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名家，首推班马
《史记》的开创之功基本上按照秦朝模式建立起来的西汉帝国，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统治相对稳定，经济实力空前增强，从而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当时的史官，受时代的激励，深感必须承继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的传统，改变自获麟以来数百年间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的局面，论载汉兴以后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业绩，以不废天下之文。这当中，司马谈及其子司马迁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司马谈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10年，学识渊博，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其熏陶下，司马迁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10岁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书。长大后，更是广学百家，博览群籍。从公元前126年开始，司马迁开始游历大江南北，也就是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司马迁游历重点在南方，“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早年在西汉政府任郎中，虽说郎中位卑人轻，但司马迁本人才华横溢，所以很受赏识。他参与了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如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狩猎秦中、出使巴蜀等。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危，遗言司马迁一定要继任太史令，完成自己的未竟之志。公元前98年，《史记》的撰述工作进入高潮时期，突然飞来横祸，司马迁身受株连，被下狱受腐刑。这场惨祸对《史记》的创作来说是一个动力、新起点，激励司马迁“成一家之言”。
司马氏父子在撰述《史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史家责任感，正是当时史学要求突破原来的模式，寻求大发展大前进的时代趋势的反映。这一时代的使命，最终以司马迁继承父命，撰成《史记》这部划时代的巨着而得以实现。
唐刘知几的《史通》将“诸史之作”析为“六家”，然后统归“二体”，并讲：“载笔之体，于斯备矣”。所谓“二体”，即“编年体”与“纪传体”。而《史记》则是“二体”中“纪传体”的鼻祖，其开创之功，可归结为如下三方面：
首先，《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史法，或曰以人物传记为主干的史书形式。
《史记》以前的各种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或编年，或记事，或记言，却没有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展现历史进程的。《史记》正好与此相反，全书骨干由12本纪、30世家、70列传构成。“本纪”是帝王的传记，以此作为全书的根本、纲纪，即以主宰天下的帝王为中心来编排一个时代的历史。12篇帝王传记前后连贯，首尾相衔，构成历史的主线。“世家”是诸侯王的传记。由于诸侯王分封在不同地区，所以这部分实际是以诸侯王为中心的地区史。“列传”是各类重要人物的传记。通过记载这些人物的活动，展示一个时代历史的细部。就规模和层次而言，本纪最大最高，世家和列传依次降低。这样一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形式，被称作“纪传体”，是以前从来没有的。纪传体史书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主的结构，与当时形成的金字塔形社会政治结构完全一致，它适合于更有力地表现秦汉帝国大一统的雄姿和威容，能够大大凸显贤君明主、忠臣义士的地位，特别是突出帝王的作用，因此它较编年体等其他史书形式更能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史学也就在满足了这一需要的前提下，大发展大前进了。
其次，《史记》开创了通史这一史书体裁。
《史记》以前的史着，如《左传》是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国策》、《国语》是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此外，还有以文告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然而却没有一部长时间跨度的通史。《史记》的问世，结束了这一局面。《史记》所述，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作者所处的汉武帝时代，时间长达3000年之久。书中改变了以往史着记一事一言或单线条记述的做法，而从时、空两个方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同时展开，众多人物和事件交错叙述，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样一部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脉络分明的通史的出现，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造。这里，固然不可否认当时出现如此一部通史巨着的时代必然性，但作者的创新勇气、聪明智慧和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史记》开创了无所不包的“大历史”史书体例。
