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交通网看帝国的疆域与繁盛
交通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以首都和各大小城邑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络。历春秋战国到秦代，交通由小而大，逐步发展、繁荣、发达起来，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交通网络，陆路、水路交通得到空前的发展，适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需要。
整齐划一的城市交通城市的交通道路，是一个城市的血管命脉，连接各建筑，其宽度也有定制。《周礼·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时，都城“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九涂九轨。”方城四旁各3门计12门，城中的主要道路纵横各9条，每条路可容9辆车并行。它还规定“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九轨”，说明了城市道路、乡村道路的宽度，而宽度是以其可通行几辆车来计算的。
秦几经迁都，雍城以前的几个城市只知其大体位置，对于城垣及其内部布局还不很明确，因此这里主要从雍城谈起。
（1）雍都
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到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近300年的时间里，雍城一直是秦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地。
城内有几处大型宫殿区、作坊区、商业集市和居民区。从发现的遗址看，它们都分布在城内主要大道隔成的空间里，而这种空间有些像后世的“坊里”。雍城遗址已探明东西向4条道路和南北向4条道路，路宽15米左右。每个封闭的“坊里”之中还有小的十字形街道，供居民出入使用。整个城内街道东西南北交错，整齐划一，平坦宽阔，有如棋盘一样整齐分布。街道两侧有陶质的地下水管道铺设，据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一些文献记载，道路两旁还种植有各种树木，绿树成荫，生机盎然。
（2）栎阳
秦都栎阳城址位于今临潼区的东北武屯一带。经考古勘察发现，城内有东西向的道路3条，南北向的道路6条，道路宽一般在15—20米。这些大道也将城内分隔成整齐的坊里，道路就成了整个城市的框架，所有建筑被有序地排列开来。
（3）秦都咸阳
早期的秦都咸阳位于今咸阳市东的窑店镇一带。以后扩大城市规模，其范围据有的学者研究，西起今咸阳市东刘家沟，东至柏家嘴，北至高干渠，南跨渭河南岸，包括今西安市北郊至西郊三桥镇及其附近一带地区。在秦都咸阳城内，除过去有纵横交错的大街之外，更具有特色的是大量存在复道、阁道、甬道和辇道等几种特殊的交通道路建筑。甬道实际上是一种封闭式的通道。复道可能是最早的立交形式的道路，是一种采用木结构的梁架式建筑，上层有两面坡的屋顶覆盖，不怕风雨，可以上下行走，互不相扰。阁道也是有房屋覆盖的道路，它与复道的主要区别在于阁道每隔一定距离，就建造一座亭阁式的建筑。辇道，是一种比较小的宫廷中宫殿之间连接的道路，之所以称为辇道，是因为这个路上所行使的交通工具是古代的一种特殊车辆——辇车。
总之，秦都城中的道路纵横宽广，布局整齐划一，构成了都城布局中的骨干框架，而宫廷之间的甬道、复道、阁道、辇道等则将都城装扮得有如园林，在威严之中透漏出一些自然、和谐之美。
以都市为中心的全国交通干线随着都城的迁徙和疆域的不断扩大，秦国形成了以都市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1）陇西通道
西周及春秋早期，秦人被封于陇西，即今天水一带。后来，秦人穿越陇山，沿汧河流域向东南迁移。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文公曾以700人东猎而至于汧渭之会。这就说明，当时的陇山通道比较宽大，可以通行车马。秦人经营的陇山通道，将陇西和关中两个文化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密切了西部地区和关中地区的文化交往，并为后来秦汉政府抵御北部少数民族的侵扰乃至沟通长安和西域的文化、经济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2）黄河第一桥
战国中晚期以后，随着秦国势力的增强，国土的扩大，兼并战争的节节胜利，新的交通干线不断在伸展和建造。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黄河第一桥——“初作河桥”，此桥修于秦昭襄王五十年，据考证，这座桥的位置应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蒲津关的蒲津桥遗址处。
