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都长安城的营建及规模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把国都的选定，都看成是极其重要的大事。因为国都定在哪里，哪里就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刘邦在定都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他面临着几种选择：一是沿袭故秦的传统，定都关中；一是出于对周王室的崇敬，定都洛阳。洛阳并不是都城最理想的所在地，“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而关中地区“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权衡之后，刘邦决定建都关中。但是秦都咸阳早已遍地焦土，而另建新城客观条件又不允许。恰巧渭河南岸长安乡一座秦的兴乐宫，未被项羽的大火烧毁，这里就成为新都的基址。
兴乐宫为秦始皇在关中的离宫之一，周回200余里，规模相当可观。内有始皇二十七年修筑的高40丈的鸿台，台上楼观屋宇高耸入云，还有大夏殿以及鱼池、酒池等。汉廷派少府阳城延将此宫加以修葺扩建，并更名为长乐宫，作为汉帝处理政务及常居之处，从而开始了汉长安城最早的营建工程。
汉高帝六年（前201年），更名咸阳为长安，这样，就正式确定了国都的城名。次年年始，长乐宫建成，刘邦在此举行朝会，长安的首都功能实际上已开始发挥。不久，“丞相已下徙至长安”。
长安城的早期营建除将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外，另一项目是新建未央宫。工程仍由少府阳城延具体负责，但却由丞相萧何亲自主持监造。汉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未央宫粗具规模，“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刘邦视察时见这些建筑十分壮丽，甚怒，就批评萧何“治宫室过度”。萧何用“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作答，才使刘邦转怒为喜，“徙都长安”。从此，长安正式揭开了它作为西汉首都的历史。
不过，从总体上看，当时长安的规模还很小，在长乐、未央两宫以外，基本上是一片旷野，甚至连城墙也没有。惠帝时期，长安城进入营建的第二阶段，主要是筑城墙，建西市。
城墙始建于惠帝元年（前194年）春正月。3年后，又“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工程进行了整整一个月。同年六月，又征发诸侯王列侯徒隶2万人筑城。五年（前190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工程仍旧集中进行了一个月。到这年九月，整个筑城工程全部结束。“其进程大概是从城的西北方起，先筑西墙，再筑南墙，又筑东墙，最后筑北墙”。今考古实测，其周长为2.51万米，合汉代62里强，与文献记载的“六十三里”说基本相吻合。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城墙因迁就长乐、未央两宫的已定位置，故有多处曲折。北城墙主要由于渭河河道的限制，也有许多曲折、偏斜。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高在12米以上，下部宽为12米—16米。
长安城内有9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九市之名，今人考证略有歧异，所得市名计有东市、西市、南市、北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高市、槐市、四市等，实际已超过九个，可能“九”是极言其多之意。这充分反映出当时长安的商业贸易已比较活跃。
长安城营建的第三阶段是武帝时期（前140—前87年）。其主要工程有：在西面城外建建章宫，在长乐宫北面建明光宫，在未央宫北面建桂宫，增修北宫，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等等。
建章宫建于太初元年二月。当时柏梁殿发生火灾，武帝听信粤巫之言，按粤俗“复起大屋以压之”，于是有此宫之修造。由于在西汉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兴建，故“营宇之制”及豪华程度均在未央宫之上，号称千门万户。其正门在南面，名“阊阖”，意即“天门”，因以玉为饰，又称“璧门”，凡三层。左凤阙，高25丈，上有金凤，故名，又名圆阙。右神明台，为武帝祭祀神仙之所，台上立铜柱，柱上有一巨大的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清露。宫南有玉堂，其内殿12门，阶陛皆用玉石做成；又铸5尺高的铜凤，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宫中还有许多殿堂，其中奇华殿专门陈列外国奇物及外国使节的贡品。宫北有太液池，即一大型人工湖。“太液者，言其津润所及广也”。池“中起三山，以象瀛州、蓬莱、方丈，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整个建章宫，“周回三十里”，有“飞阁”与未央宫相通。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郊三桥镇至西柏梁村和孟家寨一带。