所谓“大历史”，是指广义历史，即认为历史不仅仅只限于社会史，而且还包括自然史。在古代，固然没有“自然史”、“社会史”一类的概念，但却有从“大历史”角度去考察历史的史观，有按“大历史”规格撰写的史着。《史记》就是这样一种“大历史”史着的开创之作。其“大历史”的体例，则具体化为“书”这种形式。“书”是《史记》中很特殊的部分，实际上是一种专门史。《史记》中共有8书，其上自天文，下到地理，囊括“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充分展现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历史”格局。诚然，《史记》之前，有些史着如《左传》，也有某些自然史方面如天象、灾异等记录，但却是零碎的、分散的，范围和数量皆很有限，远不能同《史记》中的“书”这种已经上升为专门史的系统论述相提并论。《史记》开创的无所不包式的“大历史”史书体例，对中国史学影响十分深远。以后的历代正史，差不多都有“天文志”，特别是宋代郑樵所撰的《通志》的“二十略”，自天、地、人、礼、乐、书，到经济、政治、法律、艺文，乃至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几乎应有尽有。如此博大的气魄和规模，显然是《史记》“大历史”体例的继承和发扬。这无疑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以上只是从总体上论说《史记》的开创价值。实际上，《史记》的创造，《史记》的第一，还有很多。如《史记》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史学理论体系，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第一次从中国史的角度描述中原地区以外的历史，其视野第一次移向南越、东南亚，到达今新疆、中亚地区。《史记》第一次把历史活动的主体从政治家、军事家扩展到商人、医生、游侠、占卜者，甚至农民起义的领袖及刺客。《史记》第一次提出了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几千年来不管有多少次内乱、分裂，有多少次外敌侵略，中华民族始终打不散，分不开，与此有绝大关系。《史记》第一次在史书中设“表”，以表格形式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和特殊历史时期，作更为细致的描述。《史记》第一次在书中为作者本人立传，使史学家也成为被研究的对象，等等。当然，这些创造和第一，原则上来看，皆从属于上述的三大方面，是一些更为具体的细节问题。
《汉书》的价值《汉书》的作者班固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齐名的两位史学家，他们对我国封建史学体系的创立，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过去旧史家扬马抑班，或扬班抑马，都失之偏颇，不足为训，应该说各有短长。近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司马迁的文章比较多，相形之下，关于班固的文章却比较少，是否还有点扬马抑班的倾向，不敢妄加评说。但不论前人的长处和短处，我们都应该加以认真地研究，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1）创立了断代为史的史学体例
班固所着《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全书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
这四个部分的形式和内容虽各有不同，但是综合起来看，却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历史。唐代史论家刘知几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现在保存下来的纪传体的“二十五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断代为史的体例。这种体例，虽然有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的缺陷，但如果把所有的断代史一代一代地连接起来看，也可以弥补这种缺陷。然而这种体例的优点却很多，它不仅便于及时地保存和整理史料，更重要的是其容纳量极大，即所谓“包举一代”，举凡一代的历史内容都可以包罗进去。解放后盛行的章节体，不论通史还是断代史，都着重于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点应加以肯定。但由于这种体例的限制，有许多内容写不进去，致使本来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变成干巴巴的没有血肉的几根骨头。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种新的史学体系，像《汉书》这样能够包罗一切的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仍值得我们作为参考或借鉴。
（2）开拓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领域
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武帝太初以后，缺而不录。班固的《汉书》不仅增补了武帝以后至平帝的一段历史，而且对武帝以前的历史也进行了一番加工整理和修改补充。仅就占有资料来看，《汉书》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史记》。例如《汉书》中的《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都是《史记》所无，而为班固新创立的篇目。《史记》不为张骞立专传，事迹附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后，叙述简略，《汉书》特为张骞立专传，给予这位对中西交通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史记》的《大宛传》，《汉书》则扩充为《西域传》，详细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汉朝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争夺战争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这些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各兄弟民族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汉书》在帝纪中增载了许多重要诏令，贾谊、晁错、董仲舒、路温舒、邹阳、枚乘、韩安国等传中，增加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的奏疏，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和《贤良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路温舒的《尚德缓刑疏》，贾山的《至言》，邹阳和枚乘各自写的《谏吴王书》以及韩安国和王恢关于征伐匈奴的争议等等，这些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不过，《汉书》在中国史学上影响最大的还在于它的十志。