（3）驰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方便对全国各地的控制，自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起，在扩建咸阳都城的同时，由咸阳向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条交通道路，即所谓“驰道”。“驰道，天子道也”，本指专供皇帝驰行的道路。不过，据说只有驰道中央“三丈”宽的路面才是真正的天子行道，官吏依令也可行于3丈以外的旁道上。这些道路将六国时期的故都城市及主要城市与首都咸阳紧密联系起来，所以不管怎样讲，对于发展交通事业以至加强秦的统治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西汉贾山的《至言》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秦代以6尺为一步，“道广五十步”即宽300尺，约合今69.3米。路基用铁椎夯打坚实并使路面隆高呈龟背状，每隔3丈种青松一棵。筑成的驰道，坦荡宽阔，直达天际，但见青松栉比，绿荫相接，一派壮观景象。这是秦代劳动人民在道路修筑史上的不朽创造。
从首都咸阳辐射而出的驰道主要有两大干线。一是出函谷关通往燕、齐，即今河北、山东一带的东方道，或称枳道。二是出今陕南通往古吴、楚，即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武关道。其他如出今高陵通往陕北的上郡道，渡黄河通往山西的临晋道，出秦岭通往今四川的栈道等，也很重要。
（4）直道
直道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北部修筑的一条从首都咸阳通向长城沿线的国防大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又《史记·蒙恬列传》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司马迁跟随武帝出巡时路经秦直道，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直道的修建，旨意是秦始皇下的，而负责监修的则是镇守长城沿线的大将蒙恬，修筑人员除戍卒外，可能还有大量的刑徒和役夫。据考古专家和历史地理专家对秦直道的研究和考察，直道在修建时，为缩短行程，节省行军的时间，充分利用了各种有利地形，以尽可能取直，避免大的工程量。现已发现的秦直道遗迹最宽处50多米，转弯处最大半径近50—60米，一般为30—40米。路基坚实，夯打坚硬。部分路面坡度仅为7%，其精确程度相当高。
秦始皇下令修的这条“直道”，南连首都咸阳，向北经秦望夷宫（在今陕西省泾阳县境内）、林光宫（即汉甘泉宫，位于今陕西省淳化县凉武帝村），由林光宫北经“甘泉山”北行至子午岭上，经旬邑县境，循子午岭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由此向东北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今昭君坟附近渡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全长1800里（约合今750公里左右）。因为是从首都咸阳通往北方九原郡的“直通”之道，故名。考古调查显示，子午岭上的“直道遗迹都是宽四米半”，在内蒙东胜县的直道遗迹，“路面残宽约22米，现高1米至1.5米”。如此宽阔的道路，使秦中央政府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军队和物资运送至北方边境。
秦驰道与直道的修建，使陕西成为当时中国的交通中心。以驰道、直道为干线，再加上水运，整个秦王朝的版图被连接为一个整体。这对于发展经济、促进各地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万民血泪浇出的万里长城
战国时期，秦国修筑了两道长城，一条是防魏的东长城，一条是防胡的北长城。
东长城筑于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南起今陕西华阴市东南小张村附近，向东北过渭河，沿洛河右岸向西北行，经大荔县的长城村、沙苑，再由南长城的村北过洛河，经商原，再渡洛河，经蒲城县，抵白水县北的黄龙山南麓。在现在华阴城东和蒲城县东南，尚有城址存在。
北长城的修建则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时，秦国灭了义渠戎，从陇西经北地、上郡北部，修筑了一条长城，以拒胡人。这条秦的北长城西起甘肃省临洮（今岷县），沿河北上，经今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诸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隆德、固原，甘肃的庆阳、环县，陕西的吴旗、志丹、安塞、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等市县抵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岸上的十二连城。这条秦的北长城在志丹县北又向东伸出一条支线，经子长县北抵绥德，再折而向北，到达榆林以南的鱼河堡附近。经过调查，在今临洮尧店乡、八里铺乡，渭原县庆平乡、七圣乡，环县与吴旗县之间的山岭上仍可见到这段长城的遗迹。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务，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负责修筑的“万里长城”除过新修的几段之外，大致沿用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大致经过今甘肃省南部、中部、宁夏西部，内蒙古中部及东南部、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北部、东部及朝鲜北部。
