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伯益赐姓至子要自降，秦人、秦族、秦国、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活动了两千多年。秦亡以后，“余威振于殊俗”，仍对域外及少数民族地区继续产生影响。全面评述这一慢长时期秦农业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恐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我们认为，秦对中国历史产生整体影响的是进人盛秦时期以后的秦王朝。这一时期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秦文化迅速由地域文化发展为全国性文化，并且与六国文化融汇，形成灿烂辉煌的“大一统”文明，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而秦农业正是支律着。“大一统”文明的经济基础，我们只有从这一角度人手，方能对秦农业历史地位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一、秦农业的政治影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秦王朝的显著特征之一，它确立了以后历代封建统治机构的基本影式。秦利用中央集权力量干顶社会经济，划一了度量衡、货币、车轨制度，把秦国文字整理、规范后推行全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制度差异混乱现象决通各国所筑障塞、修驰道、通航运、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发展生产，通盘规划经济建设抵御匈奴，徙民实边，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秦统一初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兴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史称“百代皆行秦政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被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发展和完善，对中国占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产生过深远影响。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之形成，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和自耕农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秦自商鞅变法起，始终致力于农业发展。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废井田，开叶陌，承认土地私有权，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和自耕农阶层的广泛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适应封建地主制经济特点，相关政治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封国建藩发展到中央集权节由世卿世禄发展到官僚体制；由领地封邑发展到那县机构。而且也正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及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构成了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它提供了远远超过三代诸侯贡斌的斌税、徭役。为封建国家机器的高速、有效运转注人了充足的能力和动力。
我们在赞叹秦中央集权国家于盛秦时期表现出来的恢宏的气魄、有为的态势与巨大的历史贡献时，不应忘记支撑这一切的是其坚实的农业基础。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点姗了反秦斗争的烈火，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以此为开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以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而为世界所仅见。这又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重要特点，成为历史研究中最为瞩目的课题之一。秦末农民起义是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标志。它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以后社会、经济矛盾的尖锐姗发形式。秦“从商轶变法直到秦王朝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尚处于逐步建立和发展的过渡时期”，统一的秦王朝推动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最后确立。“令黔首自实田”，意味着土地私有得到法权保护。秦上地所有制的变革，从根本上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秦农业迅速发展的终极原因之一。但是同三代分封制相比，这时的土地所有权已经进人活跃运动状态。封建小农经济地位的低下和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无力应付人间祸殃的侵扰，所以秦统一后不久，就已出现“分并田来（莱）”的土地买卖、兼并现象。而个体农户“分散的经济为集中的政治提供了自然基础”，这就是前述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时代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秦王朝沉重的赋税、频长的摇役、严酷的刑法，激化了封建国家政权和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农民阶级开始把他们原先认为是“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踢给他们雨水和阳光”的上层建筑看作导致他们破产、穷困的根本原因。最终将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王朝，首倡义举，竟灭秦矣。秦末农民起义是秦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荣获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之誉，说明在此之前尚不具备大规模的农民阶级斗争的社会、经济条件。三代时期，国家通过分封制把一定范围的土地、人民赐授诸侯，诸侯再以同样方式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给士。这些受封赐者分级占有土地、人民，淡化了劳动者与国家政权间的直接冲突；分解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甚至连劳动者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具有某种社会保护功能，所有这一切给三代社会披上了一层温情、美妙的面纱。
但是，最具关键因家的是当时劳动者的奴隶或隶农身份使他们无任何生产积极性可育，他们尚未成为当时自觉、自立的社会力量。而秦末农民起义是在他们的生计被剥夺殆尽，再生产无法维系甚至有重新沦为奴隶之可能的情况下的主动斗争、这是屯代所无法比拟的。秦末农民起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在反抗秦统治者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同时他们也怀有强烈的求富贵愿望。陈胜“苟富贵毋相忘”之怅叹，反映了大家的共同心态。他们一方面力图解生民干倒悬，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自己地位改变、财富增加，这也是三代农业劳动者不敢奢望的。究其根源，乃在于秦土地所有制形式已与三代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与规模也就不同干三代。自秦以后两千年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主体形态和特点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历次农民起义也就反映出较为相似的模式与规律。
