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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节五代北宋陕西大事述要

书名:陕西简史  作者:刘东社  本章字数:15370 字  创建时间:2021-01-29 16:41

五代时期,陕西与中原地区一样,处于不停的战乱当中,无甚建树。北宋建立以后,正式设立了陕西路,这是“陕西”作为一级行政区名称的开始。但是,当时的陕西在长时期里又处在宋和西夏交战的前沿地带,很多方面的活动都要围绕并服务于战争,经济文化的建设自然受到很大影响。

一、“三镇连衡”与郭威西征

“三镇连衡”是五代时期发生在陕西的一件大事。它指的是后汉末年关中地区的长安守将赵思绾、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和凤翔节度使王景崇三镇联兵叛乱,号称“三镇连衡”。后来,后汉命枢密使郭威率兵西征,终于平定了这次大规模的叛乱。

赵思绾是魏府(今河北大名西)人,原为后唐魏城镇将赵在礼部下。赵在礼死后,又归赵赞。后汉建立后,赵思绾随京兆尹赵赞转镇长安。乾佑元年(948年),朝廷征赵思绾等赴京,赵思绾恐回京后被加害,遂于三月乘机攻占长安,首先据城作乱,并派人给河中节度使李守贞送去龙袍,联络其一起造反。

李守贞祖籍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一贯反复无常。小时落魄,后应募从军,隶后唐河阳镇将石敬瑭旗下,并随其起兵灭唐建晋,因功历任义成军、泰宁军和天平军节度使等职。后来,他在北上抗击契丹时投降,并随契丹主耶律德光攻克开封,灭掉后晋。辽兵北撤后,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机占领开封,建立后汉,李守贞又投归刘知远,被任命为河中节度使。刘知远死后,其侄刘承佑继位,李守贞以为新君初立,未孚人望,遂野心勃勃,欲取而代之。这时,恰好赵思绾派人来联络,他于是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起兵响应,并占据潼关,很快便控制了关中东部,声势颇大。不久,凤翔节度使王景崇也起来响应。

王景崇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投身行伍,并于后晋时拜将。后来随刘知远起兵建立后汉,深受宠信,因功任凤翔节度使。刘知远死后,隐帝刘承佑欲撤换他,王景崇于是也参加了叛乱,与赵思绾共推李守贞为盟主,称秦王,又派人去联系吴、蜀和契丹,以为应援。这样,叛乱遂蔓延到三镇。

朝廷得到三镇叛乱的消息后,立即调兵遣将,企图平灭叛乱,但一直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就任命枢密使郭威为统帅,率兵西征。

郭威是邢州人,18岁即从军,勇猛善战,通晓兵法。汉高祖刘知远十分器重他,临死时指定他为顾命大臣,辅佐新君刘承佑。郭威受命平叛后,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奖惩分明,深得众心。面对三镇叛军,郭威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亲自率军攻打叛首李守贞防守坚固的河中城,另派部将郭从义、赵晖分别去攻打长安和凤翔镇。同时,又以轻骑绕出敌后,在大散关击退了乘机进犯的蜀军,切断了三镇叛军的外援,并将三镇分割包围。这样,叛军败局已定。

在东线,郭威调发民夫于河中城下挖深堑,筑高垒,并筑长城连接营垒,围困河中,逼李守贞出城作战,待敌出城后,乘机予以杀伤,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战术十分奏效,后来便推广到长安和凤翔前线。

由于长期围困,三镇粮食不继,长安和河中城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赵思绾在长安,动辄杀人数百,犒劳将士,且宣称:“食胆至千,则勇无敌矣!”因其失去人心,无法支撑,于半年后被迫献城投降。不久,他降而复叛,长安市民群起而攻之,他遂葬身于瓦砾之下,落得个可耻的下场。长安原有10万余人,经赵思绾之乱,仅余万人左右。汉军收复了长安,三镇连衡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接着,郭威大举进攻河中,先拔外城,继破内城,叛首李守贞在绝望之下,自焚而死,叛军巢穴河中平定。

乾佑二年(949年)年底,汉军攻克凤翔,王景崇也自焚而死。至此,三镇之乱被彻底平定。事后,郭威因平叛有功,声震天下,以枢密使兼侍中,又兼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节度使,节制河北诸州军事,逐渐控制了朝政,为他后来夺取后汉政权、建立后周奠定了基础。

二、麟州杨氏及杨家将的故事

有关杨家将的故事,千余年来在我国广为流传,妇孺皆知。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杨家将?其真相究竟如何?

