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鲁与汉中五斗米道政权
张氏家世背景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史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骆曜缅匿法因史失其载，详情已不得而知，张角兄弟以太平道组织的黄巾大起义为众所熟知，但川陕地区的五斗米道政权则更具有自己的特色。
道教形成于汉代，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又有着复杂的思想渊源，可谓“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先秦以来的神仙思想，道家学说，传统的鬼神祭祀，谶纬，占卜、禁咒等巫术，都是它的源头之一。原始道教中影响深远的五斗米道，一般认为创自于张陵。《三国志》谓：“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据此，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俱创教、传教于四川地区，但其原籍却是江苏人（丰为今江苏丰县）。正史所载三张生平较为简略，而道教文献和笔记野史中关于他们却有不少记载。根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18、葛洪《神仙记》、《酉阳杂俎》、《癸巳存稿》卷13引《女仙传》、《云笈七签》卷28、《舆地纪胜》卷146引《元丰九域志》、《三洞群仙录》引《仙传拾遗》等记述，张陵（34—156）为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的八世孙。张良生平世人知之甚详，照司马迁的记载，张良（？—前186）字子房，其先本为韩国公族，相传系城父（今安徽亳州市东南）人，其祖父开地、父亲平相韩五世。秦始皇统一全国灭韩后，张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后与力士用大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行刺失败遭官府追索，不得已而变更姓名，逃亡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以后机缘巧合，从黄石公学《太公兵法》。秦末，张良在留（今江苏沛县东南）见刘邦，从此成为刘邦重要谋士。西汉开国后，张良多病，晚年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并“学辟谷，道引轻身”。按《汉天师世家》的说法，张良生张辟疆与张不疑，不疑生张典与张高……陵祖父为张纲，曾任南安太守，《华阳国志》称之为楗为太守，得仙道而升度，民间立祠纪念。张纲生桐柏真人大顺，桐柏真人生张陵。传说张陵于光武帝建武十年（34年）三月十五日生于吴地天目山，7岁读《道德经》就能达其旨，此后入太学，“于天文地理河洛图纬之书皆极其妙，通习坟典，所览无遗”，并在天目山讲学，从其学者达千余人。以后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明帝永平二年（59年）拜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令。久之，退隐北邙山，朝廷征为博士而不起。晚而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和帝永元四年（92年），与妻孙氏自河洛入蜀。顺帝时，张陵与弟子修道鹄鸣山（今四川大邑县西，即青城山东南岗），永和六年（141年）作道书24篇，自称“太清玄元”，“太上以汉安二年下二十四治应天二十四气，合二十八宿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以芝草图经历神仙为事，任采延年药饵金液丹”。并以符水咒法为人疗病，创立“天师道”。张陵以丰沛之人却能入川立教，因正史记载简略，自不免启人疑窦；而道教文献则多事铺张敷衍，其世系、行状等恐未可尽信。张陵着作传于今者，仅有敦煌卷子《老子想尔注》，内称老子为“太上老君”，文辞又多与《太平经》合，这也易引起后人妄加猜议。又世传张陵着有《峨眉山灵异记》，当系伪托之作。
张陵事迹史载本来就少，其子张衡于史书更是一笔带过。唯史载张鲁继行父祖之道，“益州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以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谓张修应该就是张衡，竟引得后世史家莫衷一是，或然或否，已难以深究。
张鲁雄据巴汉三十年据《三国志》本传及《后汉书》的所载，刘焉控制川蜀时，就已利用过五斗米道，而张鲁的母亲原系巴郡妖巫，故“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张鲁利用其家世代“天师”的特殊身份，杀张修而夺其众，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刘璋袭领父位后，愤而“杀鲁母及弟”；并多次派庞羲等人率军攻打张鲁，巴西一带之张鲁部众多被击破，刘璋遂命庞羲为巴西太守，专门“领兵御鲁”。
张鲁于汉末崛起，利用五斗米道起兵反汉，其初始与北方之张角以太平道发动黄巾大起义，容或有相似之处，视其为农民起义亦大体不差。但自占据汉中后，张鲁即建立了政教合一政权，逐渐转化为一股地方割据势力。史称其在汉中，沿用张修之法，人有病者，“加施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张鲁不仅袭张修之法，且有增饰，如“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而更为重要者，张鲁“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若以张鲁败降的建安二十年（215年）逆推，则张鲁据有汉中当在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稍后，可见其起兵正与黄巾相前后。
