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举义与东西路战役
陕西光复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陕西分会已经把哥老会和新军中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加上陕西人民抗粮、抗捐和争取路权、矿权的斗争，使清廷在陕西的封建统治已经有所动摇。1911年10月上旬，省城新军和学生中的革命党人已在酝酿起义，省城“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就很盛行。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陕西官员惶恐不安，他们修补城墙，增调旗兵，严加防守。另外又将新军调集外县，以分散其力量，并准备另招巡防军，以保省城。
这时，新军军官钱定三与陕西同盟会负责人约定，准备于1911年10月29日起义。由于陕西地方当局不断地调离新军，形势非常紧急。10月21日，从临潼回到西安的同盟会会员、插入新军任协参谋的张凤翙得知后，与钱定三、张伯英、万炳南等人商议，“既已举事，当先发制人，不宜缓至天晚也”，遂于半夜密约各同志在操场开会，决定立即起义。22日10时整，起义正式开始。由于起义安排具体、行动秘密，当新军进城时，旗兵措手不及，很快败退到满城内。军装局、鼓楼、南院、藩司衙门及东西南三门迅即被起义军占领。第二天起义军开始围攻满城，满城守军负隅顽抗。张凤翙从大差市东，推倒数堵低墙，身先士卒，冒险直入，各将士跟进，遂得满城。起义军占领满城后，西安将军文瑞跳井自杀，巡抚钱能训、提法使锡桐、巡警道张藻等被搜获，唯前陕甘总督升允去城北草滩别墅未回，闻讯连夜逃窜甘肃，遂留后患。起义不到三天，省城全部光复。
革命举措为恢复社会秩序，巩固革命果实，起义军当即采取了以下革命措施：1.起义军改称“秦陇复汉军”，司令部下设参谋、军需、文书三部；2.出安民告示，通令全省：“各省皆变，排除满人，上徵天意，下见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人。特此晓谕，其各放心。”3.委任各级行政官员，并指派省城革命学生，回各州府，宣传革命，组织民团，以光复地方。1911年10月27日，正式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张凤翙为大统领，下设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粮饷大都督马玉贵，军令大都督刘世杰。同时，成立了军政府总务府及军政、财政、民政、实业、交通等部，分管各方面行政事务，又设东西南北四路招讨使，其中北路为井勿幕，西路为曹位康，东路为钱定三，南路为张仲仁，分赴各地，各统一方。由于辛亥革命后各省军政府组织极不统一，基本都是边破边立，逐步完善。陕西军政组织也是旋设旋撤，直到11月22日才接到湖北全国军政府颁发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印”，遂改大统领为“都督”。随后，都督府从高等学堂迁到北院门，行政机构才基本稳定下来。
清军反扑陕西光复后，毗邻的河南、甘肃，尚在清军手里。清廷企图以陕甘新三省作为根据地来恢复东南，遂派大军自东、西两路向西安扑杀而来。为了保卫省城，粉碎清军阴谋，陕西民军在东西两路进行了艰苦激烈的战斗。
东路战事东路战事从1911年10月底开始到1912年2月中旬结束，以潼关、华阴为中心，民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钱定三在渭南不幸遇害，张伯英随后领兵出征，潼关曾几度得而复失，民军在华阴、华县间屯兵誓师，井勿幕在北路密切配合，清军一时不敢西进。这时，甘肃新军已爆发起义，河南革命正猛烈发展，如若组织反攻，潼关可望收复。可张凤翙东出视师，受当时全国议和气氛的影响，主张停战议和。不久，南北议和成功，清军见大势已去，于2月18日，终于在议和书上签字，退出潼关，东路战事结束。
西路战事西路战事从1911年10月底到1912年3月结束。西安起义后，前陕甘总督升允趁乱逃往兰州，清廷令他署理陕西巡抚，督办军务。升允调集甘军20营兵力，分道向陕西进攻，一路由甘肃固关进攻凤翔，一路从长武进攻邠县，企图一举扑灭陕西革命力量。当升允派崔正午部取道千阳进犯凤翔时，秦陇复汉军副统领万炳南率部前往抵御，被甘军打败。张凤翙又派兵支援，1912年1月10日，民军曹印侯率“敢死队”大败甘军于柳林镇，崔正午逃回千阳，未敢再犯。升允属下马国仁部1911年11月21日占领长武后，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率队西征。由于民军内部不和，先后在冉店、蒿山、监军镇失利，张云山退至乾州，全力固守。任凭升允重兵强攻、跪地诈降、暗挖地道，不论采取何种手段，均未得逞。敌军既不敢冒进，又不甘心撤退，双方僵持到12月间。袁世凯电令升允休战。升允密而不发，孤注一掷，反而加紧攻城，命令士兵扛着云梯，头顶铁锅，拼命爬城。张云山亲自登城，赤身振臂，指挥民军刀砍石砸，使登城敌军锅破人伤，掉落城下，死伤无数，几番进攻都被击退。升允无可奈何，只得绕过乾州，直奔西安。但到咸阳，即遭迎头痛击，被迫退回。此时，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已经退位，秦军政府遂派代表同甘军言和，升允也接到诏书，知大势已去，便引军北去，西路战事遂告结束。
东、西路战役的胜利，使刚刚诞生的陕西民主政权得以存在和维持，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白朗过陕与护国逐陆之役
白朗军过陕袁世凯的残暴统治，引起了各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武装反抗，其中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白朗（1873—1914），河南宝丰人。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深得民心。辛亥革命时就在家乡一带领导反清斗争。随后，打着“打富济贫”的旗号，活跃于豫西广大农村。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后，起义军得到迅猛发展。“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军大肆围剿白朗起义军。1914年3月，白朗在鄂北重镇老河口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西走陕、甘，夺取四川为根据地。3月14日，白朗军攻破商南荆紫关，进入陕南，4月初逼近西安，陕西“全省震动”。在接连攻克户县、周至、礼泉后，沿渭河西进，沿途“势如破竹，无当之者”，4月下旬经千阳、陇县进入甘肃张家口。在甘肃，白朗军虽连战皆捷，但因时疫流行，加之长途跋涉，军力疲惫，又遭甘军围困，损失惨重，遂决定挥师东回。6月，白朗军再次过陕，沿渭河东下，15日抵西安子午镇。袁世凯急令刘镇华的“镇嵩军”和张勋的“辫子军”火速“进剿”，陆建章电令冯玉祥回援长安，白军未久战，即越过秦岭，经柞水、镇安，到商南，于26日在富水关，受刘镇华军重创后，伤亡惨重，后转由荆紫关离陕入豫，回到桑梓地后，“大部星散”。
