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佛教宗派与关中寺院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许多佛经、佛教哲理大量传入。唐代佛经的翻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前代。在翻译、宣讲佛经的过程中，由于僧人们所依据的经典不同，宗教理论体系各异，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在这些派别中，影响较大的有天台宗、禅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三论宗、密宗、律宗等，除了天台宗和禅宗以外，其余6个宗派都是在长安创立的。
法相宗玄奘（600—664）西行到印度取经，对印度佛教有深入的研究，回国后，他照搬印度佛学的深奥哲理，创立“八识”，以论述“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故又称“唯识宗”。“识”是指精神本体，而宇宙万有即由“识幻化而成。”因其教义过于繁琐，后渐衰微。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后，先住在长安弘福寺，后移往晋昌坊东部的大慈恩寺，在此翻译佛经并创立了法相宗，所以，慈恩寺成为法相宗的圣地，法相宗故又称“慈恩宗”。为了贮藏佛经，在寺内修建大雁塔。玄奘的遗骨葬于长安城南樊川少陵原畔，后因塔建寺，高宗题塔额“兴教”，寺因名兴教寺。寺内塔院有三座舍利塔，中间的五层塔为玄奘塔，左右两侧小塔是弟子圆测塔和窥基塔。藏经楼藏有经书近万卷。日僧道昭来华，从玄奘受教，并携经论回国传教，为日本法相宗初传。
华严宗以法藏（643—712）为代表，以崇奉《华严经》而得名。主张“尘是心缘，心为尘因”。京兆万年人杜顺是华严宗的始祖。华严寺建在长安城南少陵原上，是华严宗的发源地。寺内有杜顺禅师塔、四祖清凉国师塔。杜顺塔下原有大中元年（852年）刻的《杜顺和尚行记碑》，现存于西安碑林。日本、新罗学者曾在此学习华严宗，将华严宗传到本国。
净土宗善导为其创始人。主张专心念佛即可得救，就可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由于它的教义浅俗易懂，修行方法简便易行，中唐以后广为流传。长安城南神禾原上的香积寺是净土宗的发源地。寺内有神龙二年（706年）修建的善导塔，原有13级，现存11级。日本僧人曾在此学习，回国传播。后由日本僧人依据善导经书，创立日本的净土宗。
三论宗始祖为后秦鸠摩罗什，以《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主要经典，因而得名。实际上创立者为隋吉藏，初唐时极盛，流行关中，以后渐微。625年，由高僧慧灌传入日本。
密宗创始人为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僧一行是首传弟子。他们都曾于长安靖善坊的大兴善寺翻译佛经，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尽一坊之地，规模宏大，是密宗的起源地。密宗源于印度大乘佛教的密教，主要经典为《大日经》、《金刚顶经》，重祈祷。祈祷的方式为三密，即身密，用手指结式表示各种意义；语密，口诵真言；意密，在祈祷过程中加入个人意愿。阐扬身、口、意三密相应和即身成佛。
律宗以研习和传持戒律为主而得名。又因以《四分律》为依据，亦称“四分律宗”。创始人道宣（596—667）因常年在终南山沣峪的丰德寺、净业寺研究、弘扬律宗，所以律宗又称“南山宗”或者“南山律宗”。道宣撰写了《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广弘明集》、《续高僧传》等多种着作。天宝时扬州律宗大师鉴真东渡日本传授律宗，创立日本律宗，并在奈良建立唐招提寺。
还有长安三大佛教译场之一的大荐福寺，保留至今，唐高僧义净从印度取经回来在此寺主持译经。荐福寺位于长安城开化坊南半部，寺内建有15级佛塔，即小雁塔。1487年，地震毁两层，今存13层。
唐长安城中寺院林立，据北宋宋敏求《长安志》所载，唐末长安111坊共有寺院112所，其中仅有少半的坊未有建寺，而布政坊就建有5所。唐时长安佛教兴盛之况由此可见。
二、佞佛之风与法门寺
崇佛佞佛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唐代诸帝普遍崇佛，甚至佞佛。唐高祖未做皇帝前就笃信佛教，称帝后建寺还愿，设斋行道。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年）下诏，在当年各战阵之处修建寺庙，以超度阵亡者，同时还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西行求法归来，唐太宗以盛大场面欢迎他，使得全城为之轰动。以后又为玄奘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支持译经事业。唐太宗以后的高宗、中宗、睿宗诸帝都提倡并利用佛教，武则天时达到高潮。由于个人对佛教具有特殊兴趣，以及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武则天将佛教排位高于道教，自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颁布《大云经》，令各州建大云寺，并亲自主持《华严经》80卷本的翻译。禅宗渐兴后，武则天请禅宗南派领袖慧能进京不成，遂把慧能的得法袈裟弄到京都，供养于宫中道场之中，足见其对佛教推崇备至。女皇如此佞佛，以致武周之世，“公私田宅，多为僧有”。玄宗时虽对佛教采取严厉的限制政策，但也仅限于组织上，在思想上他还是本着三教合一的调和思想。宪宗狂热崇佛，元和十四年（819年）至法门寺迎佛骨便是突出的事例。宪宗以后，穆宗、敬宗、文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皆崇佛兴法，无不热衷于佛。所以，到武宗灭佛时，全国有寺官赐匾额4600余所、招提（私造者）、兰若（最小的寺院）4万余所，可见唐代政府对佛教的包容与支持。而法门寺也正是唐代皇帝崇佛佞佛的历史见证。
