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运河泽被天下
隋朝开皇四年（584年），为解决长安漕运问题，隋文帝杨坚“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在经济上巩固了大兴城在全国的地位。
隋炀帝时，又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共分四段。
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早在战国初期，魏国就开凿了鸿沟（引河水循汴水，折南循沙水入颍）。通济渠是在鸿沟和下游的汴河两水基础上，加以疏浚的。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再自板渚（为板城渚口的简称，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黄河侧）引黄河入汴河，经今河南开封东南入淮河。
邗沟。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通邗沟。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运河。因这条河流经吴国邗城（今江苏扬州）城，所以称为邗沟。隋朝大运河的邗沟，就是在春秋时期吴国邗沟的基础上疏浚的，它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江都入长江。全渠广40步，运河两岸筑有御道，栽种柳树，沿途多置离宫别馆，在扬州建有江都宫。
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征发河北诸郡壮丁百余万，开永济渠。且“丁男不够，始役妇人”。永济渠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郊）。这条南北运河全长2000余里，河面宽阔，通龙舟。
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年），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入于钱塘江。全长800余里，广十余丈，通龙舟。
隋朝大运河是世界上伟大工程之一。它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总长2700多公里，水面宽50多米，窄的地方也有三四十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而且河道的水深和宽度及通航能力也是最大的。它把中国东部的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运网，成为中国历史上南北运输的大动脉。运河开通以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朝文学家皮日休说，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他还在《汴河怀古》一诗里赞颂这条大运河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运河的开通，还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它不仅对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隋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都有深远影响。同时，它也与长城一样，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二、东西二京的商业兴盛
长安和洛阳是唐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大都会，在一定时期内都显得非常繁荣。据说长安的东市，“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隋时的洛阳丰都市，也就是所谓的东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时大同市也很繁荣，“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这都是当时一般都会所少有的。
长安和洛阳能够如此繁荣昌盛，户口众多应该是一个重要条件，都城本来就是人口最易荟萃的地方，再加上有意地徙民实郡，当然也就更为繁多。隋炀帝初建东都之时，就徙来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时，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必然会促使当地商业的发展。
长安的东市和西市都在朱雀门前的东西横街上，这是长安城中主要的交通道路，有助于东市和西市的繁荣发展。洛阳的三市，两市在洛河之南，却都近于洛河，通远市在洛河之北，漕渠运输也很便利。
唐时，由长安“东至汴、宋，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洛阳和长安东西相望，一线相连，能到达长安的地方，同样也可以到达洛阳。
商旅能够到达的地方，货物也就随之而来，全国的货物也就多能聚集长安和洛阳。仅绢一种，就有全国120余州（约占全国州总数的44%）所产的丝织品，都能运到长安和洛阳。由各地运到长安这样多的丝绸，除了供应城内的需求外，还向城外供应。近人每艳称丝绸之路，大量丝绸由长安运往西域，显示长安丝织业的兴盛。
长安和洛阳诸市皆有一定规模。长安东西两市，各居二坊之地，方600步，面各二门，四面各广百步。洛阳的市，隋时就各不相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时南市，仅留其一半，只有一坊之地。无论长安，还是洛阳，市内商业都是很繁荣的。甚至在坊内也出现一些商业活动。如辅兴坊“车马往来，实为繁会”。崇仁坊“昼夜喧呼，灯为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都市中商业发达，手工业也应有相当的地位。前文中已经提到唐长安两市、洛阳三市都有许多行，不过，有关手工业的行并不多。长安东市有铁行，西市有秤行。长安西市还有秋辔行，就是生产秋辔和车辆的行业。另外还有酿酒、制毡等。
三、唐首都长安城
唐王朝的首都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唐西京长安城，开始修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经过唐代的不断修建扩充，规模十分宏伟。长安城南面是终南山，北面是渭水，东面有浐水流过，西面有沣水流过，长安城总面积，据实测为84平方公里。东西宽18里115步（实测9.7公里），南北宽15里175步（实测8.6公里），周围67里（实测36.7公里）。城墙高1丈8尺，约合今6米左右，宽厚度不等，约在9~12米左右。城外为壕沟，长安城南面3个城门，正中曰明德门，东启夏门，西安化门；东面正中曰春明门，北通化门，南延兴门；西面正中曰金光门，南延平门，北开远门；北面4个城门，西头第一门曰光化门，第二门曰景耀门，第三门曰芳林门，东头沿着皇城根、太极宫城根北出曰兴安门。其余都是宫门了。长安城的城门仅春明门只有一个门洞，而南面正中的明德门，由于处于中轴线上，根据实测，有5个各宽6.5米的门洞，门基长达52.5米，宽达16.5米，城门上建有门楼，想得见当时这座城门的雄伟。
