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虽然从总体上来讲，陕西文化的鼎盛期已过，但仍涌现出一些在不同领域有所造就的文化和科技名人，他们的文化成就像一颗颗明星照亮了这一时期黑漆漆的天空。
一、“前七子”与陕西文坛的复兴
“前七子”是人们对明代中期以诗、文、杂剧而着名的七大才子的合称，即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而在“前七子”中，就有三位是陕西人，即李梦阳、康海、王九思。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明中叶陕西文坛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兴，是陕西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三人中的李梦阳虽名列“前七子”之首，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他却属于甘肃人（他的籍贯是明代陕西庆阳），对他，我们暂且不论。下面我们只介绍其他两个真正的陕西文才。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别号对山，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是明代陕西仅有的两名状元之一。后来，依例授翰林院修撰。刘瑾当权时，因为仰慕他的才华，又是同乡，想拉拢他。但他不满刘瑾的所作所为，拒不与其来往，所以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他与李梦阳等互相唱和，极力反对盛行的绮丽萎靡的台阁体，显得不合时宜。后来，李梦阳得罪下狱，托人带信给他，要求营救。康海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求刘瑾。经过他的劝说，刘瑾终于放了李梦阳。谁知不久，刘瑾就被下狱处死了，而康海遂被当成刘瑾的党羽而遭革职。此后，他即不再出仕，一直在家乡居住至死。
王九思的命运与康海相似。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鄠（今陕西户县）人。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接着，他先后担任过翰林院检讨、吏部郎中等职。后来，也被当做刘瑾一党而被贬为寿州同知。不久，又被勒令致仕。
康海、王九思被罢官后，心灰意冷。他们同病相怜，遂经常挟声伎畅饮，寄情于山水之间。还创作歌乐声曲，以优伶自喻，并亲自弹琵琶演奏，以发泄胸中的郁闷之气。在他们的影响下，陕西一度成为明中叶杂剧、散曲创作的中心。
康海、王九思都创作了大量杂剧、散曲。王九思有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一折），散曲集《碧山乐府》，还有诗文集《渼陂集》等。康海有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和诗文集《对山集》等。其中，康海的杂剧《中山狼》被列为我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和元曲相比，他们的杂剧、散曲创作在技巧和形式上还是有一些突破，但淡化了元曲的现实主义精神。
此外，康海、王九思还分别编纂了《武功县志》和《鄠县志》，作为他们献给家乡的礼物。康海的《武功县志》详细记载了武功的山川城郭、关津市集、祠庙寺观、户口物产等情况，篇幅不大，但内容全面，体例得当，文词古雅，深受清代大才子王士祯赞赏。本书编成后，多次刊行，后收入《四库全书》，流传至今。但遗憾的是，王九思的《鄠县志》后来却散佚了。
略晚于康海、王九思，继承和发扬他们复古文风的是王维桢和韩邦奇。王维桢是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恃才傲物，不容于世。善文墨，在诗文方面最推崇李梦阳。韩邦奇是朝邑（今属陕西大荔县）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他善音律，在诗文风格上也受到“前七子”的很大影响，但具有更明显的现实主义精神。二人均死于嘉靖三十四年的关中大地震。
在他们的推动下，陕西文坛于正德、嘉靖年间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
二、明中后期的关学余续
自从宋代张载开创了关学后，历代盛行不衰。明代中后期，关学在陕西逐渐走向繁荣，出现了不少有名的关学家。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关学，并不专指张载之学，而是泛指关中学者的理学思潮。