东汉桓灵以后，天下大乱，农民起义与原始道教生成彼此交错，其间政治腐败、吏治混乱、饥疫流行、民人迁徙、佛教初兴等诸多因素都起了刺激、诱发的作用。下层小民于乱世之中无所依托，铤而走险欲以“黄天”代替“苍天”是一条出路，象张鲁那样割据一方“乱中求序”也是一条出路。张鲁在汉中的所作所为，确实反映了农民心目中原始的“均平”、“太平”思想，也确实富有社会意义，因而“民夷便乐之”，“小人昏愚，竞共事之”。至于“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则反衬出混乱年月宗教这种有组织性团体的威慑力量。张鲁以“天师”身份雄据汉中，他既是政治首脑、偏霸之主，又是宗教领袖、精神权威，在其治下的巴汉地区，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是事实，但也不宜作过多拔高。如后世或谓之“原始共产主义”，或谓之封建思想统治下的“沙漠中的绿洲”，则恐有溢美之嫌。
张鲁败降与五斗米道北传张鲁控制汉中与巴郡后，因境内秩序稳定，吸引了大量外地流民来归，仅关中民众经子午谷投奔汉中者即达数万家。东汉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曹操自赤壁战败后，留曹仁守江陵，命于禁驻襄阳，自己领残兵北还，着手扫荡北方各股残余势力。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统军进入关中，迅速击败马超、韩遂，进占凉州。这样，张鲁政权的北境面临强敌窥伺，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终于腾出手来，调集10万大军远征汉中。曹军由陈仓（今陕西宝鸡市附近）出散关，以名将张合率5000精兵为先锋，一路锐不可挡，直逼阳平关。消息传来，原本就缺乏坚守信念的张鲁立刻打算投降，其弟张卫执意不肯，自领数万人死守阳平关。结果，曹军长驱直入，一战即破关斩卫，张鲁遂逃奔巴中南山。处困绝之境，张鲁部下建议“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锋锐，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曹操抵南郑后，闻听此事，大为赞赏，且张鲁本来就有归降之意，乃派人劝慰张鲁出降。张鲁携全家出山降曹，曹操拜其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及部下阎圃等皆封列侯，曹操还为自己的儿子彭祖（即后来的燕王曹宇）娶张鲁女为妻，双方结成儿女亲家。
投降后的张鲁被曹操“待以客礼”，极尽恩宠之事，次年死后，即葬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张鲁以一降将而受曹操礼遇，不仅仅缘于其偏霸之主的身份，也不仅仅缘于其有“归命国家”之善举，而主要缘于其教主的特殊身份及其潜在的巨大号召力，使曹操不能不着意大加笼络。随着张鲁的归降入京，其部属、教民也大量北迁，散布于河、洛之地，五斗米道遂在中原地区流传开来。
二、诸葛亮北伐中原
《隆中对》中的北伐战略构想汉末丧乱，群雄竞起，辗转流徙或乍起乍仆者不可胜数。刘备以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后裔和当朝皇叔的特殊身份，早年得商人苏双、张世平等资助，得以聚徒兴兵，平黄巾后逐渐自成一系。然而，数年间，刘备因将寡兵弱而先后依附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人。
投依荆州牧刘表时，刘备深知乱世争雄中人才的重要性，在新野一带即笼络人心、招贤聚才，一时“甚得众心”，“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以至于刘表也“疑其心，阴御之”。此间，经名士徐庶、司马徽等人的推荐，刘备遂三顾草庐，诚邀号称“卧龙”、“伏龙”的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诛残讨贼、兴复汉室。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今山东临沂市北）人，在中国已属妇孺皆知的历史传奇人物，并因文学艺术的加工夸张而被视为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在回答刘备提出的如何兴复汉室、争衡天下问题时，留下了一段琅琅上口的着名答词，即《隆中对》或《草庐对》。通过对各股势力的分析，诸葛亮准确地预估了天下三分的趋势，建议刘备夺取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一旦将来“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据此可知，诸葛亮为刘备规划的近期目标是取荆、益，于鼎足三分中获其一；至于北伐中原，则属较为遥远的模糊构想，仅粗略设想了两路出师，一攻中原、一出关中的基本战略框架。
所谓六出祁山赤壁战后，天下三分之势已成。曹操北还，略定关中，进取汉中，复集中力量整顿内部。至建安廿五年（220年），操死而子丕继魏王位，遂废汉献帝自立，曹魏政权成立。刘备于赤壁战后，得到荆州之武陵、长沙、桂阳、零陵、江夏诸郡；又以诈术夺取了刘璋的益州（214年），复击斩夏侯渊，从曹军手中抢夺了汉中（219年）。正当刘备大肆扩张势力之际，从江陵北伐的关羽一军却后路被抄，孙吴派吕蒙袭夺江陵，关羽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且遭擒斩。曹丕称帝的次年，刘备也于成都登基，建蜀汉政权。公元222年，刘备以替关羽报仇为名，起兵大举攻吴，却被陆逊火烧连营，大败而归。败归白帝城后，次年，刘备即在羞愤交加中死去，临终托孤于丞相诸葛亮，令其辅助后主刘禅。
刘禅即位后，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按照自己的一贯主张，诸葛亮首先恢复了和孙吴的联盟关系。其次则全力治蜀，于行政、法令、用人、经济、文教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再次，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统军分三路南征南中地区反叛的西南夷，即所谓“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他以攻心战术，收服孟获，留下了“七纵七擒”的佳话。最后，内部既安，诸葛亮遂自建兴五年至十二年（227—234年）多次出兵北伐曹魏，直至鞠躬尽瘁、赍志而殄于军中。