法门寺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北10公里的法门镇，东距西安120公里，西去宝鸡96公里。1987年4月，法门寺地宫被发掘，出土了佛指舍利及一大批唐朝稀世珍宝，其中有121件璀璨夺目的金银器，17件玲珑玉润的琉璃器，16件已失传的“秘色瓷”器，还有700多件锦、绫、罗、纱、绢、绮等各类纺织品。这批文物种类之繁、数量之多、质量之优、制作之精、等级之高、保存之完好，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这一考古发现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专家们指出：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和文物出土是陕西继秦兵马俑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据专家考证，法门寺始建于约公元499年前后，现寺内尚存的北魏千佛残碑就是立塔建寺后不久树立的，当时称“阿育王寺”。隋朝时，改天下佛寺为道场，阿育王寺改为“成宝寺”。唐朝是法门寺的全盛时期，它以皇家寺院的显赫地位，以7次开塔迎请佛骨的盛大活动，对唐朝佛教、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在这里度僧80名入住法门寺，宝昌寺僧人惠业为法门寺第一任住持。唐朝贞观年间，把阿育王塔改建为4级木塔。唐代宗大历三年（786年），改称“护国真身宝塔”。自贞观年间起，唐朝政府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对法门寺进行扩建、重修工作，寺内殿堂楼阁越来越多，宝塔越来越宏丽，区域也越来越广，最后形成了有24个院落的宏大寺院，寺内僧尼发展到5000多人，是“三辅”之地规模最大的寺院。
相传法门寺30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第一次开示佛骨。佛指舍利的重现，掀起了一股崇佛热潮。显庆四年（659年），宫廷主持佛事活动的僧人智悰、弘静向高宗建议再示法门寺佛骨，高宗敕准前往开示，并赐钱5000、绢50匹以充供养，后又赐绢3000匹作为造佛像、修宝塔的资金。当年高宗将舍利迎请到皇宫里供奉，武则天舍物布绢1000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缕穷奇”。直到龙朔二年（662年）才送回法门寺塔中，这次迎佛骨是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供奉最多的一次。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谒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佛骨所到之处，人们“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唐代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动发生在懿宗时期。咸通十四年春，“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轝、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懿宗亲自出迎，向佛骨顶礼膜拜，将佛骨“迎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麟之席，凤毛之褥，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以作供养，“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同年，懿宗晏驾，年底，僖宗诏令将佛骨送还法门寺。次年正月，关闭了塔下地宫石门。从此，佛指舍利再没有闻世，所藏供奉器物也成了千古之谜。
直到1987年，人们在重建法门寺真身宝塔时，发现了淹没地下千余年的唐代地宫，封闭1000多年的神秘地宫之门被打开，里边金碧辉煌，千年古物熠熠放光。经测量，地宫长21.21米，面积31.84平方米，是国内迄今发现的佛塔地宫中最大的一个。从地宫发掘了4枚佛指骨舍利（一枚为“灵骨”，其他三枚为“影骨”），这是世界上目前经过考古科学发掘，有文献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是当今佛教界的最高圣物。随之出土的还有懿宗、僖宗供奉的大量金银器、琉璃器、瓷器、丝织品、珠宝玉器、漆木器等2000多件及部分武后绣裙等物。还有《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碑》和《监送真身使随负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衣物帐碑》，这两通碑不仅是研究法门寺历史，而且是研究唐朝佛教的重要资料。
法器中最珍贵的是3枝锡杖，即单轮十二环迎真身金银花锡杖、双轮六环铜锡杖和双轮十二环金银锡杖。另外，法门寺还存有具有十分重要史料价值的碑刻11块，珍藏佛经600多卷，许多都是极其珍贵的佛经版本。除与佛教有关的文物之外，地宫里还珍藏有大量的生活用品。另外，地宫中还有25000多枚唐朝货币，其中有13枚玳瑁币，是世界上至今发现的最为珍贵的古代货币品类。