明中叶关学的兴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逐渐激化，促使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思辩为特色的关学应运而生。同时，关学的兴起也和薛瑄的河东之学有很大的关系。薛瑄是明前期的大儒，其学“一本程朱”，提倡修身养性，重视躬行。后来，周蕙从其门人受薛瑄之学，而周蕙的学生薛敬之、李锦又将它传入关中。所以，严格地说，明中叶关学的兴起是由薛敬之、李锦发端的。
薛敬之，号思庵，渭南人，师从周蕙，官至金华同知，着有《道学基统》、《洙泗言学录》、《尔雅便音》、《思庵野录》等。李锦是咸宁（今陕西西安）人，举人出身，曾被选任松江同知，反对佛道，尊崇程朱理学。他们二人对明代关学的重振有开创之功，然而明中后期最有影响的关学大家却是吕柟、马理和冯从吾。
吕柟（1479－1542），字仲木，别号泾野，学者称泾野先生，高陵人，是薛敬之最有名的学生。他是正德三年（1508年）的状元，是明代陕西仅有的两名状元之一，依例授翰林院修撰。当时刘瑾当权，慕其学问，以同乡关系拉拢，但吕柟不但不为所动，而且要求武宗想办法清除刘瑾。因此，刘瑾对他恨之入骨，想借机杀掉他，吕柟遂称病辞职。刘瑾败后，他又官复原职。后来，还先后担任过解州判官、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右侍郎等职。
吕柟在解州判官任上，御史曾为其修建解梁书院，由其主持。他是明中叶关学的代表人物，时人称其为张载后第一人，其学生吕潜、李挺等亦为关中名儒。当时，王守仁的心学盛极一时，而吕柟却不以为然，仍坚持程朱之学，主张“穷理实践”，学以致用。因此，深受黄宗羲赞赏，以为时学者皆“遣行而言知，得先生（吕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谓千钧一发”。吕柟着作甚丰，主要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等。
马理（1474－1556），字伯循，三原人，是与吕柟齐名的关学家。他的同乡、尚书王恕一度在家居住，着书讲学。马理就跟随其学习，深受教益。杨一清督学陕西时，对其和吕柟、康海非常器重。后来，他中了举人，入国子监学习。马理文才出众，甚至在高丽、安南这样的外国也很受推崇。据说，高丽使者曾将他的文章抄回国内。正德九年（1514年），他考中进士。后历任吏部稽勋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光禄勋等职。嘉靖三十四年，他和妻子均死于关中大地震。
马理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经学方面。他精于《礼记》、《仪礼》之学。此外，他还主持编纂了《陕西通志》，是现存最早的陕西省志，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后期关学的代表人物是冯从吾。冯从吾，字仲好，长安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选庶吉士。后历任御史、大理、左副都御史等职。他为官清正敢言，反对党争和宦官专权，和东林一派正直官员过从甚密。在家居期间，他热衷于讲学，地方官遂为其兴办关中书院，成为当时和东林书院并称的着名书院。今西安市南门里的西安师范学校即其旧址，而书院门街也因此得名。他还与邹元标在北京共同创建首善书院，与同志者讲学其中。天启五年（1625年）秋，因得罪魏忠贤一伙而遭削籍。不久，阉党分子乔应甲担任陕西巡抚，捣毁了关中书院，甚至将孔子像扔弃城角。冯从吾激愤病卒。
冯从吾虽是王学大家许孚远的学生，但其思想主张并不局限于一派，而是把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成为关中理学的集大成者。李顒即以为“关学一脉，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冯从吾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但反对王门后学将其神秘化、禅学化，空谈心性，而提倡实践，“体验身心”。冯从吾着作甚多，主要有《元儒考略》、《元儒语录》、《冯子节要》等。其思想对后来的“关中三李”（即李顒、李柏、李因笃）和王宏撰等人都有很大影响。
三、胡登洲与经堂教育的陕西学派
从元代开始，我国境内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少数民族——回族，而陕西历来是回族聚居的地区之一。元代前期，受封在西安的安西王就是有名的伊斯兰教信徒，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伊斯兰教，使移居陕西的穆斯林人数有了很大的增长。到了明初，在陕西境内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回民群体，陕西也随之成为我国内地伊斯兰文化发展和传播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着名回族学者胡登洲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他开创了我国伊斯兰教育的“陕西学派”。