白朗起义军两次过陕，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打富济贫，除暴安良，在陕西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袁世凯夺陕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后，为控制各省地方政权，推行军政分治、废督裁兵计划。他早已视张凤翙为“异己”力量，处心积虑地以北洋嫡系取而代之。1914年春，白朗起义军入陕后，袁世凯乘机以“追剿”为名，派其亲信、北洋政府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为第七师师长兼“剿匪”总司令，率20万大军入陕。袁世凯一面以“惩办白朗不力”为借口，撤换了陕西14个县官，全部换成他的亲信分子，一面又任命张钫为陕南镇守使，张云山为陕北镇守使，将省城仅有的两师民军，一南一北调离西安，使陆建章顺利地控制了陕西。
陆建章（1862—1918），安徽蒙城人，出身北洋武备学堂，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帮手之一，皖系军阀的主要代表人物。向以屠杀民党和镇压革命人民着称，人称“陆屠户”。1914年4月至1916年5月，他督理陕西军务期间，大肆实行专制统治。他以整军为名，大量裁减陕军，屠杀革命党人，滥加赋税，残酷剥削陕西百姓，设妓院，开烟禁，毒害陕西人民，摧残文化教育事业，停办当时全西北唯一的一所最高学府——西北大学，盗卖大批文物，昭陵两骏即在他主陕期间被盗运到美国。总之，他主陕两年，恶迹多端，陕事日非，民怨沸腾。加上袁世凯称帝复辟，倒行逆施。于是，一场讨袁逐陆的斗争，在三秦大地骤然兴起。
反袁逐陆1915年冬，为响应云南护国首义，陕西革命党人秘密在西安莲湖公园内聚会，商议组建讨袁军，推举康毅如为临时总司令，李养初、吴希真、李秋轩、曹世英和高峻分别担任东、西、南、北各路总司令，以蓝田、乾县、华阴、白水为据点，联络党人，筹措枪械，伺机发难。不料由于筹备不密，被陆侦知，陕西着名的革命党人18人于1916年3月18日在西安被害，时称“十八烈士”。随后，东、西、南三路民军均受挫折，陕西的讨袁护国斗争遂告失败。随后，实力较强的北路民军在郭坚、耿直、曹世英、高峻等人率领下，在白水发动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护国军，通电讨袁逐陆，从而揭开了陕西逐陆战争的序幕。陕西逐陆战争以争取陈树藩为突破口。
陈树藩督陕陈树藩（1885—1949），陕西安康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西安起义后曾任陕西东路节度使，是陕西有影响的民党人士。民国成立后因镇压白朗起义军有功，1915年初被陆建章提升为陕南镇守使。因陈不是北洋嫡系，护国战争爆发后遭陆猜忌，且渭北为民党策源地，陆自知难以对付，遂改调陈树藩为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
1916年3、4月间，西北护国军在渭北一带迅猛发展，南到三原，北尽绥、米，西至陇境，东至黄河，兵力已达2万余人，主力集结富平美原镇一带。陆建章大为震惊，5月急召陈树藩布置围剿，又派其子秦军第一旅旅长陆承武率“中坚团”3000精兵，赴渭北“巡防”，7日行至富平。驻节富平的陈部游击营营长胡景翼，将其生擒，是为“富平兵变”。兵变后，胡景翼将陆承武交给陈树藩。陈利用这个机会，由蒲城赶往三原宣布陕西独立，通电全国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他一面部署兵力，包围西安，一面把陆承武作为人质，以护国军名义，对陆建章进行要挟，软磨硬施地进行政治交易。陆见大势已去，为保全儿子性命和搜刮的财物，被迫乞和，表示愿意离陕。他与陈树藩达成协议：陈保证陆安全离陕，陆答应向袁世凯举荐陈为陕西都督。于是，5月20日，在“护国军”的护送下，陆建章全家带着在陕搜刮的几十箱财物安全离陕，陈树藩就这样取得了督陕实权。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北京实权。陈树藩迫不及待地取消独立，发布通电，表示效忠北洋政府，引起陕西革命党人的愤慨，但却赢得段祺瑞的赏识。1916年6月10日，段祺瑞政府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正式督理陕西军务。
三、陕西靖国军始末
陈树藩祸陕陈树藩督陕期间（1916—1921），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在政治上专横跋扈，结党营私，竭力压制民党分子；军事上扩充个人实力，安插亲信，占据要津，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经济上横征暴敛，残酷剥削，鱼肉人民。祸陕5年，激起了陕西人民的强烈不满，一场大规模的反段驱陈运动在三秦大地悄然兴起。
护法驱陈陕西的护法驱陈运动曾得到孙中山的支持。1917年9月，孙中山授陕西民党人士耿直为陕西靖国招讨使。12月，民党人士高峻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发动白水起义，打响了反段驱陈斗争的第一枪。与此同时，民党人士耿直发动西安起义，则给陈树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以沉重的打击。这两次起义失败后，耿直与自凤翔赶来增援的郭坚会合，12月在周至召开军事会议，发布护法讨陈檄文，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郭坚任总司令，耿直为副总司令，下设8个支队。靖国军与陈军在岐山展开激烈的攻守战。陈军围攻岐山的主力是胡景翼部。胡、耿都是民党分子，双方虽然对阵，但却心意相通。经协调密议，胡为耿让开退路，耿放弃岐山，撤军东去与高峻部会合，休养实力；胡佯装进攻，攻占岐山，交差报功，以获取陈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枪械。克复岐山后，胡景翼名声大震。
靖国军成立胡景翼（1892—1925），字笠僧，陕西富平人。辛亥时弃学从戎，聚众在药王山起义，袁世凯上台后被迫赴日。二次革命失败后，1914年10月，衔孙中山命回到陕西，参加华山聚义。经指点投奔陈树藩，在争取陈的工作中担当主角。赢得陈信任后，被提升为游击营营长，驻节富平。1916年5月7日，他发动富平兵变，劫持陆承武，拥戴陈出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使陈赢得要挟陆建章的政治资本，逼陆离陕。在反段驱陈斗争中，他与民党暗中联络，相互配合，欲赢得陈的信任，却被陈察觉。陈名委胡为“渭北剿匪总司令”，东进渭北“追剿”耿直、曹世英、郭坚、高峻等靖国军，企图让其相互残杀，一箭双雕，同时还派亲信监视胡的行动。胡部主力东进后，胡军总部三原只留张义安营300多人。张义安（1887—1918），富平人，出身贫寒，西安起义后曾随胡游学日本，继入北京大学半工半读，1916年进入胡部，思想进步，胆识过人，治军有方，为胡部一支劲旅。他不满陈附逆祸陕，早就蓄谋起兵讨陈。1918年1月25日，当陈部心腹进驻三原特来监视之时，张义安发动三原起义，以少胜多，取得胜利。遂以三原为根据地，邀集曹、胡驰援，并树起靖国军旗帜，护法讨陈。但在统一编制确定主帅时，胡、曹之间却发生争执。经调解商定，在陕西靖国军旗号下，分左、右两翼，曹、胡分任总司令。1918年2月2日，胡、曹联署发表讨陈檄文，宣布陕西靖国军建立。三原起义后成立的靖国军，有了较强的军事实力和广泛的讨陈联盟，并有一个理想的根据地——三原，它标志着陕西靖国军的正式建立。