梁人江淹认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一般说，志贵在博而约，比较难作。《汉书》十志取法《史记》八书，但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对汉代史事的记载，更为详备，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食货志》为研究周代以来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发展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系统地叙述了战国秦汉的水利建设，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是一篇重要的古代治河文献。《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着作，它不仅限于西汉地理，而且上溯先秦；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户口山川、风俗习惯以及地方海外交流，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以及地方志、地理学史的先河。《礼乐》、《郊祀》、《刑法》三志记载了秦汉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艺文志》论述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和是非得失，不仅是目录学的开端，而且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思想文化史资料。《律历》、《五行》以及后续的《天文志》虽然掺杂了一些封建迷信思想，但仍不失为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汉书》十志不但为后世的史志所取法，而且也为《通典》、《通考》、《通志》一类政书体史书创立了楷模。今天随着史学发展，仅有几部通史、断代史是很不够的，还要开展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例如经济史、水利史、地理学史、政治制度史、军事史、法制史、思想史、文化史、自然科学史等等。这些专史，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都和《汉书》十志有着历史渊源的关系，也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作为编写各种专门史的借鉴。
（3）求实致用的史学思想
在《贾谊传》中，班固根据贾谊的着述，从中“掇其切于世事者着于传”；《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着于篇”；《董仲舒传》“掇其切当时，施朝廷者着于篇”；《严朱吾丘主父乐徐严终王贾传》“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着明，故备论其语”。由此可见，班固选择史料的标准，是为了“切于世用”，并非单纯为作史而作史。正因如此，他对史料的真伪，也进行了大量的考辨工作。例如《东方朔传》，由于后世好事者，多“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真伪难辨，乃根据刘向《别录》所载，详录朔的文辞和着作书目，并郑重指出：“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所传他事，皆非也。”《张汤传》说：“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朱云传》赞说：“世称朱云，多过其实。”《韦贤传》说：韦孟《讽谏》，乃“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汉书》中《志》的部分考辨之处更多。如《律历志》删去刘歆等为歌颂王莽功德所奏的“伪辞”，“取其正义着于篇”。《艺文志·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也。”其他十分荒谬或伪迹明显的篇目，则斥之为“迂诞，依托”、“后世所加”等语。班固这种对待史料“求实”、“致用”的慎重严肃态度，和我们主张的求实致用自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他能努力达到他所能达到的高度，还是对我们有所启发的。
（4）《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汉书》列传中所载的人物，上自王侯将相、儒生、文人、谋士、说客，下至游侠、商贾以及农民起义领袖，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众态纷呈。班固对于这些历史人物，都能利用他所掌握的丰富资料，经过选择提炼，抓住主题，运用文学艺术手法，作了深刻的描写。
如《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在失意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待遇，就写得非常生动，可以说相当充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世态炎凉的丑恶现象。又如《陈万年传》中教子的一段描写，文字虽然不多，但都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封建老官僚善于逢迎拍马、谄媚权贵、卑鄙无耻的丑态。最着名的还是《苏武传》，班固在这篇传记中大力表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品德。通过许多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怕威胁、不受利诱、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李陵劝降一段，更表现了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情操。