关于诸葛亮北伐的次数，自古就有六出祁山之说，近代史家则有4次、5次、6次、7次诸说。此处仅据史籍所载，依6次旧说略述其作战梗概：
（1）首出祁山。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屯兵汉中，发布《为后帝伐魏诏》，并向后主呈着名的《前出师表》。次年春，诸葛亮率兵数万北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祁山堡）。此次出兵的背景，缘于魏将孟达欲举兵叛魏投蜀，但因事机不密，被司马懿迅速扑灭。诸葛亮鉴于敌方内应已不复存在，遂不取魏延出褒中、循秦岭东下由子午谷攻长安的冒险计策，而令蜀军直进陇西，欲从坦道平取陇右。为此，他遣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率少量疑兵据箕谷（今陕西勉县东北），自己挥军趋祁山。蜀军前锋迅速进占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叛归蜀汉，关中响震，魏国朝野为之惊惧。其后，因马谡违背节制，被张合击败，街亭失守，诸葛亮遂拔西县千余家撤回汉中。
（2）围攻陈仓。蜀军一出祁山败归后，魏将曹真便估计，诸葛亮“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建兴六年（228年）夏，魏与吴战而大败。诸葛亮闻“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乘机于当年十二月率军出散关，以数万大军围攻陈仓。守陈仓魏军虽仅有千余人，但已提前作好了准备。诸葛亮先劝降守军，未成，乃起云梯、冲车临城，又做井栏（以木石搭架，高百尺，状若井栏）下射城中，复以土丸填堑攀城，再掘地道穿城，均未能成功。蜀军昼夜急攻，长达20余日，却不能克。曹魏速派张合救援，但张氏临行前已预料：“比臣到，亮已走矣”。事实确如此，诸葛亮见顿兵坚城之下，又兼粮草已尽，即果断停止进攻，待魏援兵抵达时，早已撤离。魏将王双挥军追击，被诸葛亮设计击斩。
（3）取武都、阴平。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派部将陈式进取武都（今甘肃西和东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意在诱敌增援。待魏将郭淮带兵前来截击时，诸葛亮自己领大军急插敌后，直逼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对敌形成前后夹击之势，迫使郭淮迅速退走。蜀军不战屈人之兵，遂取得了此二郡。
（4）屯军御敌。建兴八年（230年）七月，曹魏调集大军分兵三路共攻汉中：司马懿由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北）西进，张合自子午谷南下，曹真从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南进。诸葛亮统大军赴城固一带防守，又以李严之子李丰代父职为江州都督，急调李严率兵两万增援汉中。适逢大雨连绵，道路不通，双方只好各自退军。
（5）再出祁山。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出军再围祁山，始以木牛运粮。蜀军先朝东北攻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以奇袭方式击败郭淮、费曜；旋又西进卤城（今甘肃天水与甘谷之间），亦无大获。时至六月，蜀军粮尽，诸葛亮被迫退军，魏将张合率军尾追至木门（今甘肃西县东南），被诸葛亮设伏射杀。
（6）末次出师。经上次蜀军围攻祁山后，司马懿属下谋士杜袭及督军薛悌等人，“皆言明年麦熟，亮必为寇，陇右无谷，宜及冬豫运”。但司马懿却判断：“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由于此前数战，诸葛亮均因粮草不继而难有作为，故自撤军后，即整军、劝农、积谷，又制作木牛、流马，为再次北伐作准备。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率兵10万出斜谷，进据武功的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水之滨。次番出兵，与前几次略有不同：一是以前蜀军每次仅动用数万人，这次却“悉大众”而出，似乎志在必得；二是用兵方略不象以前那样急进急退、寻巧取胜，却直出褒斜谷，不避蜀道之难，敢于冒险；三是与敌以主力相持，意在决战，诸葛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魏蜀两军对峙百余日，诸葛亮数番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延至八月，因长期“食少事烦”，积劳成疾，诸葛亮不幸病死军中，蜀军只得退回。
几点评析自诸葛亮去世后，关于其晚年多次用兵伐魏之成败得失，历来人言言殊，迄今难有定论。首先，《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所描写的或俗语所说的“六出祁山”，本属小说家言，自不足论。若考诸史册，真正意义上的诸葛亮北伐显然不足6次，起码前述第四次（230年）纯属防御行为，且双方有出军而无交战；而蜀军实际出祁山者也仅有建兴六年、九年这两次。所谓“六出祁山”，就其出兵次数和作战区域言，俱属名不副实。
其次，诸葛亮明知魏、蜀国力异常悬殊，为何还要连年用兵呢？换言之，北伐的战略目的究竟何在？历来史家对此多有论说，其大要则不出兴复汉室、以攻为守、蚕食雍凉三说。建安廿二年（217年），法正劝刘备规取汉中时曾说：夺取汉中后，可“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今之研究者，亦有人据此谓法正的上中下三策就是北伐的战略目的。但此说似乎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法正所言，乃就取得汉中的好处立论，诸葛亮却是越境弄兵，两者有质的不同。传统所谓“兴复汉室”云云，本来就是刘备君臣长期挂在嘴上的说辞。刘备以汉室之胄自居，却又兵微将寡，一生与曹操角逐，自不是对手，与孙权较量，也无优势。当年以惊弓之鸟羁旅寄寓于刘表翼下，孔明劝其取荆州，他自称“不忍”，后人赞其重“信义”，实则“不忍”仅系“不敢”的遁词。细读史者，多能感知刘备的善于做作、虚诈与收买人心，以至赵翼也称其用人能“以性情相契”。然观刘备的作为，反复无常、朝秦暮楚之事屡见不鲜，当时已有“备数反复难养”之评，所谓“信义”、“性情相契”等，俱表象耳。天下三分尤其三国各自建立政权后，汉室之衰颓早已无可挽回，稍有才智者无不洞若观火，雄略如刘备、聪睿若诸葛亮者流，又岂能不知！此时若仍然幻想以北伐来倾覆曹魏，重建刘汉一统天下，如非书生议政、纸上谈兵，就只能是虚张声势、以进为退。不过，蜀汉政权以绍述、兴复汉室为立国的政治资本，“兴复汉室”这杆舆论宣传的大旗自然不能不扛到底。但若真以为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动机在此，则未免有点小视了诸葛亮的才略。
