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名巧”马钧
马钧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机械制造家，可惜陈寿的《三国志》没有为他作传，致使其经历异常模糊。以后裴松之为陈书作注，于《杜夔传》注中引用了傅玄的长序，方使马钧的事迹得以流传下来，这也是目前有关马钧生平的最主要的资料。
马钧，字德衡，曹魏扶风郡（治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人，生卒年代不详。傅玄称其“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曾作过博士、给事中等小官。马钧幼时口吃，不善言谈，却喜思考。其家境亦差，直到为博士后仍然“居贫，乃思绫机之变”，这也是他从事机械制造的开端。中国的丝织业起源甚早，先秦已有平纹织机和提花机具，约在战国时便已产生了足踏织机。西汉昭帝时，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人陈宝光的妻子创制了用120条经线、120个蹑的新提花机，曾织出了精美的散花绫。此后，织工将其改进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已是简化了不少。但马钧仍嫌其复杂笨重，“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从而更为简化了织机结构，方便了操作，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四、五倍。
马钧的另一突出成就，是成功复制了指南车。指南车或名司南，乃一木人立车上，手臂恒指南方，以作为古帝王出行的先导。马钧当给事中时，一次偶然与散骑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就指南车发生了争论。因指南车仅见于古籍记载，制作技术已经失传，高、秦二人便认为“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马钧认为：“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这两人即嘲笑说：“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马钧则曰：“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高、秦二人上奏魏明帝，明帝下诏令马钧复制指南车。不久，马钧就真的复制出了指南车，“从是天下服其巧矣”。
我国古代的汲水和灌溉工具，东汉以前，主要使用桔槔与辘轳，但因不能连续不断地取水，故效率都很低。东汉灵帝时，宦官掖庭令毕岚曾奉命“铸天禄、虾蟆吐水于（洛阳）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马钧任职于京城时，“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马钧所造翻车的具体构造情况，史无明文，以后元代王祯《农书》中方有详细记载和绘图。这种脚踏人力转动（后有牛转、风转、水转等）的翻车，经历代不断改进，曾在中国农业灌溉方面长期发挥过重要作用。
指南车制好后，曾有人给魏明帝进献叫“百戏”的木偶玩具，但木偶人“能设而不能动”。明帝询问马钧：“可动否？”“其巧可益否？”马钧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遂受诏作之”。他精心设计，“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絚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白端。”可以想象，这该需要多么复杂的齿轮、连杆等传动方面的知识和制作技巧。
在兵器改进方面，马钧曾有重要设想：一是诸葛亮所作的连弩，虽能连续发射数十支箭，可马钧认为尚“未尽善”，声称自己改进后可增加5倍。二是计划改进用于攻城的发石车，拟作一大木轮，“以机鼓轮”高速旋转，轮上用绳索绑上几十块大石头，旋转时用刀断绳，使石块连续飞出击打敌城。马钧的好友傅玄将这些构想告诉了安乡侯曹羲，曹羲又转告其兄长——柄政的武安侯曹爽。可惜，曹爽既不重视亦不愿尝试，竟致马钧欲作的“国之精器、军之要用”胎死腹中。
在当时，马钧被人赞为“巧思绝世”、“天下之名巧”、“不世之巧”，却不能一展其才，难怪傅玄要概叹：“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二、无所不有的“杜武库”
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西晋着名将领、学者。
汉唐之际，杜陵杜氏位高望着，枝叶繁盛，向为关内右姓。然杜氏本出南阳，西汉武帝时杜周徙家至茂陵，其子杜延年在汉宣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又迁于杜陵，“子孙世居焉”。杜预的祖父杜畿，仕曹魏官至尚书仆射，封丰乐亭侯。魏文帝时奉诏制造楼船，在黄河孟津渡（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孟州市西南）试船时，遇风涛淹没。父杜恕（？—252），官至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于嘉平元年（249年）坐事免为庶人。
杜预少时“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虽才气过人，但受其父与司马氏家族矛盾的影响，“久不得调”。及至司马昭专权，杜预娶司马昭妹高陆公主为妻，从此才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起来。历任尚书郎、镇西将军府长史、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河南尹、度支尚书、大将军、司隶校尉等职，参与过灭蜀、抵御陇右羌虏、平匈奴刘猛之乱等军事行动，以善于料敌、长于谋略而着名。咸宁四年（278年）后，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屡次上表请求攻吴。太康元年（280年），统兵克江陵，又招降南方州郡。以参赞平吴机谋且身历戎行，“有大功名于晋室”，封当阳县侯。