明光宫建于太初四年秋，“南与长乐宫相联属”。桂宫“周回十余里”，“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宫中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金陛玉阶，尽夜光明”。因武帝置四宝物于桂宫，故“时人谓为四宝宫”。今西安北郊夹城堡东有一夯土台，当地居民叫凤坡，可能即桂宫明光殿遗址。北宫“周回十里”，在桂宫之东。“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广五十步，珠帘玉户如桂宫”。从文献记载来看，这里与桂宫常作皇后废处、退居之所。
上林苑系沿用秦的旧苑旧名。秦上林苑在渭南，范围较小。汉初，曾开放秦的苑囿园池，令民耕种。建元三年（前138年），武帝在秦苑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使之成为北临渭河、南依秦岭、东起蓝田、西到周至的一个广袤数百里的古代皇家苑囿。这里既是由宫殿、园林与大自然巧妙结合的帝王享乐处所，也是规模浩大的植物园和野生动物园。文献记载，全苑划分为36个小区域的苑囿，共有12宫、25观以及苑门12道。
昆明池是上林苑中最大的人工湖，“周回四十里”。元狩三年（前120年），武帝为准备同昆明国（今云南晋宁一带）作战训练水军，并解决漕渠水源和首都供水不足问题，在长安西南沣、潏二水之间开凿此池。“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中置戈船数十艘，楼船百艘，操练水军。又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还置龙首船，令宫女泛舟池中，池旁竖立两石人，左牵牛，右织女，以象天河；另还有长3丈的石鲸，传说“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池中矗立着巍峨壮丽的豫章观（昆明观）。昆明池遗址在今长安区西斗门镇东南一带。
二、汉武帝与茂陵
中国古代帝王即位以后，几乎是马上便着手为自己建造最终的归宿之处——陵墓。汉武帝刘彻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位长达54年，占了西汉王朝1/4的时间，而他的陵墓也建了整整53个年头。
武帝陵称作茂陵，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镇策村，此地西汉为槐里县之茂乡，故名茂陵，是咸阳原上汉帝陵中最西的一座。因为武帝统治时期，西汉国力鼎盛，加之武帝本人好大喜功的个性特点，所以茂陵被建成为西汉帝陵中最大最雄伟的一座。每年王朝赋税的1/3，都被用来筑陵。
茂陵的雄伟，首先表现在其封土的高大。《长安志》卷14引《关中记》称：“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保存至今的茂陵封土呈覆斗形，全用夯土打筑，底部东西边长229米，南北边长231米，顶部为40米见方的平顶，高46.5米，在西汉诸帝陵中为最高大。以高大的封土为中心筑有方形陵园，其东西长430米，南北宽414米，四面中央各辟一门，门外置双阙。经今实测，每对门阙间距12米—16米，每个阙址面宽38米，进深9米，残高3米。
茂陵的雄伟出众，还反映在其合葬、陪葬墓的数量多、规模大、等级高等方面。茂陵西北525米处为李夫人墓，陵高24.5米，中腰内收，形成二层台，即重台，名叫“英陵”，或称“集仙台”、“习仙台”。李夫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以能歌善舞而取得武帝宠爱，不幸年纪轻轻便离开了人间，武帝一直思念不已，破格令其“异穴合葬”于茂陵。在茂陵之东，有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董仲舒、公孙弘、李延年等20余座陪葬墓。这些墓主，多为西汉着名的文臣武将。其中霍去病墓还堆放有大型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牛、伏虎、卧象、石蛙、石鱼等等，均由天然巨石雕成，手法夸张，线条简洁明快，造型生动逼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大型陵墓石刻艺术珍品。考古工作者曾在被当地群众称作“羊头冢”的陪葬坑中出土镏金马及镏金、镏银竹节熏炉等230多种稀世珍宝，由此更可看出茂陵陪葬墓的宏大规模。
除了高大的封土、众多的高级陪葬墓之外，茂陵的礼制建筑也极其恢弘。考古勘察表明，茂陵东南部有大片建筑遗址，着名的白鹤馆遗址即在其中。白鹤馆周围5里，是武帝用于“驰逐走马”的地方。此处现存夯台基址一处，东西53米，南北41米，高5米。遗址以东有一条南北向的沟渠，沟西曾出土巨型玉铺首、琉璃璧、画像砖和各种文字瓦当。青玉铺首，面饰浮雕，精致异常，应是大门上的装饰物。面径19.3厘米的12字瓦当，四周文字为“与民世世，天地相方”，中央为“永安中正”，当为寝殿遗物。依此推断寝殿建筑当在这一带。
武帝之世，厚葬之风甚盛，故茂陵玄宫内殉葬品极为豪华。相传武帝身穿的金缕玉衣、玉箱、玉杖和他生前所读的杂经30余卷，盛入金箱，也一并埋入。由于茂陵营筑时间长，及武帝葬时，“其树皆已可拱”，陪葬品堆积得再也放不进去。西汉末，农民起义军打开了茂陵的羡门，成千上万的义军搬取陵内陪葬品，数十天后，“陵中物不能减半”，由此可见陵内从葬品之丰。
