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卢水胡盖吴起义
起义背景自前秦瓦解后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关东、关陇、河西走廊出现了12个相互混战的地方割据政权，中国北方顿呈四分五裂状态。拓跋鲜卑复国后迅速崛起，至439年灭北凉基本统一北方。由此而迄隋的统一，基本维持着南北抗衡的对峙局面。
鲜卑拓跋氏本属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民族，虽然以军事征服手段入主中原并迅速封建化，但其统治和剥削的残酷暴虐短期内很难改变，这就必然要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关陇地区西通西域，南接梁、益，地势险要，历来为北方统一政权之右臂，但北魏之重心在代北与关东，对关陇的控制相对比较薄弱。而当地官吏大多不遵王法，政刑酷虐；高门士族势力盘根错节，经济剥削贪求无厌，如咸阳王元禧有“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汉魏以来，西北方少数民族逐步向关中迁移，氐、羌、匈奴诸种长期与汉人交错居处，西晋时江统作《徙戎论》曾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永嘉乱后，匈奴前赵、氐族苻秦、羌人姚秦、大夏赫连氏都曾在此建立政权，更使大量少数族涌入关中。魏晋以来，关中就已成为全国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承认：“秦川险绝，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顷年以来，颇多叛动。”长安镇大将、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陆俟也说：“长安一都，险绝之土，民多刚强，类乃非一。清平之时，仍多叛动。”盖吴起义前，民间广泛传言：“灭魏者吴”；起事后“杂虏皆响从”，“诸种胡争应之”，“华戎响附”。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北魏征服关陇后，对该地区一味采取的民族高压政策，早已在各族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从起兵到称王建号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的天台发动起义。“卢”字意即“黑”，卢水即今甘肃黑河，匈奴内迁而居于卢水的一支遂有卢水胡之称，故盖吴与北凉沮渠氏为同一部族。盖吴起义时年仅28岁，但因民间广泛流传着“灭魏者吴”的说法，所以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各族民众争相响应，转瞬间便“有众十余万”。
义军初起，北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就率兵前去镇压，反而被起义军打败，自己也送了命。北魏朝廷急调高平镇敕勒族骑兵驰援长安，又命将军叔孙拔统摄并、秦、雍三州兵屯驻渭北，阻止起义军南下。十一月，盖吴派其部将西域胡人白广平率一支部队向西进攻，新平、安定等地的氐、屠各等族酋帅纷起响应，攻杀了北魏的汧城（今陕西陇县南）守将。盖吴本人则亲率主力南下，先向东进攻李闰堡（今陕西大荔县东北），直打到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以东，然后再回师西攻长安。恰在此时，迁居于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的蜀族首领薜永宗，也聚众3000余人，抢夺官马数千匹，起义于汾水旁。他在率军攻打闻喜时，就派人与盖吴联系，并接受盖吴任命为秦州刺史，随后击败了魏将周观的军队，并派部分军队挺进关中东部。而关中西部散关、陈仓一带的氐人，与汉人耿青、孙温等合作，杀陈仓魏将以响应盖吴。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北魏军节节败退，整个关中都骚动起来，盖吴遂自称天台王，设置百官，建立起政权机构，同时上表给宋文帝刘义隆，请求支援。
挫而复起445年年底，眼见起义军势力日益发展壮大，魏帝拓跋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决定亲征关陇。在军事部署上，北魏派西平公寇提率骑兵万余，专门攻打白广平；由章直等指挥3万精锐骑兵，前往对付盖吴；另以两万骑兵围攻薛永宗。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正月，拓跋焘赶到东雍州（今山西临汾市），指挥大军进围薛永宗营垒。薛永宗率部出而应战，被魏军击败，永宗携全家及大部分将士投汾水就义。河东既平，拓跋焘立即率数万精骑西入关中。魏军由渭南向长安推进，一路大肆烧杀，关中百姓苦不堪言。