长城作为我国古代一项十分雄伟的防御建筑工程，从战国以来就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而“万里长城”的名称，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秦长城是用夯土的办法筑成的。从现在临洮北边的秦长城遗址可以看出，其最下层的是生土，上面是一层压得非常坚实的黄土，城墙修筑在黄土上，夯土层用黄色粘土夹碎石夯成。这虽然是早期的夯筑办法，却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万里长城”的修筑，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安定北部地区的主要措施之一，对防止匈奴的骚扰，保障北部12郡的开发，保护中原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修筑长城带给普通百姓的却是沉重的灾难。据统计，当时大约有50万男劳力参加了修筑长城的庞大工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司空见惯，百姓因此而遭殃。所以关于长城的诗歌和传说，屡见不鲜，时有耳闻。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
三、所谓焚书与坑儒
秦朝时期，在陕西大地上发生了两件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焚书与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博士仆射周青臣极力称颂秦始皇的“威德”，不料此时博士齐人淳于越站了出来，给正在高兴的秦始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批评秦不实行分封制，造成“无辅拂”，遇到事情难以相救的被动局面，强调“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并指责周青臣“面谀”而加重了陛下的过失，“非忠臣”。从这一席话不难看出，淳于越在这里又重弹了8年前丞相王绾等建议实行分封制的旧调。于是秦始皇下令，让大臣们讨论这件事。当时已升任丞相的李斯严厉批驳了淳于越关于“师古”的言论，指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把一切都归罪于读书，因此建议焚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结果这项建议被秦始皇批准实行，从此开始了一场文化浩劫。是为“焚书”。
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原来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听信方士之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寻找所谓的“仙人”和“不死之药”。公元前219年，齐方士徐巿等上书，言海中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事，于是秦始皇便“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但徐巿等人一去杳无音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又派燕方士卢生入海去找仙人羡门、高誓，派韩终、侯公、石生去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归来后，先向秦始皇献伪造的鬼神图书，继而又建言让秦始皇“微行以避恶鬼”，行止隐秘不为人知，称说如此“真人”才能至，“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秦始皇听信了这一派胡言，果真照办起来，从此不再称“朕”，而自称“真人”，把咸阳及其四周的宫观以复道、甬道相连，“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也极少接近大臣。这时，卢生与侯生私下谋议，认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博士七十人“备员弗用”，“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贪权势过甚，故“未可为求仙药”，“乃亡去”。秦始皇为此大怒，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审问诸生，诸生则互相告密揭发，最后由秦始皇亲自圈定了460多人，活埋于咸阳。是为“坑儒”。
关于坑儒，还有另一种说法。秦始皇下令焚书之后，恐怕天下人不服，于是招诸生700人拜为郎。秦始皇暗地里派人在骊山陵谷的温暖处种瓜，用温泉之水浇灌，等到瓜结出后，下诏让诸生讨论此瓜生长的原因。诸生议论纷纷，人言不同。秦始皇下令他们到种瓜现场查看，暗中却布置了弓箭手。当诸生到达现场，正在引经据典争论不休的时候，埋伏的军士乱箭齐发，接着又从上填之以土，把诸生深深埋在谷中。此谷相传在临潼温汤西南3里的地方，叫作马谷。谷的西岸有一大坑，传说即是坑杀诸生之处。
焚书坑儒是秦朝统治者赤裸裸使用权力和暴力来强行统一思想统一文化的愚蠢之举，它不仅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的损失，许多重要的先秦典籍从此失传；更为甚者，正如郭沫若所说：“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自然，我们还应看到，在焚书坑儒的背后，隐藏着的深刻原因在于秦文化与各种被征服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秦始皇的这一举措，纵然可以收到一时之效果，但却无法治本。唐朝诗人章碣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虽不免有绝对化的地方，但也确实道出了历史辩证法的某种法则。