其实，自刘备死后，蜀汉与东吴重修旧好，以两弱联合抗一强，与魏形成犄角之势，鼎立的三足谁也无法一口吞灭对方，这已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若单就魏蜀两国而言，史载刘备称帝时（221年），蜀国人口为户20万，口90万，至刘禅降魏时（263年），所呈送的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即蜀汉政权42年间，人口变化并不大，基本在近百万人左右。曹魏晚年户口数为66万余户，口443万多。以口数计，魏为蜀之近5倍。蜀汉亡国时军队仅有10万多，曹魏兵力当在50万人以上，亦相差悬殊。就控制版图言，魏奄有北方十二州之地，蜀汉仅据一州略多。总之，蜀汉无论版图、军力，还是人力、财力，均无法与曹魏相抗衡，故人谓“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任凭“人谋”多么重要，任凭诸葛亮才略如何超群，若欲以此实力去“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不啻为白日梦语。此外，自刘备入川之后，蜀汉已成保据之业，而难图境外发展，古人对此多有评述。如崔浩批评陈寿赞誉诸葛亮过当，认为刘备之于诸葛亮，始有鱼水之喻，终有白帝托孤之词，备与诸葛却“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佗）为偶。”苏洵则说：“古人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守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王夫之径称，孔明据益州，“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确实，川蜀一盆地耳，北有蜀道、剑阁之险，左有峡江重障之阻，右为边鄙荒渺之区，坐守有余而进取颇难。纵观中国历史，从无起于、据有川蜀而能平定天下者，此前之公孙述，此后之成汉李氏、王建、孟知祥辈，即是其例。再者，当年隆中对策孔明设想的北伐，系天下有变则两路出师。诸葛亮晚年天下既无变，曹魏更趋稳定，且蜀已丧失荆州，“跨有荆、益”已成泡影，以益州之众出秦川则可，“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全无可能，这样的单腿北伐又如何能成霸业、兴汉室？
因此，诸葛亮北伐的战略目的与实际效果都显示了以攻为守的思想。《华阳国志》谓之“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即“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传世的《后出师表》讲得明白：“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诚如后人所云：“夫公固全局于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因为“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总之，以当时魏蜀国力、形势度之，以攻为守者或有可守，坐守待攻者守亦不能。
最后，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虽寄托了无限崇敬之情，仅于传末评曰：“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但却由此引起后世史家无穷非议，有识之如刘知几竟也在《史通》中入之于“曲笔”，至今仍有史家不值陈寿之词。其实，与诸葛亮并世及稍晚之人，大家啧啧称道孔明者，主要集中于其“善治国”、“明于治”、“政修民理”等方面，誉之为“当世伊、吕”、“管、萧亚匹”，称为“匡佐之才”、“天下奇才”、“英才”、“贤相”等；后世之人则更为推崇其“忠顺勤劳”、“忘身忧国”、“一心在国”的忠贞品性和臣子风范，至于军事方面则颂其“耕战有伍”，但其战略战术方面究竟有何特异之处，似乎并不突出。虽然诸葛亮自己十分强调奇谋的作用，一再主张“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又云：“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虽然当时人也赞誉诸葛亮提兵数万，竟使得对手司马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可如果仔细检讨诸葛亮的数次出兵，首战失在用非其人，当年刘备曾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却“犹谓不然”，且“深加器异”，竟不以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致街亭失陷而全军溃退。二次北伐，蜀军未出，即已被司马懿等料敌机先，战略上已失却主动，后强攻陈仓20余日，诸葛亮用尽百般手段，却对陈仓城无可奈何。取武都、阴平之役，亦不过小有斩获而已。再出祁山，因魏将司马懿与张合意见分歧，诸葛亮曾大败魏兵，却仅仅“获甲首三千”，伏杀张合已算是最大的战绩。末次出兵，魏将司马懿曾言：“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结果，诸葛亮果屯于五丈原，后以无功而卒于军中。确实，正如陈寿所言，诸葛亮之所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主要缘于“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因此，就总体而言，诸葛亮的北伐可谓胜少败多，或局部战术有小胜而全局战略归于失败。当然，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精神，确实值得后人分外敬重，然其长于治国而短于将略，却也是不必讳言的事实。