三、基督教来华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隋唐时期，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达，许多西方的宗教相应传入中国，景教、摩尼教、祆教和伊斯兰教都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在南北朝宗教兴盛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传播。这些教派大都是先传到长安，再由长安传播到国内各地。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创始人为叙利亚人聂斯脱里。公元428年，聂斯脱里由安都主教升任为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大总管，他主张耶稣基督之神性与其人性非一体，谓耶稣之母玛利亚只产耶稣之体，不产耶稣之神，故不当称之为圣母，因此在公元431年被斥为异端，为东罗马皇帝放逐出国，并焚毁其着作。但是该派在波斯地区却受到极大地欢迎，并向亚洲中部许多地区传播。至6世纪末期，已流行于康居、突厥等地。中国的景教，就是从波斯传入的。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该派的叙利亚主教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命他留在长安翻译景教的经典。贞观十二年（638年），下诏于西京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高宗时，又下令于诸州置寺，并赐阿罗本以“镇国大法王”的称号。因为景教是从波斯传到中国的，所以中国人开始称他的寺院为波斯寺。到了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年），时波斯已灭，而景教本出自东罗马，唐人称东罗马为大秦，故又称波斯寺曰大秦寺。大秦寺不仅建立在长安城内，在长安附近也有建立，周至的大秦寺就是其中之一。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于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末天启年间出土，上面记载：“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碑石至今在西安市碑林保存，是研究中土流传景教的重要资料。
四、杜佑的《通典》与令狐德棻“八部正史”
杜佑《通典》长安的史学家，最有成就的要数杜佑了。杜佑（735—812），京兆万年（今西安）人，唐着名政治家、理财家和史学家。出身关中望族，以荫入仕，历任中外要职，唐德宗时，官至宰相，因编纂《通典》一书而闻名后世。杜佑做官长达60余年，通晓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等典章制度。当时唐朝的政治处在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杜佑企图通过研究典章制度的沿革，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解决政治危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开元末年，刘秩仿《周礼》六官，采经史百家之言，撰成《政典》一书。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于是在此书基础上，增益资料，扩充条目，历36年，重新编次整理而撰成《通典》，于贞元十七年（801年）进呈。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专史。全书共200卷，主要记述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和民族志，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各门下又分若干子目。该书博征史料，上下贯通，每事以类相从，上起先秦，下迄天宝，都详其本末，天宝以后史事则择要而记，并征引了很多前代和当时人的重要议论。《通典》一书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也为后代分门别类记载各朝的典章制度开创了先例。
令狐德棻“八部正史”隋唐以前的史书多数私人着述，隋文帝时，下令禁止私人撰修国史。唐朝更重视史书的编纂工作，唐太宗设置史馆，由史馆征集史料，修撰前代和本朝的历史。并由宰相兼领史馆，从此成为定制。
唐代众多史学家中，对国史修撰贡献最大的当属令狐德棻。《旧唐书》云：“武德以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令狐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高祖入关，引直记室，后迁起居舍人、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太常卿、弘文馆、崇贤馆学士等职。曾主编《周书》。唐初，令狐德棻认识到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且周隋文集散失严重，奏请重修梁、陈、北齐、北周及隋朝正史，被采纳。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二十四史中，唐代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8部正史，或饱含着令狐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具体指导，总之，令狐德棻均为此做出过贡献。一个人能为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做出贡献，令人叹为观止。龙朔二年（662年），令狐德棻80岁高龄，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显庆元年，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
五、人才辈出的书画名家