四、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在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以后，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王朝，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统一措施。
统一文字在秦统一之前，文字的形体非常紊乱，同一个字，不仅各国写法不同，就是一国之内，也写法各异。这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不仅使统一的秦国政令不能很好传达，也给各地的文化交流造成了不小的障碍。如秦统一后，诏书至桂林，一般人都不认识。可见，统一文字，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了整理与统一工作，把秦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规定凡“不与秦文合者”，一律停止使用。为了在全国推行这种统一书体，秦始皇还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书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定为官方文字，颁行全国，这就是史书所说的“书同文”。遗憾的是，三篇示范文章均已失传，内容无从得知。
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程邈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为简便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证明秦朝的官方文书已经使用隶书。先秦古字经过这次整理后，字体结构得到简化和定形，这对于推行法令、传播文化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统一货币战国时期不仅各国自铸货币，而且在一个诸侯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其形状、大小、种类、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很不一致，特别是价值不等，换算困难。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为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下令统一全国货币，其步骤是：先对秦的旧币进行整顿，然后以秦国原来流行的币——方孔圆钱为基础，面向全国推广。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废除秦国原有的圆肩足布，把“重一两十二铢”、“重十二铢”、“两”、“重一两十四铢”、“重一两十三铢”等旧钱，改铸为“半两方孔”的有郭圜钱。第二，废除原来在六国通行的刀、布、蚁鼻钱及郢爰等，一律使用新规定的货币。第三，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方孔有郭圜钱为下币，单位为半两，这就是所谓的“半两钱”。
陕西咸阳及关中其他地方出土了许多半两钱，其厚薄、轻重大略相等，证明统一货币的法令已经付诸实施。统一货币克服了过去使用和换算上的困难，也便利了各地商品的交换和经济交流，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圆钱这种形式，在我国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后来才被淘汰。
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以量来说，秦以升、斗、桶（斛）为单位，采取十进位。齐以升、豆、区、釜、锺为单位，前三量是四进位，最后是十进位。秦统一后，把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国，并专门颁发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把它铭刻在官定的度量衡器上，发到全国，作为标准器具。现存咸阳出土的“大良造商鞅量”底面，补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把商鞅所造的标准量器加刻一道诏书颁行出来，作为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同时，还继续执行度量衡定期检查制度，每年二月对全国度量衡器进行鉴定，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
具体说来，秦的度制单位有：寸、尺、丈、引。进位制为：10寸=1尺，10尺=1丈，10丈=1引。
其量制单位有：龠、合、升、斗、桶（斛）。进位制为：2龠=1合，10合=1升，10升=1斗，10斗=1桶（斛）。
其衡制单位有：铢、两、斤、钧、石。进位制为：24铢=1两，16两=1斤，30斤=1钧，4钧=1石。
秦王朝统一度量衡的目的在于保证封建王朝的赋税收入，但对于消除各地割据势力的影响，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刘邦入关与“约法三章”及鸿门宴