杜预不仅以军功、谋略显赫一时，为政亦甚有佳绩。他曾与名臣贾充、郑冲、荀觊、荀勖、羊祜等为西晋制定律令，泰始四年（268年）新律成，杜预又为之作注解。随后上书朝廷，提出“六年黜陟之法”，要求改进官员考课制度。后力排众议，建议修建孟津黄河大桥，颇得晋武帝称赞。而任职地方时，多能体察民情，为政尚简约、励质直，亦重视兴水利、治蝗涝，吏民亲切地称之为“杜父”。史称其“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军政事功之外，作为经学家的杜预，在学术方面亦建树甚丰。史谓“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辄居将率之列。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当时，王济善于相马，亦爱马；和峤喜欢聚敛钱财。杜预常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晋武帝听到后便问：“卿有何癖？”杜预答称：“臣有《左传》癖”。可见其晚年治学，主要集精力于《春秋左氏传》。
杜预的主要着作有：1、《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预熟读群经，自认为《公羊传》、《谷梁传》都是“诡辨之言”；又认为前人注《左传》，大多“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故“错综微言”，写成此书。他归纳了孔子作《春秋》的五种笔法，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并据此以解《左传》。这也是流传至今众多《左传》注解中时间最早的一种，后收入《十三经注疏》中。2、《春秋释例》，15卷。大旨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归总诸凡”，遂参考诸家经义，阐释《左传》的凡例。原书已佚，今本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收入《古经解汇函》。3、《春秋长历》、《盟会图》、总集《善文》49卷。此几种惜乎已经散佚。
杜预所撰诸书，虽有家学渊源，但主要为其精研所得，故能“备成一家之学”。书成，当时论者谓其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秘书监挚虞却赞叹说：“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东晋南朝时期，江东儒者所尚，《易》则王弼，《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北朝齐地学者，也多学杜氏《左传》注解。后世习惯上常将杜解与左氏文合刊，以至今人读《左传》者，亦必参之杜氏《集解》。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杜预在经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三、北地傅氏及傅玄与《傅子》
才俊迭出的北地傅氏自西汉后期以来，在关陇诸大姓中，傅氏一门可谓绵延流长，俊彦迭出。傅氏崛起，始自西汉昭帝时的傅介子（？—前65），他以单身刺杀楼兰王而名垂于史，且因功封义阳侯。但傅介子本系北地（治今甘肃庆阳市西南）人，其后代何时迁居关中，已难以确知。
后汉魏晋时期，入居关中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东南）的傅氏后人，史书记载较多者为傅嘏与傅玄这两支。傅嘏的祖父傅睿，官至代郡太守。傅嘏父亲傅充，曾任黄门侍郎；另有伯父傅巽，魏文帝黄初（220—226）中为侍中尚书。傅嘏（209—255），字兰石，“弱冠知名”，历任司空掾、尚书郎、黄门侍郎、河南尹、尚书等职，封阳乡侯。其人多谋善辩，思虑精微，史称为“有识名士”、“当世高流”。与玄学名家何曾及重臣陈泰、荀觊、钟毓私交甚深，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与曹爽、何晏不洽。晚年党于司马氏，为后人所诟病。在当时清谈家中，他精于名法之学，较趋向于事功，与当时坐谈玄虚的主流风尚略有不同。当时辩才（材质）性（本性）异同者，有同、异、离、合四说。何晏、李丰、王广、夏侯玄等异离派认为：人的才能、德行未必一致，以嘲讽傅嘏等依附司马氏者是“才高”而“识劣”。傅嘏、钟会等合同派则强调：“性”无本体，“才”之外部表现即是“性”，“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德行）不足而末（才能）有余者邪？”即有事功者必具有德行，以此反讥夏侯玄、何晏等人乃“无实才”的“败德”之人。由此可见，傅嘏不仅重事功，其衡鉴人物也以“实才”为主。
傅嘏少子傅只，字子庄，“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识明练称”。起家为太子舍人，晋怀帝时累官至司空，封武乡亭侯，也名重一时。傅只之子傅宣，字世弘，官至御史中丞。傅宣弟傅畅，字世道，任职秘书丞，后没于胡虏中。曾着有《晋诸公赞》及《晋公卿礼秩故事》两书，前者屡次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所引用。
傅玄的祖父傅燮，字南容，东汉时举为孝廉，任护军司马，曾与皇甫嵩一起领兵镇压黄巾起义。后任安定都尉，西羌民众起义时，出为汉阳太守，死难于太守任上。傅玄父傅干，字彦林，官至扶风太守。傅玄子傅咸（239—294），字长虞，“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嫉恶如仇，推贤乐善”。晋武帝时，袭父爵，拜太子洗马，累迁至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迁司徒左长史、尚书左丞。曾累次上疏，主张裁并官府，唯农是务，痛斥当时奢侈之风。惠帝时，先转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死后追赠司隶校尉。傅咸不仅能诗，亦“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名士庾纯常赞叹说：“长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其诗文原有集，今已失传，明人辑有《傅中丞集》。
