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安仍然保持了它作为朝廷控制西南、西北广大地区的军事重镇的地位。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正式将安西路改为西安府，“西安”二字的含义就是“安定西边”。第二年，朱元璋又将其次子朱樉分封到西安，号称秦王。这进一步加强了西安的战略地位。从此，西安的名称就确定下来，直至今日。
一、徐达经略关陇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又用了20年的时间，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明朝统一天下的战争中，经略关陇是重要的一环，而它又是由明朝的开国元勋徐达来完成的。
徐达，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和明太祖朱元璋是同乡，农家出身。他少年即有大志，跟随朱元璋起兵，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深得朱元璋信任，后被朱元璋称为“布衣兄弟”。朱元璋称吴王后，以其为左相国。洪武元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建立明朝，又以其为中书右丞相。徐达为明朝开国功臣第一，参加了几乎所有重大战役，而且战无不胜，与常遇春并称为天下良将。
1367年10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伐，准备一举灭亡元朝，完成国家的统一。临行前，朱元璋亲自制定了北伐总的战略方针，即“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而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在这一战略方针中，“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是至为关键的一着，它事关全盘。只有这一步走好了，才能实现后面的轻取元都、席卷“云中、九原、关陇”、一统天下的目标。
按照这一方针，徐达在先后占领了山东、河南后，即派兵西攻潼关，很快就攻入关中，占领关中东部的军事重镇华州，扼住了关中的门户。元将李思齐逃往凤翔，张思道逃奔鄜城。此后，元朝在西北的军队被彻底隔在潼关以西，不能再从侧翼威胁明军的安全，也不能对挽救元朝的灭亡起任何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为死子。
洪武二年（1369年）春，徐达在攻克元都并控制山西后，率军渡过黄河进入陕西。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到鹿台，逼近奉元（今西安）。同时，原先把守潼关的明军郭兴部也沿渭水南岸杀向奉元，与徐达的大军相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元将张思道仓惶逃走，明军顺利占领奉元城，遭受元朝残酷压迫和奴役近百年之久的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明军。徐达奉朝廷之命宣布，改奉元路为西安府，以夏德为首任知府。同时，开仓放赈，安抚百姓。不久，常遇春率军攻克凤翔，元将李思齐逃向临洮。明军控制了整个关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为了彻底消灭元军的残余力量，收复西北之地，徐达不久挥军西进陇地，先后攻下了秦州、巩昌。他又命将军冯胜部进逼临洮。在明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元将李思齐势孤力穷，只好投降。接着，明军又攻占了西北重镇兰州，元豫王逃走。至此，陇原大势已归明军掌握。不久，徐达再命明军出萧关，占据平凉，张思道狼狈逃往宁夏，最后为扩廓帖木儿乘机擒获，镇守庆阳的其弟张良臣投降明军。后来，张良臣又叛变，徐达亲率明军讨伐，在击退了扩廓帖木儿的援军后，终于占领了庆阳。张良臣父子投井自尽，被明军从井中拉出来，当场斩首。至此，关陇之地全部平定。
徐达班师还朝后，太祖还未来得及论功行赏，扩廓帖木儿又骚扰兰州，西北形势开始吃紧。在这种情况下，徐达不顾连年苦战的疲劳，征尘未洗，再次率军与将军李文忠分道出击。徐达指挥明军从潼关进发，直抵扩廓帖木儿据守的定西。经过激烈的战斗，大败扩廓帖木儿，俘获藩王以下数万人，扩廓帖木儿只带着妻子数人逃往和林。
陇地复定后，徐达挥军从陇南杀入汉中盆地，先后攻克略阳、沔州（今陕西勉县），不久就占领了重镇兴元，控制了陕南。这样，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明朝才最后拥有了全部陕西之地，为全国的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达回京后，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高兴，授其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一职，改封魏国公，并赐世券以佑后人。
二、秦王就藩与西安城建筑的恢复
对于现在陕西省政府所在的新城，西安市民可以说是无人不晓。但是关于它的来历，很多人就不清楚了。稍微上了年纪的“老西安”大多知道这里在辛亥革命前是专门驻扎八旗军队的所谓“满城”。其实，远在明初，此地就建有明太祖次子朱樉的秦王府，十分显赫。
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恢复了分封制。除了长子朱标被立为皇太子以外，他把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几十个藩国。这些藩王权力很大，他们虽然不能直接治理封地，但大多拥有数千人的护卫，对驻地军队也有一定的控制权，甚至在朝廷出现奸臣时他们亦有移文中央索取奸人的权力。而那些身负重任的所谓“塞王”，权位更重。原来，明初朱元璋在经过对西安、开封、北平、南京几个城市的艰难选择后，定都南京，但当时对明朝威胁最大的则是已退居塞外的蒙古人，南京对于经营北边显然有些鞭长莫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把他认为年长且最能干的几个儿子分封在北边长城沿线，手握重兵，称为“塞王”，让他们承担起防御蒙古的重任。其中包括分封在太原的晋王、分封在大宁的宁王、分封在北平的燕王（即后来的明成祖朱棣）等，而分封在西安的秦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秦王朱樉是朱元璋的次子，在明代的藩王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朱元璋的长子朱标被立为皇太子，所以在受封的藩王中，他的年龄最长，分封也最早。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朱樉为秦王，驻西安，主要是看重西安特殊的战略地位，以及它对于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重要作用。
秦王受封后，并未立即来西安就藩。因为经过战乱，西安已残破不堪，特别是王府还没有着落。因此，朝廷命长兴侯耿炳文、都指挥使濮英从1374年开始主持扩建西安城，直到1378年完工。这次扩建，是从韩建缩城以来首次大规模扩建城垣。具体的工程，就是保留韩建所修西、南两面城墙，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高加固，东、北两面城墙则全部在原城郭外新建，从而使新建的西安城长、宽均比旧城扩展近1/3，城区面积则扩大了80%以上。由于西、南两面的城墙沿用的是元代的旧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城墙只有西南角还保持了元代外突圆角的老式样，而其他几个城角都在扩建时改成了方角。在扩建西安城池的同时，秦王府的建设工作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最终建成了一座规模空前、富丽堂皇的王府。王府竣工后，秦王朱樉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就藩西安。明初的这次扩建在西安发展史上影响巨大，它奠定了明清时期几百年西安城的规模。而这次的扩建又与秦王的就藩关系很大，正是由于旧的西安城垣偏小，无法容纳一个规模庞大的王府，所以政府才下决心不惜巨资扩建西安城池。