二、秦农业的经济、科技影响
如前所述，秦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深刻影响了秦及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与阶级斗争形式。同样，秦封建土地私有的确立，也深刻影响了秦及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商鞅变法以后，人民“归心于农”，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之出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吕氏春秋·审分览》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这种“公作”与“分地”间的劳动效率比较为新兴封建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作了精彩注解。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形成的租佃关系也不同于此前的隶属、附庸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已经不是依靠政治上的强制，而是演变为一种经挤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日：“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面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日，如是耕者且深，褥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者，尽巧而正畦陌畦峙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奥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据有人统计，商鞅变法后秦一夫耕积约为西周的三倍。假定其它情况不变，则秦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西周高出二倍。
吕书《上农》篇曰：“一人治之。＋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秦汉时期一般丁男的口粮约在三石左右吝，十人一年食粮共三百六十石。以一夫百亩计田，亩产三石六斗。若将六畜饲料加人，亩产或近四石。在某些水肥充足之地，甚至可以达到亩产一钟（相当于现在二百多斤），明显高出李惶时代所言亩产水平。这其中除却生产力进步因素以外，主要得力于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秦及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古代社会文明。
究其根源，封建土地私有制形成、确立之功不可没秦统，标志着中国农业由区域发展阶段进人整体发展时期历史。形成的径渭、汾谏、济酒、黄淮、江汉诸农区第一次统一起来，显示出巨大的整体效应，从而使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秦对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大型水利工程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直至今天仍在发挥效应。由秦明确提出并大力推行的重农抑商禁末政策，被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之发展。其功其过，成为久盛不衰的研究话题。秦人是较早致力于中原农业开发的华夏族部落之一，历史秦人是较早致力于中原农业开发的华夏族部落之一，历史之悠久，可与三代始祖相件。
秦立国于宗周故地，具有良好的生产条件、继承和发展了周人农业传统。商鞅变法，促进了秦农业经济的决速、强化发展，使秦农业超越六国而处于领先水平。战国末，《吕氏春秋》所代表的文化整合泊势，完成了秦农业科技的著作化、哲理化过程。秦帝国建立，中国农业科技开始突破地域范围，开始了新的交流、触合过程。学术界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传统农业科技的莫基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中国传统农业科技莫基的若干确定性标志，皆与秦农业密切相关，甚至有些内容就直接是以秦农业科技成就为代表的。秦注重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改善、推行精耕细作技术，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优良传统。秦人对农业生产中天、地、人关系的科学概括，至今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导原则。
三、秦农业文明之远播
早在初秦时期，秦即藉地利之便西向发展，输出丝绢，引人岁星纪年法，使秦之音译“China”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之代称，为沟通早期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秦统一后，王朝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挑、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分全国为四十六郡，其中不少郡县设置于少数民族或今日域外之地。如辽东那东南逾今鸭绿江，有朝鲜半岛东北隅之地，南抵大同江山，象那置于越南会安附近刃。而所调的“陆梁地”，则是指今广东、广西以南的较大范围土地“北向户”，或谓在今越南中部地区，“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秦以“拜爵”、“滴戍”之法征发数十万中原人至南、北新设立郡县，以充实户籍，开垦土地口这些居民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民族融合过程。秦兴苦役、筑长城，人民苦不堪言。许多“徒役之士，亡出塞外”。据蒙古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2－1世纪的许多蒙古墓葬中出土有谷物、农具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大型陶器，说明农业在当地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推测，当为秦时亡出之人带动井发展了当地的农业。而移居朝鲜半岛的“秦之亡人”，则在东汉时建立“辰韩”，形成颇大势力。他们中的一些人又由朝鲜半岛渡海到了日本，为日本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可上溯至秦。史称，秦始皇欲求长生不老之药，齐人徐福言东海中有蓬莱、方丈、该洲仙山，始皇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人海求仙。据说他们在日本的佐贺、广岛等地登陆，在这片异国土地上开荒种地，从事农业生产，把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当时尚处于渔猎阶段的日本脚。大约与徐福东渡同时，金属工具和水稻耕作技术也相继由大陆经朝鲜半岛传人。日本的北九州和近徽地区“在日本不少生时期遗址中，都出土过大量的中国钢镜、铜剑及钢、铁制的斧、傲、刀、锹、锄等”西。据日本古籍《秦氏本系账》记载，日本在奈良平安时期，秦造曾率其部修筑葛野川堤，名曰葛野堰，”其制拟秦之郑国渠云“。葛野堰模仿郑国渠，又由秦移民后代主持修筑、反映出对秦农田水利科技之信赖。日本《古事记》还载有“秦人”作茨田堤，凡迩池、依网池，并掘难波（今大阪）之崛江而通海之事，日本早期水利事业受秦之影响可见一斑口秦人后裔还以从事蚕桑业而见长、据《新撰姓氏录》记载，秦时迁至朝鲜半岛的自称始皇子孙的弓月君率127县（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认为是27县）百姓由朝鲜到达日木。仁德天皇因其所献丝、绢、绵等”肌肤温柔“而赐弓月君波多公之姓。1953年，日本在位于久米郡内的月之轮古坟中出土绢帛达80余种，据推测可能是中国移民秦氏一族织的。
有些学者曾以“大中华文化圈”概括东亚、东南亚文化特征。它充分肯定了中华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广泛影响。推寻该文化圈之初始，当与秦王朝之建立密切相关，它为秦（或曰中国）文化之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赖秦帝国之力推向域外，融人世界文化体系之中，为人类的共同进步做出了它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