刘邦入关与秦王朝的灭亡公元前208年（秦二世2年）秋天，刘邦率领着一支农民起义军，从砀郡出发向着秦王朝巢穴——咸阳进发了。刘邦在途中注意招收陈胜、项羽的散卒，还联合了彭越领导的起义军，收编了贵族刚武侯的军队4000人，合并了原魏国官员指挥的军队，力量不断壮大。
从公元前207年二月到三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在西进中先后攻克了陈留、白马、南阳、宛城，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武关，插入秦王朝的心脏地带。起义军的胜利，使秦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赵高怕秦二世追究军事失败的罪责，派女婿咸阳令阎乐、弟弟郎中令赵成杀死二世，另立二世的侄子子婴，去帝号，称秦王，试图以此来延缓起义军前进的步伐。不久，子婴又杀赵高等人，在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设防。结果，刘邦采用张良的计策，布设疑兵，威胁秦军，又以重宝引诱守将投降，乘其不备大破秦军，攻克扼守咸阳的要塞——武关。接着，乘胜夜攻蓝田，秦军一败涂地。公元前207年十月，刘邦率领义军至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刚刚当了46天的秦王子婴只好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秦始皇传下来的玉玺符节，在咸阳的轵道旁向起义军投降，历史宣告了秦王朝的灭亡。
“约法三章”刘邦进入咸阳后，见到富丽堂皇的原秦宫室，“欲止宫休舍”，经过樊哙、张良的劝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不久，刘邦即“召诸县父老豪杰”，向他们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约法三章”既是刘邦入关后的政治宣言，也是其施政纲领。它是针对“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秦法严苛，所谓“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酷法使人简直无所措手足。如果不是“失期当斩”的秦法，陈胜、吴广岂能揭竿而起！所以刘邦“悉除去秦法”，而代之以“约法三章”，确实是真正抓住了当时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是一个进步的举措。史载，当这一纲领被“告谕”县乡之后，“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甚至“惟恐沛公不为秦王”。
鸿门宴巨鹿之战后，项羽被各路反秦军公认为最高领袖，诸侯皆归属项羽。接着他接受了秦将章邯的投降，并坑杀了20万秦降卒，率领着40万大军浩浩荡荡来到函谷关。先入关中的刘邦早已派兵守关，项羽破关而入，至于戏西，驻军新丰鸿门（今属陕西临潼）。刘邦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告诉项羽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听罢大怒，决定第二天就出兵，进击刘邦。当时，刘邦只有10万人马，双方力量悬殊。项羽的谋士范增也乘机进言，说刘邦原在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应该“急击勿失”！霎那间，骊山上空乌云密布，正酝酿着一场大厮杀。
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谋士张良的好朋友。他担心一旦开战，难免玉石俱焚，所以连夜赶到刘邦军营中会见张良，告之以实情，约他“与俱去”。张良急忙将此消息告诉刘邦，刘邦听罢大惊，连连只说“如之奈何”，不知所措。后来还是用张良之策，与项伯相见，极力陈述自己入关后“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的实情，请求项伯在项羽面前“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并亲奉卮酒为项伯祝寿，“约为婚姻”。刘邦一番表白，使项伯不仅答应，而且替刘邦出主意，让他第二天“早自来谢项王”。项伯当夜便赶回军营，把刘邦的话告诉给项羽，并为刘邦开脱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妇人之仁”的项羽竟然“许诺”了这件事。于是骊山上空密布的战云开始悄然散去。
第二天，刘邦带着“百余骑”来见项羽，向项羽道谢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却。”项羽听了这话，心里美滋滋的，竟然脱口而讲：这都是你属下左司马曹无伤对我说的，不然，我“何以至此”！接着，项羽在军中设宴招待刘邦，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宴会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多次给项羽使眼色，又举所佩玉玦向项羽示意再三，让他下决心把刘邦杀了，“项王默然不应”。范增无奈，便叫来项羽从弟项庄，让他借敬酒为名请求舞剑助兴，趁机在席间杀死刘邦。不料，项庄拔剑起舞后，项伯也连忙拔剑对舞，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刘邦，使“庄不得击”。