明代黄省曾说：“孟坚之史，每传一人，则不特功德言语，了了无遗，描写如画，又且并其形态之状以铺张之。”通过一些具体情节的描写，使一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感情和动态都非常形象地展现出来，确实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汉书》对唐宋以后的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唐朝大文学家柳宗元就是精通《汉书》的，并对其做了很高评价。宋代黄庭坚也曾说过：“久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虽不免有些夸张，但说明它确已成为后代文学家学习的楷模，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确实受了它的一些影响。像《汉书》这样既是历史巨着，又是脍炙人口的文学杰作，还不多见。
二、关中发现的汉代古纸
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从现有的文献及考古资料看，纸的发明，当在西汉。据《汉书·外戚传》，汉时将纸称作“赫蹄”。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曾发现一片麻纸残片，同时出土的还有汉黄龙元年（前49年）的木简，从而断定它属西汉故纸。可惜原物今已无存。1957年，西安东郊灞桥的不晚于汉武帝时期的汉墓中，出土了一些古纸残片。其长宽不足10厘米，但质地细薄均匀，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化验分析表明，这种古纸已经具有早期麻纸的原始结构要素，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由此可见，在西汉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已从敝帛恶茧制絮纸的经验中，摸索到了用更为廉价易得的麻头等植物原料造纸的新途径。此后，西汉纸又多次被发现，如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的文景时期的墓群中出土的绘有地图的纸，在扶风中颜村窖藏中发现的约属于宣帝时期的纸及平帝时期的纸等。尽管西汉已经有纸，但当时纸的使用并不普遍，帛绢竹木简还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纸的开始普及，是东汉蔡伦进一步改进造纸术之后。当然，蔡伦纸的诞生地并不在陕西，可是蔡伦的封地却在陕西，而他的葬地也在陕西。因此，在造纸技术发展史上做出划时代贡献的蔡伦，与陕西还是有着不解之缘的。今陕西洋县龙亭铺蔡伦墓后的明月池，传为蔡伦造纸的洗纸池；洋县的纸坊乡，传为蔡伦造纸处。从这些遗迹分析，估计公元114年蔡伦被封为龙亭侯后，曾在洋县龙亭铺从事过较大规模的造纸活动。由此可见，古代陕西在造纸业历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
三、农学专家赵过与泛胜之
赵过与代田法汉武帝晚年，颇悔以往征伐之事，决心改弦更张，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为此，特任命农业技术专家赵过为搜粟都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赵过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新创造了一种耕作方法，叫作“代田法”。原来的耕作，是翻地之后就在田里漫撒种子，既不分行也不打垅，谓之“缦田法”。用此法连续耕作数年后，地力便被耗尽，必须休耕。一般情况下，好地需休耕1年，差一些的地则要休耕3年以上。很显然，这是一种十分落后的耕作法。代田法正是针对缦田法的弊病而创的。所谓“代田”，就是把每亩地分为六等分，三分开为深宽各1尺的畦叫“甽”，三分堆成高宽各1尺的坎叫“垄”；甽垄相间排列，田禾种于甽中，甽垄逐年置换。这种耕作法优越性很多：第一，把大片休耕变为局部休耕，有利于地尽其力；第二，随着甽中禾苗的生长，不断锄草并顺便培垄上的土于苗的根部，起保墒、抗旱、耐风的作用；第三，苗间行距宽，便于作物通风采光，茁壮生长。
代田法最先由京师一带离宫驻守士卒利用“宫壖地”进行试验，结果“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即1石，约合今2斗）以上”，接着便在三辅公田上试行，并先后推广到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弘农（郡治在今河南灵宝北）以及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一些边郡。史称：“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与代田法相配合，赵过还创造了耧车和耦犁。耧车又名三脚耧，是一种三腿的播种机，同时可以播种3行。其设计合理，一次可把开沟、下种、覆盖的任务全部完成。直到今日，某些北方农村仍然使用。它具有省力、省人、生产效率高的特点。耦犁是一种使用“二牛三人”的耕耘田器，把深耕、翻土、培垄一次进行，能耕出代田法所要求的深、宽各1尺的犁沟。武帝命大司农专门召集工匠与有技术的奴隶，制作新农具；让关中各地派官吏及三老、力田和种田能手学习使用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技术。对于一些缺少畜力的地区，则推广“以人挽犁”，收到良好效果。
《泛胜之书》西汉成帝时，任议郎之职的泛胜之对农业生产也有很大贡献。
泛胜之写过一部很重要的农学着作，后世称为《泛胜之书》。书中总结了黄河流域，特别是关中地区的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种子的处理、不同作物的栽培技术等。还介绍了作物的复种、间种以及作物的混种等有关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先进耕作技术。书中最大的贡献是总结出“区田法”。这是一种类似园艺式的耕作方法，即把土地划分成若干长方形的小区，区内按照不同农作物规定行距、株距和掘地的深度，强调加强中耕、施肥、灌溉等增产措施。采用区种法的土地，每亩收成高达二三十斛乃至百斛。只是这种精耕细作，技术要求太高，投入劳力过多，难以普遍推广，因此只在零星小块土地上或灾害年采用。
