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操绝俗的尸谏名臣王鼎
王鼎其人王鼎，字定九，号省崖，陕西蒲城人，生于公元1768年，卒于公元1844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鸦片战争时期清廷重臣。1792年中进士，历任吏、户、礼、刑、工各部侍郎、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等职。1839年，官至东阁大学士。
王鼎自幼“少贫力学，尚气节”，为官清廉，“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卒之日家无余资。”在禁烟问题上，他竭力主战，反对投降，属禁烟派、主战派的重要成员。
替林申冤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平息战事，讨好侵略者，罗织罪名，把禁烟有功的林则徐从重发配伊犁效力赎罪，由投降派首领、直隶总督琦善接替林则徐主持广东军务。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稍有正义感的清廷官员莫不“骂琦善误国及穆彰阿之妨贤，而惜林公之不用”。林则徐旧友不期而会，准备筹款为之赎锾。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和太常寺卿唐鉴则不避斧钺，积极为林则徐辩白。王鼎久历官场，慧眼识珠，素仰林则徐的才识为人。在林则徐落难之时，王鼎挺身而出，竭力为林则徐鸣屈申冤，试图扭转天意。
林则徐被谴戍伊犁时，正值河南祥符（今开封）黄河决口，直冲省垣。豫东和江苏、安徽北部广大地区被淹。王鼎以大学士身份奉命出署东河河道总督，督率河工。由于王鼎钦佩林则徐的胆识，同情其遭遇，遂以其熟悉河工为由，奏请清廷留用林则徐襄助河工，所幸清廷准奏，故林则徐遂由赴伊犁途中折返东河效力赎罪。
联手治水治水期间，王鼎亲临工地，躬督吏卒昼夜巡护，星宿露饭，倦则寐肩舆中。由于过度疲劳，旧疾屡作，但仍不肯稍息。林则徐与王鼎朝夕驻坝，风雪中日夜坐与士同。由于他们同心协力并激励吏卒，故历时半年即告竣工。这次合作共事，使王鼎对林则徐更加了解和敬佩。林则徐的意见，王鼎都倾听接纳。河工合龙时，在庆功宴上，王鼎坚持让林则徐居首座，并上书道光皇帝，力言林则徐在河工中的功绩。由于清政府急于向侵略者求和，把深得舆论支持的抵抗派首领林则徐仍视为眼中钉。河工竣工后，仍命其去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只得从命登程。王鼎欲留不能，只好河干相送，泣涕为别。
尸谏壮举王鼎治水回京后，虽在病中，但仍痛陈议和投降之非，怒斥投降派穆彰阿等为秦、严之辈，奏请杀丧权辱国之琦善以谢天下。在怒斥投降派的同时，王鼎竭力推荐林则徐、邓廷桢等贤能之士。而道光皇帝袒护穆、琦之流，对王鼎只是慰劳，劝命休沐养疴，大加敷衍。王鼎屡谏不从，遂愤而草遗书置于怀中，“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回天听”，时为1844年5月28日（道光廿四年四月十二日）。王鼎此举，虽未能改变清政府的既定主张，但他的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是值得嘉许的。这一壮举，成为陕西近代史上悲壮激烈的一页。
二、太平军远征陕西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于两广，兴盛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太平军也曾两度远征陕西，打乱了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秩序。
首次进陕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后进军途中和建都天京后，曾多次派人到陕西打探清方军情并联络群众，一度引起了陕西当局的极度恐慌。1861年8月，太平天国重镇安庆失陷后，英王陈玉成退守庐州，天京告急。为“广招兵马，早复皖省”和“发兵上游，以分妖势”，英王陈玉成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率3万余太平军远征豫陕。1862年4月，陈得才率太平军经河南进抵商南富水关，接连攻克丹凤、山阳、镇安、柞水等县，清军闻风而逃。5月初，太平军出长安子午峪，直逼西安南30里的尹家卫（即今引镇）。当时，陕军重兵外调，西安防务空虚。陕西巡抚瑛棨急忙组织省城清军官兵阻击，5月16日，与太平军交战于三兆一带。陕西清军一触即溃，伤亡大半，只好紧闭城门，不敢出战。瑛棨坐困孤城，催援军驰救。正当西安城指日可克的时候，清军多隆阿、张得胜包围庐州，英王陈玉成孤军难支，急调陈得才东返解围。陈得才遂改变攻取西安计划，于5月底率军出关东去，回援英王。