此前盖吴曾上表刘宋文帝，陈述其起兵原因、作战形势，请求文帝“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扞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此时魏主亲临关中，盖吴再次上表称：“臣仰恩天时，以义伐暴，辄东西结连，南北树党，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凭威灵，千里云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师”，而“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奸虏溃亡，遗民小大，咸蒙生造。”史载宋文帝也曾想北伐，却只是封盖吴为使持节都督关陇诸州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北地郡公，送官印121纽，让盖吴随宜假授。另则敕雍梁二州发兵屯于界上，以相接援。显然，文帝欲规复中原却又不愿付出代价，这种投机心理使其只能虚张声势，对盖吴的求援自然口惠而实不至了。鉴于魏军势大，盖吴乃主动北撤，让主力散入北地山谷中。魏军仅在西路击败白广平而无大获，遂展开残酷报复，滥杀支持义军的各族民众。在关中惨行诛戮了一番后，拓跋焘令尚书乙拔率军追击盖吴，在杏城击败了起义军，盖吴逃走，起义受挫。
不过，盖吴从杏城逃出后并未气馁，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又聚集起了人马。五月，他“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众旅复振”。
起义失败盖吴再起，北魏朝廷大为震惊，立即派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率北道各军前往镇压。六月，北魏又从冀、定、相三州抽调两万精兵，驰援关中，屯驻于长安南山诸谷，以阻截起义军向南方游动。在布置军事进攻的同时，北魏朝廷还施展了一系列收买分化、策反离间的阴谋手段。八月，魏军大举进攻，起义军主力被击败。此时，被收买的屠各部反叛，盖吴率军平叛，不幸中流矢阵亡。起义军余部由其弟吾生指挥，退入山区后坚持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盖吴起义是北魏前期规模最大的一场各族人民大起义，虽然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最终也遭到了失败，但却沉重打击了北魏的残暴统治，扫荡了关陇豪门的政治经济势力。从北魏建国到盖吴起兵前，短短50年间，北魏境内就发生过大小不等的起义、反抗事件近40次，盖吴起义与其他各次起义共同汇聚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推动着北魏政府不得不在太和年间大规模进行汉化与封建化改革，以涤除十分严重的奴隶制残余成分。参加盖吴起义的群众除汉人外，还有大批卢水胡、氐、羌、稽胡、河东蜀人、蛮人等，显示出浓郁的各族大联合色彩，这无疑也加强了各族人民的融合。
二、宇文泰与西魏政权
攫据关陇宇文泰（507—556），字黑獭，代郡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人。旧史谓宇文氏为炎帝后裔，今人或认为出自南部匈奴远支，其语言、族属自与鲜卑有别。然长期以来，宇文氏与鲜卑混居，“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即自号宇文氏，寓意为“天君”。后鲜卑慕容部崛起，早已鲜卑化的宇文氏被吞并，其子孙多仕于前燕、后燕政权。及拓跋鲜卑起而统一北方，宇文氏降魏，迁居于武川，世代为兵户或府户，与拓跋鲜卑混然无别。