《泛胜之书》早已散失，由于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征引，才得以保留零星片段文字，经后人辑录的计3000多字。虽仅系残存的部分资料，也足以看出他在农业科学方面的杰出成就了。
四、关中的经学大家
茂陵杜林东汉时期关中最早的经学大家，当数茂陵杜氏。创始人杜林，字伯山，其父邺，在西汉成、哀年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沈深，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新莽败亡，他流落河西，隗嚣慕名欲任用之，被谢绝，遂受监视。后借其弟去世之机，持丧东归，嚣派刺客欲加害之，刺客反被其情义感动而逃亡。及至关中，光武即征拜侍御史，复引见，赐车马衣服；京师士大夫，无不推其博洽。历任大司徒司直、光禄勋、东海王傅、少府、大司空等职，对东汉郊祀礼仪及刑律制度均有所建言，为朝廷采纳。其治《古文尚书》，曾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1卷，视为至宝，握持不离身，后授郑兴与卫宏，于是古文遂行。又长于文字学，曾撰《苍颉训纂》、《苍颉故》各1篇，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苍颉训诂》1卷行世。
通儒贾逵杜氏之后的经学世家，当推平陵贾氏。其代表性人物贾逵字景伯，为西汉着名政论家贾谊的九世孙。逵曾祖父光，官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则是一名学者式的人物，“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少承家学，习古文经，兼通五家《毂梁》之说；好学深思，诸儒称之为“问事不休贾长头”。明帝时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奉诏讲学于白虎观及云台，并撰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的同异，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作《周官解故》，受到皇帝好评。迁官至卫士令，并命以古文经教授诸生高才。其又通天文、历学，曾建议历法按黄道计算日月运动，阐发月球运动不等速理论。和帝时期，迁左中郎将，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兼掌秘书近署，甚见信用。所着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等凡9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代表作《春秋左氏解诂》、《国语解诂》均佚，黄奭《汉学堂辑佚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长陵赵岐东汉关中的经学世家，长陵赵氏也是值得提及的。长陵为汉高帝陵。赵氏的代表性人物赵岐，字邠卿，初名嘉，祖为御史，故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岐少明经，有才艺，娶扶风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与融相见”。初任州郡，后辟司空掾，历任皮氏长、京兆尹功曹等职。曾贬议中常侍唐衡之兄唐玹。及玹为京兆尹，害怕其报复，遂出逃四方。唐衡兄弟死后，三府并辟，擢拜并州刺史。坐党事免，灵帝时复遭党锢十余年，献帝时任议郎、太仆、太常等职。一生精研经学，着《孟子章句》、《三辅决录》等。《孟子章句》今存，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漆县李育扶风漆县的李氏，也是东汉关中经学世家不可忽视的一员。漆县即现在的陕西彬县。李氏代表人物李育字元春，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群书，闻名太学，深受同郡班固的器重。固把他推荐给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与其交游。州郡慕名请召，辄辞病去。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人。他颇涉猎古文经学，曾读《左传》，虽欣赏其文采，但认为不得圣人深意，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遂作《难左氏义》41事。建初元年（公元76年），经卫尉马廖举为方正，为议郎，复拜博士。四年，章帝召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他坚持今文经学立场，以《公羊》义与古文经派贾逵辩难，往反皆有理证，最为通儒。再迁尚书令。及马氏废，坐为所举免官。后又征拜侍中，卒官。
马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关中的经学世家中，还有同时身兼外戚豪门者。如茂陵马氏的马融一支，便是这种具有双重身份豪家的适例。融字季长，父严为马援兄余之子，官至将作大匠。融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初从名重关西的挚恂游学，恂奇融才，以女妻之。安帝永初四年（110年）拜校书郎，与刘珍等诣东观典校秘书。因上《广成颂》忤邓太后旨，10年不得升调，复又遭禁锢。太后卒，召为郎中，后历任议郎、武都、南郡太守。因为触犯了大将军梁冀，免官髡徙朔方。得赦还，遂不敢违忤势家。曾为梁冀起草文章弹劾李固，又作《西第颂》颂扬梁冀的功德，颇为正直人士所羞。着述极丰，世称通儒。遍注《周易》、《尚书》、《毛诗》、《淮南子》、《离骚》、《列女传》等书；所着赋、颂、碑、诔等共21篇。马融教授生徒，常有千数，当世名儒郑玄、卢植等皆出其门下。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马融的所作所为对魏晋清谈家破弃礼教有一定的影响。着作今佚，黄奭《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辑本。所着赋、颂等，明人辑有《马季长集》。
五、秦始皇陵与兵马俑奇迹
秦始皇时期，在陕西大地上，修造了规模空前的骊山陵墓。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件害民极甚的事。但秦代劳动者所创造的这一秦文化瑰宝，在时过2000年之后，却把当年秦王朝的历史面貌再现出来，使世人得以一睹秦皇雄师的风采。
