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白移居西睡，即与诸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既存在尖锐的民族、军事冲突，亦存在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数百年间，秦在与诸戎的斗争中发展，又在与诸戎的M合中壮大。以初秦中叶秦霸西戎为标志，秦、戎间的斗争和融合进人高潮阶段，对初秦疆域之开拓、人民之增益、农牧业之发展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认为，秦霸西戎是初秦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一、秦霸西戎的历史过程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东部地区发现许多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址口值得注意的是，甘肃东部的秦文化遗址虽与当地土著的寺洼文化时代大致相同，但是在毗邻遗址的分布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秦遗址多分布在大河流域的平坦河谷，而被认为属于大戎族的寺洼文化多分布在小支流或丘陵险峻地带。前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宜于农耕：后者则属冲切劣区，僻远贫。不利农耕。这种遗址分布格局之形成，并非自然而成。乃人力所致。它说明秦自移居西睡伊始，即与当地土著文化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与斗争。他们抢占河谷地带发展农业，而迫使土著僻居劣区经营畜牧。这种生产结构的不同，导致了秦、戎以后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的显著差异。周孝王时，非子因养马之功，得以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今甘肃清水秦亭）。周王室准许秦人在戎狄聚居之地建筑城邑，得地授民，无疑加剧了秦与诸戎间的矛盾。自秦瓜至世父，秦与西戎展开了殊死搏斗。西戎“灭大丘大骆之族”，秦仲“死于戎”，世父亦“为戎人所虏”。在秦戌力量对比上，秦似乎并无优势可言。后赖周宣王支持，庄公昆弟五人，将七千周兵，终于击破西戎。庄公为“西睡大夫”，表明秦已在与诸戎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具有了统治西睡的合法权利。综观这一时期秦、戎斗争形势，秦是为了取得立足之地而战，而周王室亦欲藉秦之力以抑制戎狄势力的增长周秦同盟关系的建立，使秦在与诸戎的斗争中占了上风。
西周末年，周工室内乱，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侵夺岐丰之地，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邑。如此形势，给秦入主关中及东向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会。襄公二年，秦徙都于沂城（今陕西陇县边家庄），政治、经济中心正式进人今关中西部。襄公以平戌救周之功，得以封为诸侯，“踢之岐以西之地”，取得了逐戎立国的合法权利。由此为开端，秦入开始了艰巨的保卫关中农区的战斗。当时的关中地区几乎布满了戎狄势力。《诗·六月》载：“俨犹匪茹，整居焦获（今陕西径阳县西北），侵镐及方，至于径阳”。《后汉书·西羌传》云：“平王之末，周遂凌迟，戌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这些戎狄部落，族属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各异，他们或以“取周赂”为目的，烧杀抢掠，给关中农区造成很大破坏；或自有君长，割据土地入民，莫能相一的破碎局面阻碍了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秦虽有岐丰之赐，但这些土地实际上被戎狄所占有。“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否则，名曰立国，实无寸土。秦自襄公始，经过数代国君八十余年的军事斗争，四面出击，完成了在关中驱逐戎狄的历史使命，使秦国的统治范围东至陕西华县附近，西达甘肃天水一带，真正完成了对关中农区的占有。关中作为周族发祥地，是我国古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秦人攻、逐那些尚处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化”的戎狄部落，制止他们落后的掠夺、扰乱、破坏活动，使关中经济免遭浩劫、生产进程不被打断，既有生产格局得以维系。面占有岐丰宜农之地，为秦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将没有随平王东迁的“周余民”接收过来，继承周族先进的农业科技与生产关系，使初秦农业在较高的基点上进一步发展，完成了农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这正是秦之致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德公迁雍为标志，秦对诸戎的斗争进人主动阶段。其目的在于广地益国，解除后顾之忧。刘向《新序·善谋》调，“秦奏农业历史研究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二”。使秦国统治地域由关中农区扩大到陇西、北地等半农半牧地带。