明初以前的西安城墙都是夯土而建。据史载，明初在修西安城墙时，就是采用以黄土分层夯打的方法，每层黄土夯实后厚8至12厘米，最底一层则是用黄土、石灰、糯米汁搅拌夯打而成，厚达80厘米，十分坚固。到了明中期的隆庆年间（1568年），关中局势很不稳定，时任陕西巡抚的张祉为了加强防守，就主持加固西安城垣，并在城墙表面包砌一层青砖。明末崇祯年间，陕北农民大起义已经爆发，并不时威胁西安。在这种情况下，陕西巡抚孙传庭为了强化西安城防，又加筑了四座关城。这样，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西安城就基本上定型了。
如今的西安城垣是我国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据实测，它东墙长2590米，西墙长2631.2米，南墙长3441.6米，北墙长3241米，周长11.9公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区面积约8.8平方公里。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厚度超过了高度，使它特别坚固，更适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明代时，它共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即长乐门（又称东门）、安定门（又称西门）、永宁门（又称南门）、安远门（又称北门）。此外，还有4座角台、98座敌台、5984个垛口。在城门、角台和敌台上分别建有高大的城楼、角楼和敌楼。每座城门都有三重三楼，自外向里分别是阐楼、箭楼和正楼，箭楼和正楼之间的封闭式围墙称为瓮城，以增强城门的保护能力。每座门楼下都开有拱形门洞，洞高、宽各6米，深则达27米。城墙外侧又伸出“马面”98个，高与城齐，宽达20米，可以三面临敌。相邻两马面的距离为60米，恰好是古代弓箭、飞钩、滚石、檑木等守城武器的有效射程。为了进一步加强城防，在城外还挖掘了又深又宽的护城河。这样，就形成了城、池结合的立体防御体系。
至于明秦王府的下场实在可叹。清军入关后，秦王府四座城门中的东、西、南三座为修筑满城被拆毁，只保留了北门即广智门，流传后世。城内的建筑全被拆除，变成了八旗骑兵的大校场。到了民国时期，原秦王府城墙外的包砖也被冯玉祥的部队拆去建了新城大楼等。我们今天还可以见到的秦王府遗物，一是移置于今碑林博物馆大门口的那一对铜狮子，一是冯玉祥将军改放在今革命公园内喷水池中的一块巨大的太湖石。这块巨石据说是唐兴庆宫沉香亭畔的旧物，冯将军督陕期间，下令将其置于今处。
在城内，明初还修建了西安的标志性建筑——钟楼和鼓楼。其中，鼓楼建成于1380年，是在元敬时楼的旧址上修建的。钟楼则建成于1384年，是在元钟楼旧址上复建的。最初，钟楼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广济街东，1582年才从原址移建到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点上，成为西安城的中心。
总之，明代在西安城建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它虽然不能和盛唐时相比，但在经历了宋金元几百年的停滞不前以后，西安城的建筑总算有了比较大的恢复。
三、明初川陕弥勒佛徒起义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采取种种有力措施，逐渐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企图保证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但是事与愿违，这种高压统治很快就激化了朝廷与老百姓的矛盾，使得明朝刚建立不久就爆发了一系列人民的反抗斗争。明初川陕弥勒佛徒起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投身元末白莲教大起义起家的朱元璋，这次却不得不面对同样是信奉弥勒、明王的造反农民了。
明初蔓延川陕的这次弥勒佛徒起义是由高福兴、田九成发动和领导的。原来，明朝建立后，为了防止人民啸聚山林，聚众造反，利用深山老林和统治者对抗，特别颁布了“山禁”政策，即把一些容易发生事端的高大山区划为禁区，禁止人们进去打柴、伐木、开矿、耕种。川陕交界的秦巴老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山禁政策给社会经济的恢复带来了很大损害，更给周围人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便。所以，从明初的时候开始，禁山周围的一些老百姓为了生存，就开始突破朝廷的山禁政策，偷偷地进入秦巴山区谋生。因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所以政府也不能向他们征收赋税。于是，这些人民就过着一种近乎与世隔绝、无人管束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由于这些流民来自不同地区，原来的宗族组织多被打乱，因此，他们的宗法观念比较淡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找归属感，为了便于团结互助，各种各样的秘密宗教和结社就乘虚而入。弥勒教、白莲教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几种。
早在洪武初年，陕西阶州（今甘肃武都）的弥勒教主金刚奴就在当地聚众起义，并逐渐转移到以沔县（今陕西勉县）为中心的川陕甘交界地区。到了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月，深受弥勒教影响的沔县衙吏高福兴、百姓田九成与弥勒教僧侣李普治密谋据城起事，以响应金刚奴。不幸，起义的消息被沔县教谕王璞得知而走漏风声。于是，汉中卫派官军迅速赶到沔县，逮捕了起义的关键人物李普治，高福兴、田九成则率余众突出县城，转移到沔县西部的后河、土门一带，队伍发展到千余人。这时，金刚奴也率部来汇合。于是，起义军声势更加浩大，周围地区响应的群众也越来越多。随着起义的发展，形势要求建立农民政权。因此，高福兴自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田九成则称汉明皇帝，建元龙凤。从起义军领袖的这些称号和所建年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次起义和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联系。
起义的消息传到朝廷，已到耄耋之年的明太祖朱元璋非常惊恐，马上下令将原准备出边巡敌的西北边军精锐调回，在总兵官耿炳文和武定侯郭英的率领下赴陕南镇压，企图将起义迅速平灭。同时，还命秦王朱尚炳亲自率王府护卫严加戒备，防止起义向关中地区蔓延。
耿炳文和郭英都是明朝的开国元勋，“时诸勋臣坐胡、蓝党狱，诛戮殆尽，炳文以开国功臣，英娣为宁妃，自起兵以来旧臣存者，仅此数人”。他们为了报答朱元璋，竭尽全力地镇压起义。然而事与愿违，一开始并不顺利。洪武三十年正月，汉中卫的官军首先前往沔县西部的老林镇压，但在土门陷入义军包围，大败而回，高福兴等率众乘胜攻克略阳。起义军焚毁了县衙，杀掉了知县吕昌，逮捕了教谕吕诜。随即，义军攻克徽州（今甘肃徽县），杀掉学政颜叔彬。2月，义军又攻破文县，声威大振。
义军在短短的几十天里连破数县，使明太祖朱元璋大为震怒。无奈之下，只好增兵。他命陕西都指挥佥事吴旺率陕军1万5千人，四川都指挥佥事俞琪率川军1万8千人，协助耿炳文破敌。明军将起义军从东西两头堵住，然后分路入山剿捕。在明军的重兵合围下，起义军的形势渐趋不利。他们奋战数月，还是无法突出重围，人员损失越来越大。到了9月，起义军被打败，高福兴及其主要部将均被俘杀，余众4000人被强行解散。