规模宏大的始皇陵园秦始皇陵园即骊山陵园，位于今陕西临潼东5公里的骊山北麓。以秦始皇陵墓为中心，由城垣、寝殿与便殿、园寺吏舍、陪葬坑、陪葬墓等建筑群体构成。它们有机地组合排列在一个5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并与周围的山、原、河等自然地理环境融为一体。陵园的设计思想，与阿房宫的设计思想完全一致，也体现了《吕氏春秋》所建构的宇宙图式的原则。
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园，又称“丽山”或“丽山园”，其含义十分清楚。“丽山”指秦始皇陵冢；“丽山园”指秦始皇陵园，包括陵寝和礼制建筑集中的陵区、城垣及其内外烘托陵墓的有关设施。在秦代的时候，还设有“丽邑”，专管陵区，管辖范围比“丽山”和“丽山园”大。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从13岁即位后，就开始在骊山北麓为自己修墓。动用民力最多时达72万人，前后修了37年，直到他死时，陵园工程还没有完工。统一前的工程主要由相国吕不韦主持；统一后，秦王朝竭尽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更大规模的营建，由丞相李斯主其事。近百万的劳动大军云集在沿渭河一线的工地上，“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其场面之壮观，是不难想见的。
秦始皇陵在秦时的地面建筑是十分宏大的，东自今代王东晏西侧的古鱼池水一带，西至姚池头、赵背户五里沟西边的古河道，南接骊山，北临鱼池、安沟一线，纵横各7500米，整个陵园面积约为56平方公里。
陵墓上筑有高大的封土堆，高“五十余丈”，约合今115米。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实测高度为87米。墓内情况，史书记载称：“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秦始皇的陵墓挖得很深，穿过了3层地下水层，用铜液浇灌，并涂以丹漆，上面再放棺椁。底下宫殿中设有文武大臣的位次，并埋藏了大量的珍奇随葬品。宫门内设有弩机暗器，以防止有人盗掘。用水银作成江河大海，或以机械转动，使之流动不息。墓室顶部用珠玉作成日月星辰，下面有山川地理。用娃娃鱼的油做灯火，想着能长久不灭。今考古勘察表明，墓室地宫筑有宫墙，墙周有斜坡门道，地宫平面近似方形，面积为18万平方米，中心点深可能在23米到30米之间。
陵园城垣有内、外之分，均为南北长、东西窄的竖长方形，两城组成一“回”字。内城周长3870米，占地78万多平方米，南、西、东面各1门，北边2门，均筑门阙，城垣转角处筑有角楼。外城周长6210米，占地203万多平方米，四面各有1门，均筑门阙。秦始皇陵位于内城南部。以秦陵封土堆为中心，四周分布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目前在秦始皇陵区范围内已发现大型地面建筑遗址十多处，陪葬坑、陪葬墓等各类遗址600多座，出土重要文物5万多件。
秦陵的防水设施也是很完善的，除了防洪堤以外，在建筑物四周的地面上有用石子瓦片铺成的散水，使房上的水滴到散水上。在城内用陶制的圆水道将城内的积水引出城外，并用五角水道再向北引出去。在建筑物院内还挖有渗井，吸收积水，是一套完整的防水工程，细密而又科学。管道全埋在地下，地面上看不到痕迹。
根据“事死如事生”的思想，秦始皇陵附近筑有寝殿和便殿，这是供墓主灵魂日常起居饮食及休息闲宴的处所。在秦始皇陵封土以北的内城垣内，考古工作者发现多处建筑遗址，其中北距封土40米处的方形建筑遗址，人们一般认为即当时寝殿遗址，而由此再向北75米处的另一建筑遗址，则被认作便殿遗址。
在陵园内外城西垣之间，考古发现有3组建筑遗址，据出土器物并参照汉代有关资料分析，人们一般认为这里便是园寺吏舍——主要应是掌握陵寝日常祭祀的食官的寺舍。
按照古代的葬俗和葬仪制度，秦始皇陵建有大量的陪葬坑。现已发现的主要有：（1）铜车马坑；（2）马厩坑，共发现两处，一在陵东侧上焦村一带，西距陵园外城东墙300米，疑为象征宫廷厩苑的地下马厩，二在内、外城西垣之间的南半部分，为一平面曲尺形的大型马厩坑，内有密集排列的马骨和大型陶俑；（3）珍禽异兽坑，位于陵园内外城西垣之间的西门大道南侧，共31座，分作南北向的3行排列，疑为模拟地上园囿以供死者灵魂游猎之用；（4）兵马俑坑。
秦始皇陵还有许多陪葬墓。经考古调查及发掘，可知这些墓主要分布在：内外城垣北部；内、外西城垣之间；外城垣的东侧。从已发掘的外城东上焦村陪葬墓来看，葬者可能是被杀之秦始皇诸公子及公主。其他陪葬墓的情况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在秦始皇陵西南约1.5公里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两处修陵人的墓地。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秦王朝征调数十万刑徒修建陵墓的历史事实。
另外，今天仍可见到的与秦始皇陵园相关的遗存还有：陵园南骊山脚下的防洪堤遗址，外城垣西侧北端的石料加工场遗址，陵园以北的鱼池遗址。最近两年中，在秦陵的东南角，还出土了百戏俑、石铠甲及秦代铜鼎。
秦始皇陵园是保存至今的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园。尽管它的创造过程中充满了暴虐与苦难，但它毕竟给陕西大地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是陕西历史的骄傲。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秦始皇陵列入“世界遗产”保护目录。
兵马俑奇迹1974年3月29日，临潼县西杨村农民杨志发等在打井时发现秦俑，随后又发现了青铜弩机和整束的铜镞。当时县文化馆负责文物管理工作的赵康民负责了发现秦俑的修复工作。这个消息是被新华社记者蔺安稳报道的。当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亲笔批示国家文物局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文物。不久，陕西省组成了秦俑考古发掘队，进驻发掘工地，揭开了考古史上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秦兵马俑集中埋在3个大小不等的陪葬坑内。按照发现的时间顺序编为一、二、三号坑。
（1）一号坑