围攻西安与于右任回陕1918年2月，左右两翼靖国军联合围攻西安，陈军连遭失败。陈树藩以省长为钓饵，急请豫西军阀刘镇华率部来陕相助。刘镇华入陕后，在户县与张义安部相遇，激战中张义安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1岁。张义安殉职后，右翼靖国军撤回三原，围攻西安之役即告结束。随后，陈树藩向靖国军全面反扑，企图一举消灭靖国军。1918年4月，双方在大荔羌白和渭南关山展开激战，靖国军大败陈军，陈树藩精心策划的“围剿”靖国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在4个多月的反陈作战中，靖国军力量发展壮大，但自身仍有许多缺点，主要是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虽能集合在反陈旗帜下，但病在总司令过多，号令不一，步调不齐。郭坚被围羌白时曾写信求援于曹世英，其中竟有“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死，你贼难免”的用语，一时传为趣谈，这说明了靖国军中部队之间、上下级之间极不正常的关系。面对这种情况，靖国军各路将领和民党人士经反复商议，决定赴沪约请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于右任遂衔孙中山之命及陕西民党人士的重托，化装成牧师，于1918年7月回到三原。于右任归陕，靖国军群龙有首，大家欢欣鼓舞，随即组建了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下辖6路大军。靖国军很快占领了关中各地，陈树藩的统治范围只剩下西安及其以东公路沿线几县。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胡景翼在与陈部姜宏谟（原为胡部下）谈判时，不意被早在姜部营内的陈树藩软磨硬施劫持到西安，长期软禁。无论陈树藩如何劝降，但胡景翼始终立场坚定，表现出一个革命党人的英雄气概。
南北援陕陕西的斗争形势，对南北对峙的全国来说，日渐重要。于是，南北双方均派援兵入陕，双方兵力竟达20多万人，陕西一时成为一个满目疮痍的大兵营。这时，陈树藩为摆脱困境，曾请被他长期软禁的陕西民党重要领导人井勿幕前往三原，收束胡部，以瓦解靖国军。不料，井勿幕来到三原，如同放虎归山，当即被推为总指挥，使靖国军声威大振。不幸的是，在井勿幕奉于右任之命前往凤翔慰军途中，于1918年11月21日，在兴平南仁堡被郭坚部奸细李栋材杀害，时年31岁。井勿幕牺牲在靖国军急需将才的关键时刻，实为重大损失。
议和划界这时，南北议和正在进行，陕西问题成为议和讨论的突出问题。1919年2月，南北和会决定，派曾在陕任职多年的山西旧国会众议员张瑞玑赴陕监督办理停战划界事宜。4月，划界的结果，靖国军所辖地区只有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城、潼关等渭北8县，隔渭水与陈军南北对峙。划界结果明显对靖国军不利，于右任等明确表示不满。利用难得的停战机会，于右任领导靖国军在辖区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在艰难困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兴学成风，一时各级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在渭北各县竞相设立。
靖国军失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靖国军在辖区内率先兴起了响应五四运动的热潮，推动驱陈斗争走向高涨。1920年7月，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垮台，陈树藩失去靠山，他便以宣布陕西独立、请于右任主陕、释放胡景翼等手段，试图拉拢靖国军，对抗直系威胁，保住自己在陕西的统治地位。胡景翼回到三原后，当即被靖国军各路将领共推为靖国军总指挥，陕西战局又有了新的转机。1921年5月，北京政府调陈入京就“祥威将军”职，明令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阎相文督陕。8月13日，阎相文指使冯玉祥在西安军官学校设宴诱杀靖国军将领郭坚。8月22日，阎相文因直系内部矛盾激化无法应付而自杀。随后，北京政府宣布冯玉祥出任陕西督军。
冯玉祥督陕后，利用驱陈胜利的余威，加紧收编靖国军。胡、曹、高等将领鉴于靖国军兵力已衰，为保存实力，主张假投直军，受冯改编。1921年9月，胡景翼在三原召开渭北15县296人参加的国民代表会议，以避免流血战争说明这次换旗的理由，并通电取消陕西靖国军。1922年1月，胡景翼派兵包抄靖国军总司令部办公室。于右任对胡景翼换旗之举极为不满。在靖国军各路将领接受直奉改编的过程中，杨虎城始终反对。2月，他率部由驻地临潼栎阳西进，占领了武功。在杨虎城的邀请下，于右任来到武功，决定复设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凤翔，坚持斗争。1922年5月，杨虎城被直军追逼，进入陕北井岳秀防地，于右任经渝赴沪。陕西靖国军至此最后失败。
陕西靖国军的兴起与失败，成为近代陕西革命史上激越悲壮的一页。
四、“二虎守长安”
刘镇华祸陕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率部离陕出征。1922年5月10日，刘镇华出任陕西督军。由于新任省长张绍曾一直未赴任，省长仍由刘镇华兼任。因此，刘镇华一手遮天，独揽陕西军政大权，人称刘兼座，成为祸陕的又一罪魁。他主政陕西多年（1918—1925，其中8年省长，3年督军），扼杀民主，独裁专制，横征暴敛，垄断金融，奠定了他赖以维持统治的经济基础。惟开办西北大学，邀请文化名流如鲁迅、夏元瑮、王桐龄、蒋廷黻、孙伏园等人来陕讲学，可谓陕西民国史上一件盛事。刘镇华祸陕，激起了陕西人民的驱刘斗争。旅外陕籍学生成为驱刘斗争的骨干。他们广泛宣传，认定刘是改造陕局的唯一障碍物，是制造陕乱的发动机。刘氏一日不去，陕局一日不安。
民军主陕在北京政变反直斗争胜利的影响下，陕西人民的驱刘斗争达到高潮。北京政变后，胡景翼出任河南军务督办。为攻打反扑的直军，1925年2月，胡景翼与刘镇华军憨玉琨部在豫西爆发了胡憨战争。憨军只战三天，即遭惨败。为救援憨部，刘镇华将陕西大权交由军务帮办、陕南边防军总司令吴新田代理，自己驰援洛阳，从此离陕而去。吴新田督陕后，陕西人民又掀起了驱吴运动。在陕军和国民军的联合夹击下，吴自感形势不妙，于7月15日夤夜西逃，龟缩汉中，结束了在陕西的短暂统治。7月16日，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和第二军李虎臣部进驻西安，开始了国民军主政陕西的时期。
1925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孙岳为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为军务帮办，刘治洲为陕西省省长，陕西军政大权由北洋军阀转入国民军手中。但孙岳随后奉调直隶，1926年1月，李虎臣接任陕督。李虎臣（1890—1954），临潼人，曾参加辛亥西路战事，后任胡部营长、团长，参与北京政变。在驱吴斗争中，重创吴部，迫其西撤。他为人正直，能征善战，支持国民革命。