唐代在书法、绘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书法艺术名家辈出，其中最着名的长安书法家是颜真卿和柳公权。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间中进士，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终为李希烈缢杀，终年77岁。德宗诏文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师承二王，又参以褚遂良笔法，形成雄劲挺拔、端庄大度的风格，世称“颜体”。史称颜真卿“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唐韦续《续书品》称：“颜真卿书，锋绝剑摧，惊飞逸势。”苏轼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措手。”盛唐时期，以颜真卿为代表的雄强、浑厚的书法风格流行起来，表现出唐代书法有旺盛的创造力，使这一时期书法艺术呈现出宏伟博大的新气象。颜真卿传世碑刻《颜勤礼碑》、《多宝塔碑》、《藏怀恪碑》、《郭家庙碑》、《颜氏家庙碑》、《争座位稿》均存于西安碑林。
柳公权（778－865），京兆华原（耀县）人。以进士及第，因书法知名，穆宗召为左拾遗。“公权初学王书，体势劲媚，自成一家”，继习颜真卿，形成气势峻朗、刚健劲挺的风格。黄庭坚说柳公权的《谢紫丝趿鞋帖》“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宣和书谱》云：“公权之学，出于颜真卿，加以盘结遒劲，为时所重。”由于柳公权注重骨法，所以世称“颜筋柳骨”。传世碑刻《玄秘塔碑》、《冯缩神通碑》、《回龙观钟楼铭》，皆存西安碑林。柳公权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师，赠太子太师，卒年88。
隋唐京师长安画家济济，绘画繁荣。
阎立本（？－673），京兆万年人，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工部尚书。其父阎毗，其兄阎立德均长于书画、工艺和建筑工程。阎立本承其家学，尤长于绘画。擅道释、人物、肖像、山水、鞍马等，其肖像画多描绘唐初建功立业的功臣形象，如描绘房玄龄、杜如晦等18位文人谋士肖像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又在凌烟阁壁上画长孙无忌、魏徵等24位功臣像等。杜甫《丹青引》中有“良将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的诗句形容其所画之生动传神。阎立本的绘画，线条刚劲有力，色彩古雅沉着，人物神态刻画细致。有《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职贡图》、《萧翼赚兰亭图》、《醉道图》和《昭陵列像图》等传世。
其兄阎立德曾受命营造唐高祖山陵，督造翠微、玉华两宫，营建昭陵，主持修筑唐长安城外郭和城楼等。对工艺、绘画造诣颇深，曾主持设计帝后所用衮冕服饰。绘画以人物、树石、禽兽见长，与弟阎立本同为着名画家。
吴道子，擅长绘画宗教体裁的变相人物，因画名远扬而被玄宗召入宫中。在长安、洛阳的寺观中，画了300余间。长安荐福寺的《维摩诘本行变》就是其中的名作。他的画雄放遒劲，线条富有立体感，后人称为“画圣”。
王维不仅是大诗人，还兼通书画，喜水墨山水画，苏东坡称赞他画中有诗，传世作品有《辋川图》、《宝溪图》等。
张萱、周昉均是长安人，擅长仕女画，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都很有名，他们注重人物神情的描绘。
韩干，蓝田人，画马名家，作品有《牧马图》、《调马图》、《战马图》、《八骏图》等。
韩滉，京兆长安人，德宗时的宰相，擅长画牛，代表作《五牛图》。
张符，长安人，仿韩滉，善画牛，作品有《渡牛图》、《水牛》、《牧牛图》等。
边鸾，京兆长安人，善画花鸟。
韦鉴、韦銮兄弟，京兆杜陵人，韦鉴善画马，韦銮善画花鸟山水，大慈恩寺塔院有其壁画。
此外，陕西的画家还有许琨、于邵、董萼、韦无忝、卢棱伽、姜皎、樊淑、杨仙乔、杨坦、吕峣等。
六、陕西诗人与唐诗之盛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光彩夺目，诗人辈出，作品丰富。清人所编《全唐诗》，收录了2300多位诗人共48900多首诗。可以说，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黄金时代。唐诗所以繁盛，除了社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基本原因之外，还有许多方面的因素。唐朝通过科举取士，使中下层地主阶级涌现出大量的诗人。同时，科举以诗赋取士，于是诗赋一门，便成为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必修科目，刺激了文人对诗歌的创作。诗人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文学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突破了六朝以来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之风，将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经过不断的探索，使唐诗题材广泛，体裁完备，流派众多，内容丰富。唐代诗人众多，最杰出的当推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王昌龄、王维、杜牧等。这里只介绍他们与京师、关中有关的内容。
