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的武装起义与苏维埃运动的勃兴
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的革命者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他们从血泊中站立起来，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积极开展英勇悲壮的革命斗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先后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川陕省委、鄂豫陕省委、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鄂豫陕特委、陕北省委、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等省级党的组织。1927年冬到1928年春夏，陕西地方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紧随南方湘、赣、鄂、闽、粤等省之后，先后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相继组建了渭北游击队、红26军、红27军和红29军以及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等工农武装力量，在关中和陕北创建了渭北、陕甘边、陕北等革命根据地，后来又在陕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陕南苏区和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陕西土地革命也是以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开始的。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派人发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党所掌握的李象九营在清涧举行武装起义。起义爆发后，沿清涧河南下进军宜川。占领宜川后，起义部队改编为旅，李象九任旅长，全旅近1000人。在军阀井岳秀的围攻下，起义军退至韩城，北上定边，又折向陕甘交界的洛川河，到1928年1月，起义部队只剩20余人，清涧起义失败。清涧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陕西党组织领导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它坚持斗争3个多月，转战陕北数县，传播了革命火种，打响了陕西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渭华起义1928年5月初，在陕西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渭南崇凝、阳郭、三张镇农民暴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华县高塘、薛家等村农民也陆续暴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陕军李虎臣部许权中旅开始向高塘镇集结，宣布起义，正式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王泰吉任参谋长，全军约1000余人，600支枪。起义军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使渭华起义进入高潮，很快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北至豫陕大道，南至秦岭北麓，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由于渭华起义区处于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带，又是豫陕交通要道，很快遭到冯玉祥军队的重兵围攻。加之工农革命军政治上的盲动，军事上的保守，采取了消极的防御战略，与敌人拼死决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最终失败。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一次工农群众与革命军队联合进行的武装起义。在当时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渭华起义如一声响雷，敲响了西北地区人民革命的洪钟。为配合渭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在一些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县区发动了农民起义，包括旬邑起义、礼泉起义、麟游起义、三原起义和淳化起义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还打入陕甘的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开始创建革命武装。
1931年9月，刘志丹来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建立了南梁游击队。1932年1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南梁游击队改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兼党委书记，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标志着陕西革命斗争进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照金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后，开赴耀县西北的照金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到1933年秋，创建了以薛家寨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宜君4县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刘志丹、习仲勋、黄子文、吴岱峰、李妙斋等先后在这里领导革命，谱写了他们壮美的人生篇章，掀起了陕西革命的熊熊烈火。当时就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赞誉。
土地革命斗争的烈火燃遍了三秦大地，苏维埃运动在陕西大地勃然兴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在中国革命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陕北红军与苏区的创建
陕西的革命根据地，由于种种原因，有的遭受挫折，有的遭到失败，唯有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发展扩大，以至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苏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由中共领导的红26军和陕甘边革命人民创建的，1932年底到1933年底以耀县照金地区为中心，1934年春到1935年春转到甘肃庆阳南梁地区。到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已经扩大到包括陕西志丹、安塞、甘泉、富县、宜君和甘肃华池、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广大农村，设置了陕甘边南区和富西、富甘、赤安、华池、庆北等苏维埃政府。1934年5月，恢复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张秀山为书记；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1934年2月到11月，陕甘边区军民先后粉碎了敌人两次大规模“围剿”，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
陕北苏区陕北革命根据地，是由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创建的。1933年7月，陕北特委在佳县高家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辟安定、绥清、神府3个游击区，扩大和建立游击队，选举崔田夫为书记。从此，陕北的武装斗争开始由组织准备转入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的武装斗争阶段。1933年冬，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谢子长以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回到陕北，恢复和发展游击战争，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辖有7个支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到1934年10月，已形成了北达府谷，南至佳县，西至榆林，东到黄河的陕北苏区。1935年1月，在安定县白庙岔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84师，杨琪任师长（后改为贺晋年），召开了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
