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朝对外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唐朝的对外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唐来往的国家更多，使节往来更频繁，因此，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更发达起来。不少国外的东西传入国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我国的产品、技术和文化，也大量传到各国去，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
一、玄奘西游与慈恩寺及法相宗
玄奘西游玄奘（602-664），俗姓陈，名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是一位着名的佛学家、旅行家和翻译家。玄奘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负有盛名，而且他的事迹早已越过了中国的边界，在中亚、印度、日本乃至全世界广为流传。
玄奘出生于儒学世家，从小便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13岁出家为僧，为了增长见识，开始游历全国，遍访名师，博读经论。因为他精通佛学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所以人们尊称他为“三藏法师”。但他觉得各种佛教理论各有其说，“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秋八月，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出玉门（今甘肃玉门关），长途跋涉，他翻过终年积雪的凌山（今穆索岭），到亲叶（即碎叶），渡过乌浒水（阿姆河），登临铁门关（今阿富汗境内的巴达克山），通过吐火罗，进入天竺西北部。631年，抵达摩揭陀国，并入天竺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受学。后来，又游学天竺各地，着述立论，宣讲大乘，获得较大的声誉。
慈恩寺与法相宗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历经千难万险回国，随身携带回657部梵文佛经及他多年搜集的佛像，受到唐太宗的盛情迎接。玄奘进住长安大慈恩寺，在此翻译经典长达19年。寺内大雁塔是玄奘法师为珍藏佛教经典而于唐永徽三年（652年）修建的。塔高64.5米，共7层。玄奘及其高徒窥基在大慈恩寺创立了佛教法相唯识宗，又称慈恩宗。大慈恩寺乃法相唯识宗——慈恩宗的祖庭。他的日本弟子道昭返国后开创了日本的法相宗，流传至今。朝鲜弟子圆测回国后传教，形成了朝鲜的法相宗。
玄奘精通梵、汉文，专心致志地献身译经，19年共译经75部，1335卷，不仅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反映5世纪时印度佛教全貌的基本着作，而且在晚年译出了佛教经籍中最大的一部经《大般若经》600卷。由于玄奘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他的译文流畅优美，而且忠于原意。
除了佛学着作，玄奘还根据自己的经历，由他口述，弟子辩机记录，用一年多时间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将他所游历的100多个国家加以分类记叙，一一陈述了各国的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气候、文化政治等，内容广泛，至今仍是研究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整个中亚细亚古代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19世纪以来，《大唐西域记》已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德等国文字。现代考古学者，依据该书进行对古代印度和中亚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玄奘的文化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他西行取经的主观目的和直接效果，在中国以及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国际公认的杰出的翻译家和佛学理论家，而且是中古时代一位伟大的旅行家，19年中行走了5万里，游历了110个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他的游记早已被公认为不朽的世界名着。
二、遣唐使、留学生与中日交往
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统治者对唐朝的昌盛极为推崇，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遣唐使日本为了向中国学习而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来，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其中正式使节包括大使、副使、判官、录事，这四级官员，都是从通晓经史、擅长文墨或熟悉唐地社会政治情况的人中挑选任用的。有时还有大使之上的持节使、押使，都是日本天皇任命的国家大臣。使团中还有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僧人、工匠等。
贞观四年（630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乾宁元年（894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19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200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中日交往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以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广为传播。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着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最着名的即鉴真和尚。他应日本天皇之邀，历经6次艰难历险，最终双目失明，终于在天宝十三年（754年），带着弟子到达日本，鉴真和尚在日本生活了10年，最后死于日本。鉴真也把丰富的中国文化，如宗教、建筑、雕刻、医药等传到了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和尊敬。鉴真曾经居住过的奈良唐招提寺里，直到现在，还供奉着鉴真大师在世时就做成的他的塑像。日本政府立法尊奉它为“国宝”。
阿倍仲麻吕（晁衡）和鉴真，是8世纪时日本人民如饥似渴学习唐朝文化的缩影和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友谊象征。
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政治方面，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仿照唐制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学校教育方面，日本于大化改新之后，在首都成立了太学，地方设置国学，学习汉文经书，研习汉文史籍。在文字和书道方面，学问僧空海根据汉字草书的偏旁，创造了“平假名”，留学生吉备真备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创造了“片假名”，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同时日本也很重视中国的书法。在文学方面，日本人喜爱唐诗，重视格律。在宗教信仰方面，日本有很多学问僧直接来中国求法取经。在城市建设和建筑方面，709年，日本仿照唐首都长安城的布局，建设奈良城。另在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等方面，中国对日本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唐代，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也很密切，商品贸易频繁，且日本使节和留学生、僧侣、商人返国时，往往携带大量青铜铸币，中国的铜钱，在日本广泛流通。