高福兴被杀后，明朝以为陕南形势已无大碍，于是命郭英率边军返回西安，留四川都指挥同知赵兴继续搜剿起义军余部田九成、陈二舍等，彻底扫灭义军。不久，田九成、陈二舍相继败死，但金刚奴则率领部分义军转战到起义军的老根据地沔县西部山区坚持斗争。起义军虽受大创，但朱元璋临死也没有看到川陕边区的彻底“安宁”。又经过十几年，到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金刚奴等首领都被捕获处死，起义才最后失败。
明初川陕弥勒佛徒起义，如果从金刚奴起事算起，前后持续了30年的时间。这样大规模的一场农民起义竟然发生在号称政治清明的明初，充分说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阶级对立是多么严重。
四、明中叶的关中大地震
地震是一种难以把握的自然灾害，即使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是这样。所以，古往今来，地震给人类造成了数不清的灾难。生活在今天的人，大多数会认为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地震。其实不然。450年前明代中叶发生的关中大地震无论从震级还是死亡人数方面都超过了唐山大地震，它才是有史以来给人类造成的破坏程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关中自古以来就是地震多发区。史籍上就记载了西周时的一次大地震，结果造成“岐山崩，三川竭”，可见危害程度惊人。据说现翠华山上的山崩奇观以及山顶上的天池就是这次大地震的杰作。
明中叶的关中大地震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午夜。地震波及陕西、山西、河南等省，而以关中最为严重，震中就在关中东部的华州（今陕西华县）一带。据有关史籍记载，地震导致“城垣、庙宇、官衙、民庐倾颓摧圯，十居其半”，很多人在睡梦中就被地震夺去了生命，总计达83万人（几乎占当时陕西总人口的1/5还多）。这个数字超过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20余万人，更远远超过了着名的日本关东大地震。死难者中包括文坛名家前兵部尚书韩邦奇（朝邑人）、关中名儒马理（三原人）、南京国子监祭酒王维桢（华州人）、在籍刑部员外郎贺承光（渭南人）等。据当代科学家估算，这次地震震级为8级，也超过了唐山大地震的7.8级，烈度则达11度。据说，西安有名的唐代建筑荐福寺中的小雁塔就是在这次地震中被震坍两层，由15层变成了13层，连塔身也被震裂，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西安碑林中的碑石包括着名的《开成石经》大多受损，有的被震断震裂，有的则被震倒于地。从破坏性方面分析，估计当时除了陕西、山西、河南、甘肃、河北等震区外，有震感的地区应远达山东、安徽、湖北等省。
地震发生后，腐朽的明朝廷和地方官府猝不及防，束手无策。他们既没有及时救灾赈济，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维持地方治安，结果导致关中震区饿殍遍野，盗匪横行，瘟疫蔓延。天灾刚过去不久，又继之以人祸，很多人没有在地震中丧生，却在灾后被饥饿和瘟疫夺去了性命。后来，还是在籍的雁门兵备道渭南人南逢吉等一些地方绅士出面维持秩序，才使关中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这次关中大地震不仅使大量人口死亡，大批的建筑物被毁，还极大地改变了关中地区的地貌。所谓“川原圻裂，郊墟迁移。或壅为岗阜，或陷作沟渠。山鸣谷响，水涌沙溢”。在地震最强烈的华阴、华州、朝邑和三原一带，平地上突起了许多岗丘，而渭南的赤水山则被夷为平地，神川原上的五指山五峰全部倒圯，耀州的将军山也变得和震前远低于它的宝鉴山一样高了。黄河、渭河之水大量外溢，渭河更是向北移摆四、五里，冲毁了大批农田。
关中是地震高发区，而明代又是地震活动频发的高潮期。包括明嘉靖三十四年发生的这次关中大地震在内，在关中历史上曾发生的7次6级以上大地震中，就有4次发生在明代中期的80年里，其中包括两次破坏性最大的地震。频繁的地震给原本富饶的关中及陕西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危害。
五、明中后期的陕西水利建设
陕西特别是关中，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发达的地区，而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所以为了发展农业，从战国时起，历朝历代就在关中地区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使关中逐渐成为物产丰富的所谓“陆海”、“天府”。而明代中后期尽管朝政渐趋腐败，但陕西在水利建设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明太祖朱元璋是农家出身，对农业以及水利事业的重要性有切身的体会。他刚作皇帝不久，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就下令减免赋税，招民垦荒，大兴屯田，同时要求积极恢复被毁的水利设施，并开建不少的新工程。他的这种政策对陕西水利建设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军一进入西安，为了改善城市的生存条件和环境，巩固明朝在该地的统治，将军耿炳文就率领军民修复自宋元以来被毁废的古长安引水系统。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使中断多年的浐河水又流进了古城，“秦民大悦”。这虽然只是一次规模比较小的城市供水系统的整治，但已经拉开了陕西水利建设的序幕。
到了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西安城市供水系统的龙头工程——龙首渠最后修复完成，同时作为配套工程，在西安城里扩建了完善的支、毛渠体系，“十家作渠口一，以便汲水”。这样就使龙首渠能充分地发挥效益，西安市民自金元以来长期靠喝苦咸的井水过日子的历史终于结束了。洪武八年（1375年），耿炳文又督工修复了泾阳县境内的洪渠堰，使关中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即发端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庞大的郑、白渠灌溉系统，在经历了元朝后期几十年的荒废之后，又部分恢复了功能，泾阳、三原、高陵、富平、临潼5县的数百里沃野又得到了灌溉，加快了当地农业的恢复。
然而，陕西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还是在明中后期。
首先是重新修复西安供水系统。原来，自明初耿炳文修复西安引水系统以后，由于工程不彻底，不久再次淤塞废弃，于是城里的人民只好又以咸涩的井水为生，苦不堪言。明中期天顺、成化年间，名臣项忠先后以陕西按察使、右副都御史兼陕西巡抚的官衔长期治陕，颇有政绩。他在担任陕西巡抚的时候，与时任西安知府的余子俊共同主持修复西安供水系统，重引浐河水入城。这次，他们吸取了明初的教训，对引水工程做了比较大的改造。经过仔细的踏勘，他们发现由于浐河河床下切，始修于宋代的龙首渠原渠首（位于今马腾空村附近）已高出水面，很难进水，所以才导致龙首渠水流不畅。于是，他们废弃了原渠首，将引水口向上游迁移（约在今留公村附近）。这样，就抬高了引水口，使河水能顺利地进入渠道，比较彻底地解决了龙首渠的进水问题。同时，为了开辟新的水源，项忠、余子俊又在今丈八沟附近开凿渠道，从西安城西的另一条河引水入城，称为通济渠。这一工程在西安城市供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改变了自唐末以来西安城市引水只能单一依靠浐河的局面。从此，西安城的供水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这种依靠龙首、通济二渠东西引水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清末。