三、弘农三杨与八王之乱
杨氏柄政西晋政权于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后，天下重归一统。伐吴时晋武帝曾下诏声称，灭吴旨在“戢兵静役，与人休息”，但揆诸实情，“戢兵”的目标算是暂时达到了，“与人休息”却成了空话。从曹魏晚年积聚起来的种种内外弊端，随着“外惧”的消失便立刻暴露了出来。首先是西晋从一开国，即错误地借鉴了曹魏禁锢诸王导致江山易手的虚假历史教训，“思改覆车”，大封宗室，且以宗王都督重镇军事，尤其豫、冀、雍凉、青徐四个地区自始至终掌握在司马氏手中。这些出镇宗王大权在身，手握重兵，“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不仅不能做“磐石之宗”以“镇国卫上”，反而成了威胁皇权的急先锋。
其次，晋室君臣多系世族出身，既乏雄才大略，又无经国远图，为政则猥琐多弊，处世则苟安易足。当时臣工对此多有议论，且颇多忧虑之词，如刘毅曾当面讥刺晋武帝可方之东汉桓、灵那样的昏君。何曾亦私下与人言，武帝君臣临朝“未尝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因而预感到“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
最后，西晋统治者生活上迅速腐化，个个贪婪无厌，以奢侈淫逸为能事。又喜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论士风则寡廉鲜耻，言政风则萎靡因循。晋武帝为采民女充实后宫，多次下令禁断民间婚姻，灭吴后全盘接纳孙皓宫女5000余人，后宫佳丽竟逾万人。上行而下效，大小臣僚无不优游逸乐，以豪华相尚。何曾日食万钱，其子何劭则日食两万钱；石崇与王恺的斗富，已为世人所俱知。至于王戎之卖李钻核，“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恒若不足”。王衍家里之聚敛“阿堵物”，和峤之有“钱癖”，都活脱脱显露出一副副财奴的嘴脸。当时的贵族官僚、商贾士子莫不视钱如命，为了钱，可以丧尽廉耻；为了钱，可以杀人越货。故鲁褒作《钱神论》，尖刻嘲讽“洛中朱贵”对“孔方兄”的痴醉神迷，也为我们留下了西晋世风的真实写照。
正是在这样贪鄙龌龊的氛围中，西晋的一统江山变得昙花一现，迅速在内斗中走向了崩溃。太熙元年（290年）四月，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按武帝的临终安排，由重臣杨骏辅政。杨骏（？—291），字文长，弘农华阴人，先祖在汉朝历任高官，号称四世三公。其人早年曾任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早在司马昭掌权时，杨骏的侄女杨艳（其父为杨文宗）因“聪慧，善书，姿质美丽，闲于女工”，而被纳为世子司马炎（即后来的晋武帝）妃，武帝即位后，即册为皇后（元皇后）。杨艳因母亲赵氏早卒，幼时由舅母抚养，稍长又依于后母段氏之家，故颇知世情冷热，为人亦大度。武帝时“甚被宠遇”，生有三子三女，即毗陵悼王司马轨、晋惠帝司马衷、秦献王司马柬及平阳、新丰、阳平公主。而杨骏的女儿杨芷，字季兰，也在咸宁二年（276年）继其堂姐之后被武帝立为皇后（悼皇后）。杨芷虽然也姿色出众且“有妇德”，也“椒房甚有宠”，可惜子嗣不旺，仅生一子，又“早薨，遂无子”。杨家有两女均为武帝皇后，自然倍受恩宠。杨骏遂“以后父超居重任”，由镇军将军升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史称晋武“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杨骏与其弟杨珧、杨济把持要职，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
杨骏的为人，当时就有人称其“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末年，杨骏已是权势熏灼，专权好利。武帝病危时，原来的开国佐命功臣凋谢已尽，一时竟无合适的顾命大臣人选，举朝不免为之惶惑不安，计无所出。据说，杨骏趁机“尽斥群公”，自己亲侍左右，然后“改易公卿，树其心腹”。武帝偶有察觉，曾面斥杨骏，并诏命中书省以汝南王亮与杨骏“夹辅王室”。杨骏“恐失权宠”，竟然到中书省查看诏书，顺手牵羊将诏书藏匿了起来，中书监华廙大为恐慌，亲身前往索要，杨骏就是不给。转眼间，武帝已到弥留之际，悼皇后奏请由其父杨骏辅政，武帝点头认可。随后所拟之遗诏，除颂赞虚词外，在杨骏原官衔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基础上，又擢补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即以杨骏“正位上台，拟迹阿衡”。惠帝即位后，杨骏为确保其权位，以外甥段广、张邵担任近侍之职，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这样，杨骏在声势煊赫的表象下，已将自己置于争权而毁身灭家的火山口上。