长安围守1926年3月，吴佩孚任命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刘镇华遂率镇嵩军攻占潼关，占据关中东部各县，并围攻西安。这时，关中大部尚在国民军手中，广东国民革命军正欲出师北伐，西安城的得失关系十分重大。中共西安地委派魏野畴在三原协助杨虎城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抗击刘镇华的军事部署，会议推举陕西军务帮办兼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维持全省治安，保境安民。井岳秀未到任前，由杨虎城代行帮办职务。杨虎城（1893—1949），原名忠祥，号虎城，蒲城人，着名爱国将领。早年参加反清起义，靖国军时期就战功显赫，并坚持革命旗帜到底。靖国军解散后，在陕北休整。国民军成立后，被编入第三军第三师任师长，驻节三原。4月18日，杨虎城率部进驻西安。这时，西安城内有三支守军，杨虎城建议统称陕军，公推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兼第1师师长，杨虎城为副司令兼第3师师长，卫定一为第4师师长，邓宝珊为总指挥，驻节泾阳的田玉洁为第2师师长，共9000余人（不含田部）。刘镇华凭借10万兵力，在吴佩孚、阎锡山的强力支持下，气势汹汹地从东、北、南三面合围西安，有意网开西门一面，企图迫使守军撤退。不足万人的西安守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坚守城池达8个月之久，谱写了陕西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史称“二虎守长安”。
西安城围从4月15日开始到11月28日结束，西安守军共坚持了277天。守城期间，无时不有战斗，无日不有伤亡，先后进行过东关防御战、东北城角爬城战、小雁塔争夺战、西北城角突围战等激烈战斗。6月上旬，刘镇华竟下令纵火焚烧10万余亩即将收获的麦子，企图饿死城中军民。为围困西安，又强拉民夫55万人次，“于城之四周广筑长堤，掘成宽深各两丈余之长壕，外筑围墙，以为死困之计。”从而彻底切断了城内守军的物资来源。进入9月，城中开始出现粮荒，人心不稳。到11月，缺粮更加严重，加上下雪特早，冻饿而死的军民达5万之众，占城内居民的1/3。杨虎城为稳定人心，号召官兵坚持到底，并声泪俱下地说：“我已下定决心，如若失败，城破之日，我即自戕于钟楼下，以谢陕人”。
西安解围就在西安的反围城斗争最艰难的时候，为配合北伐，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按照“固甘援陕，取晋图豫”的方针，挥师南下，委任孙元良为援陕军总司令，驰援西安。10月，孙部在西安西郊与刘军激战20余天，仍未打败镇嵩军。11月中旬，马鸿逵、刘汝明、孙连仲等部开抵咸阳。孙决定以迂回袭击设在十里铺的刘军总部为重点，从西、北、南三面全线进攻。11月27日凌晨两点，捣毁刘军司令部，28日，镇嵩军全线溃退东逃，西安城围始解。
“二虎守长安”的胜利，不仅牵制了北洋军阀10多万兵力，减轻了南方战场的压力，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北伐的胜利进军，而且对五原誓师后，进军甘陕、开辟北方战场的冯玉祥也起到了内应的作用，从而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守原因西安军民之所以能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其主要原因，一是守城将领的运筹有谋，敏于观察和措施得力，二是国共两党的紧密合作，三是在关键时刻五原誓师军的及时援助。
当年守城死难军民的尸骨，被集体安葬在革命公园，杨虎城题写了“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的挽联，表达他对死难军民的内疚心情。
五、国民军与国民革命在陕西
联军驻陕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改称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并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任副总司令，分兼第二、三军军长。随后隶属国民军的陕军都被称为国民军。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西安解围后，1926年12月22日，成立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邓宝珊出任总、副司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是在中共陕西党组织和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积极支持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军政府。
革命高涨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后，国共两党先后在陕西建立了各级组织，并开始密切合作，共同推动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联军入陕和西安的解围，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在驻陕总司令部的领导下，陕西国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1927年初，先后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中共党团组织迅速增加，中共地委由2个增加到7个，特委由9个增加到41个，党员由388名增加到2177名。共青团地委和特委分别由3个和6个增加到6个和37个，团员由525人增加到2400多人。国民党组织发展更快，党员由500多名增加到2.3万名，增长了45倍，新设67个机构。国共力量的发展和国民军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极大地促进了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陕西成为大革命后期北方革命的一个重要基地。
国共合作在这期间，驻陕总司令部进行了各项改革事业。它实行国民党指导监督下的联席会议领导形式，宣布国民党县党部为各县民众革命的唯一领导机关，发布训令铲除官场恶习，扫除贪污腐败，革除一切积弊恶习，强调为政勤廉；统一全省财政，制订陕西建设规划，在发展公路交通、兴办工矿企业、发展农林产业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令人鼓舞的设想和方案。它重视革命舆论，创办了《陕西国民日报》（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8月共出240多期），实际成为驻陕总部和中共陕西党组织的联合机关报，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国共合作的产物。还创办了《新国民军周报》、《革命军画报》、《新革命军》、《中山画报》等刊物，成立了“廿八”书报社、“十一”书店，发行革命书刊；每逢节假日，都组织学生演讲、演剧、印发传单，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将总部驻地原督军府改名为红城。红城西安，一时名扬全国。有人比之为1925年的广州和1926年的武汉，曾有“南有武昌，北有西安”的说法。它还举办了各类学校，最着名的有中山学院，被誉为“西北最高革命学府”，培养军政人才；被誉为“第二期黄埔”的中山军事学校，校长为史可轩，邓小平为政治部主任，招生一期，培养了400多名学员。它还积极领导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发展异常猛烈，使陕西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联军解散然而，陕西的国民革命运动，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而迅速逆转。1927年4月，冯玉祥响应武汉国民政府号召，誓师东征出关，配合武汉国民革命军北伐奉张军阀。占领河南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采取“礼送出境”的办法，大肆清党，国民联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解职。1927年7月17日，在一片反共声浪中，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正式宣告结束。与全国一样，陕西的国民革命运动归于失败。
