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陕西一方面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文化领域的建设受到很大影响。然而，这一时期陕西在科技文化方面仍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新成就。
一、张载与关学
谈到陕西在宋元时期的文化建树，最突出的莫过于张载创立的关学，它对宋代理学的形成，对后世陕西的学术及民众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载（1020－1078），字子厚，陕西路长安人，后随父迁居于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是二程的表叔。他年轻时即有大志。当时，北宋和西夏在陕北一带对峙，经常发生战争，边境很不安宁，张载遂热衷于研习兵法，并欲组织一班人去收复洮西失地。他为此事专门上书抗夏名将范仲淹，但范仲淹却告诫他应该修习儒学，争取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他就开始专心探讨学术，终于开创了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派——“关学”，成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曾中进士，在地方和朝廷做过一些没有实权的小官。因与当政的王安石意见不合，后来就辞官还乡，致力于着述。1078年，他死于从京师返乡的途中。他着有《正蒙》、《西铭》等，今汇入《张载集》流行。
张载认为“太虚即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而“万物皆有理”，“理不在人，皆在物”。
其次，他提出“一物两体”的观点。“物无孤立之理”，“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凡圜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他还把运动分为“变”和“化”两个阶段，“变言其着”，“化言其渐”。
再次，张载的认识论属二元论。他一方面肯定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事物，“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人本无心，因物为心”。但他又把认识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类，“见闻之知，乃物交物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他认为“闻见不足以尽物”。而“德性之知”只有圣人（或大人）才能具备。“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此外，他把人性起源、善恶归属作了严格区分。宋以前，儒家对人性的论述多停留在道德修养层次，并没有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善的，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形体未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人的形体形成之后才产生的。人的智愚、贤不肖等差别，是由先天所受气之偏正、美恶决定的。人通过学“礼”，可以“变化气质”。张载稍后的二程和朱熹大力宣传并发挥了张载之说。朱熹认为，这种区别意义重大。他以为，孟子讲性善，只讲了天命之性，却不知气质之性，因此解释不通恶从何来；荀子讲性恶，只讲了气质之性，却不知天命之性，因此解释不通善又从何而来。故两重人性之说“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
最后，张载在《西铭》中还提出“民胞物与”的口号。（《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天地万物包括所有的人都说成同类兄弟的关系，强调互相关爱，他的这些思想使儒家的仁学更加具体化，因而受到道学家的普遍赞扬。
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张载思想中有许多矛盾，如一方面批评灵魂不死，另一方面又说“道德性命”是不死之物。他把乐天安命当作“孝”的最高境界，提出“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尽管他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同程朱理学、陆氏心学有异，但在维护封建道德方面却不谋而合，故仍然称其为理学家。
张载的关学自从创立后，代代不绝，直至清朝。
张载墓位于今眉县横渠镇大振村迷糊岭下。墓前有碑楼一座，碑文略述张载事迹。后人为了纪念他，还在横渠镇修建了一座张子祠，祠前立有碑石，上书“张子故里”，清代还在这里设立了着名的横渠书院。
二、王重阳与全真教
提起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就不得不提到全真派，因为自金元以后，它是道教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后世有人甚至认为没有全真派就没有道教，把它和道教完全等同起来。而要谈到全真教，又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就是宋金时期的陕西人王重阳。