为了保护帝陵，特在陵区设置县邑，并3次徙民。所徙居民为全国各地的豪杰、官吏和家产300万以上的家族。这样，就使茂陵邑聚集了当时天下一大批富翁，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并在政治上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茂陵邑的特殊地位，当时相当多的社会名流也迁居到此，如思想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史学家司马迁等等。学者认为，茂陵邑繁华景象甲天下，实际人口“至少在30万人以上”。
三、富民强国的关中水利工程
自西汉定都长安后，关中便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这里的农业生产直接关系着京城的粮食供应，因而统治者对关中的农田水利建设极为重视。另外，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维持汉帝国庞大的财政开支，还必须把关东地区大量物资漕运到关中，这也逼迫着统治者不能不设法完善关中的水利工程。武帝统治期间，国家富强，于是在关中大兴水利，修建了着名的关中六渠。
关中六渠，指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与成国渠。元光六年（前129年），主管王朝财政的大司农郑当时向武帝建议，自长安到黄河修一条人工运河，以解决漕运问题。武帝十分赞赏这一计划，下令让齐人水工徐伯勘察设计，征发数万人开渠，“三岁而通”。这条与渭水平行的运河即漕渠。它经过今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在潼关附近入黄河，全长300余里。过去漕运溯渭水而上，渭河沙多，流量变化无常，河道蜿蜒曲折，由长安至黄河长900余里，航运需时6个月。改由漕渠运输后，路程只有原来的1/3，时间节省一半，3个月可达，且航道较直，航行方便。另外，漕渠还可供灌溉，民田受益面积在万顷以上。
约在元朔、元狩之交（前123—前122年），严罴向武帝奏言，建议由北而南修一条引洛河水的灌渠以提高农业产量。武帝照准了这一建议，于是征发万人，自征县（今陕西澄城南）引洛河水开渠。渠道所经商颜山（今铁镰山）一带，土质疏松，渠岸容易崩塌，修渠的劳动群众因地制宜，发明了“井渠法”。这一开渠技术，类似现代的燧洞竖井施工法，在地面上打成许多井，在地下修建暗渠使井井相通，水流井下暗渠中。此法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域，被称为“坎儿井”技术。因开渠中获得“龙骨”（当为恐龙粪化石），故取名“龙首渠”。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渠基本建成，后虽未能发挥显着效益，但所创井渠法不失为水利史上的一项伟大创造。
元鼎六年（前111年），主持畿辅行政的左内史儿宽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灌溉郑国渠原来浇不上的“高之田”。即在秦郑国渠的基础上增修6条辅助渠道，使郑国渠的灌溉体系更加完善。
太始二年（前95年），赵中大夫白公奏请修建引泾灌渠。其“首起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尾入栎阳（今陕西阎良火车站附近），注入渭水，流经今泾阳、高陵、三原、临潼诸县，全长200里，可灌溉田地4500余顷。此渠因白公首议建造，故名“白渠”。整个工程规模宏大，建成后与六辅渠、郑国渠构成了渭北地区完整的灌溉系统。后人们将这些渠合称作“郑白渠”，其对于关中地区农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成国渠与灵轵渠，都是引渭工程。成国渠从今眉县杜家村开始，东北向流往上林苑蒙笼渠，全长200余里，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咸阳一带上万顷农田。灵轵渠起于周至县轵原下，灌溉今周至、户县一带农田万顷左右。
关中六渠的兴建，是古代陕西水利史上的壮举，大大促进了汉代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航运事业的兴盛。
四、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
中西交流的历史起始甚早。《山海经》里“夸父追日”很可能反映了原始社会一次溯河、渭而上，朝西北方向的大规模交通活动。《穆天子传》中关于周穆王乘八骏之车，溯黄河，登昆仑，会见西王母的传说，则生动反映了古代人们进行中西交往的愿望。应该说，书中对西方风物的记述，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西部地区所具有的丰富知识。
秦汉时期，所谓“西域”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与汉相接，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广义的西域，包括了今新疆、中亚以及更远的地方，而狭义的西域仅指天山南北一带地方。