三、唐和新罗的友好关系
唐初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与中国都有往来。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后，直到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新罗王不断派遣使臣带着珍贵礼物来到长安，唐朝也经常给新罗以名贵答赠，例如开元年间，曾经一次赠给新罗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10段，通常包括丝布2匹，绸2匹，绫2匹，缦4匹）。新罗派了大批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837年旅唐的新罗学生多达216人，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105人。自长庆（821-824年）至唐末，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考取“宾贡”的共58人。如崔致远12岁来到唐朝，18岁中进士，29岁返新罗。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集》20卷，保存了不少当时中国的史料，至今还是我们研究唐朝历史的宝贵资料。它被着录于《新唐书·艺文志》，说明在当时它已受到重视。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新罗来唐的僧人也很多，有法号可考者有130多人。贞观时来华的慈藏，回国时带回藏经一部，新罗王任命他为大国统。慈藏除了宏扬佛法，还把唐的服饰、礼仪介绍到新罗。新罗僧人入唐后一些人西行求法取经，也有终老中国者。
唐朝同朝鲜的贸易往来很繁盛，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南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楚州有新罗馆，莱州等地有新罗坊，是新罗人集中侨居的地方。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牛、马、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
新罗与唐的民间往来也很多。唐朝后期，在今山东、江苏沿海有许多新罗侨民，他们居住的地方叫新罗坊。他们从事各种营生，并按照新罗的习俗，讲经礼忏，进行宗教活动。
唐朝的政治制度如官制、均田制、科举制对新罗发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历法、医书和文学艺术也传入新罗。韩国庆州石窟庵是新罗景德王十年（751年）在宰相金大城主持下建造的，石佛和菩萨像精美细致，与唐的造像风格非常相近。
四、“住唐”的“番客”
唐代封建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空前开放，而唐朝与当时西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大食（阿拉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频繁往来，由此产生了着名的“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据《旧唐书·西域传》等文献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首次遣使来华，两国正式交往。从此，一批批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宗教学者络绎不绝，由于以经商为主，当时被称为“番商”、“番客”，唐政府还兴办“番学”，教其子弟学中国文化。后来，他们中不少人定居下来，就被称为“住唐”。其后代被称为“土生番客”，当时的政府还专门拨出居留地“番坊”，以方便他们居住。“番客”不仅指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而且泛指来唐居住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及外来商人。
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凡是到长安的各族首领，都受到尊重和优待。例如颉利可汗被俘之后，唐太宗授予他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住在长安。周边各族到长安朝贡也很频繁，且每次朝贡必然携带很多特产作为礼品，这也加强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与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国家的往来增多。当时的长安，五方杂处，有皮裘、胡帽、辫发、脚穿乌皮六合靴的突厥人；有戴耳环、披肩布的五天竺人；有小袖袍、小口袴、皮帽边上绣着花纹镶上丝网的中亚胡人；还有新罗、日本留学生，以及真腊人、波斯人、大食人、拂菻人等等。唐人对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充分给予尊重。入居长安的域外人，有的作客，有的从政做官，有的是商人，买卖丝绸、珠宝，举放高利贷，有的开小食铺和酒店，卖自己烘烤的胡饼，也有不少胡姬当垆卖酒。因此，长安是各族友好交往的中心，也是当时亚洲各国的交流中心。
五、文成公主入藏
唐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突厥、西域各族及薛延陀、回纥、吐蕃、南诏、靺鞨等，先后在沿边各地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他们开发了边疆，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唐朝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文成公主入藏就是唐与吐蕃友好往来的最好例子。
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带，他们善于制造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刃，其王称赞普。唐太宗时期，西藏年轻的领袖松赞干布把藏族各部落统一为吐蕃王朝。他顺应藏族广大人民的愿望，希望得到强大的唐朝中央政权的支持，以巩固吐蕃的地位，发展经济文化。于是便多次派使臣携带聘礼，到长安求婚。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同意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札陵湖）迎接公主。
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带去了很多东西，其中有蔬菜种子、药物以及精致的手工艺品和一些有关生产技术的书籍。唐高宗又给吐蕃送去了桑苗和蚕种，并派遣了许多擅长于养蚕、酿酒、造水磨、制陶瓷器、造纸、制墨的内地工匠到吐蕃去传播工艺。中原先进技术传入吐蕃，对吐蕃此后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唐蕃和亲增进了汉藏两族的手足情谊，使吐蕃人对于中原的先进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以后中原和吐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松赞干布开始挑选一批贵族子弟到唐首都长安国子学来学习，并聘请有学问的唐人去吐蕃掌管文书，他还特地参照唐地的宫殿城堡式样，在逻些城为文成公主建造一所综合蕃唐式样的宫殿。风俗服饰方面，吐蕃人开始废止了过去用赭红色涂抹脸部的习惯，而且参用内地运来的纨素来裁制衣服了。文成公主还鼓励和帮助大臣吞米桑布札创造了藏文。后来，她又把许多汉族书籍译成了藏文，促进了汉藏的文化交流。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并深得吐蕃人民爱戴。永隆元年（680年）文成公主病故，藏族人民怀念文成公主，在拉萨大昭寺内有她与松赞干布的塑像，每年有两个节日纪念她，可见其深为汉藏两族人民所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