再度入陕1862年6月，陈得才率太平军转战河南途中，闻知庐州失守，英王殉难，遂改变赴皖计划，绕道河南进军湖北，准备赴援天京。在湖北黄陂、孝感等地，太平军遭清军阻击。赴援天京受阻后，忠王李秀成曾调陈得才到苏州，令其招足人马，限24个月回来解救京城。于是，陈得才决定再次西征陕西。1862年10月21日，陈得才率军进入陕西平利县，占领兴安府。太平军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先后占领紫阳、汉阴、石泉、沔县等县，直逼汉中。太平军顺利进入汉中地区，得到了陕南群众的支持，也得到了李蓝起义军的配合。太平军与李蓝起义军以洋县为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援助，把汉中城紧紧地包围起来，历时半年之久，并占领和控制了汉中府属大部分地区。1863年10月，太平军终于攻克汉中。至此，赴陕太平军达到极盛时期，拥有20多万兵力。太平军和李蓝起义军在陕南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关中的回民起义，推动了陕西革命斗争的高涨。
回援天京正当太平军在陕南取得辉煌胜利、革命力量有很大发展的时候，天京危急。1864年初，扶王陈得才接到天王诏令，以苏州已失，令全军立刻东返，解救天京。于是，扶王决定再次东下，分兵三路，直奔天京。随后陕西巡抚刘蓉借调四川清军，占领汉中，清王朝封建统治在陕南开始死灰复燃。东援天京的启王梁成富部，在河南为清军所阻，与陈得才失去联系，后仍旧折回陕南，与当地农民起义军一起，持续坚持抗清斗争。
太平军在陕西的英勇战斗，为近代陕西革命增添了光彩。
三、回民大起义在陕西
兴起原因陕西回民起义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道咸时期的陕西，地方政治黑暗，赋役繁重。为赔付鸦片战争赔款和筹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资金，清政府加紧了对川、晋、陕等“完善”省份的搜刮。陕西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成为清政府赖以筹集饷源、募集军队的主要基地。地方团练主要由地主豪强筹资兴办，无疑也加重了对人民的勒索。协银、军费、赔款和团练筹款，造成严重的财政拮据，陕西地方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剥削。这时地方政府赋敛课税的主要方式有：加重田赋徭役，征收厘金，推行捐输，征收课盐，滥发通货等，加上旱、蝗、水等天灾频仍，陕西人民实在困苦不堪，社会矛盾随之激化，导致各地反抗斗争不断。太平军、西捻军先后入陕、刀客活动、李蓝起义和回民大起义，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频繁发生的。
陕西是回民人口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清代陕西回民人口大致有七八十万，有汉七回三之说。陕西大荔、渭南一带居住的回民最多。回民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也经营畜牧业和商业。渭河两岸的回民同汉族人民一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清代回民遭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道咸时期，陕西地方官吏变本加厉地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凡回汉争讼斗殴，曲皆在回。侮辱性的民族歧视政策，是回民起义的重要原因。
高涨与撤陇陕西回民起义的导火线是1862年5月发生在华州圣山的砍竹事件。陕西团练总办张芾收编了600多名被遣散的回勇，交与曾任朝邑训导的赵权中掌管。赵权中又趁便从中收编同州府籍的回勇交乡绅赵炳堃，带往渭南南山一带要隘，堵截太平军。由于赵炳堃对这部分回勇百般挑剔刁难，回勇不服，中途杀死赵炳堃，自行解散，结伴回家。有人行至华州（今华县）圣山小张村，买汉民竹子。卖主之父嫌价低不卖，反诬回勇偷竹，双方发生争执。当地有回汉械斗、鸣钟集众的规定。这时，官府、团练肆意扩大事态，即鸣钟报警，团练齐集，殴毙了砍竹的回勇2人。回勇状告华州，华州知府偏袒团练，并当堂恫吓，今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民不服，齐集秦家庄，准备再行控告。这时渭南、华州、三原、富平等地团练四处洗劫回民村舍和清真寺，激起回民的反抗。渭南仓头镇回民洪兴，派人潜入长安尹家卫，同太平军取得了联系。陈得才率太平军由蓝田东下，连克渭南、华州诸城。在太平军的影响和配合下，以任武、华兴为首的回民武装起来，同地主团练斗争，先后占领了渭南孝义镇、大荔羌白镇等地主团练据点。东府回民斗争的胜利，加速了回民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到来。