王重阳本名王喆，原名中孚，字允卿，出家后改名喆，号重阳子。他于1112年出生于陕西路咸阳大魏村一个豪门大姓之家。生于乱世的王喆，从小精于武术技击，曾中金朝的武举，做官后却很不得志。47岁的时候王重阳辞去官职，隐居终南山修习道术。为了潜心修道，他曾在隐居地附近掘了一座墓穴住在里面，号称“活死人墓”。经过几年苦修以后，他终于得道，自称在户县甘河镇遇见吕洞宾，吕氏授他修炼秘诀，遂创立了全真教。当然不可否认，北宋统治者提倡道教的政策对新的道教宗派的产生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后，王重阳便到处传教，扩大全真教的影响。
全真教的主要经典为《道德清虚经》，来自于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通过“正心诚意，少私寡欲”的修行，最后达到一种宠辱不惊的超脱境地。王重阳还大力反对天师道的金石符箓之法，要求道士必须出家，使旧道教原有的巫术色彩和纵欲倾向大大减弱。经过王重阳改造以后的道教教义对金朝的统治有好处，自然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但是，王重阳一开始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汉人中的抵触情绪很大，信奉全真教的人不多。他传教七、八年，才收了3个徒弟。为了打开局面，王重阳于1167年到山东传教。在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昆嵛山，他收了7个汉人弟子，即马丹阳（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这就是着名的“全真七子”，又称“玄门七真人”，他们分别创立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净七派，使全真教的传播逐渐遍及天下。马钰、孙不二夫妇为王重阳修建了全真庵（“全真”二字来源于王重阳，他认为“识心见性即为全真”），全真教因而得名，王重阳后被尊为全真教主。此后，经过其弟子们的努力，全真教终于成为北方道教的最大宗派。
1169年，王重阳带着丘处机等弟子到开封传道，次年去世。他在开封的旧居后来由其弟子建立重阳观（现名延庆观），成为全真教的圣地之一。
王重阳死后，弟子们将其归葬陕西，其墓在今户县城正西10公里的祖庵镇北。其弟子王处一、丘处机先后在此建立灵虚观和重阳宫，后来改称重阳万寿宫，全真教徒尊之为“祖庭”、“祖庵”，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祖庵镇即得名于此。这里遗留碑石众多，其中一部分被集中于一室保存，号称“祖庵碑林”，具有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王重阳死后半个世纪，他的弟子丘处机于1220年在西域蒙古军营中拜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尊称其为“神仙”，赐爵“大宗师”，号“长春真人”，掌管天下道教。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全真教在元朝发展到极盛时期，而王重阳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元世祖时，追封其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元武宗时，又追封其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
王重阳着作颇多，主要有《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立教十五论》等。
三、韩建缩建后的长安城
今天，外地人来到西安，都会为古城墙的高大巍峨而折服，手抚着那一块块斑驳残缺的墙砖，其思绪往往会飘向上千年以前强盛繁华的盛唐时期。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安城墙，并非唐代所修，而是明初的建筑，故陕西民谣有“汉冢唐塔朱打圈”的说法，就是说在西安尚能见到汉朝的皇陵、唐代的佛塔以及明朝的城墙。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今的西安城墙和唐代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明初的西安城就是在唐末韩建缩建后的长安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其都城长安也曾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长安城的前身是隋代的大兴城，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经过严格规划而修筑的大城市。经过唐代的增建，长安城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是我国古代城市建筑的杰作。
然而，唐末黄巢起义时，义军和唐朝官军曾在长安大战，使长安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后来，专权的大军阀朱全忠为了避开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威胁，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临行时，拆毁大批宫殿、衙署和民居，将木料沿渭河漂流而下直至洛阳，用于修筑洛阳宫阙。这场大浩劫使积累数百年、物华天宝的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此后，长安即失去了延续两千年的都城地位，开始衰落。