两后党争权虽说杨骏的弄权已经引起西晋宗室的普遍不满，然而首先出头发难的却是一位女子，她就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贾南风（256一300），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东北）人，系西晋重臣贾充之女。河东襄陵贾氏，自汉代以来“世为着姓”。自贾习以下，贾逵、贾充父子仕魏均居显官。贾充（217一282），字公闾，早年袭父爵阳里亭侯，由尚书郎累迁至汲郡典农中郎将、大将军府长史。甘露二年（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起兵反对专权的司马昭，次年春即被灭。在此事变中，贾充因功进爵宣阳乡侯，迁廷尉，后转中护军。景元元年（260年），魏帝曹髦鉴于司马昭专权，自己“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在说出了“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的名言后，亲率宫中僮仆、卫士数百人去攻打司马昭。贾充即率兵在南阙抵挡魏帝，且鼓动太子舍人成济挥戈刺杀曹髦。元帝曹奂即位，贾充进封安阳乡侯，统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由于贾充长期追随司马氏家族，而魏晋嬗代之际“军国多事”，故朝廷机密贾充“皆与筹之”。西晋开国后，他以司马氏“腹心”、“元勋”之身，封临沂侯，“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在惠帝身为太子时，武帝为儿子选妃，本意欲娶大臣卫瓘的女儿。而贾充与其妻子郭槐发动自己的亲戚、故旧，竞相游说、贿赂元皇后杨艳。元皇后被打动后，即主张娶贾充之女为太子妃。当时，晋武帝曾讲过，卫家女有五可娶而贾家女有五不可娶，即“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但元皇后铁了心要娶贾充女为儿媳，一方面自己在武帝面前“固请”，盛称贾氏“有淑德”；一方面暗地里鼓动大臣荀顗、荀勖进言贾充女之贤。最终，武帝只好决定娶贾充之女，可开始选聘的本是贾南风的妹妹贾午，但贾午比太子小一岁，年仅12岁，身材矮小得“未胜衣”。于是便改娶了比太子大两岁的贾南风，泰始八年（272年）二月辛卯，正式册拜为太子妃。
史载贾南风为人“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又“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太康九年（288年），武帝得知儿媳如此暴虐，勃然大怒，准备废之，朝臣中赵粲、荀勖等人都为贾妃求情说好话。而最为可笑的是，“三杨”之一的杨珧面谏说：“陛下忘贾公闾耶”？悼皇后杨芷也对武帝云：“贾公闾有勋社稷，犹当数世宥之。贾妃是其亲女，正复妒忌之间，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由于众人的救助，贾氏女得以保全其位。然而，造化弄人，谁能想到，杨家两位皇后一个坚娶、一个力保的贾南风，两三年后即成了反噬施恩者的元凶。
晋惠帝刚登基，即尊悼皇后为皇太后，立贾南风为皇后，杨骏以太傅辅政。当年八月，惠帝册立了太子，又以卫将军杨济为太子太保，与中书监何劭、吏部尚书王戎并为太子的师、傅、保。其时，晋惠帝刚过而立，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倘若真能励精图治，未始不可做个守成之君。只可惜，武帝为他的臣民竟选了个着名的痴呆儿作主子。早在惠帝当太子时，“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心有疑惑，曾出题试他，惠帝“不能对”，贾妃请人代答，才算遮掩了过去。当了皇帝后，一次在华林园听到虾蟆叫，惠帝竟问左右的人：“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弄得身边的人哭笑不得，只好敷衍他说：居官地叫者为官，在私地叫则为私。等到天下荒乱，百姓饿死时，他却傻乎乎地说：没有粮吃，“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痴顽如斯，怎能治理天下？这也就难怪他初居大位，就已是“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而他的妻子贾南风却权势欲极强，且手段狠辣，遂形成以悍妇挟愚夫的阴阳倒置局面，岂有不坏乱政事之理！
杨骏借辅政之机大树私党，然其女虽尊为皇太后，毕竟当朝天子非己所出，政治上的发言权已微乎其微，故杨骏于宫中能借助的力量十分有限。贾南风则乘机伸手揽权，以族兄贾模为侍中，从舅郭彰为右卫将军，贾后母亲广成君所收的养孙贾谧亦“干预国事，权侔人主”，再加上死党赵粲、董猛、张华等群小，遂结成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集团。这样，惠帝上台未久，朝中就形成了以皇太后和皇后各为后台的两大政治集团，双方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贾后之乱永平元年（291年）二月，贾南风密召镇南将军楚王玮、镇东将军淮南王允进京，由楚王与东安公繇分掌朝政。贾后充分利用了西晋宗室对杨骏的不满情绪，经短暂的密谋后，即于三月辛卯假诏称杨骏“为乱”，由楚王玮率禁军围攻杨骏府第，三杨兄弟及其党羽张劭、段广、杨邈、刘预、李斌、符俊、文淑、武茂等俱被诛灭，且“皆夷三族”。至于皇太后杨芷，过去虽曾力保贾南风，却也屡次当面诫厉贾氏，贾南风“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谓后构之于帝，忿怨弥深”。在诛除杨骏时，因内外隔塞，皇太后曾书帛以箭射往宫城外，称：“救太傅者有赏”！杨骏既死，贾南风即宣言“太后同逆”而废之，让后军将军荀悝把皇太后送往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的小城）永宁宫幽囚，次年太后即饿死于此。
铲除杨骏一党后，贾后尚不敢贸然执政，她先以威望颇高的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名臣卫瓘共同辅政。楚王玮诛杨骏有功，又手握禁军，好立威刑，亮与瓘惧其难制，乃谋遣宗王归其封国，夺玮兵权。贾后即唆使楚王玮发动政变，杀此二人。事后，贾后又设计以楚王玮“矫诏擅杀”，处死楚王。至此，朝廷大权尽落贾后手中。贾后以毒辣伎俩在政坛翻云覆雨，发动政变如同儿戏，加之后党专横跋扈、骄纵不法，自然引起朝野普遍不满，当时洛阳流行的童谣谓：“南风烈烈吹黄沙，遥望鲁国郁嵯峨，前至三月灭汝家”。延至元康九年（299年）底，贾后因太子非己所生，竟废之为庶人，将太子及其三个儿子幽禁于金墉城，并杀了太子生母谢氏。次年三月，贾后矫诏杀了太子（后谥为愍怀太子）。四月，原属“贾后之党”的赵王伦在谋士孙秀策划下，乘机联合梁王彤举兵，一举废杀贾后及其党羽张华、裴頠、贾谧等数十人。