它使长期以来被众多戎、狄蹂助的广大地区，得以恢复生产，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割据，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为这一地区经挤、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秦舫西戎在当时亦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件，为此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著名历史学家顾刚先生认为，“秦穆亦有称舫中原之雄心，而扼于晋盖虽不能逞志中原而犹取偿于西戎，故亦谓之舫”。穆公以伐西戎而名列五舫，充分肯定了秦舫西戎的历史决义综上所述，秦戎力量之消长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斗争过程口它随着秦戎生产结构之演替，社会发展之差异以及秦戎势力之消长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非子邑秦，是秦夺戎地而筑城立邑。从某种程度上讲，戎族是受害者。他们失地离家，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被打断。而秦抢占西睡宜农之地，促进了秦戎不同生产类型的形成与对立。自襄公始国，秦人基本上致力于清除进人关中的诸戎势力，承担了捍卫和占有关中农区的主要责任，使周秦之交的关中农业发展并未出现逆转。此时秦对诸戎的斗争具有“尊王攘夷”的进步意义。秦穆公对诸戎的斗争，由于秦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诸方面明显超过诸戎，由秦建立的政权加速了民族的融合，促进了戎狄族落后的社会形态向进步的社会形态发展，同时也给秦社会经挤发展带来极大好处，这些都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秦对周、戎农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二、戎族经济类型分析
斗争和融合，构成了秦、戎关系的两个方面，忽略其中之一，便会走向偏颇。以往的秦戎关系研究，过分地弧调了其对立的方面，简单地将诸戎视作破坏的力量，而忽视了秦戎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问题，低估了戎族在初秦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秦霸西戎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何题。我们认为，秦与诸戎既存在斗争，也存在融合，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讲，我们更看重交流和融合过程周秦之交，人居关中的诸戎部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差异的。
秦将它们区别对待，分类处理，颇具匠心。当时的历史文献中所见诸戎，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悄况：其一，以犹、犬戎扣称者，他们漫无牺止，名寓贬意，游牧经济特征比牧明显，社会发展阶段比较落后。他们即使进人华夏农区，“终非能居之”，他们是以“取周赂”为目的，乘战乱之机，对富庶的关中农区进行掠夺、骚扰，其破坏性是比较严重的。
其二，是长期散居关中周围地区，并以其所居地区命名的诸戎，如邦戎、冀戎、义渠戎、原戎等。这些戎族部落“因地殊号”，有着比较而定的活动地域。基本上活动于陇山东西、径洛之间。他们所居地区因和关中农区距离远近不同面显示出一定差异，但大多宜农或农牧兼营。从地形条件看，这一带属于黄土高原的川原沟壑区。零碎切割的地貌特征，不具备大规模游牧迁徙的生产条件。他们“各分散居，自有君长，莫能相一”，形成了比较封闭的农牧自足性社会。由于长期处于关中周围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有机会接触较高的社会经济文明，且不时有中原人民逃人这些地区，融人戎狄部落，给他们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这些戎族往往有城郭居室，相对定居的生活有利秦农业历史研究于经济之发展、文化之积累。与西周末年历史相联系，周宣王“料民”于农牧交错地带，说明周、戎已经混杂，需要清点民数，统计人口这些戎狄部落由于在生产条件上处于劣区，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与宗周地区存在差距。他们凯觑关中地区良好的生产条件，进人关中之目的是占有其土地和人民。它们用原有生产方式经营关中农业，会给既有生产进程带来逆转。但是由于并不具备严格的农牧对立含义，其破坏烈度相应也会小一些。
其三，是一些久居关中的戎姓方国，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保持了与周秦大致同步的社会发展水平。骊戎国，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今陕西临），他们早就在殷周之际培育出了“驭身朱议，目若黄金”的文马。由于和周、秦通婚，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其君姬姓男爵，封谧五十里，有土地和人民。丰戎，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底为丰王妻。其所居与镐京近在咫尺，力量较强，故秦通婚以分化之。毫戎，其活动范围在今三原、兴平、长安之间。他们以汤、毫自号，有人或以为殷商子孙融人戎族者。西申国，传为伯夷之后。《诗·裕高》载“申伯信迈，王饯于眉”。申伯作为“王之元舅”被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另留在关中的一部分称之为西申。