除了兴复完善西安引水体系外，项忠还在明初耿炳文的基础上再次整修了郑、白二渠。经过扩建，郑、白二渠可以灌溉关中中部7万多亩良田，大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这7万多亩的溉田面积虽然还没有恢复到秦汉时期的盛况，但却远远超过了金元时期的水平。作为一个权力范围很广、日常事务繁杂的地方大员，项忠能把自己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和老百姓利益关系重大的关中水利建设方面，确实是难能可贵。无怪乎他要离任时，陕西人民先后两次向朝廷苦苦挽留，关中灌区5县人民甚至为其立祠以纪念他的功绩。
项忠调走几年后，余子俊继任陕西巡抚。上任后，余子俊发现西安城的供水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由于排水系统不完善，一到雨季渠水常常溢出，造成新的灾害。于是，他主持在城西北部开凿了一条排水渠，经过汉长安城遗址，最后达于渭河。这样以来，西安城的供水、排水系统就完善起来，人民再也没有水患之虞了。为了纪念他，人们把这条排水渠称为“余公渠”。
此外，为了更好地发挥原有水利工程的效益，余子俊又率人在泾阳县境内开山引水，扩大灌溉面积达千余顷。
由此可见，明中后期的陕西水利建设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的。
六、杨一清三次督陕
按照明代的惯例，地方大员一般不再任，以防生弊。然而，明中期的杨一清却打破此例，先后三次督陕，且治绩卓着。那么，这个杨一清到底是什么人？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原籍云南安宁。后来，他的父亲杨景在化州同知的任上致仕，于是他定居到巴陵。杨一清年少时就文采出众，被地方以“奇童”的名义上报到朝廷，为翰林秀才。14岁的时候，他中了举人，不久又考中进士。后来，他的父亲葬在丹徒，于是他就把家安在那里。
服除后，杨一清先是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后来以按察副使的身份督学陕西。弘治十五年（1502年），因名臣刘大夏的推荐而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他大力整顿茶马互市制度，革除了许多弊端，使朝廷得到的番马大幅度增加，成绩斐然。不久，蒙古骑兵大举入侵花马池，陕西沿边震动。为了加强边防，朝廷又命他在督理陕西马政之外，兼任陕西巡抚。他领命后，修城练兵，严明军纪，很快稳住了局面。可以看出，在正式督陕之前，杨一清已经长期在陕西任职，熟悉边防事务，且有远大的抱负，这为他后来三次督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杨一清首次督陕始于武宗刚即位时。当时，数万蒙古骑兵入侵明沿边重镇固原，驻守固原的明军抵挡不住，而临近的边镇也没有出兵救援，形势十分危急。在关键时候，还是时任陕西巡抚的杨一清果断带兵赶到固原，指挥固原守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使边防转危为安。这次事件给杨一清造成很大的震动，他认为之所以会出这次的事端，主要是因为明朝延绥、甘肃、宁夏三镇互不统属，在有边警时难以协调之故。因此，事变平息后，他就向朝廷提出调整西北边防管理体制的要求，具体建议就是要朝廷派能干大臣总领延绥、甘肃、宁夏三镇事务，以协调三镇行动。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刘大夏的支持，于是朝廷就命他总制三镇军务，即后来的陕西三边总督。这是杨一清首次督陕。
杨一清上任后，即上书朝廷，就如何加强西北边防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重新占据东胜，夺取河套。这样不仅可以驱使敌人远离边墙，而且可以使河套千里沃野成为明朝的屯田，省却内地各省转运粮草的麻烦。另一种就是增修边墙，加强戒备。按照杨一清的意见，前者是上策，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明朝西北的边防问题。相比之下，后者是只治标不治本的下策，只能应付一时。但明朝统治者已惮于进取，同时顾虑耗费巨大，所以只接受了他的下策，拨给他几十万两银子，让他主持修筑边墙。工程还没有完工，杨一清就出事了。原来，杨一清因为不归附刘瑾而得罪了这个当朝专权的大宦官。刘瑾为了泄愤，就诬陷他虚耗边费，将他逮下锦衣卫狱。后来，虽由于大学士李东阳等人极力挽救而幸免于难，但却被迫致仕，罚米600石。于是，杨一清的首次督陕时间不长，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
杨一清的第二次督陕，始于1510年。当时，分封在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反叛朝廷，西北局势一时非常紧张。朝廷因为杨一清熟悉边务，再次起用他总制军务，与总兵官神英率军平叛，宦官张永监军。杨一清还没有到宁夏，他原来的部将仇钺就抓获了朱寘鐇，叛乱被平定。可以说，对于平定安化王之乱，杨一清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他在宁夏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原来，杨一清听说这次监军的太监张永与刘瑾不和，就决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设计除掉刘瑾。他对张永倾心结纳，终于赢得了他的信任。然后，他就为张永设计好了除掉刘瑾的详细计划。这一招果然奏效。张永回京后，依计而行，终于使武宗下决心除去了刘瑾，消除了朝廷的一个大患。刘瑾被铲除后，张永更加受武宗的信任，张永很感激杨一清，就劝武宗召回他，任命为户部尚书。于是，杨一清就结束了他的第二次督陕生涯。
这次的督陕和第一次一样，时间也不长，但结局却有天壤之别。杨一清不但为国家除掉一大害，而且自己在官场上也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后来大学士杨廷和辞职后，杨一清即以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参预机务，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然而，由于他生性秉直，得罪了武宗的近幸之臣，只好再次致仕。
杨一清的第三次督陕，始于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十二月。武宗死后，世宗继立。他在藩邸时即听说过杨一清的大名。即位不久，就有意召回他。嘉靖三年十二月，任命杨一清为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这是杨一清第三次督陕。故相巡边之例，从杨一清开始，时人比之郭子仪。这对于后来总督一职的常设化和地方化有很大的影响。
杨一清这次督陕后，较好地处理了两起和少数民族相关的事件。一起发生在青海地区。当时，少数民族首领亦不刺骚扰西宁、洮河一带，杨一清力排众议，主张派兵剿平。另一次发生在今新疆一带。土鲁番地区的少数民族酋长要求向明朝进贡内附，他根据自己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建议朝廷接受。这些措施对于巩固明朝的西部边防，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由于朝廷内部的斗争，杨一清被世宗召回担任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最终结束了他的督陕生涯。
杨一清三次督陕，还是颇有建树的。他乐于举荐人才，即使对那些曾反对过他的人，只要有才，也照样推举。在督陕期间，因为他的奖拔推荐，由偏裨小将提升至大将封侯者，不乏其人。他不爱财货，所受馈谢，随手就散给众人，所以很得将士之心。他长于治军，训练有方，常常对部下讲：“无事时当如有事堤防，有事时当如无事镇静”，可谓至理名言。
七、石亨与“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是明代中期继“土木之变”以后发生的一个影响很大的事变。正是它导致了景帝的被弑和太上皇朱祁镇（原英宗皇帝）的重新上台，使得明王朝失去了一次重整旗鼓的机会，又重新回到正统后期混乱腐败的老路上去了，从此一蹶不振。这次事变还造成了一代名臣于谦被害的悲剧，令人扼腕。然而，有几个人却因为策划、参与事变有功而得到明英宗的信任，飞黄腾达，官运亨通。这里边就包括陕西籍大将石亨。