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六镇大起义爆发，宇文泰之父宇文肱就参加了破六韩拔陵起义军。后追随同出自武川的贺拔胜等人，袭杀拔陵属下大将卫可孤，降于北魏，被安置在定州（治今河北定州市）一带。孝昌元年（525年），拔陵部众“鲜于修礼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年方18岁的宇文泰随父加入鲜于修礼起义军。后鲜于修礼被叛徒元洪业刺杀，修礼部将葛荣杀元洪业，继统修礼部众，宇文肱父子亦转入葛荣部下。武泰元年（528年）九月，葛荣败死，部下降者多迁至并、肆一带，宇文泰随例迁入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在镇压北魏末年各地起义的过程中，北秀容（今山西朔州市北）人、契胡酋长尔朱荣的势力迅速崛起。他击败过鲜于修礼、杜洛周，直接镇压了葛荣、邢杲、万俟丑奴起义，以功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528年，他带兵闯进洛阳，杀灵太后与3岁小皇帝元钊，并杀王公卿士2000人于河阴，另立元子攸为帝（孝庄帝）。“河阴之变”后，孝庄帝封尔朱荣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兼尚书令、太原王，北魏大权尽落入尔朱氏集团手中。宇文泰到晋阳后，转而投靠尔朱荣，以功渐受重用。530年，尔朱荣派属下尔朱天光、贺拔岳、侯莫陈悦等领兵镇压关陇起义，宇文泰即随贺拔岳入关。万俟丑奴失败后，贺拔岳于532年任关西大行台，掌关陇军政大权；宇文泰即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掌行台军政事宜。两年后，侯莫陈悦勾结关东权臣高欢，杀死贺拔岳。宇文泰趁机消灭侯莫陈悦，继任大都督、关西大行台，统领贺拔岳部。534年七月，不堪高欢逼凌的孝武帝元修西逃关中，投依宇文泰；高欢则另立元善见为帝（孝静帝），改元天平，迁都于邺，是为东魏。十二月，宇文泰鸩杀元修，立孝文帝孙元宝矩为帝（文帝），次年改元大统，都于长安，此即西魏。
宇文泰主持“革易时政”从开府长安到恭帝三年（556年）十月去世，宇文泰人生的最后22年，恰与西魏政权相始终。当然，谁都知道，西魏文、恭、废三帝无一不是宇文氏的掌中傀儡。而祭则元魏、政归宇文的局面，也使宇文泰能够排除一切干扰，充分利用手中的独断大权，大刀阔斧地进行军、政、经济、文教改革。
元宝矩时，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进封柱国大将军，再进为太师、大冢宰，史称其“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而他所重用的改革谋主，就是汉人苏绰。苏绰（498—546），字令绰，出身于京兆武功郡的名门望族。其父曾任武功郡守；从兄苏亮官至侍中，以文章秀美着称，人誉为“秦中才学可抗山东者”之第一人；其弟苏椿以乡望所归，曾“领乡兵……加大都督”。苏绰幼即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尤长于算学。宇文泰为关西大行台时，经从兄推荐，苏绰被任为行台郎中。后苏绰为宇文泰陈述申、韩要旨和帝王之术，泰大为叹赏，誉之“奇士”，擢为行台左丞，参决机要。宇文泰既欲富国强兵，便要大力推行汉化措施，苏绰适逢其时，故“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首先，苏绰制定了文案程式和计帐（租赋预算）、户籍制度；其次则帮助宇文泰裁减冗官，设置屯田；接着以长篇奏章详尽阐述其改革思路和具体措施，提出六条原则奏请施行，即“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宇文泰全部接受，并据此颁布《六条诏书》，而且规定：“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最后，苏绰晚年奉宇文泰之命，依《周礼》而改订官制，尚未完成，却积劳成疾而死。后卢辩继之，终成其事。
此外，宇文泰还袭用北魏均田制和赋役制，且田令、赋役令及相关法律规定更为严密、合理。在用人、选官方面，贯彻了苏绰的“不限资荫，唯在得人”的原则，“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甚至于对西晋以来“竞为浮华”的文风，宇文泰也曾尝试予以纠正，他曾借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之机，“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并规定“自是之后，文章皆依此体”。改变绮艳虚浮的文风，自然很有必要，只可惜宇文泰、苏绰一味模仿《尚书》，显然走错了路子。