昭宗东迁后，在长安设立了佑国军，由韩建担任节度使。904年，韩建为了便于防守，干脆将人烟稀少的外廓城和宫城放弃，只保留了皇城，并重修城垣，称为“新城”，这便是所谓“韩建缩城”。韩建在改建新城时，南面保留了唐皇城东西两侧的安上门和含光门，东面保留了景风门，西面保留了顺义门，北面新开了玄武门，一共有5座城门，唐皇城的其余城门全部封闭。在新城的5座城门中，东面的景风门和西面的顺义门相对，而南面的两座城门却不和北面的玄武门相对。每座城门都建有三重门楼。
缩建以后的长安城规模大为缩小，面积只相当于原长安外廓城的1/16，就连咸宁和长安两县的衙署也分别被隔在了东、西城门之外。为了便于防守，又分别建了两座小城作为县治。后来，宋、金、元三代的长安城一直维持着韩建缩建以后的规模。元初，曾在新城东北数里处，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安西王府。到了元代后期，长安城南城墙西侧的含光门也被封死，这样长安城东南西北都各剩一座城门了。除了封闭含光门外，元代还重新修葺了城墙，并把城墙的四角都改建成向外突出的圆形墩台，这可能是受了蒙古包形制的影响。这次改修后的城垣一直沿用到明初。
宋元时期，长安城的规模虽然大大缩小，但繁华程度却远远超过以前，因为坊、市的界限被打破，可以沿街破墙开店，而营业的时间也可以延长到晚上。这一时期，长安城的总体面貌虽然没有大的突破，但城内新修了不少寺观祠庙。韩建改建新城时，就曾把一些寺观从城外移到城内。元代时，城内又有了城隍庙、西岳庙等，还有供奉水工郑国的“秦郑国祠”和纪念长安城总规划师宇文恺的“安平公祠”。可以说，宋元时期的长安城虽没有唐代的严整大气，但却增添了不少活泼生动的平民气息。
四、宋元时期的长安志书
唐代以后，长安不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地位一落千丈。这种状况给当时的人们以很大的震撼，促使他们纷纷致力于长安志书的编写。因此，在宋元时期，有关长安志书的编纂掀起了一个高潮。
当时编写的有关长安的主要志书有：
《长安志》，20卷，北宋宋敏求撰。宋敏求是北宋中期人，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多。成年后为官清正，且博学多才，尤长于唐代文献和长安故实的研究。《长安志》内容大体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北宋以前长安及周围地区历代的行政区划和建置沿革，还介绍了长安地区的地理位置、属县及户口、物产、风俗等概况；第二部分汇集了古代文献中有关长安地区名称的来历及演变、历代建都情况、地方机构设置及长官政绩等记载；第三部分记述了西周至唐的宫室建筑；第四部分记载了唐代皇城的中央官署以及外廓城内各坊的设置；第五部分则记载了长安周围25个县的情况。《长安志》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载唐代长安历史的着作。该书博采群籍，考订精详，并有部分记载不见于其他书籍，史料价值非常高。
《雍录》，南宋程大昌撰。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年少时即文采出众，后来相继在朝廷和地方任职，正直敢言。其着作颇多，《雍录》是其一。该书在体例上突破了《两京新记》和《长安志》那样分街坊记述的传统，改为分专题叙述。程大昌精于历代地理的研究，故对有关长安的地理沿革都做了详细的考辨，订正了《三辅黄图》、《唐六典》、《长安志》等书的不少错误，价值很高。此外，书中还绘有一些有关长安的地图，颇便翻览。
《类编长安志》，元骆天骧着。骆天骧是长安世家子弟，曾任京兆府儒学教授。该书是把宋敏求《长安志》的分类改编而成，同时增添了一些宋、元史实。由于作者学识不及宋敏求，故该书问题较多，价值不如原《长安志》。其中，作者所增部分宋、元史实不见于其他文献，较有意义。另外，卷10所增元代长安碑刻存佚情况，对研究唐代碑刻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长安志图》，3卷，元李好文撰。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东明人，进士出身。曾先后任职于地方和朝廷，亦有政绩。本书是在南宋吕大防《长安图记》的基础上增订而成。其中，第一卷记长安；第二卷记长安附近各县；第三卷记关中历代水利。本书篇幅不大，但内容可靠，亦有价值。
五、蓝田诸吕的学术成就
两宋时期，陕西文教不振，人才寥落。相对而言，在学术上较有成就者，除了张载以外，就要数他的弟子——蓝田诸吕了。
蓝田诸吕，指北宋时关中着名的学者蓝田人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吕氏先世本为汲郡人。其祖吕通曾任太常博士，死后葬在京兆蓝田，其家遂定居于此。父吕蕡，任过刑部比部司郎中，可见吕氏兄弟出身官僚世家。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兄弟6人，有5人先后科举高中，号称“五子登科”。后来，兄弟数人相继在朝为官，皆以憨直持重着称，特别是吕大防（1027－1097），历任永寿令、知制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相当于宰相）等职，是哲宗朝有名的大臣。他做官不计私利，关注民生，甚有官声。如他在任永寿县令时，克服重重困难，硬是找到了水源，并把水引进城里，为永寿百姓解决了一大难题。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号其泉为“吕公泉”。