1862年6月8日，回民起义军在渭南仓头镇处死了前来谈判、刁蛮无理的陕西团练总办张芾。消息传出，大快人心，仓头镇成为东府回民起义的中心。此后，回民起义军分头进攻附近州县，并与西安回民取得联系，准备进攻西安。回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八百里秦川，回民起义达到高潮。各地回民起义军先后在西安六神堡、凤翔府、咸阳礼泉、乾州等地，与陕西清军和地主团练展开了激烈战斗。
1862年8月，陕西回民起义军已发展到30万人，战斗在东自潼关西到宝鸡的关中平原上，形成一支庞大的抗清力量。面对陕西反清斗争的怒潮，清政府为挽救西北危局，先后派多隆阿、直隶提督成明和钦差大臣胜保入陕镇压。1863年回民起义军在咸阳、凤翔失利后，分两路进入甘肃陇东地区。
返陕斗争陕西回民起义军多为西安、同州和凤翔3府回民。故乡关中的平原沃野，物产富饶，与陇东地瘠民贫、物产奇缺的自然条件相比，无疑增添了他们对故乡的恋念。因此，他们不断掀起重返故土的斗争。回民起义军自甘肃返陕主要有3条通道：一是沿渭水河谷进入凤翔、麟游、扶风、西安；二是沿泾河河谷进入长武、彬县、永寿、西安；三是经子午岭进入关中或陕北。1866年，回民起义军掀起了首次返陕高潮，但未成功。随后回民起义军集结在甘肃庆阳董志原地区，号称“十八大营”。当西捻军入陕后，回民起义军再度掀起返陕高潮。回、捻起义军携手作战，相互配合，拉开了联合抗清的序幕。回民起义军以“联合作战”、“作为向导”、“附入”西捻军等形式，配合和支援了西捻军。在西捻军的支援下，回民起义军才得以重返陕西，转战关中和陕北。捻、回起义军的联合作战，使陕西出现了抗清斗争的新局面。
清政府两度调派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督师镇压回、捻起义军。左宗棠精于谋略，善于用兵，举借外债，改良装备，反复镇压回民起义军。到1869年，历经8年的回民起义，在陕西最终归于失败。
陕西回民起义，表现了陕西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反抗精神，打击了清政府在陕西的专制统治，在陕西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西捻军入陕作战
捻军入陕捻军是太平军得力的盟军。盟主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禹王”。1866年10月，赖文光特命“梁王”张宗禹“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捻军在河南陈留一分为二：东捻军由赖文光率领，西捻军由张宗禹带领进军陕西。1866年11月，西捻军进逼潼关，见清军严密防守，遂避开正面之敌，进入陕南商州一带，并越过秦岭，进军华阴，驻扎华岳庙，准备进攻西安。
回捻联手西捻军突然入陕，清廷大为震惊，1867年急调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并命刘蓉帮办陕西军务。为镇压回、捻起义军，左宗棠先后两次以海关为担保，不惜举借外债，筹措粮饷。洋商借款给左宗棠，是中外反动势力勾结敌视中国人民的表现。而西捻军作战灵活，避实就虚，1867年元月在灞桥十里坡痛歼清军3000精兵后，一面以主力围攻西安，一面又分兵沿渭河南岸西进，进入兴平、礼泉、乾州、泾阳一带，准备接应由陇东东下的回民军。西安久攻不下，西捻军主力在张宗禹带领下到达凤翔，与回民军会合，议定相互配合，联合抗清。5月，回民军攻打西安，西捻军进军同州。后两军集结合阳，逼近黄河，大有入晋之势。清军逼近大荔，在许庄，回、捻军痛歼清军。回、捻军与清军作战，尽管战事激烈，但始终未能攻克西安城垣。此后，西捻军与回民军时分时合，与清军周旋于渭河南北。1867年7月，左宗棠采取“剿捻宜急，剿回宜缓”的方针，企图先消灭西捻军于泾、洛、渭水之间的包围圈内。西捻军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于10月下旬自白水一带进入陕北，与转战陕北的回民军会合。这时自陇东东下的回民军也得到西捻军的配合，协同作战，联合抗清。