宇文泰改革中最具特色的东西，大概要算是创建府兵制度了。府兵制的建置年代，史载不一，但八柱国、十二军、二十四开府乃其基本架构。八柱国显然保留有鲜卑八部落分置八军的痕迹，而“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的规定，更是部落兵制残余的表现。除宇文泰“位总百揆”、广陵王欣“从容禁闼”外，实领府兵者六柱国，则又合于汉人天子六军之制，此乃兵制汉化的反映。府兵制成立后，其重要变化：一是广募关陇豪右，使之率乡兵义从进入府兵系统；二是渐趋兵农合一，兵制与田制、赋役制度相互结合。通过府兵制的不断汉化及与其他政治、经济制度的结合，遂出现了历史上着名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所谓关陇集团，其成员大致为：入关的鲜卑六镇（尤其是武川镇）军人；拓跋鲜卑贵族；关陇地区其他胡人上层；关陇本地（含从关东流入者）的汉人强宗望族。其中，武川镇军人居于绝对优势，汉人着姓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两者的相互勾结、彼此渗透，既有前者的急速汉化亦有后者的略染胡风，由此而崛起了一个充满勃勃生机却又风貌迥异的新兴政治集团。北周以后的走向统一，甚至大唐盛世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拜其所赐。
三、东西魏沙苑之战
东西魏对峙北魏分裂后，东魏和西魏都属于王朝短命（东魏16年，西魏22年）而皇帝沦为摆设的过渡性政权。两个政权虽分处关东、关陇，但权臣专制如出一辙，总欲吞灭对方的心思亦大体接近。甚至两个权臣的早年经历，也有惊人相似之处。宇文泰生平前文已述，而高欢（496—547）虽是渤海蓨（今河北景县南）人，但自其祖父以来世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北），他本人娶鲜卑女为妻，姊嫁鲜卑人，自呼其名贺六浑，显属早已鲜卑化的汉人。边镇起义时，也是辗转于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军中，同样是变节投奔尔朱荣后发迹。北方既已分裂为东西两块，宇文泰总想着“强国富民”、混一区宇，而高欢据说早年就“有澄清天下之志”，两者发生冲突以至大打出手，也就在所难免了。
东西魏之间的较量，小战数量过多，可置而勿论。影响较大的重要战役，约有三次：天平四年（537年）的沙苑之战，元象元年（538年）的洛阳之战，武定元年（543年）的洛阳芒山之战。
沙苑之战概况537年，高欢自以国力占绝对优势，决定大举进攻关中，颇有一举吞灭宇文氏的架势。战前，东魏朝臣中曾有不同意见，如杜弼就认为“天下浊乱”、“文武在位，罕有廉洁”，因而建议高欢“先除内贼，却讨外寇”，却无法撼动高欢的决心。此次出征，高欢将大军分为三路：北路由自己亲率主力自晋阳南下，在蒲津（今山西永济市西之黄河津渡）造浮桥3道，伪作强渡黄河姿态，以吸引西魏的注意力；中路由猛将窦泰指挥，欲强夺潼关；南路以高昂为帅，迂回攻击上洛（今陕西商州市），企图叩武关而入。
面对敌军三路围攻关中之势，宇文泰则统军由长安东出广阳（今陕西大荔县境）。史载宇文泰当时兵不满万人，显然是不实之词，但西魏军人数处于劣势则是无疑的。战前，宇文泰与诸将议，认定窦泰一路为敌军主攻，虽兵精将勇，然屡胜而有轻我之心。遂决定以少量兵力监视黄河渡口，宇文泰则亲率6000精骑绕道潜行，急赴潼关。此时窦泰已攻占了潼关小关，完全放松了戒备，被突然而至的宇文泰骑兵击溃，窦泰兵败自杀，部众万余人全部被俘。中路败讯传出，已攻陷上洛的高昂吓得弃城而逃，高欢北路军亦撤桥而退。
首战告捷，西魏立即转守为攻。宇文泰一方面派大将军于谨领兵追击，直取华阴，另一方面在长安以西征调军队，汇集府兵十二军诸将誓师东征。西魏大军迅速出关，攻占恒农（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陈兵耀威于洛阳以西达50余日。这时，东魏在黄河以南仅有高昂的3万士兵，自然无法抵御，高欢乃急率10万人马从晋阳南下，再趋蒲坂，意欲渡河切断宇文泰归路，西魏军被迫退回关内。高欢过河后，进围华州（治今陕西大荔县北），又南渡洛水，抢占了渭北的许原。
眼见高欢气势汹汹步步进逼，西魏诸将多主张退兵以诱敌深入，再寻机歼敌。但宇文泰却敏锐地发现了高欢骄兵轻进、临战无策等弱点，遂坚持正面迎战。他令全军辎重西移，将士只携三日军粮，迅速渡过渭水，进入渭北沙苑。沙苑又名沙阜、沙海、沙窝，在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二水之间，东西长80余里，南北宽约30里，地多沙草、丛棘，宜畜牧、瓜果。高欢大军自60里外的许原南进，双方遂大战于沙苑。事先，宇文泰在沙苑以东的河曲，埋伏了李弼、赵贵两支主力军，自己领少数人马出而迎战。正当高欢军队争相围攻宇文泰时，突然杀声动天，两支伏兵以铁骑陷阵，从左右两翼滚滚而来，迅速将高欢大军分割、围歼。是役，高欢将士阵亡6000，被俘7万有余，遗弃的铠仗器械山积，高欢在残兵护卫下仓皇而逃，连夜渡河东归。