五代至宋时期的麟州,即今天陕西省的神木县。麟州杨氏世为名将,声震天下。杨家将的第一代杨业,祖籍并州太原。其父杨信为后汉的麟州刺史,遂定居麟州,杨业即生于此。杨业成年后,又与府州(今陕西府谷)折氏结亲。后来,杨业成为北汉大将,英勇善战,人称“杨无敌”,官至建雄军节度使。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包围太原。杨业看到宋朝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即劝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北宋,受到宋太宗的称赞和器重,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兼三交兵马都部署,负责防御辽国骑兵的进犯。他曾在雁门关等处大败辽军,立下军功。后来,契丹人一见他的旗号就望风披靡。杨业不但勇敢善战,而且治军有方,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在雁北寒冷的冬天,人们都穿着皮衣毡袍,而杨业却只穿夹袄,连炉火也不生,在露天处理军务。手下的侍者几乎要冻僵了,而杨业却若无其事。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以辽圣宗新立、“主少国疑”,派兵分三路大举攻辽,杨业为西路军统帅、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潘美的副手。战役开始后,杨业接连攻下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四州,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东路军大败,辽军集中兵力猛攻西路宋军。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杨业认为不能硬拼,建议遵朝廷之命掩护四州民户内撤。但监军王侁责其“逗挠不战”,只好愤然出战。杨业自知不敌辽军,临行前要求潘美在陈家谷口接应。然而当杨业败退到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州市南)时,潘美早已不在那里。结果,杨业陷入辽军重围,虽经拼死冲杀,仍不得脱险。于是,杨业对残存的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儿,没必要陪我一块送死,还是逃命去吧,还可以把这里的情况报告朝廷!”部下都哭着不肯离去,全部战死。最后,杨业力竭被俘。他坚贞不屈,誓不降辽,绝食三日,壮烈殉国。其子杨延玉也同时战死。

杨业有子7人,除杨延玉战死外,以杨延昭最为着名。延昭本名延朗,其父战死后改名延昭。他出身将门,从小喜玩军阵,有其父之风,杨业每次出征都带着他。雍熙三年杨业征辽时,延昭为先锋官,身负重伤,仍力战不已。从太宗到真宗朝,延昭历任莫州刺史、宁边军部署、保州防御使等职,抵抗辽军,前后在边30余年,胆识过人,契丹兵都很害怕他,称为“杨六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冬,辽军南犯,包围了杨延昭驻守的遂城。遂城城池很小,大家都非常害怕,担心守不住。杨延昭发现当时天气很冷,就心生一计。一天夜里,他派人在城墙上都浇上水,因为天气寒冷,天亮后水都结了冰,辽军无法爬上城墙,只好退兵了。之后,又在羊山大败辽军。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和萧太后亲自领兵南下,杨延昭支持宰相寇准坚决抵抗的主张。后来,还建议趁辽军长驱直入从背后邀击,必能获胜,且乘机可夺取幽、易等州,可惜没有被接受。澶渊之盟订立后,杨延昭又戍边9年,直到在任上去世,结束了其忠心耿耿、保家卫国的一生。其灵柩回运时,河朔一代的老百姓都望柩而哭,感念他的保全之德。

杨家将的第三代最有名的为杨文广。杨文广是杨延昭的儿子,先后跟随名将范仲淹、韩琦在陕西抗击西夏,又曾随狄青到广西平定侬智高之乱。在仁宗、英宗朝,他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后来,又被调往抗辽前线。在他镇守河北的日子里,契丹不敢轻易南下。杨文广与父、祖一样忠心报国,立志收复失地,曾向朝廷进献“取幽燕策”及阵图,但未被采纳。最后死于任上,为巩固北宋的边防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杨家将几代忠烈,劳苦功高,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

三、寇准与澶渊之盟

寇准是北宋时期的陕西名臣,其一生宦海沉浮,政绩颇多,而最为天下人所知的就是在真宗时力主抗辽并取得大捷,最终通过订立澶渊之盟,使宋辽双方的关系逐渐稳定下来。

寇准(961—1023),字平仲,北宋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性情豪放。19岁时就考中进士,在殿试前,有人劝他说:“太宗喜欢用老成的人,年轻人往往被罢斥,到时候你应该多报上几岁。”寇准却回答说:“我正求上进,怎么能说谎?”坚决不同意。结果出乎大家意料,太宗竟很赞赏他的耿直,授予他大理评事、归州巴东及大名府成安知县的官职。

他从知县、州判、三司度支推官很快升至枢密院直学士,以直言敢谏闻名,丝毫不顾及别人甚至皇帝的面子。有一次他在奏对时,惹得太宗“龙颜大怒”,拍案而起,而他却毫无惧色,拉住太宗的衣袖非要请他坐下,直到把事情说完才罢休。事后,太宗感慨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好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啊!”还有一次,天下大旱,太宗召见近臣询问时政得失,别人都敷衍说是天意,谁也不敢讲真话,只有寇准认为是由于刑罚不平所致。太宗登时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后来气消了才重新回到朝堂,听寇准讲完了朝廷大臣贪赃枉法的事实,认为他说的对,并处罚了有关官员。不久,寇准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太宗晚年,终于对寇准有点不耐烦了,在一次和寇准发生争执后,把他贬到外地去作知州。