离陕东援为防止东西捻军相互配合，清廷曾有严旨，若西捻军由秦入晋，“惟左宗棠是问”。西捻军入陕后，左宗棠一面派兵追击西捻军，一面加强河防。西捻军进入陕北后，东捻军来信求援，张宗禹决定派队东援。由于捻、回两军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敌人的挑拨，两军始终未能在政治上结成巩固的联盟。且由于陕北多山地，不宜马队驰骋，西捻军决定全部撤离陕西东援。1867年12月，张宗禹率西捻军主力从宜川黄河壶口龙王庙东渡黄河，离陕入晋。清廷闻知西捻军入晋，“忧愤无措”，怒将山西按察使陈缇革职戍边。左宗棠没有实现不让西捻军入晋的保证，“自请从重治罪”，结果受到革职留任处分。
西捻军主力离陕后，余部仍与其他反清势力一起，坚持抗清斗争。他们一直沿用太平天国正朔，保持着捻军和太平天国的典制和习俗，把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反清斗争，坚持到最后时刻。
五、戊戌维新中的陕籍人士
陕西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轰动全国。陕西虽地处边陲，风气闭塞，然响应康、梁主张维新者，也不乏其人，为数之多，竟列全国前茅。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政治大集会。在1300多人中，有籍可考者603人，其中陕籍人士55人；参加保国会的186名成员中，有陕籍官员34人。陕西维新人士，当首推刘光蕡，其门生宋伯鲁、李岳瑞，是康、梁的盟友，光绪近臣。阎甘棠则是近代报人的先祖，陈寿、杨慧等，都是有名的维新志士。
南康北刘刘光蕡，字焕堂，号古愚，1843年生于陕西咸阳天阁村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少时聪颖好学，过目能诵。不因家贫而弃学，常鬻饼充饥于市而手不释卷，时人笑其愚而刘不屑一顾，逆境中养成了“秉性朴直，不谐世俗”的豪气。1875年中举人，继而考进士不第，遂绝意仕途，誓不为官。他遂以天下士自命，潜心教育，先后执教于泾阳味经、泾干、三原崇实书院以及礼泉烟霞草堂、兰州甘肃大学堂，达20余年。1903年在兰州病逝，时年61岁。
戊戌维新时期，刘光蕡在陕西提出了许多维新思想：政治方面，主张迁都备战，实行君主立宪，尚贤用人；经济方面，提出兴办实业，培养工艺人才；文化教育方面，希望普及教育，兴学救国，提倡实学，攘除虚文；社会风尚方面，劝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劝止妇女缠足。他通过创办学斋、学堂和报纸，大肆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他在泾阳创办“时务斋”，以“应强学于沪滨，研中外之异同，辟西北之榛芜”为宗旨，以“识时务为天下第一要义”为目的，要求入斋学生作到“励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1897年，他在三原创建“励学斋”，“广购致用之书，集好学之士，合众人之心思材力，以互相砥砺”。他创办的这两个学斋，是陕西最早的维新组织。1897年，他以“时务斋”为基础创建的崇实书院，分设政事和工艺2斋，专设制造处，作为学生实验习艺场所，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他告诫门生，欲为实学，自当有实心。实心者何？即保教、保种、保国。他长期的教授生涯，培养了大批思想开放、敢说实干的维新志士。正是由于他在维新活动中的表现突出，时人有“南康北刘”之说，可见他的影响之大。
陕籍京官参与变法宋伯鲁和李岳瑞都是刘光蕡的学生，深受老师思想的影响，也坚决主张变法维新。他俩在京做官，积极参与了康有为倡导的维新运动。宋伯鲁（1853—1932），字子纯，晚号芝田，陕西礼泉人，1885年乙酉举人，1886年丙戌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山东道御史。李岳瑞（1852—1927），字孟符，陕西咸阳人，1882年壬午举人，1886年癸未进士，以工部员外郎充总署章京，兼办铁路矿务事宜。《马关条约》签订后，宋伯鲁即上奏光绪皇帝，尽早明定国是，推行新政，以挽救民族危机。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后，李岳瑞在北京主动承担了《时务报》在京的募捐工作。他还把梁启超介绍给他的老师刘光蕡，促进了京、陕两地维新情况的沟通与交流，使康、梁的维新思想在地处西北的陕西产生了重大影响。1897年，他俩联合在京陕籍官员，组织了关西学会。他们发表学会缘起，痛陈中国社会弊端与危局，要求改变现状，兴利除弊，迁都关中，以利图强。在关西学会基础上组建的陕学会，是保国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籍保国会会员回陕后积极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陕西维新运动的发展。