蓝田诸吕不但为官清正，而且注意学术，颇有成就，尤其精通《礼》学。
吕氏兄弟中的兄长吕大忠对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贡献主要是倡议修建了着名的西安碑林。原来，自从韩建缩城后，古长安大量珍贵的碑石，包括着名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都被弃置于“新城”之外，听任风雨剥蚀。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在时任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的建议下，政府在京兆府学之北新建碑廊，将两部石经及其他重要碑石集中移置于此，妥善保存，这就是今西安碑林的来历，它为我国书法及碑铭之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吕大忠着有《奏议》、《前汉论》等。
吕大临（约1042－1090）是着名的“程门四先生”之一，且精于金石学，着有《考古图》10卷和《考古图释文》1卷，是现存最早的着录考释青铜器的专着。其中，《考古图》收录了当时朝廷秘阁、太常、内藏等和民间所藏的青铜器224件，还有玉器、石器多件。书中先摹画器物图像，定以器名；然后记述器物的大小尺寸、装饰花纹、重量容积，再以短文叙述其出土时间、地点、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则对《考古图》所收录的96件有铭青铜器的文字做了考释。这两部书奠定了中国古代金石学的基础。此外，吕大临还着有《吕氏易章句》、《大易图象易传》、《孟子讲义》、《西铭集解》等。
吕大钧是张载的高足，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思想，对关学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不但到处宣讲关学，而且身体力行，订有《吕氏乡约》、《乡仪》，对人伦日用的行为准则和礼节仪式都作了详细的规范，是关学有关礼教的一部重要文献，深受朱熹赞赏。此外，他还着有《四书注》。
吕大防主要是个政治家，亦着有《吕氏家祭礼》、《周易古经》等。
六、金代书画家杨邦基、党怀英
绍兴和议后，金和南宋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陕西的大部分包括关中和陕北都属于金国统治区。在金统治的几十年时间里，总的来说，陕西文化事业并不发达，值得一提的就是书画家杨邦基、党怀英了。
杨邦基字德懋，华阴人。其童年十分不幸，父杨绹曾任宋易州州佐，金军南下时被杀，当时只有十余岁的杨邦基藏在寺庙里才得以幸免。杨邦基长大后，十分好学。中进士后历任交城令、秘书监兼左谏议大夫、山东东路转运使等职，颇有胆识。
杨邦基文采出众，特别擅长书画，所画山水人物极为精妙，为时人所称道。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冯翊（今陕西大荔）人，出身世家，据说是宋太尉党进十一世孙。其父党纯睦，曾任泰安军录事参军，死后因为贫穷不能归葬，全家遂定居该地。党怀英中进士后，历任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学士承旨等职。
党怀英以文笔见长，其所作诗文大多已散佚，保存下来的少部分超凡脱俗，多含有老庄消极遁世的思想。他工于书画，尤其擅长篆籀，当时人称天下第一，成为文人学士效法的榜样。后来，曾充任《辽史》刊修官，搜集了大量辽代民间碑铭墓志和名人文集，为《辽史》的撰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党怀英只编纂了《辽史》的主体部分，并未完成全书。他致仕后，由直学士陈大任续成。后来元代脱脱所修《辽史》就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七、杨恭懿与《授时历》
提起《授时历》，人们通常都会把它和我国古代着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错。然而，《授时历》的编订还和元代的一位陕西学者杨恭懿有很大关系。
杨恭懿（1225－1294），字元甫，奉元（今陕西西安）人。他生于战乱年间，但从不放松学习。一开始，他热衷于理学，尤其赞赏朱熹的《四书集注》。后来，他认为要经邦济世，必须“从事实学”，遂醉心于天文历算的研究。他遍考汉以来数十种历书，俯察仰观，取得了不少收获，名气渐大。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他被召入太史院，与郭守敬、王恂、许衡等改订历法。他制作了新的测量仪器，精心观测，终于协助郭守敬制定出了有名的《授时历》。新历奏上后，杨恭懿因功被授予集贤学士，兼太史院事。后来，他又着成《合朔议》以阐明其原理。
《授时历》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历法，它确定一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天，与地球绕太阳实际公转周期只差26秒，和现行公历（即格里高利历）一致，但比它的颁布要早得多。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杰出的聪明才智，而在这里面，杨恭懿功不可没。
##第七章明清：式微中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