太宗死后,真宗继位,又把寇准召回来,并任命他作宰相。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和萧太后亲自率领大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到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澶州是北宋地跨黄河南北的军事重镇,一旦澶州失守,辽军就可以越过黄河,包围宋朝的都城开封,形势十分危急。当时,朝廷的很多大臣都主张迁都以避其锋,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要求真宗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真宗迁都成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宰相寇准力主抵抗,并且要求真宗御驾亲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鼓舞宋军的士气。在寇准的一再坚持下,真宗终于同意了。当真宗进至澶州南城时,又犹豫不决。寇准慷慨陈辞:今日只能进尺,而不能退寸,一旦后退,军心就会瓦解,辽军必然长驱直入,宗庙社稷难保。在寇准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的劝说下,真宗勉强渡过了黄河。前线的宋军一见皇帝的黄伞盖,士气大振,杀声震天,“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终于打退了辽军的进攻。本来,当时宋军在军事上已经占据了优势,彻底打败辽军,进而收复燕云诸州是有可能的,寇准也是这样打算的。可惜,真宗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一心想着尽快议和,早日结束战争。最后,宋朝派出了以曹利用为首的和议团去和辽国谈判。临走前,寇准严词警告曹利用,虽然皇帝已经许下了百万之数,但将来若超过了30万,就要杀他的头。后来,曹利用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按照寇准的条件,与辽方订立了澶渊之盟。其主要内容有:宋辽维持旧疆,仍以白沟河为界,约为兄弟之国;北宋每年输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盟约签订后,双方退兵。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辽双方摆脱了战争状态,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和平相处的关系。这有利于北宋沿边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对契丹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民族之间的融合也是有好处的。宋朝虽然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换来了长期的和平,这对它是比较有利的。过去,对澶渊之盟的评价一直较低,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屈辱的和约,主要是因为所谓“华夷之辨”的陈腐观念在作怪。实际上,澶渊之盟是一个经过平等协商的条约,总体上应该肯定。在这件事情上,寇准是立下大功的,而真宗一开始对他也是很敬重的。

然而,寇准的功绩和地位却引起了受其斥责的王钦若的嫉恨。他为了排挤寇准,竟别有用心地将澶渊之盟比作为《春秋》所耻的“城下之盟”,并诬陷寇准劝真宗亲征是不顾皇帝安危,企图将其作为搏取功名的“孤注”,以激怒真宗。真宗受了蒙蔽,慢慢地疏远了寇准。不久,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出朝任职。

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中风,刘后开始干预政事。寇准向真宗建议让皇太子监国。不料事情败露,被刘后连贬几级,降为道州司马。后来,再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并死在任上,结束了其历尽坎坷的一生。在归葬途中,沿路州县之民哭迎于道,并为之立庙祭祀,以表达对这位忠臣良相的感激和怀念之情。寇准死后11年,宋仁宗终于为其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职务,并追赠中书令、莱国公,故后人又称其为“寇莱公”,仁宗还亲笔为其墓碑题写了篆额“旌忠”,以作表彰。

寇准墓,位于今渭南市官底乡左家村附近,保存完好,墓前立有一通碑石,上书“宋寇莱公墓”。它已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后人凭吊。寇准还有《寇忠愍公诗集》传世。

四、从李继迁反宋到永乐之战

西北党项李氏熟悉陕北的人都知道,在米脂、横山两县间有一个地方叫李继迁寨,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故乡。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叫李继迁寨?李继迁到底是何许人也?

原来,李继迁寨是古代党项族着名首领李继迁的出生地。李继迁为党项族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夏政权的奠基者。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很早就生活在青海高原一带,以游牧为生。它分为很多部落,其中以拓跋部最为强大。唐代中期,吐蕃崛起,党项族被迫迁徙到今陕、甘北部,在这里发展很快。唐末,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率部镇压黄巢起义,因功被唐僖宗赐姓李,封夏国公,并授定难军节度使,辖夏(今陕西横山)、银(今陕西米脂西北)、绥(今陕西绥德西北)、宥(今陕西定边县境)、静(今宁夏灵武县境)5州之地。

李继迁反宋北宋初年,拓跋部首领李彝兴归附宋朝,被加封为太尉。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主动献土内附,北宋朝廷要求其亲属内迁,遂引起了李继迁的反抗。

李继迁是李继捧的族弟。其高祖拓跋思忠在随兄拓跋思恭讨黄巢时战死,赠宥州刺史。后其曾祖、祖、父先后仕于唐、后晋、后周。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李继迁生于银州无定河(即李继迁寨)。长大后被任命为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太平兴国七年,当督促内迁的宋使来到银州后,李继迁就借机率领部众逃往北方大漠中,举起了反宋的旗号。

李继迁起兵反宋后,一开始受了多次挫折。最惨的一次,被宋都巡检使曹光实率领的宋军攻破老巢,连母亲和妻子也作了俘虏。但是,李继迁并不气馁,终于采用诈降的手段,里应外合,全部消灭了曹光实统率的宋军,并乘机占领银州,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而,面对强大的宋朝,李继迁的力量仍显得非常弱小。为了和宋朝对抗,他决定联合辽国。他归附辽国后,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后来又娶了辽义成公主,被册封为夏国王。宋朝也针锋相对,授其兄李继捧定难军节度使,命他重回故地,与李继迁相抗。李继迁又重施故伎,利用诈降的策略打败了李继捧,占据了银、绥二州。在这种情况下,宋朝被迫妥协,封其为银州观察使,并赐名赵保吉,首次承认了其势力的存在。