百日维新期间，宋伯鲁多次上奏折，强调变法的紧迫性，要求擢用维新志士，成立变法机构，效法先进国家，厉行改革。他认为，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变教育制度，是维新新政能否施行、民族危机能否挽救的关键。为推行新政，他与御史杨深秀联名弹劾顽固派骨干、礼部尚书许应骙，指责他妄自尊大，刚愎自用，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他还奏请光绪帝改《时务报》为官报，使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成为推行新政的有力武器。李岳瑞则利用职务之便，把总署掌握的机密情报，透露给严复主办的《国闻报》，使广大知识分子了解到变法的实情，扩大了政治影响；他充当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的联络员，沟通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他把顽固派的政变阴谋，透露给康有为，让他们注意防范。他还建议清政府以西服取代长袍马褂。宋伯鲁和李岳瑞在维新变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变法惹祸戊戌政变后，刘光蕡被视为新党，解除了味经书院山长之职。但他反说：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乃吾我党耳。宋伯鲁和李岳瑞也受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打击，遣散回陕。宋伯鲁被顽固派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其革职，永不叙用；他辗转回到家乡后，又受到陕西地方顽固派的迫害，被囚禁于西安长安的杜公祠，直到1902年才被陕西巡抚升允奏准开释。李岳瑞被清廷革职后，也回到陕西。他虽表面在家赋闲，不问时务，但暗中与他老师刘光蕡继续往来，研讨新学。后经维新旧友引见，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编《评注国史读本》，深受教育界欢迎。
六、两宫西狩与回銮
庚子西狩1900年7月19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广渠门后，慈禧携带光绪帝、载漪等贵族大臣，仓促西逃，出居庸关，经太原，南下潼关，于9月4日到达西安，直到1901年10月6日离开西安，返京回銮，历史上称为“庚子西狩”。
奢华依旧慈禧逃难西安期间，仍旧不改其骄奢淫逸的本性，不顾国家安危，依然挥霍无度。她传旨各省饷贡即送西安，于是各地前来西安送粮饷的车辆人马，昼夜不绝于道。各地大小官员的贡品，更是络绎不绝。在陕一年，进献的财礼，竟达六七百万两之多。仅供太后皇上御膳费，每日200余两白银。为支应皇差，陕西专门成立支应局，专办宫内一切琐碎事务。养“御牛”，修“御路”（清水洒街，黄土垫道），运帑金，建行宫，驻跸一年，行在所费，达一千数百万之巨，沿途对陕民扰害更加严重。慈禧等出逃北京时，除随身衣服外，什么也没带。回京时，仅慈禧行李车，预备3000辆，金银、绸缎、古董、玩器，尚不胜载。
在西安期间，卖官鬻爵之风大兴。朝入缗钱，暮膺章服；小康子弟，不事诗书，则积资捐职。富商巨室，甚至襁褓乳臭，也莫不红顶翠翎。有钱妇女，用钱买牌坊者，不乏其人。大荔赵寡妇、泾阳安吴吴寡妇、朝邑龙门刘寡妇，皆因向慈禧孝敬银两10万以上，买到了“贞节”、“乐善好施”等牌坊，并被慈禧认为义女，得到一品夫人、二品夫人的封典。
杀赵媚外在西安期间，慈禧摄于列强压力，极尽卖国之能事。为控制清廷，列强占领北京后，一再要求慈禧和光绪帝“回銮”，并声明保其安全和尊严。但慈禧疑虑难释，虽一再向帝国主义表示忏悔，甚至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承认侵略者的提议和条件，还是迟迟不敢回京。直到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相继撤兵，慈禧才携光绪帝从西安起程回京。八国联军侵华时，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在剿、抚之间游移不决。陕籍京官赵舒翘被派去涿州查看团情，后又加派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前往。赵舒翘（1848—1901），字展如，长安人，同治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侍郎，1895年授江西巡抚，1898年晋刑部尚书。1899年入总署并充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由于官场恶习濡染，对于上司，往往唯唯诺诺，言不由衷。