胡登洲（1522－1597），字普明，陕西咸阳人。他曾在嘉靖年间徒步去麦加朝觐。回国以后，他就立志兴学。他改变了以往口头传授《古兰经》的方法，开创了我国的伊斯兰寺院经堂教育。开始的时候，他先在家中招收学员，半工半读，积累经验。后来，就在清真寺里办学。在他的影响下，各地清真寺纷纷开办学校，形成了一股遍及全国的风气。
同时，胡登洲还努力钻研伊斯兰宗教哲学，最终创立了伊斯兰经堂教育的“陕西学派”。
该学派使用阿拉伯文经籍，以精而专为特点，专门授认主学。它与常志美创立的山东学派和马复初创立的云南支派并称为我国伊斯兰教育的三大学派，而在三派中又以它的影响最大，其他两派也都是从它当中分化出来的。故当时我国穆斯林群众尊称胡登洲为“胡太师”，称陕西为“念经人的教场”。直至今天，我国西北及南方广大地区的伊斯兰教育仍以陕西派为主。
清末陕西回民起义以后，清政府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致使陕西回民人数大大减少，伊斯兰文化急剧衰落，陕西学派的中心遂转移到今甘肃临夏地区去了。
四、顾炎武的“南人居北”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一直以明朝的遗民自居，拒不归顺清王朝。其抗清活动失败后，便四处游历。他本为江苏昆山人，后来却定居关中，人称“南人居北”。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学者称为亭林先生。善读书。后来，明朝的灭亡给他很大的刺激，他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主要是因为由王学熏陶出来的士大夫不学无术，只知道空谈心性，没有任何治国安邦的真本领。所以，痛定思痛，他开始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南明福王政权覆灭后，他带着继母到常熟避难。不久，他参加了当地的抗清起义，失败后逃走，其继母遂绝食而死，临死前嘱咐他宁死不事二主。后来，南明唐王召他任兵部职方郎中，因母丧未去。此后遂离家不返。
顾炎武先后到过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等很多地方，并几次去拜谒明太祖的孝陵和崇祯皇帝的思陵。晚年，他经过认真考察，定居陕西华阴。
为什么要选择华阴定居呢？在顾炎武看来，“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较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可见，他认为华阴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自然条件优越，握有关河之险，进可攻，退可守，且是一个信息交流的中心；二是人文环境甚好，陕西人坦诚持重，正直自立，和他非常投缘。真所谓地利、人和。在天时不利（指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的情况下，能同时拥有这两项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那么，顾炎武对秦人的高度评价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来自他和一些关中学者的接触。在陕西的这一段时间，除了华阴，他还先后到过周至、富平、西安、乾州等很多地方，讲学交游。与关中大儒王宏撰、李颙、李因笃等过从甚密，交流思想，切磋学问。顾炎武将他们称为自己的“关中三友”。通过与这些关中学者的接触，顾炎武发现他们在思想上极易沟通和产生共鸣。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关学家强调的躬行实践与他的经世致用主张十分相似，他们都痛斥王学的空疏无用，要求效法古代圣贤，致力于实学，所以一拍即合。而所谓“重处士”，其典型便是华阴人王宏撰。顾炎武生命中最后的5年主要就是在王家客居度过的。他死后，王宏撰将宅第改名为“顾庐”，以作纪念。
当然，在顾炎武“南人居北”的同时，王宏撰、李颙等人也远涉江南，传播关学，同样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这种远距离的双向交流，促进了其时学术的进步，特别是对于处在相对比较闭塞的陕西的学者来讲，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阅历，这对清代关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五、“北方徐光启”王徵
明代中后期，“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之手开始传入中国，明朝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也与传教士交游，希望学习他们的科技成就。在这些有识之士中，以大学士徐光启、李之藻最为着名。而在相对比较偏僻的北方陕西，此时亦出现了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就是号称“北方徐光启”的王徵。