西汉初年，西域共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具体而言，南道有楼兰（后称鄯善）、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北道有车师、焉耆、龟兹、姑墨、疏勒等国。最大的龟兹国有8万人，最小的依耐（今莎车西南）仅670人，一般为几千人到二、三万人。西域各族人民，多数过着农耕生活，少数以游牧为生。那时，活动在北方一带的匈奴族经常侵扰汉边境，成为严重的边患。为了有效地抵御匈奴的侵扰，汉武帝从一个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后，便立即决定招募使者前往，以实现其“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武帝的募召，得到了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县）人张骞的积极响应。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率堂邑父等100多人从长安出发，中途经过匈奴人控制的地区时，被匈奴扣留了。匈奴以女嫁张骞，想使之变节投降，张骞坚贞不屈，一直被扣10年。后来，他乘机逃脱，继续西行，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当地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生活已获安定的大月氏人不愿东返与匈奴为敌。张骞未能达到联合之目的，只好东返，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公元前126年，张骞乘匈奴内乱，才和堂邑父返回长安。
张骞此次出使历尽了千辛万苦，虽未达到预期之目的，但了解到了西域的地理、物产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情况，也了解到西域各族很想和汉朝往来。他把这些情况向武帝详细地做了陈述，为制订打败匈奴的计划和发展东西方交往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资料。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而且，张骞的返回更加激发了武帝西进的热情，此后，他下令开始了一系列广求西域通道的活动。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通往西域的道路终告畅通。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封张骞为中郎将，再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300多人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一万头牛羊，以及大量金、银、丝绸礼品，“价值千百万”。张骞顺利到达乌孙，受到国王昆莫的热情接待。由于乌孙国内部意见不一致，联络乌孙东返夹击匈奴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乌孙与汉的友好关系从此建立起来。张骞在乌孙，分别派遣副使去大宛、月氏、康居、大夏、安息等国，送礼通好。公元前115年，张骞同乌孙国王使者数十人回到长安，这是西域到达中国内地的第一批使者。公元前114年，张骞去世，他派往西域各国的副使，也先后由各国使臣陪同返回长安。汉与西域的友好关系，终于建立起来。
司马迁把张骞的西域之行，称之为“凿空”。“凿空”一词，古人曾作解释说：“凿，开；空，通也。张骞开通西域道。”又解释说：“谓西域险厄，车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现代着名史学家范文澜则解释为“探险”。这一解释远远超过了古人，是极其准确的。张骞“凿空”的行动，意义重大，由此而开拓的西域通道，以后发展为着名的“丝绸之路”，谱写了世界古代史上绚丽的一页。
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丝织品从首都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新疆，运到安息（今伊朗），然后再转运到西亚、地中海沿岸各国和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这条商路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西方各国的使者、商人经常往来于这条大道上。汉使把西域的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种子带回长安。西域各族人民也从汉朝得到丝织品和铁器，并向汉族人民学会了铸造铁器和凿井的技术。汉朝同西域的经济交流，丰富了西域和汉族人民的生活。在文化方面，汉朝的封建文化传到西域，对各国发生了重要影响。西域的乐曲、乐器、舞蹈、印度的佛教文化、希腊的绘画艺术，后来也由这条道路陆续传入中国，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光彩。
五、绿林、赤眉转战关中