傅咸生有三子：敷、睎、纂。傅敷，“清净有道，素解属文”。永嘉乱时，避地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曾为镇东从事中郎。傅睎亦有才思，为上虞令，卒于司徒西曹属。
傅玄其人傅玄（217—278），字休奕，“少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早年以州举秀才，除郎中，后以“时誉”选入着作，与缪施等撰集《魏书》。历任安东将军府参军、温县（今属河南省）令、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市北）太守、散骑常侍等职，积官至司隶校尉，封鹑觚子。傅玄学问渊博，又勤于着述，为文峭直而于诗擅长乐府，曾“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六部四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另有《傅玄集》百余卷行于世。当时司空王沉曾写信称赞其着作：“省足下所着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信矣！”唯其着作今俱已佚散，明人辑有《傅鹑觚集》，另有清人方浚师集校本，较为完备。
《傅子》和傅玄思想作为西晋着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傅玄有着丰富的哲学和政治、经济思想，集中反映在其《傅子》一书中。只可惜《傅子》散佚过甚，我们只能据后人征引的片断及辑本略予概述。
哲学方面：傅玄继承汉代以来的“气”说，认为自然界由气组成，按照气的自然之理而运动，从而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都看作是纯粹的自然过程。认识论方面，他曾较细统地批驳了有神论的各种观念。人性论方面，可能受战国时告子思想的影响，他也用水来比喻人性：“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渟而清，动之则流而浊”。这样，他就强调和肯定了人性是后天形成的，故“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含荣而重利”。
政治思想方面：
1、针对当时玄风大盛，“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的现象，傅玄竭力主张“尊儒尚学”，力图重新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他认为，“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君王自应“以礼教兴天下”。
2、强调为政须礼、法结合，因时而有所侧重。他曾解释说：“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因而“礼义者，先王之藩卫也。秦废礼义，是去其藩卫也”。但是倡礼义也不能废法，且乱世时法甚至比礼的作用还大，“治世之民从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礼而后刑也。乱世之民从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后礼也。”
3、治天下应以公而去私。他认为，“唯公然后可正天下”。所谓立公，就是须先有“公心”，次有“公道”，再有“公制”，故为“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礼教无所立，礼教无所立则刑赏不用情，刑赏不用情而下从之者，未之有也”。当然，傅玄所讲的“公”，自然是以地主阶级观点为标准的，只能是一种地主阶级的公私观。
4、在义利观上，傅玄从其人性理论出发，主张“利出于礼让”。他批评商鞅、韩非、孙武、吴起等只“知人性之贪得乐进，而不知兼济其善”，结果徒“使天下唯力而恃，唯争是务”。同时，他也不赞成象孟子那样讳言利，而主张为天下兴利。认为“仁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者，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而“利出于礼让”的观点，就是要让“礼让”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利益，这样就能充分发挥人的“好善尚德之性”。
5、政治措施方面，傅玄主张，一应澄清吏治。具体做法是“冗散无事”之官“不督使学，则当使耕”，以免其“坐食百姓”，国家也可“收其租税”，还可使官员自己“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可谓一举数得。至于称职之官，则应重其爵禄，否则，如果“弃家门委身于公朝，荣不足于庇宗人，禄不足以济家室，骨肉怨于内，交党离于外，仁孝之道亏，名誉之利损，能守志而不移者，鲜矣”。二则须使百姓足食。他认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故只有做到“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三则要精简机构，裁汰官吏。即“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不可使之过滥。
经济思想方面：
1、“贵农贱商”。他认为，明君应该“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这与战国以来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并无二致。不过傅玄也承认，商贾“伸盈虚而权天下之利，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故虽然“其人可甚贱”，但“其业不可废”。