王徵（1570－1644），字良甫，号葵心，陕西泾阳人。他自幼非常聪明，24岁考中举人。1622年才中进士。后来，历任直隶广平府推官、南直隶扬州府推官、山东按察司佥事等职。他为官清正，不与阉党同流合污。在扬州时，他和另一位陕西人来福拒拜魏忠贤生祠，被称为“关西二劲”。1635年，明军孔有德部哗变，时任监军的王徵与巡抚等均作了俘虏。后来虽被释放，但王徵却被判充军。此后不久，他即回到家乡，以着述为生。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积极纠集团练，利用自己掌握的西方机械与火器知识对抗农民军。1643年冬，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召他为官，被他拒绝，即使儿子被抓去作为人质也不屈服。此年，在大顺军即将攻陷北京时，他于失望之余绝食而死。
王徵对历史的最大贡献在于文化科技方面。长期的科场失意使王徵深感理学的迂腐不堪，因此在入仕后便留心实用之学，潜心于研究水利工程及各种机具。后来，在扬州府推官任上，他认识了德籍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了解了不少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不久，他又应徐光启的学生、巡抚孙元化之邀，在其幕下担任监军。孙元化精通西洋火器，王徵与其共事，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增加了他的科技知识。这一时期，根据邓玉函口授，王徵执笔译成了名着《远西奇器图说》。该书是最早引进西方先进的数学、力学及各种机械技术的科学着作，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共有3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论重之本体”，介绍西方的算法、测量、力艺之学的基本原理，共61条；第二部分为“论各色器具之法”，介绍各种器械的原理与结构，共92条。后面还附有54幅机械图，包括起重、转重、取水、转磨、解木、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水铳等，并附有说明。在该书序言里，王徵极夸“其法之神妙”，认为它“能以小力运大”，“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表现了当时的开明人士对西学的真诚向往与崇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只是从工艺技巧方面推重西方技术，而是进一步探究其理论基础，能认识到数学、几何、力学等“皆相资而成”。这在当时显得非常突出。
此外，他还撰有《事天实学》、《西洋音诀》等书，介绍西方在天文、音乐等方面的知识。
除了科学技术外，王徵对西方文化也有所了解。当然，限于当时的条件，这种了解大多还只能通过宗教。王徵很早就加入天主教，自称“景教（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之一支）后学”，教名斐理伯。1626年，着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陕西出土，王徵便邀请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来关中考察传教。金尼阁帮助王徵在今西安市糖坊街建造了陕西第一座天主教堂。为了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他不顾高龄，毅然跟金尼阁学习拉丁文。他还与金尼阁合着了《西儒耳目资》一书，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王徵凭着自己对天主教的理解，写了很多介绍天主教的着作，如《西儒书》、《西书释译》、《真书直指》、《圣经直解》、《圣经要略汇集》等。在其中，他用儒家学说来解释天主教，认为它“以体认造物主为宗旨。造物主无形而独一无偶，与《中庸》所谓至诚无息，为物不二合，即《易》之上帝，《书》之维皇，《礼》之太一也”。虽然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但毕竟是中国人研究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最早着作之一。
王徵向中国人介绍了许多西方科技知识，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广泛吸收西学的基础上，他还有自己的创新。他先后着有《诸器图说》、《藏器图说》各1卷，介绍了很多自己设计的机械，特别是农业机械与水利机械。
作为一个学习和研究西方科技文化的先驱，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王徵的下场却很悲惨。他本人成为腐朽不堪的明王朝的殉葬品，他的着作除《奇器图说》外，几乎全部散佚。清《四库全书》竟评价《奇器图说》“大都荒诞恣肆，不足究诘”，而他的后人在为他编辑文集时，甚至未收入此书。