李白（701－762），字太白，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市）人。是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天宝元年（742年），玄宗召他进京任供奉翰林，后被权贵排挤出京。诗人的伟大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但他的诗歌在反映现实方面有所发展，《古风》中许多反映黑暗现实的诗篇就是在长安生活后期写的。《行路难》和《月下独酌》述说了作者怀才不遇的痛苦，但他仍旧执着地追求着治国济世的理想。天宝初年李白在长安写的《蜀道难》是其代表作之一。全诗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古老的蜀道奇丽惊险，动人心魄。李白的诗大多充满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激情，想象丰富，热情奔放，气势磅礴，语气夸张、明快、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开拓了唐诗的新境界。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曾住长安南郊少陵原，自称“少陵野老”，后人称他为“杜少陵”。天宝五年（746年），杜甫来到长安，次年应诏考试不第。后两次献赋，虽得到玄宗赏识，但未有任职。在长安困居了10年，直到44岁才当上一名小官，政治上不得志，生活又十分困窘，但在长安这个政治斗争的中心，使诗人看到唐朝已是危机四伏。他写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兵车行》、《丽人行》、《贫交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着名诗篇。安史之乱时，诗人目睹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体察到广大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写出了《悲陈陶》、《对雪》、《春望》、《衷江头》、《北征》、《羌村》、《曲江二首》、“三吏”、“三别”等大量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巨大变化，充满了浓郁了时代气息。因此，后人称杜甫的诗为“诗史”。他的诗，内容深刻，叙事严谨，朴实深沉，意境深邃，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重大。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是继李白、杜甫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活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的衰败时期，10多岁时就因战乱而离家四处飘泊。贞元十六年（800年），以进士擢第，补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以制举对策列乙等，调盩厔（今陕西周至）尉，为集贤校理。寻召为翰林学士，迁左拾遗，转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年），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三年，移忠州刺史。后被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召为秘书监，迁为刑部侍郎，后任太子宾客。开成元年（836年），起为同州刺史，后改太子少傅。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病卒，年75。
杜甫而后，白居易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所生活的70多年里，正是安史之乱后各种矛盾冲突急剧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唐朝走向衰微的时期。诗人目睹了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深刻地了解人民的疾苦。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在白居易诗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反映。今存白居易诗近3000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讽喻诗；一是长篇叙事诗。前者把当时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几乎全部呈露在他的笔底。其代表作有《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讽喻诗题材广泛，锋芒尖锐，如《卖炭翁》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观刈麦》的“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种矛盾的心情表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处境；《买花》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村居苦寒》的“北风利如剑，布絮不敝衣”，尖锐地指出了达官贵人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劳动人民悲苦的基础之上的；《杜陵叟》的“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更是尖锐而愤怒的批判。后者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有着曲折离奇、自具首尾的细致的情节描写，和完整而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语言和音调上又显得特别流畅匀称，优美和谐。这是一种新型的诗，当时号称“千字律诗”，流传极广，正如宣宗李忱所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着有《白氏长庆集》71卷。
白居易对中国文学史重要贡献还在于他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文学要反映时代问题，反映与国家和人民有关的重大事件。《与元九书》是白居易诗论的纲领，建立了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