西北苏区1935年2月5日，在陕北赤源县周家硷召开陕甘边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惠子俊任工委书记，郭洪涛任工委秘书长，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从而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1935年7月，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下，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塞、延长、延川等6座县城，解放了陕北西南和西部的大片地区，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致包括陕北、陇东和关中的20多县，范围扩大到东至黄河、西至环县、南至淳耀、北至长城，拥有人口七、八万人，面积达到三四十万平方公里，主力红军扩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在南北1000多公里、东西500多公里的区域里，风展红旗如画，军民一片欢腾。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黄河流域创建的一大块革命根据地，它的建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的统治，在西北高原上第一次把汉、蒙、回各族人民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有力地推进了西北乃至中国革命的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各根据地内的红军主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开始踏上长征的艰难征途。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西北革命根据地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中却逐步形成，并得以保存，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正是这块革命根据地的保存和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不仅在客观上配合了各路红军的长征，而且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9、10月间，红25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先后抵达陕北，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位更加突出。尤其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它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新的中心。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时，红军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终于形成了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中共中央和红军正是在陕北乃至西北地区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三、红军长征落脚西北
红军三大主力，经过艰苦的长征，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静宁地区胜利会师。
“北上抗日”的各路主力红军，无论是先期到达的红25军，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还是最后到达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最后都以地处西北的陕甘宁地区作为红军长征的会师地，最终都以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抗日前沿陕北地处抗日的前沿位置，有利于实现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曾经先后6次调整进军路线，选择长征的落脚点。无论是长征初期试图北渡长江，与湘西北的红2、6军团会师，还是黎平会议决定调兵西进，进军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无论是遵义会议决定渡江北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不过是实现北进战略方针的避实就虚的迂回战术）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还是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继续北进，创建川陕甘新根据地；无论是张国焘在会师后分裂中央，率军南下，还是党中央、毛泽东坚持北上东进，挥师甘南，进驻哈达铺。可以说，红军长征前进的基本方向，一直指向北方，指向抗日东进的前线。而陕北正处在红军北上抗日前进方向的战略位置上，因而成为红军长征比较理想的落脚点。
硕果仅存陕北有全国仅存的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武装。1932年到1935年初，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全国90%以上的根据地都沦落敌手，而陕甘根据地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巩固起来。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志丹为工委委员，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开展斗争，并于同年7月粉碎了敌军第二次“围剿”，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七、八万人口，三、四十万平方公里，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位于陕北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坚持革命斗争的重大成果。它的存在与发展，是谢子长、尤其是刘志丹等陕西革命领导人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开展革命斗争的重大成果。1928年5月，刘志丹领导发动渭华暴动，创建了陕甘革命武装力量，大胆提出“变敌人武装为革命武装”的设想，采取“白色”、“灰色”和“红色”三种斗争形式，开展武装斗争；谢子长负伤和病逝后，刘志丹鼎力举起西北地区武装革命斗争的旗帜，把陕甘红军发展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始终坚持从陕甘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先后开辟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始终贯彻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方针，形成了在陕甘地区持续不断的武装割据局面，为中国革命保留着一块时大时小、连续不断的革命基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落脚点和抗日作战的出发点。
扭转危机陕北革命内部的危机得到了及时扭转，使陕北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1935年秋，正当西北革命根据地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陕西地方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盛行，刘志丹等一批陕北地方军政领导人却纷纷被捕，即将被处死，陕北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幸亏，党中央、毛泽东长征及时抵达陕北，获悉这一情况后，果断地指示，“刀下留人，不能捕人”，随后及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人前往关押刘志丹等人的瓦窑堡，接管了陕甘边区保卫局，救出了刘志丹等一批陕北革命领导人，扭转了左倾错误在陕北的横行，扭转了陕北革命的危局，使陕北革命形势转危为安。这是陕北革命经受的一次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终于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支持下，得到圆满解决。
总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留存在和巩固发展，客观上为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提供了现实的革命基地和落脚点，成为红军抗日作战的出发点。
四、东征与西征战役
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陕北后，1936年2月至10月，先后组织了着名的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