六、农桑学家杨屾
杨屾（1687－1785），字双山，今兴平桑镇人。他早年师从关中大儒李二曲（即李颙），学习经世致用之道，其师称他有“命世才”。后来，他在绛帐开馆授徒，学生众多。他打破规矩，招收各行各业的人来馆学习，其中以农家子弟为多。
杨屾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十分重视实用学问，特别是农学。而且他在教授农学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不仅重视研读农书，更要重视实践。为了实验的需要，他专门开辟了“养素园”，在园中兼设讲堂。他亲自种植蔬菜、果树、花木、药材，为学生作示范。真正是耕读结合。所以近人认为“双山先生出而新古今讲学之面目”。
杨屾积极进行农学的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所着的《知本提纲》一书，特别是“修业章”的“农业之部”中。该书汇集了他的农学思想精华，在中国古代农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杨屾突破了传统的经验农学的知识体系，将传统的农本思想升华到理学的高度，力图从理论上探究农业技术的发展。他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并首次将五行学说引入农学领域。他认为“天专行施，地主含化，惟凭水火之调燮，损其有余，益其不足，更需人道以裁成”，以此来解释农业生产的基本原理。这种看法已经大体概括了农作物生长所必须的光、热、水、肥、气等五大自然要素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科学地分析了人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还用五行说首次解释土壤耕作原理，认为“土啬水寒，犁破耱拔，借日阳之暄而后变；日烈风燥，雨泽井灌，得水阴之润而后化”。在近代实验农学传入我国之前，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了不起的。
杨屾还明确提出“全农道”的思想，认为农业是一个综合部门。“农非一端，耕、桑、树、畜四者备，而农道全矣。”将林、牧提到和农作物种植同等重要的高度。而从解决关中人民的衣着问题出发，他对蚕桑业尤为关注。
杨屾以为造成关中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只知耕作而不懂蚕桑，农业经济结构单一，衣食难以兼顾，“故每岁之中，必卖食以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所以衣食两艰，丰凶并困；然则凶荒虽起于乏食，而其实早胎于无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想了不少办法。一开始，他曾试图种植棉花和苎麻，都失败了。后来，他从《诗经·豳风·七月》里得到启示，认为关中农业的出路还在于发展蚕桑业。他觉得既然从西周到汉唐关中蚕桑业都很兴盛，那就说明秦地并非“风土不宜”种桑。为了慎重起见，他决定自己先进行试验。
雍正初年，杨屾在自家园圃种桑百株。同时，认真钻研古今农书，并按照书中记载制作养蚕和丝织器具。几年后，他的试验终于获得成功。于是，他手把手地教乡人养蚕技艺，“由是乡邻之中多有效之养蚕者”。由于这里广植桑树，人们就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改名为“桑家镇”。为了方便乡民交易，杨屾还创立桑镇集市。后来，兴平附近各县也受桑镇影响，种桑养蚕之风大兴。
在多年蚕桑实践的基础上，杨屾编写成《豳风广义》一书。该书分为3卷，上卷除了驳斥秦中不宜蚕桑的谬论，重在记述种桑技术。其中，既有历代蚕书精萃，也有他自己的经验、心得；中卷主要介绍蚕具和养蚕技术。下卷主要记载丝织之法。为了通俗易懂，书中还有不少插图和配诗。书成后，刊刻行于世。
为了在全省推广蚕桑业，杨屾上书陕西布政司，要求政府下令提倡植桑养蚕，同时附上《豳风广义》一书及当年的新丝和绢帛。后来，政府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责成各府、州、县实行，又将《豳风广义》颁布各地作为指导。不久，长安、三原、凤翔、汉中等地相继成立“蚕桑馆”。尚书陈宏谋担任陕西巡抚期间，特委派杨屾负责指教全省蚕桑技术。于是，陕西的蚕桑业发展迅速。为了加强丝织业，在西安特设立“蚕局”，生产的“秦缎”、“秦绫”、“秦七绸”、“秦缣纱”等成为陕西名产，远销全国。
由于杨屾对发展陕西蚕桑业的重大贡献，到了他死后的道光年间，经陕西巡抚禀明朝廷，道光皇帝手谕为其建立专祠，并确定农历四月四日为祭祀日。此后，秦中父老遂祭奠不绝。
##第八章近代：波谷中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