边塞诗人王昌龄（698－757），字少伯，京兆长安人，出身寒微，开元进士。在长安做校书郎时，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他的边塞诗虽然数量不多，但篇篇都是佳作。因此，他也是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王昌龄的边塞诗比较全面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边塞生活，他绘制了一幅幅当时战争生活的丰富画面，如“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之四）又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之一）气势雄宏，格调高昂。
山水、田园诗人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山西祁县）人，开元进士。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在长安任左拾遗，晚年隐居蓝田辋川。他的代表作《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看望之作应制》一诗描绘了诗人站在大明宫通往曲江的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整个长安城的景色。《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描写了大明宫早朝时庄严华贵的气氛和大唐帝国的威仪。《终南山》、《过香积寺》、《积雨辋川庄作》等山水诗，描绘了长安附近的田园风光。五绝组诗《辋川集》有诗20首，是王维后期山水诗的代表作。
杜佑之孙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人。26岁中进士。他的《阿房宫赋》、《过华清宫》以及《山行》，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在群星灿烂、名家如林的唐代诗坛上，还有不少的诗人是陕西人，其中留有文集或在《全唐诗》中存有其诗的较为着名的是杨烔（《盈川集》）、苏颋（《苏颋硕集》）、裴迪、窦淑向（存诗9首）、严武（存诗6首）、韦应物（《韦苏州集》）、薛涛（《薛涛诗》）、张孜（存诗1首）、韦庄（《浣花集》）、韩偓（《韩内翰别集》）、鱼玄机（《鱼玄机诗》）、秦韬玉（《秦韬玉诗集》）、李洞（存诗3首）等。
七、药王孙思邈与李淳风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代着名道士，医药学家。他生于公元581年，历周、隋，至唐高宗永淳末年（682年），活了100多岁。自幼聪颖好学，日诵千言。但从小多病，“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但攻读经史及研习医药之志始终不改，自谓“青衿之岁，高尚药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及长，通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佛典。“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孙思邈因病学医，淡薄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邀请他入朝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
孙思邈终身不仕，隐于山林。曾先后到过陕西的太白山、终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嵋山等地。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做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辩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12论，提出伤寒禁忌15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他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着《千金要方》30卷，分232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全书合方、论5300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是我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着，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之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着《千金翼方》30卷，属其晚年作品，系对《千金要方》的全面补充。全书分189门，合方、论、法2900余首，记载药物800多种，尤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疗效。
他坚持辩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他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他极为重视妇幼保健，着《妇人方》3卷，《少小婴孺方》2卷，置于《千金要方》之首。
孙思邈将道教内修理论和医学、卫生学相结合，把养生学也作为医疗内容。认为人到暮年，体态特征和生理、病理都有变化。欲求长寿，须注意饮食起居等养生之道。