周末“申、增，西戎方强”，申侯是太子宜日的坚强后盾，反对幽王废嫡立庶。平王甚至奔西申，并赖其力以杀幽王、伯服。申伯自宣王始即有“维周之翰”之誉，周末申伯立嫡以奉周祀，俨然为周礼制之维护者。彭戏戎，地居今陕西白水一带。大荔戎，地处河、渭、洛水三角地带。大荔戎所处位置，正是商代黄河两岸方国林立地区，很可能是商代方国之遗存者。由其筑城称王推测，文明程度甚高。瓜州之戎，以后的姜戎、阴戎、伊洛之戎、陆浑之戎、九州之戎等都是瓜戎迁徙后分支。过去认为瓜州之戎在今敦煌附近。顾领刚认为在今陕西武功、风翔一带。瓜戎自称为“不侵不叛之臣”，农业民族色彩浓厚，已丧失了游牧民族的骤悍、善战之勇。秦对以上三类戎族，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对第一类戎族，秦人采取了攻、逐，伐等比较激烈的斗争方式，使这部分力量很快就撤出了关中农区；对关中周边诸戎，采取占有其地，保留其部族首领，利用其原有统治机构与方式，迫使其承认与秦之从属关系。秦至宜太后时始置陇西、北地、上郡”，说明在此之前仍利用戎族既有势力以统治当地。秦以戎治戎，用这种比较平和的力、法缓解了秦戎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经济发展。对久居关中诸戎姓方国，秦则采用灭其国，同化其民的方法。这些戎姓方国，虽仍称之为戎，但其杜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周、秦并无多大差异。所以当其国被灭之后，其臣民迅速融人秦族，与留居关中的。周余民“一道事秦，成为初秦时期关中居民的主体构成之一。关中诸戎姓方国，除了大荔戎因居干秦、晋（魏）之隙地，时而服秦，时而归晋（魏），得以残存至战国初年外，其余诸戎姓方国名称皆已成为历史陈迹，在关中已是秦、戎莫辨了。
秦与诸戎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戎曾数次通婚，“西戎以其故和睦”。秦戎联姻措施，减少了早秦立足西睡、初秦人主关中时的阻力。达到了“西戎皆服”，分化戎人之目的。客观上也促进了秦戎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西睡时期之秦人社会经济情况，从文献记载来看，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秦戎毗邻、杂居，诸戎畜牧文化影响，促进了秦农牧结合经济类型的形成。非子“好马及畜”，并以此“分土为附庸”，其中应含借鉴、吸收、继承诸戎文化之功。秦人关中以后，是秦、戎文化融汇的重要时期。考古学界把屈肢葬、铲形袋足扁、洞室基等归纳为秦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但这只是秦小型墓（包括个别中塑墓）的固有葬俗。
目前探测、发掘的所有秦大型墓中，尚无一例取屈肢葬式者，它说明秦宗室贵族自视为华夏族而采用传统的东向直肢葬式小（中）型秦墓的特有葬式、器物，揭示了秦国中下层国民的文化承袭脉络这种具有浓郁的西部少数民族特征的葬俗文化大量出现于关中农区，说明秦国民中、下层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诸戎部落。他们除了在墓葬习俗上保留了相对稳定的传承性以外，在经济、文化以至政治上已与秦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所以有人认为。人关之后的秦人民族成分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包涵有多种文化成分的复合文化集团。它是在秦、戎、“周余民”诸文化的碰撞、融汇中崛起的“新族”。这种具有复合基因的“秦人”，在以后的发展中充满活力，战无不胜，创造了灿烂的社会文明。穆公称霸西戎，是秦文化传播，辐射于周边诸戎地区的重要时期。
宁夏南部是古义渠戎聚居的地区之一考古发掘证明，宁南青铜文化是受周秦文化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至春秋中晚期便已达到了成熟的水平。在出土的器物中，车马器数量较多，有铜马衔、铃、车鲁、骨马镇等。其中铜马衔系一次套铸而成，反映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动物牌饰有马、驴、象、虎、鹰等，颇含强烈的畜牧特征。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它受到了东邻秦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出土的工具类器物有鹤嘴镐（斧）、刀、凿、铁镭等农业工具。并且发现了和关中地区完全相同的秦文化遗存。秦并西戎后，经过数百年经营、战国中后期许多地方已成为了较发达的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史记·货殖列传》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昭示了这一地区已与关中同步发展，成为秦赖以统一宇内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它是羌戎之民与秦人同化而共同发展进步的结果。
三、奏霸西戎与初秦农牧结构之调整
农史学界将秦霸西戎与巴蜀归秦，看作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农业地域拓展的两大事件口前者促进了农牧交错地带的开发；后者加强了旱、稻农作类型的交流。它们与著名的关中农区连为一体，同步发展。中国古代农业以此为标志由早期的点状中心开发时代发展到区域整体发展时代。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周太史伯以“有德者近兴”来解释四国强大起来的原因，很难令人信服。著名农史学家王毓瑚先生认为，四国之兴是可以从地理的角度加以说明的。那四个国家正是位于中原的四周，背后都有开辟新农地的余地，这是挤在当中的那些侯国所无法比拟的心。