战后，宇文泰在战俘中精选两万甲士编入本部，余则全部放归。他又令全军将士每人在沙苑植树一棵，以示纪念且兼旌表武功。此战波澜起伏、惊心动魄，西魏的胜利也显示了宇文泰的军事指挥才能。但后来洛阳一带的两次大战，西魏军队都遭到了失败，尤其543年芒山一战，西魏士兵被俘斩6万余人，损失督将以下军官400余人，因此而有“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之举，这则是外战影响及于内政的例子之一。而东西魏之间的交战，使关中东部至洛阳以西大片地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形成“野无青草，人马疲瘦”的荒凉景象，这却是应该予以谴责的。
四、周武帝毁废佛道二教
释门大盛及其弊端从汉末董卓之乱（189年）迄隋文帝统一全国（589年）的400年间，中国历史进入了动荡分裂与割据混战错综交织的新时期。而此前传入中国的佛教，却在战乱岁月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究其原因，一则因天下战乱，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实世界巨大的痛苦与灾难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便转而求诸宗教和鬼神，希冀在求神拜佛中获得解脱。二则统治阶级尤其北方少数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佛教的传播获得了世俗政权的强有力支持。佛教所宣扬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忍受苦难而寄希望于来生等说教，自然有利于维护现政权的统治，而释门高僧大德也乐于点化人主、寻求庇护以广开山门。如康僧会以神异得舍利摄伏孙权，以“报应近验”开讽孙皓；佛图澄以道术感化石勒；梁武帝萧衍之舍身佛寺，都是典型例子。道安所谓“不依国主，则法教难立”；东晋何充所说的“五戒之禁，实助王化”；北朝法果则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诸如皇帝即如来、“拜天子即礼佛”一类的言辞，都透露了宗教与王化互相借用的秘密。三则中西交通畅通，印度、西域僧人大量东来，中土僧人、学者则络绎西行求法（如朱士行、法显、智严、宝云、法勇、智猛等），使佛经得以大量翻译，佛学着述激增，华人信佛者渐多，佛教势力必然日益增大。
千余部、3400多卷佛经的翻译，十六国以来许多着名石窟寺的凿建，成千上万的寺宇和多达数百万的僧尼，都充分反映了佛门的兴旺繁盛。然而，佛教昌盛带来的危害也至为明显，萧梁时荀济曾上书列举佛教的十大罪状为：1、营缮广厦，僭拟皇居；2、兴建大室，装饰胡像，僭比明堂宗祀；3、广译妖言，劝行流布，轹帝王诏敕；4、交纳泉布，卖天堂五福之虚果，夺大君之德赏；5、豫征收赎，免地狱六极之谬殃，夺人主之刑罚；6、自称三宝，假托四依，坐傲君王；7、多建寺像，广度僧尼；8、三长六纪，四大法集，别行正朔，密行征发；9、变俗移风，借征租税；10、法席聚会，邪谋变通。勿论南方还是北方，凡主张排抑佛教者，也都象荀济那样，不外乎从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等三方面的危害性立论。
南北排佛之差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一方面在不断儒化、中国化，一方面又与儒学、道教形成了异常微妙的关系：三者既互相渗透、吸收、融汇，又彼此攻击、排斥。与此同时，统治者对佛教则往往采取既尊崇、扶植、利用，又加以管理、控制的政策。加之国家分裂，宗教文化形成地域性特色，如南方重义理，以玄思拔俗为高，北方崇禅定，以静修禅悟为尚。这些因素叠加作用，遂造成南北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自后赵石勒首次诏允汉人出家以来，对佛教的斥责之声就一直没有停息过。然六朝政权偏安江左，版域、户口有限，史载各朝佛寺数字从未超过3000，僧尼未逾10万。且因两晋谈玄风盛，佛学借玄学畅行。故南方排佛争义理者多，佛与儒、道交争，中心乃神灭与否及夷夏关系两大问题。如道士王浮编《老子化胡经》，以证道在释先，佛门便有《清净法行经》予以回击，制造所谓“三圣东行”说（即佛弟子摩诃迦叶、儒童菩萨、光净菩萨化现为老子、孔子、颜回）。庾冰、桓玄以“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为由，力主沙门应尽敬王者，慧远则答以《沙门不敬王者论》。似此沙门拜俗之争、袒服之争、踞食之争等，多停留于言辞交锋的程度，虽然也有吴主孙皓欲“燔塔庙”、刘宋沙汰僧尼等想法或举动，毕竟禁佛不是很激烈。