长安城北部中央是皇城和宫城。皇城在宫城之南，平面成规整的长方形，周围9.2公里，面积约5.2平方公里，北面无墙，以横街相隔，皇城内有东西向街5条和南北向街7条，其间分布着社稷坛、太庙和中央高级官署。南面正中的朱雀门，与明德门遥遥相对，朱雀大街即以朱雀门得名。因为它的北端起于宫城南面正门承天门，故亦称天街。
皇城之北为宫城，平面亦成规整的长方形，周围8.6公里。太极宫位于宫城的中央，是皇帝起居、听政和朝见群臣的主要宫廷。太极宫南面也是宫城的正门曰承天门，门外的东西横街宽300步，是正旦、冬至和大赦时举行典礼的地方，接见外国使臣和国内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仪式，也在这里举行。太极宫的正殿为太极殿，为每月朔望举行朝仪的地方。宫城的东部为太子的东宫，宫城的西部为居住宫女的掖庭宫，掖庭宫的南部则为内侍省。宫城北面设3门，玄武门和安礼门是宫城的北门，至德门是东宫的北门。自大明宫建成之后，太极宫又称为“西内”。
大明宫在长安城外东北隅龙首原上，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至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大加修葺，此后各朝皇帝常居大明宫，故又称“东内”。大明宫面积约3.2平方公里，共有11个城门。大明宫的正殿曰含元殿，“含元殿陛上高于平地四十余丈”，由此可以俯瞰长安城。含元殿之北为宣政殿和紫宸殿，宣政殿是常朝之所，紫宸殿为内朝的正殿，群臣入紫宸殿朝见，称为“入阁”。紫宸殿西面有延英殿，是皇帝召见宰相讨论军国大事的地方。在延英殿西北，有麟德殿，是皇帝举行盛大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及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地方。紫宸殿后有蓬莱殿和太液池。
兴庆宫在长安城的东部兴庆坊，是唐玄宗为临淄王时的旧居，玄宗即位后改为兴庆宫。并经扩建，也称“南内”。玄宗时常在此宴乐，安史之乱后，玄宗自蜀回京，还曾在兴庆宫居住一段时间。
芙蓉园，在长安城外的东南隅，经勘察，四周筑有围墙，周围约7公里。“青林重复，绿水弥漫”，为“帝城胜景”。园中水面因为弯曲而称曲江池，周围近4公里。曲江池和芙蓉园都是内苑，供皇室游乐。芙蓉园西北的慈恩寺和寺南的杏园，是当时人们的游赏胜地。
在长安城的东面城墙外，有一道与城墙平行的复墙，亦称复道，这是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筑成的“夹城”，一般宽约50米。皇帝由大明宫向南去兴庆宫，更往南至芙蓉园，都是从复道潜行，免去禁跸一套繁文缛节，百姓也方便。
长安城内共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其中南北向的中间一条大街，南出明德门，北穿朱雀门直到承天门，这就是有名的朱雀门大街，宽达150米，成为一条中轴线，它把长安城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朱雀大街以东属京兆万年县，以西属于京兆长安县。贯穿于城门之间的3条南北向大街和3条东西向大街是主干大街，时称“六街”。各条大街都成直线，长而宽广。各大街的两侧，都有整齐的水沟，宽3米，深2米多。在纵横交错的25条大街间，排列着整齐如棋盘的坊市，每个坊都有围墙和坊门。在永宁坊的遗址发掘中，还发现有十字交叉的小巷，将全坊划分为16区。各坊之间的南北距离，均在40米左右，唐长安城的华丽瑰伟的建筑和宽敞平坦的道路，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因此这种都市建筑的规划，也被邻邦营建都城时所仿效。
长安城内居民30余万户，一户以5口计算，达一百五六十万人，加上宫内宫娥和宦官，上番的宿卫士兵，候选的官吏，外国使节，流寓的外国学生等等，大概有一百七八十万人。
四、杨炎与“两税法”
杨炎（721—781），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他擅长文学，文章词藻华美，初任河西节度掌书记，后历任司勋员外郎、礼部郎中及中书舍人。他与常衮共同掌管起草诏书，由于二人起草的诏书文字优美，当时称为“常、杨”。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继位，任用杨炎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做了重大的改革。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唐高宗、武则天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农民逐步失去自己的土地，按丁征收的租庸调制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大量农民破产逃亡，成为地主的佃户。安史之乱以后，政府无法对户籍进行有效的控制，租庸调制难以维持，“天下之人苦而无告”。至德年间（756—758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剥削。“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级而下户劳。”加上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所在税三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成效。它把租庸调和一切杂徭统归于两税，简化了税收手续。《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人不土断而地着，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结束了以前税收的混乱状态，暂时抑制了一些官吏在收税中渔利的行为。国家对百姓赋税征收的标准由税丁转向税产，这是中国赋役制度发展过程中划时代的变革。“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多少增加了富户的负担，相对减轻了贫户的负担，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不仅有利于户籍的整理，社会生产的安定，而且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皇亲国戚、官僚地主、浮户、客户、商贾都得纳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官僚豪强势力，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户税纳钱及对商人之三十税一，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利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同时，两税法也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在推行两税法之前每年收入总额为1200万贯，而盐利占一半，实行两税法的第一年（780年），“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