石亨，渭南人，出身于武将世家。他从小生得身材魁梧，颇有勇力。后来，世袭了其家族的宽河卫指挥佥事的职务。他善骑射，尤长于大刀，战无不胜。
英宗正统年间，石亨因功先后升任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使、都督佥事等职，长期在大同等沿边一带御敌，颇有胆识，以智勇着称。曾建议朝廷分兵耕种沿边空地，以提供边军军粮，减轻内地转输的负担。又要求朝廷在选将时不要只局限于保举，而应该恢复汉唐时期曾设立的军谋宏远、智识绝伦等科，许人自陈其才干，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由朝廷择优录取，这样就可以解决明朝将才缺乏的问题。这些建议朝廷后来都接受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瓦剌（当时蒙古之一部）骑兵在首领也先的率领下大举入犯大同。明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均战死，只有石亨单骑逃回。朝廷以失律罪给了他降职的处分，让他募兵自效。
“土木之变”后，因英宗被俘，其弟郕王监国。在兵部尚书于谦的推荐下，石亨被任以掌理五军大营的要职，迁为右都督，并受封为武清伯。他是于谦在军事方面最重要的助手。在北京保卫战中，他负责守卫压力最大的德胜门，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协助于谦保证了首都的安全，使明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也因功进封侯爵。
景泰元年（1450年），景帝即位，不久又易立太子。景帝对石亨非常信任，不断加官进爵，于谦更让他提督团营，掌握全部京军。由于明朝防务加强，欲以英宗邀索又无效，也先就将其放回。英宗回来后，被尊为太上皇，居于皇城南宫。
景泰八年（1457年），景帝本来要举行郊祀大典，但是因为发病而无法行礼，就把石亨召到床前，命他代行。石亨看到景帝病情非常严重，于是就有了异心。他和张軏、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密谋，趁景帝病重之机，带人来到南宫，毁墙而入，抢出太上皇。后来，他们又夺取大内东华门，拥朱祁镇强行进入奉天殿即位，改元天顺，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接着，他们缢死了病重中的景帝。为了逃脱罪责，他们还因故激怒英宗，丧心病狂地杀害了北京保卫战的大功臣于谦，造成了历史上又一宗有名的大冤案。京城里的老百姓听说于谦死了，都非常痛惜。
英宗复位后，因为石亨有复辟头功，对他大加封赏，进爵为忠国公。他的弟侄亲故和部下因冒称夺门之功而得官升迁的有数千人。由于有英宗的宠信，他权倾天下。两京大臣中凡是不听从他号令的一概罢斥，而凡是向他行贿的人都可以如愿升官。当时人甚至有“朱三千，石八百”之说。他还嫌文臣担任巡抚束缚武将的手脚，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干脆要求英宗全部撤回了巡抚。于是，朝廷大权尽归石亨。
石亨仗恃夺门功，飞扬跋扈。英宗每天都得召见他，如果几天不召见，他就找借口进见，出朝后则大张声势以谋取私利，英宗也没有办法。他还几次干预朝廷大政。他的请求，英宗无不应允，稍不如愿，他脸上就流露出不悦之色。时间长了，他的专横终于引起了英宗的不满。有一次，英宗和恭顺侯吴瑾登翔凤楼，看见石亨新修的府第高大巍峨，壮丽逾制。英宗就问吴瑾这是谁家的府邸，吴瑾也装作不知道，就告诉英宗说一定是一家王府。英宗说不是。吴瑾就假装很吃惊的样子说：“非王府，谁敢僭逾若此？”他希望以此来提醒英宗注意石亨的不法行为。英宗听了吴瑾的话，点头会意。从此就有了找机会除掉石亨的打算。
英宗先是借石亨之侄石彪得罪事勒令石亨闲住养病，罢朝参。到了天顺四年，又有人告发他对朝廷不满，且与其从孙石后等妖言惑众，蓄养一批无赖之徒专门伺察朝廷动静，图谋不轨。于是，英宗命令将其下诏狱，以谋叛罪判处斩刑，没收全部家产。石亨还没有等到行刑，就在一个月后病死狱中。
纵观石亨的一生，有功有过，十分复杂。是他在北京保卫战中英勇退敌，对明王朝有再造之功，深为景帝所倚重，然而又是他在关键的时候出卖景帝，拥英宗复位；是他曾对于谦的荐拔之举感激涕零，立志报效，又是他因为私怨伙同别人将于谦置于死地；是他为英宗复辟立下头功，又是他最后被英宗下令处死。他的一生曾极度辉煌，最后的下场又十分悲惨，令人怜惜。对于石亨，我们只能说他是专制制度下的一个悲剧人物。
八、“立皇帝刘瑾”
明代是继东汉、唐代以后宦官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朝代。从明英宗正统以后，先后出现了好几个专权的宦官。在这些专权的宦官中，人们通常比较熟悉的是明朝晚期的阉党首领魏忠贤。其实，在魏忠贤得势之前很多年的武宗正德年间，朝廷就出了一个权倾天下的大宦官，他的势力和魏忠贤不相上下。这个人就是号称“立皇帝”的陕西人刘瑾。
刘瑾，兴平人。本姓谈，后来因为依靠刘姓宦官而得以进宫，遂冒姓刘氏。孝宗时，他犯了死罪，但侥幸逃脱。不久，他得以侍奉太子（即后来的武宗），开始了他们之间长期的奇异的主仆关系。因为他为人非常机警，善于窥伺人主的心思，事事都能办到太子的心里，所以得到太子的宠信。
武宗即位后，立即以刘瑾掌管钟鼓司。从此，他有了地位。他和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8人都因为是武宗在东宫时的旧臣而得到重用，人称“八虎”，而刘瑾尤以狡诈凶狠着称。他非常仰慕英宗朝专权的大宦官王振，也想效法他。他按照王振的手段，利用武宗年轻贪玩的特点，日日都向武宗进献鹰犬、歌舞、角抵这样的游戏。同时，还抓住武宗喜欢冒险刺激的习性，引诱武宗微服出行。这样，武宗非常高兴，逐渐疏远其他几个宦官，把他作为最重要的心腹，逐渐提拔他掌管有权的内官监，并命他总督团营。这样以来，刘瑾的地位和权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刘瑾得势后，其贪残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他拒不执行孝宗遗诏中关于罢除宦官监枪和各城门监局的规定，反而劝武宗命令各地的镇守太监都必须向内廷进贡万金，这实际上是变相鼓励这些太监收受贿赂，搜刮民财。他还奏请武宗在畿内大置皇庄，夺取了大量的土地，使地方受到很大骚扰。但武宗看到宫中山积的财物却很高兴，认为他很会理财。
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的恶行引起了朝臣的愤怒。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尚书张升、韩文等不断上谏，要求诛杀刘瑾。宫里的一些宦官也对他的专横不满，赞同朝臣的意见，武宗慢慢地心动了，拟将刘瑾等人发遣到南京居住。大臣们不满意这样的处理结果，准备第二天上朝力争。然而，吏部尚书焦芳却连夜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刘瑾。刘瑾听了非常害怕，立即和马永成几个人跪在武宗周围，向他哭诉，并指责是司礼监太监王岳陷害他们，且欲借此限制武宗的出入，以此激怒武宗。武宗一听，果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王岳等几个宦官，将他们发充南京净军，后来又将王岳处死，改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特务机构东厂，谷大用掌西厂。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一个衙门，特别是其中的秉笔太监更不得了，因为他拥有“朱批”（又称“批红”）之权。所谓“朱批”，就是代皇帝在内阁呈进的“票拟”上用红笔批答，这种制度形成于英宗正统初年。秉笔太监拥有的这种权力非常重要，因为他可以假借皇帝的名义来行私。自从有了“朱批”之制后，朝廷的权力就开始向司礼监倾斜，“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明代专权的几个宦官，无一例外地都是抓住了司礼监这个重要工具。