相比之下，秦农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又超过齐、楚、晋诸国。从所谓广度方面讲，秦国ri域一是向西北方而扩展，二是向西南方向开拓，依次包括了稻作、早作以及半农半牧等不同生产类型，这是其它三国所无法比拟的。它不仅摘足了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多样性要求，而且有利于不同类型农业生产科技的积累，促进了秦农业的合理配里与全面发展。
就所谓深度而言，关中具有悠久的农业历史，良好的生产条件，先进的农业科技，是我国古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秦人以关中为依托，移民实边，愉出科技。因地制宜的发展了西北的畜牧为依托，移民实边，愉出科技。因地制宜的发展了西北的畜牧奏农业历史研究业生产。兴修水利，改善了巴蜀的生产条件。加强了秦控农区的内在性发展，以关中农区为中心，“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形成了一体两格局，使秦富天下十倍，农业发展水平超越六国而雄视天下。司马迁、班固形容秦故地富庶，有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其六之叹，这其中应包括陇西、北地、上郡、巴蜀、汉中之土地、人民、财富在内秦霸西戎，拉开了中原政权经营农牧交错地带的序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是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意义的自然环境因素，它规定和制约着农牧业生产显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口山处者林，谷处者牧，陆处者农，水处者渔，皆是不同自然因素作用之结果。
中国古代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形成和变化，都各有其自然的因素和人为的作用。一般来说，自然的因素往往超过人为的作用。人固然可以利用自然，并进而改造自然，但在自然因素过分不适宜的地区，就不一定都能够充分利用，甚至还难加以改造。在这样的情况下，农耕区和畜牧区是很容易分别的。如果在可农可牧的地区，则人为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习于农耕的族类就可尽量开辟田亩。从事耕耘。而习于畜牧的族类却要改变田亩为草原，其间的进退更易都会促成农牧业地区分界线的变化。游牧民族或农业民族对农牧交错地带的占有和经营，往往和它们的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密切相关。春秋初年，当中原诸国尚担心于“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时，秦却主动向西戎进攻，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开始了农牧交错地带的经营活动。他们对农牧交错地带的开发经营，推动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地域性拓展口至战国末年，秦筑长城以防御匈奴内侵，将农牧区分界线推到了与今日所谓复种区北界大致重合的地域。历史上尽管不时有游牧族南下，凭借武力优势变农田为牧地，但大多不能持久，最后还是被迫接受耕稼文明。无法阻止农区逐渐北移的趋势。秦精西戎，促进了农牧交错地带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北边郡，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举足轻重之作用，其首发之功。当在秦人。
秦精西戎，从战略角度讲，使秦有了比较巩固的后方。其良马奇畜武装车骑，牟勇之士增秦军威，使秦东出蜻函与诸侯争雄时处于优势地位，而无腹背受敌之优。从经济角度讲，占有千里农牧交错地带，实现了农牧结构的合理配置与协调发展农牧经济的交融，避免了纯农业或纯畜牧经济的畸形、单一发展。故秦之陇西、北地、上郡有与“关中同俗”之替，而关中农区则是畜牧、“相马”名家迭出。秦在关中农充分发挥宜农优势，以农富国。在诸戎之地，建立适应自然特点的半农半牧生产结构，以牧强兵。从而促成了富国强兵体制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秦的综合国力。
秦精西戎，其直接统治地域西达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地方为沟通中西科技、文化联系创造了条件。大约在公元前四、五世纪，“秦”已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今日所见“支那”，皆源之于秦之音译。考古工作者近年在古属西域的天山腹地古墓中，发现了保存良好的凤鸟纹绿色刺绣，丝绢为中原地区春秋时代产品也。该墓葬的碳测定年代为公兀前642——165年，大约正与穆公霸西戎的年代相合。这一发现。将丝绸之路的开创时代上溯至春秋时代，比张通西域早了五百余年。同时，我们也在以后的秦历法中发现了岁星计年法，“以摄提格等二个奇怪名称作为十二岁名称，似皆为一种译音”。郭沫若、竺可祯、岑仲勉、马非百等人皆认为是由西方输人中国而用诸秦的初秦农业是在继承和吸收周、戎农牧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秦与诸戎的斗争，对保卫关中农区自周以来形成的华复族先进农业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而秦与诸戎的融合，为调整周秦传统生产结构，建立新的富国张兵体制创造了条件。秦戎间的斗争与融合在客观上都促进了秦农业的发展，这是客观的历史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