由于宋朝企图以禁止边境贸易的手段逼李继迁屈服,两年后双方再次发生战争。宋真宗即位后,又一次向李继迁让步,授其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职务,将夏、银、绥、宥、静五州党项故地全部交给他管辖。这标志着李继迁的反宋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他并不满足,继续向外扩张。1002年,攻占了宋朝在宁夏平原的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并于次年改为西平府,将其统治中心移到这里。至此,西夏政权的基础奠定了,故其死后被追尊为太祖。

同年,李继迁攻打受宋朝支持的吐蕃酋长潘罗支,潘罗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诈降再伺机发动突然袭击,李继迁大败,身负重伤。1003年正月,李继迁在西平府死去,遗嘱归附宋朝。

元昊称帝与宋夏交战李继迁死后,子李德明继立,进表归附宋朝,宋真宗授其行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职务,封西平王。德明在位期间,基本上和宋朝保持着稳定的藩属关系,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德明子李元昊继立。元昊具有雄才大略,精通佛学及番汉语,且具创新精神。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他自立为帝,国号大夏,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东南),与辽、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昊称帝后,宋朝大为震惊,立即下诏削夺其官爵,停止互市,并在陕西沿边地区遍贴榜文,招募能生擒元昊或斩首献者,即授为定难军节度使。于是,双方关系正式破裂,开始进入了长期的战争时期。其中,影响较大的战役主要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三川口之役。康定元年(1040年)初,元昊率兵进攻宋朝在陕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延州,宋朝急调刘平、石元孙二将来增援。结果,宋军在三川口遭遇埋伏,全军覆灭,刘平和石元孙也作了俘虏。这是西夏建立后对宋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

第二次是好水川战役。康定二年(1041年),西夏军队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宋将任福率军出击,在好水川又一次陷入全军覆灭的命运,任福等数将均战死。由于宋军接连打败仗,引起了夏军的极大轻视,后来他们一听说要和宋军作战,就互相庆贺,甚至作诗讥讽说:“夏竦(时任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宋军陕西前线最高指挥官)何曾耸?韩琦(时任陕西都转运使)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第三次是定川砦之战。庆历二年(1042年),夏兵再次大举入宋,双方战于定川砦,宋军大败,大将葛怀敏战死。夏军一直进至渭州,将其焚掠一空,然后从容退去。

宋夏战争开始后,宋军连吃败仗,西夏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国力消耗也很大,民怨沸腾,夏境内流行“十不如之谣”。于是,双方经过谈判,于庆历四年(1044年)订立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由宋册封为夏国主;北宋每年赐西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重开沿边榷场贸易。这样,宋夏双方又一次取得妥协。

五路攻夏和永乐之败治平元年(1064年),宋仁宗死,英宗继位。双方因为朝贺礼仪发生纠纷,西夏又一次对北宋用兵。此后十余年间,宋朝逐渐占据了优势,特别是在神宗时取得了熙河大捷,打败了亲西夏的吐蕃势力,“断西夏右臂”,从东、南两方面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然而,宋神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欲乘西夏内乱一举灭夏,彻底解决西夏问题,遂于元丰四年(1081年)兵分五路伐夏,发动了宋朝对西夏最大的一次全面攻势,结果又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只好再次采用筑城固守的战术,次年派钦差大臣徐禧筑成了永乐城(在今米脂县境)。永乐城战略地位虽十分重要,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缺水。不久,夏军来攻,永乐城终因无水而被攻破,徐禧与监军宦官李舜举、陕西转运使李稷以及将官高永能等数百人均战死,士兵和随军民夫20万人损失殆尽。

永乐之战是宋朝与西夏战争史上最大的失败,宋神宗听到这个消息,“临朝痛悼”,受到极大刺激,此后闭口不谈用兵开疆之事了。而西夏亦消耗颇大,陷入困境。于是经过一番周折,双方终于又恢复了和议,直到北宋灭亡。

五、韩琦、范仲淹陕北御夏

在宋夏战争时期,虽然宋朝不断打败仗,但在陕西前线还是涌现出一些智勇兼备、治军有方的英杰。其中,韩琦、范仲淹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远彪炳史册。

韩琦(1008-1075),字稚圭,北宋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小时候即非常聪明,后来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中了进士。入朝为官后,不求急进,以直言敢谏着称。元昊反宋自立时,韩琦正好从四川归来,便向朝廷详细陈述了他的应敌之策,仁宗非常高兴,即任命他为陕西安抚使,负责陕西前线的战事。这是韩琦第一次来陕御夏。此前,宋军在三川口大败,将官刘平等被俘。传说刘平投降西夏,朝廷准备惩处他的家属,然而韩琦觉察消息不确实,就向朝廷上书为刘平鸣冤,终于还他一个清白。