刘瑾奉武宗之命执掌司礼监，标志着他已经可以直接干预朝政了，这是他权势发展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再加上他的几个爪牙掌握了两个重要的特务机构，刘瑾的势力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在这种情况下，刘健、谢迁一看大势已去，只好去职，而刘瑾的羽翼焦芳因为告密有功却得以进入内阁。这更给刘瑾控制内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这次事件是朝臣和刘瑾之间最大的一次正面交锋，最后以外臣的惨败而告终。接着，刘瑾开始反攻倒算，凡是支持刘健、谢迁而反对他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为了进一步打击朝臣的气焰，刘瑾还于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命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他宣布所谓“奸党”名单，刘健、谢迁、韩文等很多正直的官员都在其中。正德二年夏，在御道发现了一封揭露刘瑾罪恶的匿名书，刘瑾知道后勃然大怒，矫旨命百官都跪在奉天门下，听他训斥。到傍晚的时候，刘瑾还是余怒未消，又把五品以下的官员全部抓进狱中。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极力挽救，刘瑾又听说此事乃宫中对他不满的宦官所为，这才下令释放所捕官员，而已有3个官员被折磨死了。此后，朝廷官员们再也不敢公开和他对抗了。
刘瑾不但随便杖责官员，还创立枷法用来对付政敌，不少人都被枷死。他还创罚米法，谁要得罪了他，他就罚其以米输边，很多官员都因此家破人亡。为了防止六科官员进谏，刘瑾还别出心裁地令他们寅入酉出，专门折腾他们，摧毁他们的意志。相反，他却不断扩展宦官的权力，派了不少的亲信宦官去边镇作镇守太监。他大量引用私人，分居朝廷内外。刘瑾非常有心计，为了达到专权的目的，他总是等到武宗玩到兴头上才开始奏事，时间长了，武宗很不耐烦，就不高兴地赶他走：“我要你有什么用，怎么总是来烦我？”此后，刘瑾有什么事就不再禀告武宗而任凭自己处理，朝廷大权遂逐渐转到他手里。
刘瑾掌权后，不顾国家的利益，胡作非为。他没有多少学识，无法亲自处理章奏，于是就将大臣的章奏带回家里，与其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和华亭奸徒张文冕商议，所拟之票文字常常鄙陋不堪，幸亏有焦芳为其润色，才得以蒙混过关。而对于这种情况，大学士李东阳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除了焦芳外，内阁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使杨玉和石文义都是刘瑾的心腹死党，助纣为虐。为了控制天下，刘瑾在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之外，又创立内行厂，由他自己亲自掌握，权力更大，爪牙遍布全国各地，就连东、西厂和锦衣卫也要受他的监督。凡是刘瑾要逮捕的人，都实行邻里连坐制度。有的案犯住在河边，竟然连河对岸的人家也要受株连。即使遇到武宗下大赦令，他也敢抗旨不遵，照样严刑峻法。
由于刘瑾势焰熏天，贵族官僚都曲意奉承他。就连公侯勋戚也不敢和他行平礼，在私下谒见他的时候，都要跪拜。朝臣上章奏都必须先以一份红揭呈给刘瑾，然后才敢以白本送通政司，而且在章奏中还必须为刘瑾避讳，只能称他刘太监，而不能提他的名字。有一次，都察院不注意在奏疏中误写了他的名字，刘瑾大怒，当场破口大骂，吓得都御史屠滽赶快率下属跪地求饶，他才作罢。所以，当时人说，朝廷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刘瑾还是一个非常贪财的人。宁王朱宸濠图谋不轨，向刘瑾行贿，要求恢复护卫，刘瑾竟也答应了，后来终于酿成大乱。凡是出使、入觐的官员，刘瑾都要勒索贿赂，谁要是不给，就肯定没有好下场。给事中周钥出差还朝，因为实在没有钱给刘瑾，被迫自尽。在这种情况下，进京的官员为了应付，只好向京城富户借贷，然后回去再用公款偿还。他的爪牙为了广开财源，建议他令天下巡抚都入京接受敕书，乘机勒索贡献。延绥巡抚刘宇没有来，刘瑾马上下令将他逮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来得稍微晚了一会儿，差点被治罪，他后来赶紧奉上贿赂，才得以幸免，落了个试职视事的结果。相反，只要向刘瑾行贿，就可以轻易得官或升迁。指挥使以下的官员要求升迁，他只要用一片小纸写上“某授某官”几个字给兵部，兵部马上就得照办。有的边将失律，只要进了贡，就可以免罪，甚至进献多的还可以升官。有的官员为了巴结刘瑾，丑态百出。如给事中高淓奉命丈量沧州屯田，为了向刘瑾献媚，竟不惜劾治自己的父亲高铨。而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甚至请求朝廷将刘瑾平时的行事编定为律令，颁布天下执行。真是丧尽天良。
刘瑾得势后，随便改变国家的各种制度，任情威福。因为大学士谢迁曾反对过他，遂迁怒于其乡人，下令所有余姚人不允许作京官。由于焦芳讨厌江西籍的官员彭华，刘瑾遂命令裁减江西乡试名额50名，江西人也不能授京职。而为了博取家乡人的感恩戴德，刘瑾却将陕西的乡试名额增加到100名，同时也将焦芳家乡河南的名额增至95名。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竟命令将在京城的客佣全部赶走，寡妇一律改嫁，人死了没有下葬的一概焚尸，搞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几乎酿成民变。都给事中许天锡出于职守，准备上书弹劾，但又怕斗不过他，只好怀揣奏疏自缢而亡。
多行不义必自毙。刘瑾恶迹昭彰，早已是人神共愤。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宁王朱寘鐇叛乱，在其檄文中有揭露刘瑾罪恶的文字。刘瑾一看非常害怕，就将其藏匿起来，不让武宗知道。后来，朝廷派杨一清、张永等率军平叛。结果，陕西三边总督杨一清就利用张永等对刘瑾的不满，为其设计以除掉刘瑾。所以后来有人说，刘瑾是生于陕西也败于陕西。张永回朝后，利用献俘的机会见到了武宗，向他呈上了朱寘鐇的檄文，同时联合马永成等密告刘瑾的种种不法行为。武宗当时已喝了不少酒，立即下令将刘瑾逮捕，派人查封他的所有府第。第二天，复命将刘瑾降为奉御，谪居凤阳，并亲自带人查抄其家，结果发现伪玺1枚、穿宫牌500副、衮衣、玉带等违禁物，还有不少兵器。此外，还在他常用的一把扇子里，发现私藏的两柄锋利匕首。武宗一看这些谋反的证据，勃然大怒，马上将刘瑾下狱，不久磔于市，枭首示众，并将狱祠和处决图颁示天下，以儆效尤。他的族人和逆党皆被诛杀，其爪牙从大学士焦芳以下60余人全部贬谪有差，一时朝廷为之一空。据说，刘瑾当权时，兴平王堡的谈氏家族因不齿于其为人而与其断绝往来。刘瑾败后，全族改姓“淡”，一则逃避株连，另则也表达对家族出了这样一个不肖子孙的痛恨。
九、农民起义双雄李自成、张献忠
明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农民起义之一。这次起义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起义的领袖人物差不多都出自陕北。而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其中着名的双雄。
李自成（1606－1645），米脂人，其家世代居住在怀远堡李继迁寨，父名李守忠。李自成小时候给当地的富户艾姓家放羊。长大后充任银川驿卒。他善于骑射，好勇斗狠，几次犯法。当地知县晏子宾抓住他，准备处死，他却设法逃脱，作了屠户。