一号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距地表深4.5~6.5米。其东端为一南北向的长廊，排列着身着战袍面东而立的武士俑，每排68人，共计204人，组成方阵的前锋。坑的南北过道内分别站有一列面向外的武士俑，组成方阵的侧翼。坑的西端也是一个南北向的长廊，并排有武士俑，其中一列面西站立，组成方阵的后卫。坑的中间，排列有38路车、步相间面东的纵队，组成军阵的主体。武士俑有的身着战袍，有的身着铠甲。他们中间配备有战车，车后有驭手一件，车士两件。车后是随车的步兵。应该说明的是，在秦朝，步兵已逐步从车兵中分出，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兵种。这个大型军阵有精锐的前锋，强悍的主力，灵活的侧翼，队形严密整齐，战术上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
（2）二号坑
在一号坑东端北20米处，是二号坑，平面呈曲尺型，东西最长约124米，南北最宽约98米，深约5米。此坑分为4个小阵，坑的东部排列着弩兵方阵，其东西两侧，各列立射武士俑，南北两端各有3列立射武士俑，共计172件。立姿射俑是弩兵的一种，他们被布置在弩兵方阵的四周。弩兵方阵中部是面向东的4个纵队，每队两列，每列20尊，共计160件跪射俑。
在此方阵后部的南侧，排列着8列车兵，每列8乘战车，共计64乘战车，组成了阵容庞大的车兵方阵。每乘车后，仅3件武士俑，没有步兵。车兵方阵以北，是另一种车兵组成的方阵，共3列，每列6乘战车，战车后除3名车士外，又跟8~36名车卒，另有少量的骑兵和步兵。挨着这个方阵的是由车兵与骑兵组成的矩形方阵，它们分别排列在3个过洞中，每个过洞前是两乘战车，后面是8队骑兵，每队4列，骑士作牵马状。
前面的步兵方阵，被安排于全阵的左前方，形成古代军阵部署中的角。中间的众多车兵，可以立即组成大排面的防守或冲击队行，进行战斗。骑兵的后侧部位便于出击。二号坑军阵具有“摧坚取锐”的战术作用，具有机动灵活的战术特点。
（3）三号坑
二号坑以西120米，一号坑西端北侧25米处，是三号坑所在。此坑平面呈凹字型，东边有一条长11.2米、宽3.7米的斜坡门道。门后面是车马房，有战车1辆，战车上有4件陶俑，中间御手俑和军吏俑呈一前一后排列，其余两件车士俑位于左右两侧。车马两侧各有一东西向厢房，即南厢房和北厢房。
南厢房由前廊、过厅、前室、后室4部分构成，为军事将领研究和制订作战方案的议事厅。正厅是军幕内进行祭祀、祈祷的场所。三号坑是秦俑3个坑的指挥部，即“军幕”。
（4）秦俑坑的兵器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发现的秦代兵器，已远远不止5种，而是10多种。如果按照兵器的种类来分，有长兵器、短兵器、远射兵器及礼兵器。远射兵器有弓、弩、镞，礼兵器有殳、钺，长兵器有戈、矛、戟、铍，短兵器有剑、吴钩（弯刀）等。这些兵器都是青铜制作的实战兵器，近来还发现少量铁剑和铁铤铜镞。铁铤铜镞即箭头为铜的，箭头后面的一小段杆是铁的。剑就是人们常说的宝剑。戈是一种头部弯曲、双面有刃的兵器，适用于向里钩杀和向外格杀，杆长3米多。戟是头部弯曲、带柄的长兵器。秦俑坑中兵器以箭为最多，长70厘米左右。还有弩，弩机是青铜的，有望山（就是瞄准器）、悬刀（发射时的扳机）。殳是一种圆柱状、尖端为三棱形的礼兵器，既可击打，又可直刺。殳与钺实际上是礼兵器，都是权威的象征。
秦俑一号坑中的兵器配备，大体上是前锋、左右翼和后卫以弓弩为主，前锋第一排的两头还配有弯刀，主体部队中，则戈、矛、剑、戟、弓都有。在二号坑，前端的步兵方阵中是弓箭手，中间是呈跪姿射箭的武士，四周是呈立姿射箭的武士。
秦俑坑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秦俑三个坑，目前才发掘了约1/5，已出土兵器数万件。更重要的是，在迄今为止的秦代及秦代前后考古发现中，它是秦代军队兵器配置系列化方面最完整的。
（5）形象生动的艺术雕塑
秦俑雕塑的基本特点是大、多、精、美，而艺术手法则突出体现了写实原则。
陶俑中大体有3种军人，即武将、军吏和士卒。武将的职位较高，权力较大，因此被塑造得深沉、果敢、坚毅、严峻和老谋深算。军吏们一般具有严肃、坚定、恭谨的形象。众多的士卒则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神态，表情中流露出哀怨、凄苦、苦闷和不安的心态，也有些表现出干练坚决，勇敢向前的决心。
（6）秦佣的发髻
秦人对头发、须眉非常重视，斩人发髻和拔人须眉都要被判刑。从秦俑的发型可以看出秦人对头发的重视和考究，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发髻有圆髻和扁髻，各自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发辫也是各式各样，真实地反映了秦人的生活。
六、褒斜栈道和摩崖石刻
褒斜栈道西汉时期连接关中和汉中、巴蜀的道路主要有4条，即子午道、褒斜道、故道、阴平道。其中离关中最近和最受重视的是褒斜道，它南起褒城县的褒谷，北至眉县的斜谷，全长约250公里。
褒斜栈道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代，当巴蜀人追随武王伐纣，周幽王出袭褒国时，就走这条道路。到战国时期，秦惠王为了出兵伐蜀，在峰峦叠嶂的山地凿石架木，修筑栈道，褒斜道就成为南北交通的要冲。
楚汉相争之际，汉王刘邦就国，行至褒中，接受张良建议，烧绝栈道，示意不再返回关中，借以麻痹项羽，褒斜栈道暂时封闭。不久，韩信又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举。到汉武帝时期，曾对褒斜道进行大规模的修筑，主要为了满足向京师输送粮食的需要。御史大夫张汤了解到褒水可通沔水（即汉江），斜水可通渭河，漕运从南阳上溯沔水入褒水，褒水与斜水间约百里陆路，用车转运，再由斜水通渭，就可把东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抵京师长安。于是，武帝任命张汤的儿子张印为汉中太守，发动几万人在褒斜道上疏浚开凿，但因水流湍急，无法行船，漕运的设想终于落空。不过，陆路交通却从此畅通无阻，出现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局面。
在褒斜道上，不少地段是悬崖峭壁，工匠在崖壁上凿孔，架设横木，上铺木板，钳钉加固，造成栈道。闻名遐迩的穿山隧道石门更是惊人的杰作。石门位于褒斜道的南端，距褒谷山仅7里，此间横亘着险峻陡峭的七盘山。为了打通这段路障，东汉明帝诏令汉中太守鄐君（失名）在公元63年到66年动员民力凿道。石门全长15.75米，平均高度3.6米，平均宽度4.15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隧道。石门的建成，使人们不再攀缘于艰难曲折的迂回小道，大大方便了人和车马的往来。