后来,韩琦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招讨副使,协助夏竦抗击西夏。夏军犯边,韩琦为宋朝筹划了攻、守二策。他认为以前宋军之所以老打败仗,主要是因为各守一路,兵力分散,若合诸路兵为一路,集中兵力长驱直入,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不久,元昊支持不住,派人来求和,欲麻痹宋军,乘机发动进攻。韩琦识破了其诡计,认为“没有约定而请和,一定是诈和之计”,要求宋军严阵以待,使元昊没有得逞。好水川之战前,韩琦再三叮嘱主将任福持重进兵,据险设伏,不要轻举妄动,违令者,虽胜亦斩。但任福违背了他的将令,结果导致宋军全军覆灭。战后,主帅夏竦从任福腰带间得到韩琦的檄文,认为战败责任不在韩琦。但他还是很内疚,主动上奏要求承担责任。朝廷遂将他官降一级。

不久,韩琦又被任命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招讨使,镇守泾州,全面负责陕西地区的御夏事务。元昊称臣后,韩琦回朝,升为枢密副使。

元昊纳款后,以契丹要挟宋朝,不断勒索财物。于是,朝廷又派韩琦宣抚陕西。这是韩琦第二次来到陕西御夏。他仔细地考察了陕西沿边地区的防务,因地制宜,修筑了鄜延一带的城防设施。同时下令,西夏必须先归还所侵占的宋朝地盘,才能批准和议,迫使元昊屈服。

神宗时,宋朝边将种谔擅自攻取绥州,引起夏人反抗,陕西沿边局势再度紧张。在这种情况下,韩琦改判永兴军,再次经略陕西。于是,他第三次来陕主持御夏事宜。他认为这次的事变完全是因为边将贪功冒进才毁坏了和约,失信于夏人,因此主张从大局出发,将绥州归还给西夏,恢复和好关系。但当他得知西夏借机杀害了宋朝的知保安军杨定后,立即改变了态度,反对放弃绥州,认为那样等于向西夏示弱,会助长西夏侵宋的野心。可见,韩琦作为一个久历战阵的老成战略家,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全局。

韩琦长期主持陕西御夏事务,对夏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回朝后经常作为政府的西夏问题顾问,深受倚重。如有一次,夏主李谅祚派兵袭掠宋大顺城,韩琦即向朝廷建议停止给西夏的岁赐和榷场贸易,派使者严责李谅祚违约。当时,枢密使文彦博等很多大臣都不同意,担心酿成象元昊时那样大举入侵的局面。韩琦镇定地说:“谅祚不过是一个狂童,并没有元昊那样的智略,而我朝的防务要比当时强固得多,只要派人去,谅祚一定会屈服。”后来谅祚果然上表谢罪,正如他说的那样。由于韩琦久镇陕西,劳苦功高,故与范仲淹合称“韩范”,名重一时。

范仲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后人熟悉他,主要是通过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其实,范仲淹不仅文才出众,更重要的是他社会责任感强,政绩突出,特别是他曾长期主持陕西地区的御夏事宜,为保卫北宋王朝的边防安全和陕西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出身名门,是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人。祖籍邠州(今陕西彬县),后来迁居江南苏州吴县。他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为了生存,被迫带着他改嫁朱姓。范仲淹年龄稍长,知道了这一切,深受刺激。于是告别母亲,到外地去求学,发誓一定要学出个名堂,要有出息,为祖上争气。他学习非常刻苦,不知疲倦。冬天,瞌睡了就捧一把凉水冰冰脸,再继续看书。饿了,肚子吃不饱,就以稀饭充饥。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终于中了进士,做了官,把母亲接到任所,并向皇帝请求恢复了原姓。

范仲淹是宋代中期崛起的新型士人的杰出代表。北宋到仁宗时,由于几十年间天下承平,一般的士大夫因循守旧的习气愈来愈浓厚,他们恪守“祖宗家法”,反对任何变革。在这种大环境下,范仲淹振臂高呼,力倡名节,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安危得失,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对于矫正当时的官场风气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他敢于指责当朝宰相吕夷简习于因循,任人不公,结果被诬为朋党,从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被贬到外地去任知饶州。

祖籍陕西的范仲淹命里似乎注定要和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1038年,元昊反宋,自立为帝,宋夏战争爆发。于是,范仲淹先是被调任知永兴军,接着改任陕西都转运使,很快又升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作主帅夏竦的助手。这是范仲淹第一次来陕御夏,朝廷寄予其扫清疆场、定国安民的厚望。范仲淹来到陕西后,看到当时陕北地区的很多寨堡都失陷敌手,形势十分紧张,就主动要求巡视边防。于是,朝廷命他兼知延州。当时,朝廷对陕北地区边兵部署的规定是,将兵力分散到每个将领旗下,总管领兵10000人,钤辖5000人,都监3000人。遇到敌人来犯,级别低者必须先迎敌,然后依此类推。这种僵化的体制显然不能适应战局的瞬息万变,因此以前虽然官兵们在战场上也浴血奋战,但战果并不理想,最后往往还是挫败。范仲淹断然改变了这种做法,实施了一套新的边防体制。他从边兵中挑选了精壮18000人,分配给6员将领统率。这些将领平时负责所辖军队的管理与训练,战时则根据敌情的轻重,轮番出击。这种做法革除了过去的弊端,做到了以逸待劳,激发了将士们抗敌御国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巩固了边防,以致夏人也称其“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不敢轻易进犯延州。范仲淹勇于任事、老成务实的精神在这件事情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后来,王安石变法中所实行的“将兵法”,其实就借鉴了范仲淹的做法。