2、“分业定人”论。傅玄认为，自先秦以来形成的士、农、工、商四种职业，既是先王所有意划定，则各有其自己的职业道德，“言非典义，学士不以经心；事非田桑，农夫不以乱业；器非时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资，商贾不以适市。士思其训，农思其务，工思其用，贾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匮。”因此，明主治天下，应“分其业而壹其事”，即统计天下四种职业的确切人数，按照适当的比例予以调整、分配，以使士足以副在官之吏、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工足其器用、商足以通货。
3、赋役征发的三原则。他主张，政府要“量民力以役赋”，“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财足以周用”。他总结上古赋役征发的经验，认为“至平”、“积俭”、“有常”三点，应该作为制定赋役政策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
总之，傅玄的思想虽有朴素唯物论和无神论的痕迹，但其主流仍不出两汉以来儒家唯心主义的基本教条。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极力倡导礼、法、名教，必然使其思想观点染上了强烈的针砭现实及积极经世的色彩。而其经济思想中的部分认识，确有其独创性；某些政治主张固然稍显迂腐甚至纯属空想，却也不乏合理的成份，这些都值得后人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四、苏蕙和织锦回文诗
所谓回文诗，属杂体诗的一种，通常指可以倒读的诗篇。有些制作巧妙者，可以反复回旋，从中连读得出更多的诗篇。相传回文诗始于西晋的傅咸和温峤等人，但却未见流传下来。今天传世最早的，就是女诗人苏蕙的《璇玑图诗》。
有关苏蕙的故事，在关中民间流传甚广，唐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也多有铺陈演义，这些自然不足为据。唐修《晋书》，入苏蕙于《列女传》，却仅写了寥寥66个字。史称苏蕙字若兰，前秦时始平（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人，系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县令苏道质第三女，嫁与秦州刺史窦滔为妻。苏蕙资质秀丽，且“善属文”。苻坚在位时，窦滔因过被徙流沙（泛指西北沙漠地区，或狭指今新疆白龙堆沙漠一带），苏蕙因思夫，遂“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据唐代人描述，该诗用五色丝线织成，纵横各29行，共841个字，组成一方阵。纵横回环，进退交叉，均成诗篇，“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
初唐修《晋书》时，已称此诗“文多不录”，到武则天时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武则天曾作《璇玑图序》予以介绍，说它“五色相宣，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赞叹苏蕙“才情之妙，超古迈今”。让841个字纵横回环皆能通读，已属不易，而要皆能成句成诗，更是难之又难，苏蕙的才情、巧思确实令人叹服。然而，作诗讲究意境、韵味。纵横29行，字与字间要搭配恰当且能顺畅回读，难免会有生硬、牵强之处。武则天从中得诗200余首，已是绞尽脑汁。而后人继续寻绎，据传有得诗多达7000余首者，又不知是怎样东拼西凑出来的。诗若作到这个程度，恐怕早已失却了诗的本性，而只能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字游戏。
五、鸠摩罗什与草堂寺
声震西域鸠摩罗什（344—413），祖籍天竺（今印度），“世为国相”。其父鸠摩罗炎“聪懿有大节”，抛去相位出家为僧，东度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被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国王迎请为国师。后娶龟兹国王妹，生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7岁时随母亲一同出家，“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义亦自通”。12岁时，其母携之到沙勒国求法，师从高僧须利耶跋陀兄弟，博览群经，潜心于大乘佛教，尤精《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经典，甚至对“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因其学识精深，又为人直率大度，故“诸学者皆共师焉”。20岁时，罗什被龟兹王迎请回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徒莫之能抗”，一时“道震西域，名被东国”。不久，罗什母亲拟去天竺，行前与儿子告别，希望罗什能将佛法传诸东土，罗什答称：“必使大化流传，虽苦而无恨！”
东赴长安此时，内地汉族高僧道安避世乱南下，居襄阳讲学15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前秦军队攻占襄阳，将道安及其弟子慧远带回长安。苻坚常谘询政事于道安，故对道安师徒颇为礼遇。道安素闻罗什大名，遂致函尊之为大师，罗什复函亦尊道安为东方圣人，道安即力劝苻坚迎罗什来关中传法。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在倾全国之兵伐东晋的同时，又派骁骑将军吕光率兵7万，西伐龟兹，并专门告诫吕光：“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
吕光一战即破龟兹，获罗什，威震西域。后在东归途中，闻苻坚被姚苌攻杀，乃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市）自立，建立后凉政权，罗什遂羁留凉州达17年之久。
后秦至姚兴时，国力盛且兴儒、佛，姚兴亦对罗什仰慕已久，当401年姚硕德攻后凉时，姚兴即令其将罗什送至长安。