相比而言，十六国和北朝政权多为少数族所建立，而佛本外来之教，天然地易得到统治者的信奉，且北方多借佛教作汉化之手段，故佛教声势、影响力更大。北魏孝文帝时，天下佛寺计6478所，僧尼72000人；魏末佛寺13727所，僧尼200万；东魏北齐寺庙达30000余所，僧尼近300万；西魏北周也寺庙过万，僧尼百万。这些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佛教过盛则确切无疑。提倡佛教固然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但若超越了一定的限度，就必然要损害世俗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虽然在僧官制度方面，北朝的沙门统比南朝的僧正要更严密完善，管理效果也更为明显，但如果常规管理仍不能禁遏佛教泛滥的话，统治者就必然会采取非常规的行政暴力手段。与南方的理论之争不同，北朝排佛最突出的现象便是毁佛运动。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有两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发生于北朝，确实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社会背景。
武帝毁佛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月，宇文泰死，第三子宇文觉继续掌权，年底受封为周公，即自立称帝，是为北周闵帝。次年九月，专断国政的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毒死闵帝，改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帝（明帝）。两年后，宇文护又杀明帝，立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为帝，此即武帝。周武帝即位后的10余年间，一直由宇文护专权。至天和七年（572年），武帝杀掉宇文护，方得以亲政，继续改革内政，灭佛即最重要措施之一。
早在天和二年（567年），卫元嵩就曾上疏武帝，要求限制佛教，道士张宾也进言附和。569年，周武帝召集名僧、名儒、道士及文武百官2000余人，在宫内大德殿“量述三教”优劣，争辩的结果，“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接着，武帝又命司隶大夫甄鸾“详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浅，辨其真伪”。次年，甄鸾上《笑道论》36条，讥斥道教经书的剽窃和虚诞。名僧道安也作《二教论》12篇，倡“君为教主”说，希图保全佛法。572年，武帝临幸长安玄都观，亲自主持公卿与道士的辩论。经过数年共7次的酝酿、争论，建德三年（574年）五月，武帝正式下令废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寺观资财分赏群臣，塔庙田产赐予王公，僧祗户、佛图户制度立即停废。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又宣布废断原北齐境内佛教，“关陇佛法，诛除略尽，既克齐境，还准毁之。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
武帝毁佛时亦连带废道，似乎不大好解释。因为此前武帝还“志存道学，躬受符箓”，且认为道教“出于无名之前，超于天地之表”，故定为“最上”，怎么会一转眼也拿道教开刀呢？释道宣解释说，武帝原本是要“受法黄老，欲留道法，摈灭佛宗”，无奈众口一词、众情难违，才只好“二教俱除”。事实上，武帝本属重道轻佛之人，他之“猜忌佛门”亦不无思想文化方面的关系，所谓禁断二教，实际上矛头主要还是对准佛门，故道教所受冲击要小一些。当然，世俗政权毁废二教的动机，主要还是要维护政治权威，与寺院地主争夺劳动人手、租赋财产，文化信仰方面的冲突倒在其次。准此，毁佛与废道并举，亦属顺理成章。
至于毁废二教的效果，应作客观衡量。当时僧人昙积认为，武帝意欲“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武帝则自称：“自废已来，民役稍息，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之[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可见，毁废二教确有实效，然亦不宜估计过高。禁断二教后不久，武帝即允准成立通道观，置员120人，俱选道教门人有名当世者担任，已为道教开了后门。578年武帝死，宣帝初立，还俗僧任道林力请恢复佛教，宣帝立刻允准，这样，刚经摧抑的佛教又迅速恢复且兴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