同时,针对当时城堡多坏的情况,范仲淹接受了种世衡的建议,在夏人来往的要冲之地修筑了青涧城,有效地遏制了夏军的进犯。他还命令军队大兴营田,自己生产部分粮草,减轻陕西财政的压力。为了减轻关中人民长途转运粮草的负担,他还向朝廷建议于鄜城设立康定军,规定关中一带的老百姓只要把粮草运到这里囤积起来就可以了。每到春夏之际,命令边兵南下就食,效果良好。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宋夏之间的问题,这也是范仲淹一直在认真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宋夏之间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只有在巩固边防的基础上,加强双方上层之间的来往和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才有可能维持长久的和好。因此,对于普通的党项民众,他没有所谓“华夷之辨”的陈腐迂阔观念,不是一味地加以排斥,而是鼓励党项人和汉人之间的民间边境互市贸易,以解决普通党项人的切身生活问题,联络双方之间的感情。对于那些因受党项贵族威胁利诱而与宋朝疏远或参与反宋的其他羌人各部,范仲淹注意笼络、约束,使他们消除疑虑,摆脱元昊而归附宋朝。因此,他赢得了包括党项在内的羌人各部的衷心拥戴,被称为“龙图老子”,邠、庆一带的羌汉人民甚至为他画像立生祠。他死后,有羌人酋长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他还想方设法与党项族首领元昊直接联系,恩威并用,劝其与宋朝和好。元昊请和后,范仲淹因功被召回朝廷任枢密副使。不久,又被提拔为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而在陕的这一段经历对他新政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庆历新政遇挫后,关于范仲淹私结朋党的指责愈来愈厉害。此时,恰好陕北一带边境局势不稳,于是为了避嫌,范仲淹与枢密副使富弼主动要求出朝巡边。1044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再次经略陕西。当时,麟州因遭到大批敌人猛烈攻击,城垣受到严重破坏,很多人主张放弃麟州,但范仲淹坚决反对。他认为麟州是支撑陕北北部宋军防线的重要据点,一旦放弃,就会影响整个战局,甚至危及河东地区。因此,他下令修复了城池,并招揽流民还乡,免除其赋税,终于使这一地区的局势转危为安。然而,范仲淹的出朝并没有为他带来平静的生活,攻击他的人仍然不放过他。于是,他就被改任陕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回到他的祖居地任职。此后不久,范仲淹即离开陕西,先后在一些地区任地方官,直到去世。

在北宋时期巡行陕西的重臣中,范仲淹可以说是措置得法、成效也最为显着的一个。他对安定西边、保障沿边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陕西人民的世代景仰。至今在延安宝塔山下的崖壁上仍然完好地保存有他的手迹“嘉岭山”,还有“范公井”等遗迹。此外,范仲淹的那首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即作于知延州时。

六、理财家范祥的盐政改革

食盐是生活必需品,需求量非常大,故盐业的利润相当丰厚。在中国古代,历代政府都把盐业的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控制很严。但各朝盐业经营得法的并不多。相对而言,宋代范祥所主持的盐政改革算是比较成功的,对陕西乃至整个北宋王朝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范祥是宋代杰出的理财家。他字晋公,邠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进士及第后,先后在陕西一些地区任地方官,颇有政绩,官终制置解盐使。他生活在多事之秋,非常留意边防。在通判镇戎军时,曾率众击退元昊的进攻。后来权领秦州事,多次向朝廷建议修筑古渭寨,均无答复。范祥认为古渭寨地处险要,事关陕西抗夏斗争全局,必须尽快兴修。所以,在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建成。结果,受到处分,被削夺一官,知唐州。范祥死了多年以后,在神宗朝,北宋政府终于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开辟了大片疆土,而古渭寨在其中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被升为通远军。这时,朝廷才折服了他的先见之明,因功追赠秘书。

范祥在一生中,数次担任与财政有关的职务,如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权转运副使等。特别是长期掌理盐政,曾提举陕西缘边青白盐,两次出任制置解盐使,故他对盐务非常熟悉,对宋代盐法的弊端也相当了解。当时,政府在陕西地区经营盐业主要有两种政策,行用不常。一种叫禁榷法(或官鬻法),即由政府垄断从食盐的生产到运输、销售的全过程,不允许商人插手。政府希望借此增加大量收入,弥补边防经费的不足。但这种做法很快露出了一些弊病,如征役扰民,官方经营不善,耗费巨资而所得有限。另一种叫入中法(或通商法)。即实行食盐运销许可证制度,国家只控制食盐的生产环节,允许商人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由运销。具体做法是,政府规定商人向边地送交一些军用物资,就可以获得相应数量的领取食盐的凭证——盐引。然后,商人再到特定的地点去领盐,转卖到指定的地区。这种政策比禁榷法相对灵活,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边防对物资的需要。但实行时间一长,各种问题也随之产生。主要是一些不法商人勾结有关官员,欺骗政府,高估入中物资的价值,以期获得更多的盐引。结果,导致盐引泛滥,食盐的供应量大增,价格暴跌,使国家和盐商都受到很大损失,无利可图。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的范祥向朝廷建议改革盐法。他的方案是:废除禁榷法,对入中法进行调整,即停止由商人运送物资到边地的做法,改为输钱,然后根据输钱距离及盐场的远近换取相应的盐引,自由转卖食盐。而边地物资的需要则通过购买来满足。这样,就可以做到公私两便。至于令边地官府头疼的西夏青、白盐走私问题,范祥也设想了应对的办法。就是招募商人将解盐入中到边境,由当地政府接收专卖,平抑盐价,对抗低价走私盐。而商人则可以获得丰厚的盐引到解池领盐,再转卖各地。范祥的建议得到了枢密副使韩琦和知制诰田况的大力支持。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命他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一起商议实行。然而,程戡不同意他的意见,此事没有结果。