西晋自贾、杨两党争权开始引发的八王之乱，延续达十余年，兵民死伤累累，经济破坏惨烈，直接促成了晋政权的早日崩溃。所谓“帝京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陨身于锋刃。祸难之极，振古未闻。”正由于有这样的恶果，唐人修《晋书》时将八王合为一传，并概谓“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自然，八王之乱的发生有着异常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至今史学界仍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却是确切无疑的，即弘农三杨的专权及引发的贾后争权，显然是西晋“政乱朝危”的开端，也是八王之乱的导火线。
四、晋愍帝残喘于长安
京师失陷八王之乱混战至永兴三年（306年），以东海王越击杀成都王、河间王及毒死惠帝、拥立怀帝司马炽即位而告终结。正当司马氏宗室诸王骨肉相残打得热火朝天之际，各地流民则纷纷起义。眼看着晋室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其亡已翘足可待，早已内迁的鲜卑、匈奴、羯、氐、羌各族上层人物亦陆续起兵反晋。
永兴元年（304年），匈奴左部帅刘渊起兵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境内），有众5万，他先称大单于，继称汉王。刘渊与晋军交战屡获胜利，势力迅速壮大，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于征、号称“飞豹”的王弥、羯族的石勒都投奔于他，遂成各族上下共同反晋的局面。永嘉二年（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定国号为汉，迁都至平阳（今山西临汾），同时命其第四子刘聪与王弥率军进攻洛阳。当京师危急的时候，执掌西晋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竟借口讨伐石勒，于永嘉四年（310年）率大批朝臣及甲士4万人东驻于项（今河南项城南旧项城）。名将劲卒皆随东海王而去，洛阳守备寡弱，兼遇饥谨，人心涣散，这无异于拱手将京都送人。恰在同年，刘渊病死，刘聪杀其兄刘和自立为帝，继续攻击洛阳。次年，刘聪派石勒击败太尉王衍统帅的晋军10余万人，西晋宗室48王被俘；另派刘曜、王弥领兵围攻洛阳，不久洛阳失陷，晋怀帝被俘，百官士卒死亡3万余人。
司马邺流徙长安司马邺（300—317），字彦旗，晋武帝孙吴孝王晏之子，早年出继后伯父秦献王柬，袭爵秦王。308年，拜为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当洛阳倾覆时，司马邺逃出京城，避难于荥阳、密县一带，途中与舅父司空荀藩、司隶校尉荀组相遇，遂打算南逃到许、颍较安全地带。此时，行豫州刺史天水人阎鼎因母丧而屯于许昌，“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荀藩、荀组兄弟曾与中领军华恒、河南尹华荟在密县建立行台，司徒左长史刘畴也在当地做坞主，中书郎李昕、太傅参军驺捷、刘蔚、镇军长史周顗、司马李述等人都来相聚，大家商议之后认为，既然阎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归，欲立功乡里”，其人有才华，且手握重兵，便与抚军长史王毗、司马傅逊等决定劝荀氏兄弟依托阎鼎翼戴秦王。这时河阳令傅畅也给阎鼎写信，劝其“奉秦王过洛阳，谒拜山陵，径据长安，绥合夷晋，兴起义众，克复宗庙，雪社稷之耻。”但由于洛阳地区兵荒马乱，秦王一干人自然不敢由此西行，遂决定向西南行，绕道宛（今河南南阳市），从陕南武关去长安。
途中，刘畴等人曾企图叛逃，被阎鼎追杀。阎鼎由此而挟持秦王乘坐牛车，一路跋涉前行。路上多次遭遇山贼，边战边走，扈从士兵散亡殆尽。到达蓝田时，阎鼎立刻派人通知了雍州刺史贾匹，贾匹派州兵迎卫，这才顺利抵达长安。永嘉六年（312年）九月，阎鼎、贾匹等群臣拥立秦王，建宗庙社稷，以贾匹为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南阳王保为大司马。由于晋怀帝虽然被俘送至平阳，但毕竟还在人世，故司马邺这时只能号称皇太子。
建兴元年（313年）正旦，刘聪在平阳大会群臣，宴席上，令晋怀帝着青衣行酒，被俘的西晋旧臣见状悲愤交加，号哭不已。刘聪心中大恶，随后即杀掉怀帝及晋臣10余人。晋怀帝的死讯于当年四月才传到长安，司马邺即举哀成礼，随之即皇帝位，是为愍帝。
愍帝败亡晋愍帝即位时年仅13岁，于军国大政茫然无所知，内外事务全凭一班旧臣处理。刘聪在倾覆洛阳后心犹未足，常年派刘曜等率兵骚扰、围攻长安，关中四周烽火频燃，总是处在危疑颠沛的困境中。更要命的是，“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缺，运馈不继。”以这样的根基，想振作以雪耻也难于登天。
建兴四年（316年），长安被长期围困，斗米值黄金2两，居民饿死大半。拖到十月，晋愍帝见城内粮尽，实在无法支撑，便开城出降，被刘曜送至平阳。次年，愍帝也未逃脱怀帝那样的命运，同样在执盏洗爵、青衣行酒后被杀，西晋亦由此宣告灭亡。
五、桓温兵败白鹿原
桓氏家世与桓温其人谯郡龙亢（今安徽怀远）桓氏，继琅邪王氏、颍川庾氏之后，与陈郡谢氏均在东晋政治舞台上声势煊赫，气焰逼人。桓家先祖史籍所载者，可远追至东汉名儒桓荣。自桓荣以下五世显赫，汉魏之际家势渐衰。西晋永嘉乱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桓温的父亲桓彝也于乱世中南下渡江，在江左结交侨居的中朝元康名士，元帝、明帝两朝方在政治上显露头角。东晋初年，琅邪王氏势大，王导柄政于内，王敦跋扈于外，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谓。后王敦作乱，晋明帝伐之，桓彝以散骑常侍“引参密谋”，又招聚流民帅助朝廷制敦。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底，苏峻与祖约联合作乱，次年春打入京城。苏峻部将韩晃领兵攻宣城，桓彝以宣城太守率州兵屯于泾县御之，旋兵败遇难。