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连年大旱，出现饥馑，老百姓饿死很多。但官府不但不救济，反而照常催逼粮款，搞得怨声载道。而陕北边军因为军饷被将官克扣也开始情绪不稳，甚至发生哄抢府库的严重问题。可以说，当时的陕北就好像一个庞大的火药桶，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白水王二起义拉开了陕北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与此同时，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安塞高迎祥（号闯王）等纷纷起来响应。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朝廷任命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剿灭起义。然而由于边兵多次发生哗变，大量加入起义军，再加上为了节省开支，政府大量裁减驿卒，使很多借以为生的人因此失业，生活无着，也纷纷参加起义，义军的力量反而壮大了。这些边兵和驿卒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边兵更是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义军的骨干。
崇祯四年（1631年），杨鹤因为招抚起义军失败而被逮捕，由洪承畴取代了他。洪承畴督率明军大力镇压起义，结果使陕西的起义军损失惨重。义军在陕北无法立足，就纷纷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当时，起义军36营汇聚山西，有20余万人，势力很大。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和侄儿李过也参加了其舅父高迎祥的队伍，号闯将，但这时他还没有多大名气。
后来，起义军从山西又渡河攻入河南。此时，李自成和李过就乘机拉起一支队伍，脱离了高迎祥，独自发展。李牟、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都归附了他。李过、高杰善战，顾君恩善谋，他们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使其势力大增。不久，在明朝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总督陈奇瑜的追击下，李自成军误入兴安地势险要的车箱峡，陷入了明军的包围圈。当时，大雨两月不停，许多战马因为没有草料而饿死，战士的弓弦也因潮湿而脱落，部队面临绝境。李自成接受了顾君恩的计谋，派人买通陈奇瑜的左右，诈称要归降。陈奇瑜信以为真，命令明军不许剿杀，让李自成的部队出峡就抚，而且要求过往的州县都要供应粮食。这样，李自成军终于脱离了险境。李自成的队伍一出峡谷，马上就进攻所过州县。接着，略阳一代的义军数万也来会合，使李自成的队伍更加壮大。这时的李自成名气才渐渐大起来，而陈奇瑜则因为主抚失败被削籍，明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起义军13家72营首领大会于河南荥阳，商议抵抗官军的方略。当时，取代陈奇瑜担任总督的洪承畴正准备兵出潼关，和山东巡抚朱大典东西夹击起义军，形势十分危急。正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李自成站起来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按照分工，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率军向东进攻。一路上破州取县，很快就攻陷了明中都凤阳，焚毁皇陵。崇祯帝听到这个消息，素服痛哭，并派官员祭告宗庙。而义军遂竖起大旗，上面书写“古元真龙皇帝”几个字，以表明和明王朝的决裂。由于13家义军能协同一致，终于突破了明军的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就在这时，起义军内部出现了不和。李自成因为向张献忠索要一个善鼓吹的皇陵监小太监遭拒绝，一怒之下，就和高迎祥带着人马离开凤阳，经河南重返陕西，留下张献忠独自东下庐州。这次的分裂对于义军的发展十分不利。
崇祯九年（1636年）秋七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周至）战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俘获，后送北京磔死。于是，他的部下都归附了李自成，李自成遂被推举为闯王。
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李自成在梓潼被官军打败，就退往白水，粮草已尽。接着，明军又在洪承畴、孙传庭率领下大破之于潼关南原，李自成全军覆灭，只带着刘宗敏、田见秀等18骑逃往商洛山中。正好这时，张献忠也诈降于明朝，李自成失去了外援，势力更加衰弱。于是，明末农民起义遂陷于低潮。然而，明朝统治者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大势已定，先后调走了洪承畴、孙传庭这两个农民军的死对头，而接替他们的总理熊文灿一意主抚，又听说李自成已死，更放松了警惕。这样以来，李自成的处境才逐渐好转。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张献忠在积蓄了一段力量以后，又在谷城宣布反明。李自成得到消息，也从商洛山中杀出，收集旧部，势力又发展起来。他突破明军的包围，经武关投奔张献忠，而张献忠却阴谋杀害他，李自成发现后迅速离开。不久，李自成又被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计划的明督师杨嗣昌围困在巴西、鱼复一带的大山中，无法脱身，手下的将领纷纷投降明军。他在绝望之际竟要自尽，幸亏其养子李双喜百般劝阻，他才放弃了这个念头。经过李自成的劝说，已经动摇的大将刘宗敏重新树立起信心，发誓死保李自成。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将领也愿意继续跟随李自成。李自成遂下令将辎重全部烧掉，全军轻骑由郧、均突向河南。这时正值河南发生大旱，饥民数万人参加了起义军。杞县举人李信（后李自成为其改名李岩）、卢氏举人牛金星、卜者宋献策也纷纷归附了李自成。宋献策为李自成作了“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替他夺取天下制造舆论根据，李自成非常高兴。李岩劝李自成不要滥杀，开仓放赈以收拢人心，又编歌谣曰“迎闯王，不纳粮”，让儿童到处传唱。于是参加起义军的人越来越多，李自成的队伍一下子壮大起来了，“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军攻破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世子朱由崧裸身而逃。接着，明朝新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在河南一带先后被李自成俘杀或战死，明王朝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李自成又多次攻打城防坚固的开封，由于敌军拼死抵抗，始终没有攻下来，他的眼睛还受了箭伤，起义军只好撤退。不久，李自成攻占襄阳。他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初步建立起以权将军、制将军、上相、左辅、右弼等为核心的一套农民政权机构。他欲以荆襄为根本，然后夺取天下。到这个时候，原来一同起事的起义军首领们或死，或降，或被兼并，只有李自成和张献忠尚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的双雄。
李自成在襄京召集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军方略。顾君恩认为杨永裕提出的进军金陵的计划虽可以得手，但因为金陵地处下游，故此策失之于缓；而牛金星提出的直取京师的计划一旦失手，就没有退路，又失之于急。他认为：“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他的这个计划比较完善，被李自成接受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十月，李自成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于是关中的大门洞开。很快，起义军就攻下西安，秦王朱存枢被迫归附。李自成将西安改为长安，称西京，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庚寅正式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自己也改名为李晟，追尊李继迁为太祖。又设天佑殿大学士，以牛金星为之，作为政府首脑，其下设六政府尚书，分理政务。这样以来，农民政权机构更加完善。其间，李自成派军先后征服了宁夏、甘肃、西宁等地，完全控制了西北。