六、民国十八年年馑及陕北鼠疫关中霍乱
灾荒惨状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陕西全省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1927年开始，陕西就已旱象严重。1928年，夏秋两料连续歉收，到1929年简直到了颗粒无收的地步。素称富饶的八百里秦川，几乎寻找不到一点绿色，赤地千里，满目疮痍，关中尤为严重。据有关资料统计，1928年全省91个县，有1180万余人，而到1929年灾荒波及80余县，到11月份，全省人口锐减到860万人，其中死亡250万人，外逃40万人，灾民535万人。如此奇灾大荒，加上官府逼粮，豪绅地主哄抬粮价，导致粮价暴涨，许多灾民为了活命，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无以数计的妇女被人贩子强加蹂躏而贩卖他乡。“人民家无隔宿之粮，村多断炊之户。”“流亡载道，白骨撑天，野无青草，村绕荒烟。”整个三秦大地，哀鸿遍野，尸骨累累，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无路可走的饥民，四处挖掘坟墓，变卖殉葬品，甚至连于右任在三原老家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墓冢也未能幸免。这次灾荒之惨，实为近300年来所仅有。加之国民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赈灾能力有限，更加加剧了灾荒的危害程度。
危害严重奇灾大荒带来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大片农田荒芜，直到1933年，灌溉方便的渭河两岸尚有16万亩土地，无人耕种。武功废弃不耕的土地占到70%，扶风、乾县占到80%，大荔、澄城、兴平、白水等地也占50%以上。
大灾又伴随着大疫。1931年晋陕两省北部沿黄河10余县发生鼠疫，陕北的佳县、绥德、吴堡、米脂、榆林、靖边等县为鼠疫高发区，当年夏秋就死亡1万多人。尤其是米脂县的鼠疫更为严重，在杜家沟的卧龙寺，有的竟全家死亡不留一人，有的大人死亡只剩下一个小孩，情况奇惨。1932年又有霍乱大流行，始于潼关，很快遍及关中，南及凤县、白河，北到神木、吴堡，全省约60多县，估计发病人数50多万人，死亡人数20多万，西安市最严重时，一天死亡800多人。人们谈霍色变，形成了“霍乱恐怖”。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旱灾、鼠疫、霍乱，多灾并发。陕民之苦，可谓到了极点。
七、李仪祉与陕西水利建设
李仪祉其人民国时期陕西的水利建设，与李仪祉密不可分。李仪祉（1882—1938），名协，字宜之，蒲城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好学，清末秀才、举人，1909年被选派到德国皇家工程大学学习铁路土木工程，辛亥革命后回国，参与倡办西安三秦公学，1913年再度赴德国留学，在丹泽大学主攻水利专业，立志振兴中华水利事业。1919年春学成回国，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教务长。
治水宏论1921年秋，李仪祉应靖国军总司令部之邀回到西安，出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他任职期间，足迹踏遍三秦，历尽艰辛，对省内诸河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论引泾》、《考察龙洞渠报告》、《测勘黄、渭航道报告》等科学论着，为陕西水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曾赴京、津、沪、宁等地筹措引泾工款，但终无所获。这次回陕，他设计测量的引泾工程，虽未施工，但为后来引泾灌溉工程的兴建奠定了基础。1927年，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任命李仪祉为建设厅厅长。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百废待兴，经费紧张，但他还是克服重重困难，领导民众，进行各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事业。不久，由于时局大变，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被解散。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根本无法实现他兴修水利的宏愿。他愤然辞职离开陕西。
首功告成1930年冬，应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之邀，李仪祉再次回陕，出任建设厅厅长。在杨虎城的关心和支持下，李仪祉筹备多年的引泾工程即泾惠渠，终于破土动工。李仪祉精心设计的泾惠渠，自泾阳西引泾河水东流，经三原、富平、蒲城注入洛河，可灌溉50万亩农田。泾惠渠工程分上下两部，上部工程包括筑堰、凿洞和石渠，主要由华洋义赈会承担，1930年冬开工；下部工程包括土渠、桥、闸等，主要由陕西省政府承担，1931年5月开工。为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在李仪祉主持下，成立了渭北水利工程委员会，专门负责工程管理。经过艰苦努力，泾惠渠第一期工程于1932年竣工，6月21日，正式举行了放水典礼。随后，李仪祉规划设计了泾惠渠二期工程，原来计划灌溉区域包括泾阳、三原、高陵、临潼、渭南、富平、蒲城、大荔等九县，总灌溉面积430万亩。但由于筹款困难，在实际施工中，改用了他规划中的乙种方案。泾惠渠二期工程，包括横跨泾河的拦河大坝、渠首引水闸、引水涵洞、退水闸和引水斗门等，渠道分总干渠、南干渠、北干渠及八大支渠，全长270公里，1935年全部完工，实际灌溉面积比一期增加了20万亩。
解决水争泾惠渠建成后，李仪祉还特别重视渠水的合理分配问题。经过实地调查，他提出了按农户占田多少，安排用水的合理办法。他将农户按照占田多少依次分为小户（25亩以下）、中户（25—50亩之间）、中大户（51—75亩之间）和大户（75亩以上）4组，规定小户先用水，依次轮流，不准抢先越组，违者严惩，从而保证了贫苦农民的用水需求，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用水争端。为确保管好渠水，他提出4种人不得参与渠水管理：吃过官司的，抽过大烟的，当过军阀走狗的和做过地方官吏的。他还转告沿渠各地人民，严禁利用渠水种植鸦片。泾惠渠是李仪祉在陕西精心设计修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倾注了他十多年的心血。