桓温（312一373），字元子，生未满周岁，温峤见之称为“英物”，其父即为取名温。史称其人“姿貌甚伟，面有七星”，以“豪爽”、“雄武”为人所称。其父为韩晃所害，而泾县令“江播预焉”。温时年15，“枕戈泣血，志在复仇”。到18岁时，江播已死，江播的3个儿子于居丧期间一直置兵刃自卫，仍被桓温全部杀掉，“时人称焉”。及长，温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除琅邪太守，累迁徐州刺史。桓温少时与沛国刘恢友善，刘恢曾称其乃孙权、司马懿之流亚。又与庾翼私交甚笃，庾翼曾荐之于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蓄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桓彝、桓温父子时，因家道不显，江东士流如谢奕、王述都曾讥称其为“老兵”。而桓温也确实无名士谈玄放诞之资，然而若着黄皮裤褶、上马舞槊几回，则不免意气自雄。故桓氏父子于东晋前期，与坐谈挥麈的士流风姿颇多不同，乘时而立事功倒是他们的主要追求。史谓桓温曾对亲僚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其性情于此可见一斑。
从建言北伐到领兵出征东晋立国江南后，南北对峙局面一直未有大的改观。然东晋享祚百年间，北伐之举却不绝如缕。祖逖的北伐早已名垂青史，其中流击楫之慷慨，忍辱负劳之精神，常令后人为之神往。嗣后庾亮、庾翼的北伐，志虽大却无成。永和元年（345年）七月，庾翼病死，桓温继任安西将军、假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握长江上游之兵权。次年，桓温率军西伐成汉，一举灭之。平蜀后，桓温的威名日盛，朝廷虽大加褒赏，进其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但实则既惧之且忌之。
此前庾亮北伐时，朝廷曾议论纷纭，桓温则力赞北伐。349年，后赵皇帝石虎死，桓温即上疏，请朝廷议水陆之宜，意在北征。疏上而久不报，朝廷却先以褚裒、继以殷浩统兵北伐。桓温知朝廷有意仗褚、殷以抗己，大为忿恨，“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结果，殷浩“经涉数年，屡战屡败，器械都尽”。桓温趁机上奏，以罪废殷浩为庶人，“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
殷浩既废，桓温再倡北伐，朝廷自然无法阻拦。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率步骑4万自江陵北征，发江陵水军由襄阳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西），遣别将自淅川趋武关以攻关中。同时命令梁州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为偏师以策应之。
首次北伐的成与败桓温大军初入关中，在攻上洛（今陕西商州市）一役中，旗开得胜，俘虏了前秦荆州刺史郭敬。再攻青泥，击破秦军。此时，坐镇长安的苻健急忙派其弟苻雄与两个儿子苻苌、苻生及侄子苻菁率兵5万，赶至尧柳城愁思堆阻截晋军。四月，双方在此展开一场生死大战，苻苌亲自冲锋，为流矢所中，后竟因此而死；苻生则单马入阵，斩杀桓温部将应诞、刘泓，晋军死伤数千人。但桓温挥军力战不退，最终击散了前秦军队。蓝田这场大战，扫清了桓温进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苻雄战败后，已无力抵挡桓温的主力部队，只得避实就虚，转而指挥余部奔袭司马勋部，司马勋遂败退至女娲堡，后奔还汉中。
此后，桓温长驱直入，进军至灞上。苻健仅以6000老弱疲卒龟缩长安小城内，挖深沟、筑高垒以自固。桓温大军所到之处，“三辅郡县多降于温”，而“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这时，隐居华阴山的北海人王猛，曾披褐来见桓温，“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卒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浮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度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北伐出师之初，桓温原来计划入关中后，时当小麦成熟，可以“取以为军资”。不料，前秦军从蓝田败退后，苻健令各地芟苗清野，桓温军粮无措，士众大饥，已在关中难以持久。
六月，苻雄汇集前秦各部大军，以7000铁骑为前锋，与桓温大战于白鹿原。晋军桓冲部战败，死伤万余人。延至九月，桓温鉴于战既不利，粮又匮乏，只好徙关中百姓3000余户而归。撤退至潼关时，又被苻苌击败，踉跄退回江陵。
桓温此次北征，可谓先胜后败，令人扼腕。尤其是驻军灞上时，长安近在咫尺，桓温却不渡灞水攻城，此举曾引起当时与后世人的诸多猜议。或谓桓温北伐动机原本不纯，他之所以积极出兵，旨在乘时立功以增望实，目的全在于立威定霸于江东，而并非真想收复中原。或谓温此举系持重坐观，以待敌之内部生变，图不战而取关中。或谓桓温亦有世族成见，故不值王猛所言，甚至难辨真伪，疑之为苻健的诱攻之计。凡此众说，均在疑似之间，且俱属猜测、推论之词。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因史料欠缺，后人已无法理清。
但不管怎样，桓温北伐肯定有其内部弱点，似可断言。即就仅以军事言，桓温提4万大军北征，兵力实在算不上雄厚。蓝田、白鹿原之战，士卒已有相当损耗，兵临长安城下时，后人徒知责其不立即攻城，却很少考虑城能否攻下的问题。世人俱知苻健守长安者仅6000羸兵，却往往忽略了“退营城南”的苻苌等部，且外围还有前秦“精锐三万为游军”。因此，桓温即使马上攻长安，以他那点兵力，以长安数朝帝都之城高池深，恐结局很难预料。另外，桓温数千里伐人之国，军队后勤供应却无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就已决定了其失败的结局。综观桓温的三次北伐，兵力单薄与粮草不济，一直是其两大致命弱点，若再加上临阵指挥的某些失误，自难免于败归。唐人修《晋书》时，将桓温与王敦同卷并列于“叛逆传”，新旧史家评论其北伐得失，自然不免据其后来专擅朝政、妄自废立而逆推此前，虽说不无道理，却终归难以服人。桓温本系集大功大勋与大奸大慝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政由桓氏，祭则寡人”那一套当然不值得提倡，但北伐以规复中原，毕竟总比高门名士们新亭泪流、作楚囚相对要强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