县董家坪，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从发掘情况来看，毛家坏下层为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类型，董家坪下层为齐家文化其中毛家坪组遗存年代，包括了整个两周时期，从早到晚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其间并无大的缺环，是不可分割的一种文化。
该文化器物、墓葬形式与廿青地区其他文化不同，而与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周文化和东周秦文化有较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居住遗址中灰坑、残房基地面的发现、说明从西周早期开始，秦人起码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而鬲、盆、豆、罐、叙、颤、釜的陶器组合，尤其，是陶仓的发现，反映了其饮食生活当以作物的粮食为重要食物来源。这完全不像人们一贯传统的说法，认为秦人当时是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据历年的考古调查，在甘肃东部地区已发现“周代遗址”数百处。根据毛家坪和董家坪的发掘看，其中有的当属于秦文化遗存口甘肃东部周秦文化遗址与甘肃地区土著的寺洼文化交错杂处，它们所处时代大致相同，不过周秦遗址多分布在大河流域的平坦河谷，而寺洼文化多分布在小支流或丘陵峻险地带。这同后来汉族居于平川，而少数民族居于山地的情况相类似。甘肃天水一带的河谷谷地，发育良好，土坡肥沃，地势平坦，宜于农耕，秦人占有这样的有利地势，农业发展水平显然高于被认为属于犬戎族的寺洼文化的发展水平。
西迁后之秦人社会经济情况，从文献记载来看，畜牧业比较发达。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这种不一致，应当是秦人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农牧结合经济的客观反映。我们认为，秦与戎狄杂居，必受其畜牧文化的影响。彼此交流、融合，促进了农牧结合经济类型的形成。且后世人常以戎、狄视秦，夸大或只着眼于秦与戎狄同俗的一而，故反映在历史文献中，似乎秦与中原诸国差别甚大，畜牧特征比较突出。甚至秦惠王时，仍有人骂秦为“东方牧犊儿”，很显然，此时的秦人经济绝非畜牧经济所能概括的。只能说是某种偏见。
另一方而，从甘肃东部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看，亦宜于农牧经济的交错发展。随着秦人活动地域的拓展，由河谷谷地向丘陵草原发展乃成必然之势，畜牧业经济的成分逐渐增加。西睡是我国古代良马产地之一，犬戎之国有文马，绮身朱鬓，目如黄金。秦居西睡，与戎族杂处，及地利之便，亦“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由于为周王室“息马”之缘故，文献中也就牧多地保留了这方而的记载。
非子邑秦，表明秦人已复续赢姓及宗庙祭祀，周王朝也开始把秦同戎狄相区别召非子邑秦，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建筑城邑，得地径民，表明秦人已适应了西睡农业生产的特点，完成了农业类型的转换，有了比较稳定的生产基地。非子邑秦，密切了秦与周王室间的联系，促进了周秦经济文化间的接触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