水利规划然而，泾惠渠的建成，只是李仪祉规划建设的关中水利工程的开始。从1933年起，他又负责规划设计并督促完成了洛惠渠、渭惠渠的修建，并筹划关中八惠：泾惠、渭惠、洛惠、梅惠、黑惠、涝惠、沣惠和泔惠。在陕南，几经勘测，他拟定了汉惠、褒惠、湑惠、冷惠四条渠的灌溉工程计划。在陕北，他先后设计并指导修建了米脂县的织女渠和定惠渠。李仪祉先后建议设立了陕西水利专科班、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成为陕西最早的水利专门教育机构。他亲自制订教学大纲，组织编写教材，呕心沥血，传授水利知识，为陕西水利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早期的水利人才。
长眠渠首李仪祉为陕西的水利建设，历尽艰辛，鞠躬尽瘁。1938年3月，他在弥留之际，尽管讲话困难，但仍用颤抖的手，比划着他十分惦念着的渭惠渠南土坝工程。李仪祉病逝后，被安葬在泾惠渠渠首的闸畔原上。于右任为陵园欣然题词：“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
八、开发西北与陕西经济建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加重，在西北地区建立工业基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遭受日本侵略，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举国上下要求开发西北建设大后方的呼声越来越高。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开发西北政策，提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安”的口号。华北、华中的许多企业家，无不谋求出路，开始向内地迁移。朝野上下纷纷垂青西北地区。加上1930年10月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对陕西经济建设格外重视，这一切，使陕西经济的发展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兴陕方案杨虎城接手陕政后，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积极筹划振兴陕西经济的计划。1930年12月，他在《政见商榷书》中，提出了他的施政方案，其中包括救济灾荒，整顿交通，兴办水利，发展实业等内容。他在宣誓就职演说中表示要“不负中央之委托，完成开发西北的工作”。正是在杨虎城主政陕西乃至其后驻节陕西期间，陕西的经济建设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建设农村农业方面，先是着力发展农村建设，拯救灾民。自1931年开始，陕西省政府先后组织了农业推广委员会，指派农业专家，指导各地成立各种合作社；开办农村合作讲习所；成立农村合作事务局；大力改良和引进农产品；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自救，使农村经济逐步恢复。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解决灌溉问题。因此，大力兴办水利，成为陕西农村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1930年以来，在水利专家李仪祉的主持下，到抗战前夕，关中八惠渠相继修成，陕北、陕南也修建了水利灌溉渠坝。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农业灌区的粮棉产量成倍增加，农村面貌得以大大改观，陕西农村经济开始走出灾荒阴影，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便捷交通交通方面，杨虎城提出了“将全省道路，分别干线支线，次第修筑，俾臻宽平，务使各处重要城镇，声气联贯，纵横四达”的计划。1932-1935年省政府拨付的交通费占到财政支出总额最高达到13.1%。到1936年7月底，陕西逐步修通了关中、渭北、陕南、陕北各县的公路，共计2700多公里，其中最大的公路——西兰公路，1935年开工通车，是连接甘肃，沟通宁、青、新诸省的重要干道。在杨虎城的支持下，经各方的努力，陇海线终于西延入陕。1931年12月通车潼关，1934年12月27日，正式通车西安，从而结束了陕西没有铁路的历史。随后又修筑西铜铁路，解决了煤炭外运问题，使铜川成为渭北的重要城市；西铜铁路改线经过阎良，使阎良成为渭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1935年，还正式开通了欧亚航空公司承担的南京至西安的航线。总之，公路、铁路和民航等现代交通设施在陕西的建立和发展，对促进陕西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兴办实业兴办实业，是陕西经济的发展的又一体现。杨虎城认识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道理，努力发展陕西的工商业。1932年，杨虎城邀请宋子文到陕西考察，支持成立“中华实业促进会”，争取南京政府和江浙资本家来陕投资办厂，繁荣工商经济。1932年8月15日到9月15日，陇海铁路管理局组织实业经济专家、大学教授和新闻记者等40余人，对陕西的物产状况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考察，将考察报告编成了《陕西实业考察》一书，杨虎城为该书题词：“搜罗宏博，记载瞻详，促进实业，决胜商场，裕我财用，跻国富强”。可见，他对兴办实业的重视。这一时期，陕西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陇海铁路的西延，使陕西有能力进行工业建设，省内先后建立了西京机器制造厂、西北化学制药厂、西安集成三酸厂、西京国货公司、大华纱厂、华峰和成丰面粉公司、中南和协火柴公司、西京电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和商业公司，标志着近代轻、重工业和商业在陕西的奠基。
储备人才在筹划发展陕西经济的同时，杨虎城还特别重视各方面建设人才的培养。他主政陕西期间，选派了大批青年到外地学习，还先后资助一批有志青年到国外留学，其中去日本的有王炳南（后又去德国）、袁若愚、李敷仁、李子健等，去德国的有郭则沉、江隆基、樊作栋等，去法国的有潘自力等，去英国的有原政庭、蒲克敏、亢心栽等，这些青年才俊，后来都成为陕西地方乃至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1932年8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随后成立了以张继为委员长的西京筹备委员会。1934年8月8日，又成立了西京市建设委员会，张继挂名委员长。尽管这些机构和其他有关“开发西北”的计划，大多有名无实，但在当时情况下，多少说明了国民政府对陕西战略地位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陕西经济建设的发展。
九、西安事变挽危救亡
三位一体华北事变爆发后，国内阶级关系和各种政治力量开始重新组合，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度出现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的“剿共”内战政策越来越受到强烈谴责，处在“剿共”前线的陕西反响尤为强烈，终于酿成了张、杨与中共三位一体联合逼蒋抗日的新局面。