在此情况下，张良到营门外找见樊哙，告以宴会之状，说：“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樊哙听罢深感情势紧迫，遂带着剑、盾闯进营门，来到宴会厅，掀开帏帐西向而立，圆睁两眼瞪着项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发现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立刻手按剑柄跪直身子警觉地问道：“客何为者？”张良回答说：“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羽连称“壮士”，先赐“卮酒”，再赐“彘肩”，并问樊哙：“壮士，能复饮乎？”樊哙乘势回答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接着他从秦施暴政引起天下反叛，楚怀王与诸将所立的“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的约定，讲到刘邦破秦入关，一丝一毫的财物不敢取用，封闭宫殿仓库，等待大王到来的事实，并对派兵把守函谷关作出解释——“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最后他略带指责的口气说：“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这一席话竟使项羽无言以答，他只是尴尬地对樊哙说：“坐，坐！”
不久，刘邦起身装做去厕所。他丢下车仗，“脱身独骑”，由樊哙、夏侯婴等人持剑盾步行保护，从骊山下取道芷阳，走捷路逃回自己的军营，而让张良留谢项王。
张良估计刘邦抄近路已到军中，便入帐向项羽谢罪，说：“沛公不胜杯，不能辞。谨使臣奉白璧一双，再拜谢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羽问：“沛公安在？”张良说：“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羽遂接受了白璧，把它放在座位上。范增接过玉斗，便把它扔到地上，“拔剑撞而破之”，说：“竖子不足以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刘邦回到军中，立即杀掉了向项羽通风报信的曹无伤。
鸿门宴是秦亡后反秦义军内部两大政治集团之间首次以特殊形式进行的较量。表面上看，项羽是胜利者，而实际却是失败者。从某种角度看，这是日后楚汉相争的一次预演。项羽虽然占有绝对优势，但却斗不过处于劣势的刘邦。可以说，楚汉相争的结局，在鸿门宴上已经显示得一清二楚了。这里，人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项羽分王、火焚咸阳及三秦王的败灭
咸阳之火鸿门宴后不几天，项羽率兵西屠咸阳。他先杀秦降王子婴，然后放了一把大火，“火三月不灭”，将经营了百余年的秦都咸阳的宫室化为灰烬。这一则说明了秦宫室面积之大，连续3个月的大火仍然没有烧完；二则也反映了这把大火破坏的严重。
项羽的这把大火，既充满着原六国贵族对秦报复的仇恨，也包含着以农民为主的广大民众对秦暴政的痛恨。就其对于古代文化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而言，远远超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因为秦之焚书，毕竟只烧了民间的书，大量的官府藏书并不在焚烧之列。刘邦入咸阳后，萧何曾收丞相御史图书，但所收仅为政府档案资料，不包括博士所藏的文化典籍，这部分书一直完整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内。是项羽的一把大火，将它们统统付之一炬。
由于大火烧在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所以它对古代陕西的破坏更具有直接性。矗立在关中地区的大量的宏伟建筑群，基本上化为焦土，片瓦难存，古代陕西文明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洗劫。
分王十八火烧咸阳之后，项羽以能否紧跟自己为标准，一下子分封了18位诸侯王，然后取得大家承认自己为“霸王”。项羽所分封的18位诸侯王中，雍王章邯，都废邱（今陕西兴平），辖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塞王司马欣，都栎阳（今陕西临潼武屯），辖关中东部及商洛；翟王董翳，都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辖陕北及甘肃宁夏东部。原来的秦地被一分为三，号称“三秦”。而按照原来楚怀王与诸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应该被立为关中王的刘邦却被项羽封到巴、蜀、汉中地区。
三秦王败亡几个月后，汉王刘邦趁项羽无暇西顾之机，接受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建议，一方面派樊哙公开重修褒斜栈道，以吸引三秦王的注意力，一方面派韩信悄悄统率精兵从今勉县林口子间道北上越过秦岭太白山到陈仓（今陕西宝鸡），突袭关中。章邯急率雍军迎战，但遭失败。汉军势如破竹，一举攻下咸阳，章邯只得退保废邱孤城。韩信用水灌城，章邯被迫自杀。刘邦又派兵分路进击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不到3个月时间，关中地区重又回到刘邦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