加之赵舒翘素仰刚毅，因此回京复命时，赵舒翘以刚毅对义和团的态度回命，坚定了慈禧利用义和团的决心。北京失陷后，侵略者把赵舒翘指控为“纵拳”祸首之一，要求严惩。清廷颇为踌躇，对赵舒翘治罪，先是“革职留任”、后是“交部严处”，又改为“监斩候”，但迫于侵略者的威逼，最后改为“斩立决”。消息传出，西安府绅民咸为不服，愿保其免死。1901年2月17日，300余人在军机处，为赵请命。群情激奋，声势很大。军机处见人情汹涌，“入奏太后，不如赐令自尽”。次日，令陕西巡抚岑春煊在赵寓所监刑。赵身体素壮，仰药后竟许久不死。而岑春煊不耐久候，再三催逼，家人不得已，乃以棉纸遍糊七窍，灌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复数次而后毙命。慈禧后来也曾表示，赵舒翘并未
拳匪，但不应以“拳民不要紧”五字复我。赵舒翘被“赐令自尽”的史实，表明在帝国主义面前，这时的清政府已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
敛财回銮1901年10月6日，得到帝国主义谅解的慈禧，同光绪帝带领文武百官和3000多辆随行货车，浩浩荡荡离开西安。慈禧、光绪及随行官员出西安南门，绕道东关八仙庵拈香，然后东去，当晚驻跸临潼。临潼县令夏良才迎驾不周，即交部议处，给予降级处分。10月15日慈禧一行离开潼关，途经河南、山西，1902年1月3日回到北京，开始了她的末日统治。
七、晚清陕西教案
西教祸陕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教会的肆虐，加上自然灾害的频仍，造成了人民生活的极度困难。当时，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诸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而教会与群众的直接冲突，则是这种矛盾的直接体现。教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传教士则充当侵华的急先锋。因此，中国人民把教堂、教士和教民看作是万恶之源。遇到天旱，农民就愤怒地说：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1900年前，陕西的天主教分南北两大教区。北境教区以高陵通远镇为总堂，它建立最早，规模最大，内有外国传教士16人，中国传教士23人。南境教区以汉中城固的古路坝教堂为总堂；靖边宁条梁镇的小桥畔教堂则属于内蒙古西南教区南段的领堂。此外，天主教在周至、泾阳、三原、扶风、乾县、延安、宁强、南郑、平利等地都建有教堂，其势力侵入到陕西的大部分地区。天主教在各地强占民宅、会馆、庙宇乃至官衙作为教堂。强迫教徒捐献，放高利贷，利用宗教特权，强占了大片土地。他们还拥有大量武器和刑具，随意私设法庭，拘捕人民，与官府勾结，欺压当地百姓。
反教斗争教会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反教会斗争。陕西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就不时发生，但规模较小，斗争持续时间短，很快就被教会勾结地方官吏镇压。义和团运动爆发后，陕西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出现了一个高潮。1900年夏，渭南、华县、华阴、商洛等地群众，便“焚符诵咒练拳”，开展反教会斗争。三原县人民群众也纷纷起来“习拳”，报仇杀教士。延安府人民对教会积怨更深，焚毁了境内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堂。陕西人民的反教会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对侵略者打击最沉重的是陕南的燕子砭教案和陕北的三边教案。
燕子砭教案燕子砭在宁强县，位于嘉陵江边。1888年，意大利天主教神甫郭西德在此建立教堂。他以教堂为据点，勾结当地恶霸李占鳖、地痞流氓李大银，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无恶不作，激起民愤。1900年，夏粮丰收在望，郭西德借口教堂用于救灾，勾结地方官吏，私自向群众派征五六百担粮食限期交纳。当地农民连遭两年灾荒，已是家徒四壁，根本无法完粮。郭西德竟纠集一些无赖教徒到农民地里抢收小麦、豌豆，激起了燕子砭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义和团运动的鼓舞下，燕子砭人民向教堂和传教士展开了激烈斗争。1900年7月21日晚，燕子砭300多农民在秀才李朝栋、武生杨海带领下，高喊“杀洋灭教，为民除害”的口号，一齐涌向教堂。神甫郭西德躲进税卡，愤怒的群众侦知后冲向税卡。郭西德越卡逃跑，被群众抓住，绑了手脚，拖到街中心杀死，将尸体投进嘉陵江中。同时，还处决了教会会长和罪大恶极的地痞流氓李大银等6人，打伤李占鳌等10余人。这就是当时轰动很大的燕子砭教案。