弘法关中鸠摩罗什到长安后，姚兴“待以国师之礼，仍使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罗什在关中居住12年（401—413），主要的宗教活动：一是译经。据传与他一起译经的名僧多达800余人，前后译出数十部数百卷，包括了《大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等大乘经典，《坐禅三昧经》等禅学经典，《十诵律》等律典，《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论典，也有马鸣、龙树等人的传记，涵盖了经、律、论三藏内容，几乎包括了以后各学派、宗派的主要经典依据。罗什通晓梵、汉语言文字，又佛学造诣高深，不仅纠正了旧译本中的不少错谬，而且一改此前质胜于文、过于古朴的直译风格，采用更接近汉语习惯的意译方法，使中土诵习者更易理解接受，因其译本“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所祖习”。当时，长安逍遥园成为官方大规模的译经场所，连姚兴本人也参与其事。可以说，罗什是唐代玄奘以前译经成就最大者，因而后人将他与玄奘、不空、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二是着述传法。译经之外，鸠摩罗什自己还着有《实相论》2卷，并注《维摩诘经》、《金刚般若经》等。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僧肇（384—414）亦写下了《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等着名论文，后集编为《肇论》。罗什身居长安，却也关注着关东、江淮佛学界，如他与庐山大德慧远就常有书信往来，既互致问候亦切磋佛理。他在关中普传佛法，广收弟子，姚兴奉之若神，动辄率文武大臣、大德、沙门听其讲经。相传罗什讲经于草堂寺，门下弟子达3000余人，世称道融、道睿、僧肇、道生、昙影、慧观、道恒、慧严为“什门八俊”或“什门八宿”，其中前4人尤受推崇，被誉为“关内四圣”。
三是引大乘中观而成“关河所传”。自东汉支娄迦谶译出《般若道行品经》始，般若学遂在中国流行并兴盛起来。尤其东晋时佛学与玄学合流，玄学的观点分歧契入佛学，般若学便有了“六家七宗”之分野。所谓“六家”，指本无、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本无宗”中后又分支出“本无异宗”，即成“七宗”。若按其观点（主要为对“空”的理解）划分，应以“本无”、“即色”、“心无”三宗影响最大。正当诸宗火热争论之际，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僧肇等，大规模译介了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经论，并据此分析比较诸家学说，取长补短，从而把“佛玄”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般若学趋衰而涅磐学渐盛并取而代之。鸠摩罗什及其弟子译传的中观理论与某些般若思想（如《大乘义章》），也就被称为“关河所传”而迅速扩散开来，并对隋唐时期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草堂古寺草堂寺地处秦岭山脉圭峰的北麓，位于西安西南35公里的户县秦镇草堂营村。郑樵《通志》及地方史志多谓此处即姚秦逍遥园旧址，相传鸠摩罗什在此译经、讲法，结草苫屋，故名草堂。唐代时名僧宗密曾居于此寺，改名为栖禅寺。唐以后屡遭兵火，宋初重修而改称清凉建福院。但金元以后，草堂、栖禅二寺名，一直沿用至今。清同治（1862—1874）年间，寺内殿宇遭兵火焚烧殆尽，现存屋舍殿亭，均系近代以来建筑。草堂寺现存“八宝玉石塔”、“二柏一眼井”等景观，名列“关中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自清代以来广为人知，加之寺东不远有着名的高冠瀑布，故此处已成为陕西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考诸正史记载，鸠摩罗什至长安后，曾译经于西明阁、逍遥园，讲说佛经于澄玄堂、草堂寺，但这些园堂阁寺的确切地理位置，史无记载，似难以确知。故亦有研究者认为，罗什所住的逍遥园，应在汉长安城东，今天的草堂寺原为唐代兴福寺别院的遗址。虽然这些问题一时尚难以考证清楚，但毕竟正史记载，姚兴曾与朝臣、大德、沙门千余人，肃容观听罗什讲经于草堂寺，我们姑且仍认定罗什与草堂寺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年），鸠摩罗什入寂，史称“姚兴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惟舌不烂”。传谓姚兴为之建塔埋骨，即现存于寺内的“鸠摩罗什舍利塔”，又因该塔八面12层全用玉石雕刻镶并，玉石颜色有玉白、砖青、墨黑、淡红、浅蓝、乳黄、赭紫、灰色等8种，故又名“八宝玉石塔”。鸠摩罗什已被后世公认为三论宗的奠基鼻祖，草堂寺自然成了该宗的祖庭。
由于鸠摩罗什在翻译佛典、引介中观理论、普传佛法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也由于他对佛教的中国化及中国自己佛教宗派的产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使他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献身释门、毕生弘法的事功和精神，曾令后世僧俗两界不少人为之赞叹不已。草堂寺内碑廊西壁上，现仍嵌有唐玄宗七言颂诗碑石，兹录之以作结。诗曰：
秦朝朗现圣人晨，远表吾师德至灵。
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译经。
文含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
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
##第五章隋唐：盛世下的衰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