到了庆历八年(1048年),范祥又一次提出他的主张。于是,朝廷任命他为提点陕西刑狱兼制置解盐使。这样,范祥才有了专门的权力来推行他的新法。新法实行了几年以后,成效非常显着,不法奸商的行为得到了有力的遏制,老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政府的盐利收入大幅度增长,较好地保证了边防的需要。

但是,任何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久,有人就指责新法。朝廷即派三司户部副使包拯到陕西去调查,结果证明新法的效果相当不错,范祥因功被提拔为权陕西转运使。

范祥因擅自兴役而离任后,继任者又恢复了入中实物的办法,造成新的混乱和骚扰。在这种情况下,三司使张方平和包拯建议重新起用范祥。于是范祥被二次任命为制置解盐使。范祥再次上任后,果断地停止了入中粮草的做法,恢复了新法。为了解决入中商人携带盐引或食盐到京城开封转卖有时因价格波动遭受损失的问题,范祥建议政府在开封设立一个由都盐院主管的专门机构,预备20万缗专项资金。当市面上的盐价过低时,由政府按照一定的价格来收购商人手中的盐引和食盐,每张盐引6缗,每席盐10缗。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入中商人的利益,同时也平抑了盐价。这次重掌盐政不久,范祥就死在任上。

范祥虽然死了,但他推行的新盐法却一直沿用下来。“后人不敢易,稍加损益,人辄不便”。可见其影响之大。

七、洛阳种家将威震西北

在宋代陕西,除了声名远播的杨家将、折家将之外,还有原籍洛阳的种家将几代在陕西前线抗击西夏,功勋卓着,威震西北。

种家将的第一代叫种世衡,字仲平,洛阳人。他是宋初终南大隐士种放的侄子。小时候就崇尚气节,不蓄资产,唯好图书。因为种放的关系荫补为将作监主簿。

后来,种世衡先后在陕西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以直言敢为着称。如在担任凤州通判时,敢于拒绝当朝章献太后姻亲、州将王蒙正的请托,虽被陷害遭流放也在所不惜。后被平反,辗转任至签书鄜州判官事。

当时,宋朝在陕北一带防御空虚。种世衡就向朝廷建议在延州东北200里外的冲要之地旧宽州修筑新城,这样,既可以屏蔽陕北前线的战略中心延州,又可以就近获得河东的粮草供应,当宋军取攻势时,这里还可以作为攻取银、夏诸州的前进基地,一举数得。后来,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命令他主持筑城。种世衡接受任务后,亲自勘察城址,率兵修筑。西夏闻讯后,多次派兵来骚扰,都被他击退,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一座坚固的城池。后来,朝廷赐名“青涧”城,这就是今天清涧县城的前身。此后,青涧城就成为宋朝支撑陕北战局的重要据点。在这次筑城战中,已经表现出种世衡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青涧城筑好后,种世衡就被任命为知青涧城事,负责该地的防守事宜。他在城外开辟大片营田,并鼓励商人往来贩运,使青涧城迅速富足起来。种世衡还大力招抚各蕃部,倾心结纳,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宋朝的领导。经过一番努力,青涧一带的防务得到很大加强。

作为一员统兵的将领,种世衡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和士民军事素质的提高。他在知环州时,经常亲自检查吏民射箭的技术。碰到有过失的人,如果他射术合格,就可以免除责罚。有人请、辞事情,也以射术的高低为依据来取舍。在他的提倡下,环州的吏民踊跃练习射箭之术,士马精强,使西夏不敢随便窥伺环州。

武将出身的种世衡不是简单地逞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谋略出众。他在青涧城的时候,曾成功地施用反间计,使夏主元昊杀掉他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大将野利刚浪、野利遇乞兄弟,西夏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迫使元昊不得不重新与宋朝和好。

后来,种世衡因功被提升为环庆路兵马钤辖。曾受范仲淹之命与蒋偕一起修筑细腰城。当时,他已经重病在身,但接受命令后,还是毫不犹豫地率部前往,夜以继日地赶修城池。终于在细腰城竣工之日,倒在他半生为之奋斗的边防前线,实现了他作为一代名将的悲壮而圆满的结局。