石门十三品石门不仅用于交通运输，而且在内壁及南北5公里的山崖上布满了由汉到宋着名官员和文人学士的墨迹石刻。这当中最负盛名的是所谓“汉魏十三品”，为历代考古家、书法家所推崇，誉满海内外。现将十三品中明确记为汉代或传说为汉代的作品依次介绍如下：
（1）《石门碑》。高100厘米，宽47厘米，原竖在石门北口外。隶书“石门”二字浑朴沈雄，字径37厘米，无年月及书者姓名。《陕西通志》载，相传碑建于永平四年（公元61年）。
（2）《鄐君开通褒斜道碑》。原刻在石门洞南山崖上，一般呼作“大开通”。高142厘米，宽288厘米。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刻。书16行，每行6至11字不等，字径11厘米，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甚方正，但长短广狭不一。内容记述汉中太守鄐君率众开通褒斜道的情况。
（3）《李君表》。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刻，另一说为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刻。原在石门洞北口外西壁，高75厘米，宽44厘米，隶书7行，每行8至10字不等，内容是颂扬李寓修褒斜道的功绩。该碑千余年为泥沙所封闭，无人知晓，故不见着录，至清同治时方被发现。
（4）《石门颂》。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刻。原在石门洞内西壁，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隶书21行，每行30字左右不等。上连一额，额题双行：“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该碑的书法最为书坛所推崇，其用笔放纵、洒脱劲挺，是汉隶的杰作，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和古代交通史的瑰宝，驰名中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根据《石门颂》拓片影印出版字帖，供世人观赏学习。
（5）《杨淮杨弼表纪》。汉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刻。原在石门洞内西壁《石门颂》左侧。高216厘米，上宽67厘米，下宽50厘米，隶书7行，每行26字左右不等。原来四川犍为人卞玉见到《石门颂》摩崖歌颂同乡杨涣开凿之功，有所感触，便把杨氏后人杨淮、杨弼兄弟二人官职、政绩追述刻石，以示杨氏功德泽及后裔之盛事，故名《杨淮杨弼表纪》。
（6）《玉盆》摩崖。原在石门南褒河水中一巨石上。此石中凹似盆，色白如玉，故名“白玉盆”。右行横刻隶书“玉盆”2字，高63厘米，宽103厘米，无年月，无姓名，传为汉刻。该石刻因受水流冲击，字迹逐渐模糊。南宋庆元间，有人重刻竖书“玉盆”2大字于其侧，绍定初，曹济之等又在重刻石右上方竖刻“玉盆”2小字。
（7）《石虎》摩崖。传为西汉时刻。原来在石门南，河东店北约半里处，山峰有石形如虎，峰下河边有摩崖石刻隶书“石虎”二字，字径30厘米，旁刻“郑子真书”4字。郑子真名朴，西汉成帝时人，家居褒谷口，隐居不仕，常于此处垂钓，因三却元舅大将军王凤礼聘而名动京师，人称“谷口先生”。
七、陕北东汉画像石及杨家湾彩绘陶俑
陕北画像石画像石是一种石刻装饰画，表现形式为阳刻块面、阴刻线、阳刻线等，主要用来装饰祠堂或墓室。画像石开始见于西汉晚期，东汉大盛。因为它是汉代绘画艺术的最主要形式，故被称为“汉画”。
1953年以来，陕北绥德、米脂一带，先后出土了几百块东汉画像石，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就陈列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30多种，年代大约为一世纪左右。陕北东汉画像石，题材广泛，内容大致分为：（1）反映人民劳动生活的画像。如有“二牛抬杠”画像和一牛拉犁，一人扶犁，一人在后边播种的画像；也有拾粪的画像；还有“谷物图”、“收割图”和“放牧图”。图中谷颗茁壮，禾穗丰硕下垂，农夫手持镰刀收割。牧人扬鞭驱赶成群牛马羊，以及宰杀牛羊、烤羊肉串、吊水、烧火煮饭等，情景逼真，充分显示出陕北高原的农民和牧人劳动生活的场面和特点。（2）表现上层社会生活场景的画像。如统治阶级的出行、狩猎、宴饮和楼阁建筑的画图，还有观赏击剑、角力、跳丸、投壶、六博、舞乐百戏等的活动场景。（3）表现神话传说的画像。有西王母、伏羲、女娲、玉兔、日中金乌、后羿射日、羽人神仙等神话故事。还有的在墓门上刻画着表示四方之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形象。
这批东汉画像石，工艺纯熟，风格质朴，画面生动，堪称东汉艺术的瑰宝，充分体现了无名匠人的娴熟技巧和丰富的创造力。这些画像石又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研究汉代的农牧劳动、衣冠制度、音乐舞蹈、车舆马具、建筑艺术、神话传说以及民间的习俗等均有重要价值。
杨家湾彩绘陶俑在汉高祖长陵墓地陪葬区内的今咸阳杨家湾，即西汉大将周勃和周亚夫葬地，1965年曾出土骑兵俑583件、步兵俑2000余件，以及大量的箭镞、驽机与车马饰件等。兵俑的塑造，采用了直线与曲线并用的手法，刚柔相济，姿态规整。马俑在继承秦兵马俑写实风格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概括、夸张、重点突出的艺术处理手法，在造型上骑马俑的形象极为准确而生动。马的造型，则突出头部的塑造，从竖起的耳朵到张开的嘴巴，各个精雕细刻的局部协调地统一在一个很有生气的马头中。大马俑是3000兵马俑中的主力军，在造型手法上多用方的和有棱角的硬折线，使其具有强烈的力度感。而小马俑则用圆弧线，使其生动活泼。马俑分别埋在东一坑、二坑和西一坑、二坑及三坑中，与步兵方队的关系是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前低后高，有千军万马滚滚而来的气势，再加上绚丽的彩绘，构成了极为壮观的军阵画面，使人对西汉建立的骑兵有了一个形象的认识。3000兵马俑的彩绘又弥补了造型上的不足，用色彩表现丰富的形象，形、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从而充分表现了兵马俑的面貌和衣着，使其生动、真实，富有艺术感染力，成为我国古代形式美和形与色彩完美结合的艺术珍品。这一传统造型、彩绘工艺，至今仍被沿用。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顿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