王莽统治时期，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连首都长安附近也是“盗贼麻起”。为此，王莽专门“罢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这当然阻止不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分散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绿林、赤眉二军从中脱颖而出，形成两大主力。绿林军始起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王匡、王凤为首，组织鄂西饥民聚集于绿林山（今湖北钟祥、京山、随县三县间的大洪山），公开反莽。一度因逃避瘟疫，分兵两路转移。一支是王匡、王凤率领的“新市兵”，入南阳郡。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入南郡，号“下江兵”。不久，陈牧、廖湛率“平林兵”前来投奔，于是鄂北豫南成为绿林军的活动范围。赤眉军则兴起于天凤五年（18年），以泰山为根据地，推樊崇为首领。由于全军上下均将眉毛涂为红色以为标识，所以被称作“赤眉军”。他们数度重创莽军，成为活跃在山东及其交界苏、皖、冀、豫诸省区的重要反莽力量。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包括刘玄、刘演、刘秀在内的南阳宗室力量加入绿林军。次年二月，刘玄被拥立为帝，建立更始政权，以复兴刘氏江山为号召。一时之间，“海内豪杰翕然响应”，长安为之大震。
昆阳之战后，更始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领向洛阳进发，攻下洛阳后与赤眉及河北诸路起义军取得联系，联合反莽；一路由申屠建率领取道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向关中挺进。
在此稍前，几十万饥民蜂拥进入关中，在东方田野里吃光了庄稼的蝗虫，也铺天盖地由东向西一路飞往长安。未央宫的殿阁也爬满了蝗虫，以至于大臣无法上朝。几十万饥民入关，吃饭成了大问题。王莽异想天开，派遣大批谒者、大夫前往抚恤，教饥民用草木煮成酪浆充饥，但事实上这种酪浆根本无法食用。同时，王莽又设置养赡官，给长安等城市中的饥民发放少得可怜的粮食。监领粮食的大小官吏乘机中饱私囊，结果几十万饥民饿死了十之七八。京城里粮食价格飞涨，人心惶惶。王莽面对困境一筹莫展。他除了一面大肆搜刮，纵情享乐外，就只有祈求鬼神，崇尚迷信，妄图侥幸逃避厄运。
申屠建率西路军进抵武关，早有淅县（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率百余人起兵响应，迫使淅县县令投降，自称“辅汉”左右将军，打通了武关通往长安的道路，迎接更始军入关。于是长安“大姓”纷纷拥众自保，各路反莽军云集长安城下。王莽宛如瓮中之鳖，不知所措。有人告诉他《易》中有“先号咷而后笑”的经义，建议他用哭向上天求救。于是王莽竟真的亲自率领满朝文武大臣，赶奔南郊，向上天祷告。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匍伏于地，捣蒜般地叩头哀告，并作策书千余言，历数自己的功绩，以求感动天帝。为了增加效果，他下令向陪哭的小民布施粥饭，哭声甚为悲痛并能诵读策文的人则可授予郎官。一时间南郊哭声惊天动地，结果居然有5000多人升为郎官，演出了一场亘古罕有的闹剧。
为了保命，王莽一方面拜9人为将军，号称“九虎”，率军东出，以求一逞；一方面又把“九虎”的家属扣为人质，以防他们叛变。他平日聚敛无数，临战对士兵却每人仅赐4000钱。这支心怀不满、毫无斗志的军队一到华阴县回谿，即被邓晔击溃，九虎战死六虎，余部逃到渭口京师仓中，不再出战。走投无路的王莽只得把监狱中囚徒放出，发给武器，由新婚皇后之父史湛统领上阵。不料军队行至渭河桥，囚徒们便一哄而散。其中部分人还联合起来挖了王莽老婆、儿子、父亲、祖父的坟墓，烧毁了棺椁以及象征王莽德政的九庙、明堂和辟雍。十月初一，更始军攻入宣平门。王莽死党王邑、王林负隅顽抗，先后被击败。十月初三，穷途末路的王莽被商人杜吴刺死，校尉公宾割下了他的首级，他的尸身被愤怒的士兵斫为数段。至此，王莽和他创立的新朝一起覆亡了。
更始二年（公元24年），申屠建等迎接更始帝刘玄迁都长安，长安市民热情迎接更始帝进京，希望他的到达能带来繁荣与安宁。谁知更始帝入京后，生活腐化，部下争权夺利，四处掳掠财物，奸淫妇女，令关中士民极度失望。
更始二年冬天（公元24年），赤眉军分兵两路扑向关中。次年正月，会师于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六月，进入郑县（今陕西华县）。樊崇接受建议，拥立了年仅15岁的放牛娃，也是刘氏宗亲的刘盆子为帝，与刘玄相抗衡。
此时长安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更始三年（公元25年），被更始帝派出据守河东的王匡、张卬被刘秀部将邓禹打败，狼狈逃回长安。见赤眉军已入关，军威雄壮，便商议：长安迟早要破，不如趁此时把长安劫掠一空，东归南阳；如不行，就重新做强盗。他们共同劝说刘玄依计去办，遭到刘玄严词拒绝。于是张卬等密谋，想乘立秋祭日时劫持更始帝，强迫他一起行动。不料密谋外泄，刘玄托病不出，并召张卬等入见，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张卬等也疑心有变，突出宫外，便率兵劫掠东、西市，并烧毁宫门而入，同刘玄的士兵大战于宫中。清晨，刘玄率妻子与部下百余名，投奔驻守在新丰的外戚赵萌军中。赵萌支持刘玄，击败王匡、张卬重入长安城。王匡一咬牙投降赤眉军，并引导赤眉军于九月攻破长安城，更始帝出逃高陵。十月，刘玄投降，被封长沙王，但不久就被人勒死。
赤眉取代更始，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重蹈覆辙，继续大肆抢劫市民，焚烧民居。十分繁华的长安城，化为一片废墟，城中饿死者多达数十万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一月，因粮食耗尽，赤眉只得撤出长安，西进觅粮。绿林、赤眉在关中的混战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