为了推翻明王朝，李自成率军于崇祯十七年二月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山西各地州县望风披靡，起义军迅速攻占太原。接着，李自成又先后攻克大同、宣府、居庸关、昌平，打开了进军北京的通道，明总兵姜镶、唐通相继迎降。由于起义军早就派人混入北京打探消息，故李自成对明朝的虚实掌握无遗，而朝廷对义军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当义军的游骑已经出现在京城门外的时候，君臣才大惊失色。崇祯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但满朝文武除了在朝堂上哭成一团外，丝毫没有别的办法。三月十八日傍晚，崇祯帝派去守城的亲信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放李自成的兵马进入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只好把太子和诸王送往别人家，用剑刺伤长公主，逼皇后自尽。第二天天还没亮，起义军就攻入皇城。崇祯帝击钟召集百官，可是没有一个人来。他在绝望之下出宫，在煤山上的山亭自缢身亡。可以告慰他的是，总算还有一个有良心的太监王承恩陪着他自尽了。于是，统治中国270余年的大明王朝就这样灭亡了，李自成进了北京城。
北京城陷入起义军重围的时候，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奉命入援。当半道上听到城陷的消息，他就留在当地，徘徊不前。李自成派人拿着其父吴襄的亲笔书信来招降时，吴三桂很快就答应了。可是后来，当他听说他的爱姬陈园园被刘宗敏霸占时，勃然大怒，立即返回山海关据守。李自成亲自率军十余万，挟着吴襄去进攻山海关。吴三桂一看抵挡不住，就投降了清朝，勾结清军一起对付农民军。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进攻下，李自成打了败仗，只好向北京撤退，吴三桂和清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为了振奋人心，在武英殿匆匆地举行了一个登基大典，于第二天黎明撤离北京。
李自成军在向陕西转移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清军的进攻，损失很大。到了山西平阳的时候，他又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屈杀了欲往河南一带恢复局面的大将李岩，这不但使义军丧失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而且导致军心涣散。
李自成退回西安后，喘息未定，清军就攻破潼关，直逼西安。李自成只好经过秦岭向湖北一带撤退，一路上连败于清军。清顺治二年（1645年）秋九月，李自成在通城九宫山率二十余骑觅食时，突遭当地乡勇袭击而身亡。
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他不但反封建的意志坚定，目光远大，而且生活朴素，“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他进北京城时的装束也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始终保持了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本色。
张献忠（1606－1646），延安卫（今陕西延安）柳树涧人，与李自成同年生。长大后从军延绥镇。有一次他犯了死罪，将要行刑，主将陈洪范看他有奇貌，就向总兵官求情放了他，张献忠乘机逃跑了。
崇祯三年（1630年），陕北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张献忠也率米脂18寨起义响应，自称八大王。同年冬，洪承畴担任总督，大力镇压起义军，张献忠遂受抚。不久，他又举旗造反，杀入山西。
崇祯八年（1635年）荥阳大会时，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张献忠讥笑他胆怯，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后来，多亏李自成从中劝解，这才确定了“分兵定所向”的方略。会后，张献忠和高迎祥、李自成率军东进，攻破明中都，焚毁皇陵。不久，高迎祥和李自成还军陕西，张献忠一军继续东下。此后，张献忠转战江南、湖广、河南一带，屡有胜败。
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张献忠派人买通总理熊文灿手下的总兵陈洪范，通过他诈降于熊文灿。于是，他就在谷城训练士卒，打造兵器，积蓄力量，以图再起。夏五月，张献忠一看时机成熟，又在谷城造反。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在新任督师杨嗣昌的监督下，左良玉于玛瑙山大败张献忠，俘虏了他的妻妾，张献忠只剩下1000余骑逃进兴、归一带的大山里，实力受到很大损失。张献忠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不和，派人劝说左良玉对其围而不攻，这才得以收罗散卒，秘密地转移到白羊山。面对张献忠军的以走致敌，四川巡抚邵捷春来回应付，疲于奔命，后来终因所部明军溃散而被朝廷处死。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抛开大军，亲率轻骑一日夜驰300里，从小路直奔襄阳，利用从督师使者手里夺取的军符骗开了城门，杀掉了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因畏“陷藩罪”绝食而死，沉重地打击了官军的士气。
秋八月，张献忠先后大败于左良玉和副将王允成，他的大腿也受了伤，只剩下几十骑跟随。无奈之下，他去投奔李自成，但李自成却以部将待他。他不从，李自成就要杀他。幸亏罗汝才劝阻，偷偷地给了他500骑让他逃走。
崇祯十六（1643年）年春，张献忠攻克武昌，将楚王朱华奎装在笼子里沉于江中。张献忠在武昌称王，改武昌为天授府，设立了官属，并开科取士。李自成在襄阳听到了这个消息，写信威胁他。张献忠只好带着人马向岳州、长沙方向转移，相继攻陷岳州、长沙、衡州、宝庆、常德，发杨嗣昌祖坟。后来，张献忠又挥军进入江西，攻占了许多州县。因为顾忌左良玉，他决定不再继续前进，而准备转向四川，建立根据地。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张献忠军攻占夔州，打开了四川的门户。接着，攻克川东重镇重庆，杀瑞王朱常浩。不久，就攻陷成都，蜀王朱至澍率妃以下投井，巡抚龙文光被杀。冬十一月庚寅，张献忠在成都即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同时，设立左右丞相，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封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均为将军，赐姓张，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农民政权机构。
由于清军进逼四川，张献忠于顺治三年放弃成都北上，准备转战陕西。临行前，将宫殿庐舍焚为灰烬。此前张献忠欲尽杀川兵，其将刘进忠遂率部往汉中投奔清军，并带领清军进入川北。一天早晨，大雾弥漫，张献忠在行军途中突遇清军于凤凰坡，中箭被俘，后被杀。
这样，明末农民起义的双雄李自成、张献忠先后都壮烈地牺牲了。但他们开创的农民革命事业并没有完全失败，他们的后继者仍在坚持斗争，并将矛头主要对准了清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