联共抗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当天，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逼张、杨加紧“剿共”内战。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少帅，东北军统帅，着名爱国将军。1935年11月，为追剿长征的红军，率部进驻西北，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进入陕北后，张学良率部“围剿”西北红军主力时，先后在崂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接连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使东北军损兵折将达两个半师。惨痛的失败，使张学良认识到，红军是一支不可轻侮的力量，与红军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同时，东北军官兵普遍厌战，要求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于是，从1935年年底开始，张学良就注意寻找与中共联系的途径。通过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和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张学良与中共接上关系，并于1936年3月和4月，先后两次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和周恩来在洛川和延安举行会谈。会谈中，张学良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意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将蒋介石包含在内，并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战的协定。
几乎与此同时，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对中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36年9月，毛泽东派张文彬赴西安，晋见杨虎城，经多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并在西安、淳化、宜川等地设立红军秘密交通站。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以第17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身份常驻西安。
抗日救亡运动张、杨分别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后，两军的关系也大为改善。特别是通过中共地下党人如刘鼎、王炳南、南汉宸、汪锋等人的艰苦努力，促成了两军的进一步团结。中共还在西安成立西北特别支部，领导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8月29日晚，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以张学良秘书身份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东北学生代表，途中巧遇17路军巡逻队，及时抢救了被捕者。张学良闻讯后，派兵包围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此即“艳晚事件”。这一事件，一扫西安“剿共”中心的沉闷空气，大快人心。此后，西安地区的“西救”（西北各界抗日救亡联合会）、“东救”（东北救亡总会）等救亡团体，广泛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鲁迅逝世后，西安文教界数千人，冲破军警包围和特务破坏，成功地召开了追悼鲁迅大会，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苦谏无果蒋介石莅陕，更激发了民众抗日的情绪。蒋介石对张、杨联共抗日的实情有所察觉，特来西安威逼张、杨全力“剿共”。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完成军事部署后，再次赴陕，驻节华清池，蒋的亲信和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邵元冲等也相继赶到西安督战。一时间，西安天空战云密布。蒋介石强硬地命令张、杨，立即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连续几天反复向蒋进谏，都遭到严厉训斥，不论“劝谏”、“哭谏”一概无效，且有遭到不测之虞。这就逼得张、杨实在无路可走，只有发动“兵谏”了。恰在这时，西安救亡团体发起了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的爱国请愿大游行活动。爱国的学生，冒着呼啸的寒风，向临潼进发。蒋介石闻讯，立即电令张学良“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赶到东十里铺，劝学生回城，并表示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这次游行促进了张、杨发动“兵谏”的决心。果然不到三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兵谏壮举1936年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杨预先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迅速包围了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第17路军同时行动，以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为总指挥，控制了西安全城，并拘捕了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政府全部军政要员。事变爆发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政治主张。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震动，西安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