三边教案三边教案是指定边、靖边和定边县属的安边堡一带人民的反教会斗争。1900年春，义和团大师兄张成德来到靖边县宁条梁，设坛练拳，传授法术，教男子学“义和拳”，教女子学“红灯照”，组织人民起来杀洋灭教。6月下旬，三边义和团向外国教堂发起进攻，先后烧毁了城川、堆子梁、乌审旗的教堂，撵走了盘踞在这些地方的传教士。传教士逃往小桥畔教堂，扼寨据守。8月9日晚11时多，靖边和定边县属的安边堡一带的义和团联合鄂套、乌审两旗蒙兵共1000多人，向小桥畔教堂发动进攻。传教士依据教堂和有利地形，组织教徒，负隅顽抗。安边堡义和团首领李铁匠头顶铁锅，身披牛皮，一直冲到寨门口，不幸中弹牺牲，进攻未成，后又连续三天不断进攻，打死组织教民抵抗的叶司铎。义和团和蒙兵围困小桥畔教堂达48天之久，共烧毁境内天主教堂6处，房屋600多间，击毙传教士1人，教民10人，这就是三边教案。
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义和团的镇压和卖国投降活动。逃往西安途中的慈禧，发布上谕，诬蔑义和团是肇祸之由，叫嚷要“实力剿办”，陕西地方当局先后残酷镇压了人民的反教会斗争。陕西人民的反教会斗争，是全国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充分表现了民族矛盾的尖锐和陕西人民的觉醒。
八、清末新政中的陕西教育家
清末陕教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兴办学堂。1901年新政诏书颁布后，陕西各类学堂相继建立。1902年陕西巡抚升允在西安设立陕西大学堂，聘请光禄寺少卿屠守仁为总教习。随后几年，陕西师范学堂、陕西武备学堂、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存古学堂、陕西宏道工业学堂等先后设立。各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先后设立高、初等小学堂。在兴办学堂、发展教育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一批早期的近代教育家，阎培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阎培棠（1864—1942），字甘园，陕西蓝田人，自幼喜爱新学，游馆于外，备知世务，曾自费去日本考察政治和教育，见闻广博。他回国后积极宣传维新思想，1897年自费创办《广博报》，分送陕西各级官府和社会上层人士，内容主要是转载外地各报的时论文章和国内外新闻，宣传废八股兴学校倡商务举工艺学西方的维新思想和主张。《广博报》印量虽不大，为期不长，但作为陕西私人办报的首创，在陕西报刊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庚子年后曾在山西任小官，但他热心教育事业，看不惯官场恶习，故弃职回归故里。1903年，他在西安自费设立甘园学堂，成为陕西私立学堂的首创。
甘园学堂阎培棠创办的甘园学堂，经费由他本人自筹或朋友捐助，开始有教师四五人，课本自编，课程门类除四书五经外，还开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唱歌、体操等课程，后又增设物理、植物、人体解剖等介绍自然知识的课程。阎培棠非常重视直观教学，积极用图表、模型等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也常组织学生旅行、采集标本，就近观看宰猪，以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甘园学堂学生开始多为亲属子弟，后来学生逐渐增多，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除少数官绅子弟外，多为市民子弟，除汉族外，也有回、满族子弟。他制定严格的纪律，对学生要求很严，在校一律穿蓝制服，戴“熨斗帽”，禁烟酒，不许迷信鬼神。
在开办学堂期间，阎培棠又以其妻杨雅阁的名义，在甘园学堂附设“雅阁女校”，开始学生很少。为了开通风气，提倡女学，他送自己的长女入学就读。雅阁女校虽然只办了两年，但毕竟成为陕西开办女校的先声。
阎培棠是清末新政期间的民间教育家，为近代陕西教育事业的开创，做出了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很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