种世衡半生戎马,劳苦功高。他不但用兵如神,而且善抚士卒,爱兵如子。士兵如果受伤,他必定派自己的儿子一员亲自端药服侍。因为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大家都乐于为他所用。所以,他才能指挥自如,屡战屡胜。他死了以后,不少羌族酋长日夜临门吊唁,青涧和环州的百姓也画像祭奠,可见其得人心之程度。

种世衡有子数人。其中种古、种谔、种诊后来皆为名将,关中人号称“三种”。幼子种谊也勇敢善战,功勋卓着。

在种家将的第二代中,以种谔和种谊的名气最大。

种谔,字子正,以父功入仕。曾在其父筑成的青涧城担任知城。他最大的功劳在于招降绥州夏军并筑城守卫,使宋朝的边防线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夏的实力。

当时,他先设计逼降了西夏绥州守将,后来因为无诏出师被召还。在回军途中,突然被4万夏军包围。种谔临危不惧,从容指挥,很快将夏军击退,消灭了不少敌人。还乘胜进军,筑起了绥州城。后来,宋朝在绥州改置绥德军,即今天绥德县的前身。

种谔在担任鄜延路总管时,发生了夏主李秉常被其母囚禁的事件。种谔就向朝廷建议,趁着西夏内乱的机会,派大军长驱直入,一定可以取得大胜。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全权负责这次西征。这次出征虽因种种原因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但种谔在无定河畔却设伏打败了西夏的8万大军,显露出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一次失利并没有使种谔气馁。他又向朝廷建议采用筑城战的方法,先从横山一带的银州开始,步步进逼,逐渐向西夏腹地推进。他认为横山地势开阔,民风剽悍,且有农牧盐铁之利,是夏人赖以生存的重要基地。而且该地形势险要,利于防守。如果宋军能占领横山,不但可以开辟大片疆土,而且能给夏人造成很大困难。但是,钦差大臣徐禧和沈括却反对他的意见,决定修永乐城,种谔因此被调往延州。后来,永乐城被围时,种谔没有及时发救兵支援,但皇帝没有怪罪他。种谔最终死在知延州任上。

种谊,字寿翁,是种世衡的幼子。他勇敢善战,多次打败敌军,建立军功。

哲宗元佑初年,种谊知岷州。这时,吐蕃酋长联合属羌要进犯宋朝,企图恢复失去的地盘。种谊得到情报后,奉朝廷之命讨伐,抵达洮州。当时,大雾弥漫,对面看不清人,官兵都很担心。但种谊却认为,这种天气正好可以掩护宋军,使敌人摸不清虚实。于是,他亲自擂鼓助威,指挥部队进攻。等到大雾散去的时候,宋军前锋已经攻入城内,活捉了吐蕃酋长,种谊因功迁为知鄜州。

不久,夏人进攻延州,种谊率众将援救。夏军听说种谊来到,赶快撤军。延州老百姓都说:“得谊,胜精兵20万。”种谊55岁时去世,官终保州团练使。

种家将的第三代有种朴、种师道、种师中。其中,以种师道、种师中兄弟功业最着。

种师道,字彝叔,是种世衡的孙子。他年轻时跟随着名关学家张载学习。后来以荫补得官。种师道为官正直无私,不避权贵。他敢于得罪当朝宰相蔡京和大宦官童贯,虽屡遭贬黜亦在所不惜。

种师道长期在陕西一带任职,熟悉边情,深受徽宗信任。他在担任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时,西夏派人来划分边界,使者一定要得到所有夏人故地才罢手。种师道正色道:“要说故地,就应当以汉、唐时为准。那样,西夏不是更吃亏了吗?”一句话噎得夏使无言以对。还有一次,他奉命去平毁西夏修筑的佛口城。到了以后,发现没有水源。种师道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势,指着一个地方说下边一定有水。人们顺着他指的地方挖下去,果然发现了水。

作为一员战将,种师道长于用兵,指挥有方。他在知渭州时,一次率兵筑城。工程刚开始,西夏大军就来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夏军,种师道不慌不忙。他预先派出一支队伍潜至敌后,断其退路。另一支部队绕到敌人侧翼,号称援军,突然发起进攻。然后,三面合击。夏军摸不清虚实,很快败退,损失惨重。最终,种师道胜利地完成了筑城的任务。

种师道不仅善于用兵,而且治军严明。有一次他率军攻城,由于城防坚固,一直攻不下来,官兵都有些气馁。这时,有一员小校擅自躺在床上休息。种师道发现后,立即下令将他处死,把尸体挂在营门外示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受到很大震动,万众一心,只用了8天时间就提前攻破了敌城。种师道因功被升为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应道军承宣使。

除了扬威西北外,种师道后来还曾劝阻童贯利用所谓的“海上之盟”与金国联合伐辽,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可惜未被朝廷接受。金兵南下时,种师道奉命只率少量部队顽强抵抗,保卫京城。最终积劳成疾,死于汴京陷落前夕。

种师中,字端孺,是种师道之弟。也曾长期在宋夏交界的陕西任职。金兵南下时,他奉命率秦凤兵入援,后来壮烈地战死在抗金前线。

这样,历时三代、威震天下的种家将终于走完了他们英勇悲壮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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