和平解决南京当局在如何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的主张。张、杨在事变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大计。中共对“兵谏”事先并未与闻，事变发生后也不是乘蒋之危，而是力主和平解决。接电后即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达西安，住在张学良公馆，经过与有关各方的反复协商，和张、杨一起共同努力，终于和平地解决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撤离了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上结束了反共的十年内战；促进了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和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促使陕西抗战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
善后结局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被拘留后，由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任命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17路军参谋长王一山暂代陕西省政府主席，原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西京日报》被接收改名为《解放日报》，该报详细报道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并向海内外大力宣传了张、杨和中共的抗日主张。尽管蒋介石违背承诺扣留了张学良，随后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对杨虎城“撤职留任”，逼交兵权，出国考察，并派兵进逼西安，但经历西安事变战斗洗礼的陕西人民，在新恢复的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抗日民主运动并没有因此而被削弱。
西安事变爆发在陕西，是陕西人民永远的骄傲。西安事变所蕴涵的历史文化精神，成为陕西人民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十、陕军血战中条山
陕西抗战抗战时期，陕西是重要的抗战后方战略基地。陕西东倚黄河，自古以来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无论是群山环抱的关中，黄土高原的陕北，还是秦巴山区的陕南，都易于据险设防。日军侵入山西，逼近潼关后，陕西不仅成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和华北、中原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联结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保卫陕西，抗击日军，支援前线，是全陕军民的重要任务。
在整个抗战期间，除府谷县城陷落几小时外，陕西基本上未被日军侵占过。究其原因，一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坚守阵地，英勇作战，顽强抗敌，保卫了陕西的安全。二是太平洋战局的有力牵制，极大地削弱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作战能力和机动性，使日军进占陕西夺取四川的战略部署和进攻西安、兰州、延安的作战计划，屡屡搁置，最终化为泡影。
严守陕西抗战初期，八路军沿黄河两岸固守河防，抗击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国民党军队顽强战斗，长期屏障晋南、豫西，固守黄河防线，严守潼关阵地，致使日军始终无法攻占陕西东大门潼关。蒋介石也严令陇海路和黄河沿线各军队，不准无端向陕西撤退，因此，河南国民党军队作战比较顽强，始终牵制着黄河对岸的日军。在抗击日寇、保卫陕西的浴血奋战中，涌现出许多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陕军血战中条山，尤其可歌可泣。
血战中条山中条山，位于晋南，横亘黄河北岸，东西蜿蜒150多公里，是陕西关中和河南西部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2—5月，日军集结主力于运城、解县、夏县一带，妄图向南推进，占领茅津渡，强渡黄河，进窥潼关，截断陇海铁路，进占关中和豫西。为了保卫黄河、保卫陇海铁路和大西北，1938年7月到1940年10月，陕军孙蔚如部奉命坚守中条山，先后粉碎了日军10多次“扫荡”，牵制了日军3个师团，毙伤日军2万余人，从而使日军不敢轻易西窥关中，南伺河洛，有力地保障了大西北尤其是陕西的安全，被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1938年7月，第38军扩编为第31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下辖赵寿山的第38军和李兴中的第96军，全军进驻山西芮城地区守备中条山。8月，日军开始进犯中条山，直扑茅津渡，其中，牛岛师团的1个旅团3000余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驻守永济县的陕军38军独立46旅孔从周部发起猛攻。该部坚守阵地与日军血战8个昼夜，以400多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000余人。永济沦陷后，31军团教导团3000余人，退守韩城，阻击日军。经半月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其中包括两个大队长和几个中队长，陕军教导团也伤亡2000多人。11月，第31军团改编为第4集团军，下辖陕军38、39和配属的川军47军三个军，孙蔚如任总司令，李家钰任副总司令。到1939年春，陕军共粉碎日军5次“扫荡”，遏制了日军南下的势头。这时，日军屡遭挫败后，视中条山为“盲肠”，决欲取之而后快。1939年6月，日军集中第20师团全部、第37师团1个旅团约3万余人，配属野炮50门、坦克30辆、飞机38架，分9路再次进犯中条山，欲将我第4集团军压迫到黄河岸边予以歼灭。第4集团军与日军血战10余日，打死日军1700余人，击毙日军联队长高桥，收复了茅津渡、平陆、芮城等地，迫使日军于6月21日退出中条山，从而又一次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受到蒋介石的通令嘉奖。第4集团军坚守中条山的同时，1940年秋冬，还策应八路军百团大战，破袭日军交通线，拔除日军据点，屡立战功。
铁柱陕军正当日军在其他战场疯狂进攻、甚嚣尘上之时，陕军孙蔚如部却能够在中条山坚守长达3年之久，而且以劣势装备和较少的兵力，勇抗强敌，并一再取得胜利。究其原因，一是这支陕军是爱国将领杨虎城亲自创建的部队，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抗日情绪高涨，深受群众拥护；二是这支军队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共产党员在作战中始终冲杀在前，官兵深受鼓舞；三是有八路军的密切配合，学会运用了游击战术，巧妙运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战术打击敌人；四是中条山是陕西的屏障，坚守中条山的陕西子弟有强烈的爱国爱家思想，他们意识到坚守中条山就是保卫家乡，因而作战特别坚强勇敢。
巍巍耸立的中条山，永远铭记着陕西军人英勇抗敌的壮烈气概。汹涌奔腾的黄河水，不停诉说着陕西子弟勇斗顽敌的英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