史载其着作计30余种，唯多亡佚。现存之《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系我国着名医学着作。其他如《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枕中方》等数种，尚有部分佚文可见。
李淳风（602—670），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岐州雍县（今陕西凤翔）人。曾任太史局太史令等职。他用铜制成黄道浑仪，在古浑仪的六合仪和四游仪之间，增加一重具有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的三辰仪，可以直接观测月亮的运行。并着有《法象志》7篇，评论前代浑仪的得失。唐高宗时，因原用傅仁均的《戊寅历》误差较大，李淳风乃以刘焯的《皇极历》为依据，编成新历，史称《麟德历》，颁行于当时。《麟德历》是一部着名的历法，有不少创新，在中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历采用“定朔”安排历谱，即取消了每月29日和30日时间排列的“平朔”，而采用太阳和月亮的位置真正相合的时刻来定朔日的“定朔”。首次废除古历中“章”、“蔀”、“纪”、“元”的计算，以1340为各天文数据的统一分母，立法巧捷，大大简化了计算步骤，为后世历家所遵用。《麟德历》废除闰周；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长度；在日食计算中提出蚀差的校正项（其实质就是视黄白交点离真黄白交点的距离）。《麟德历》的缺点是未考虑岁差。李淳风还着有《乙巳占》一书，总结前人天文成果，记录某些天象和气象，对少数天象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推测。李淳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着《乙巳占》中，把风分为8级。1000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12级。李淳风还精于算学，参加审定并注解算学的教本《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
李淳风参加了《五代史志》的编写，《五代史志》后编入《隋书》，作为《隋书》的一部分。他撰着其中《律历》、《天文》和《五行》3志，共8卷。这3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科技成果，是研究天文历算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如在《律历》中记载了祖冲之计算圆周率和约率。
此外，他还撰有《典章文物志》、《文思博要》、《秘阁录》等书，并参加编写《本草经集注》，为《齐民要术》作注。
八、巧思过人的宇文恺
宇文恺（555—612），字安乐，朔方夏州（今陕西榆林）人，后迁居长安，隋代建筑家。祖上是鲜卑人，西魏以来汉化。宇文恺出身于武将世家，父兄皆以弓马显名，他独好学，尤善建筑。隋代着名工程，他多参预。
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宇文恺任营新都副监，时高颎虽为大监，不过总领大纲，而规模计划皆出自宇文恺。开皇三年，新都建成。大兴城气象雄伟，规模宏大。全城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部分，宫殿、衙署、住宅、商业各有不同的区域。还运用了里坊制的设计原则，城里街道宽直，整齐划一，城里水源丰富。但是刚刚建成的大兴城仓廪尚虚，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渭水多沙，不便漕运。四年，隋文帝下诏兴建漕渠，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水通黄河，自大兴城东至潼关，名叫广通渠。全程300多里，既大大改善了当时的漕运，又灌溉了两岸农田，因此被人称为"富民渠"。这一工程是隋朝开凿大运河的先声，它为以后大运河各段的开凿积累了经验。其后，他受到其兄被杀事件的牵连，一度罢官居家。开皇十三年，隋文帝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建仁寿宫，任命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后拜为仁寿宫监、将作少监。在杨素的主持下，仁寿宫建造得非常华丽，成为隋文帝经常临幸的别宫。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要营建洛阳﹐又以宇文恺为营东都副监﹐后迁将作大匠。他规划设计的东都，原则上和大兴城一致，只是在形式上不完全对称。洛阳城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整个城市气势宏伟，宫殿比大兴城更加富丽堂皇。宇文恺因此被升为工部尚书。他还曾经建造大帐，帐下可以容纳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侍卫数百人，行殿下装轮轴，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他曾建议按古制建筑明堂，“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并曾用木料制作了模型。虽然没有兴建﹐却表现了他的巧思和学识的渊博。大业八年（612年），宇文恺卒。
宇文恺设计和督造的工程中，以两都的营建及广通渠的开凿最有影响。长安（大兴城）及洛阳的建筑规模使后代学者为之倾倒，并为后代王朝所仿效，为邻近国家所学习。他对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堪称一代建筑大师。另外，宇文恺曾着有《东都图记》20卷、《释疑》1卷和《明堂图议》2卷。但是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中而流传到现在外，其余的后来都失传了。
##第六章宋元：远离中心的凋敝之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