出师东征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共中央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以挽救华北危局，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在发展中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军，根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军事方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东征。1936年1月26日，红一方面军正式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2月20日晚，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军晋中，先后转战30余县，歼敌1.3万人，俘敌4000余人，筹款50万元，扩红7000多人。到5月5日，班师回兵。红军东征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打击了山西军阀阎锡山，揭露了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真实面目，而且在山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中共和红军在群众中的革命影响，宣传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解决了军队的给养，为后来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奠定了基础。
红军模范红军东征时，刘志丹任北路军总指挥，率领红28军北出吴堡、佳县，由神木巧渡黄河，进入山西，向晋中离石以南挺进。遭遇晋军方克猷部突袭后，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中阳县三交镇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4岁。刘志丹（1903—1936），名景桂，字志丹，保安金汤镇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被选派到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为纪念刘志丹的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领导人分别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的题词是：“红军模范”。
西征扩展红军东征后，蒋介石继续加紧围攻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时，根据地东有晋军，东北有国民党中央军，北有井岳秀地方军，西有马鸿宾和马鸿逵的回民军，南有东北军和17路军，四面被敌军包围，而且根据地的吴堡、佳县、清涧、延川也相继被敌军占领。为了打破围困，争取国际援助，向南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西征作战。西征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协同作战。左路军由左权、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组成，北上占领环县、洪德城；右路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15军团组成，分路西进，占领预旺、同心县城；中路军由聂鹤亭率领红28军和81师以及中央直属骑兵团组成，执行夺取安边、定边的任务。西征期间，为加强对新苏区的领导，特别成立了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建立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西征战役，从1936年5月开始到7月结束，先后解放了宁条梁、定边、盐池、豫旺、海原、固北、环县、曲子、华池、固原、镇原、金积、灵武等地区，沉重打击了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俘获人枪2000多，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各200多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老区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东西长600多公里、南北300余公里的陕甘宁边区新根据地。
红军会师红军东征和西征的胜利，不但极大地巩固和扩大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并把它发展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而且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出南下，于10月9日在甘肃会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0月21日，红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静宁地区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为此，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以示祝贺。11月21日，会师后的三大主力红军联合发动了山城堡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1个精锐旅，迫使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成为结束10年内战的最后一仗。
五、八路军整编东渡抗日
红军改编为策应西安事变，中共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请求，命红军主力南下进驻渭北一带的泾阳、三原、富平等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泾阳县云阳镇，中共陕西省委也由西安迁到云阳，配合红军总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二天，红军将领联名通电请缨杀敌。经过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分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誓师抗日1937年9月6日，八路军总部在泾阳县云阳镇举行誓师动员大会，誓师大会由邓小平主持。全体指战员跟随朱总指挥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诚。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任弼时宣布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主持换军帽仪式，他拿出一顶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告诉指战员，军帽上的帽徽虽白，但红军指战员的心永远是红色的。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让我们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八路军各主力师也都分别举行了出师誓师大会。出征开拔途中，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命令渭北沿途各县，包括蒲城、白水、合阳、澄城、韩城等县，组织民众，迎送八路军。沿途许多群众也都自发行动，唱歌联欢，送粮送物，借宿引路，为八路军将士出征壮行。悲壮之情，惜别之意，充分体现了陕西人民对八路军出师抗日的深情厚意和热切期望。
1937年9月中旬，八路军主力先后从韩城县芝川镇渡口，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奔赴抗日前线。
六、边区政府的大生产与整风运动
严重困难1941-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日寇向敌后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实行“三光”政策和“囚笼”政策，国民党也派大批军队层层包围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当时就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
1940年，蒋介石密令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修筑了5道封锁线，切断了陕甘宁边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随后又停发八路军军饷。而边区自1940年到1942年又连续遭受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此外，为保卫边区又陆续从前方抽调部队回防，加上大批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和逃入边区的大量难民，使边区非生产人员骤增，1941年达到73117人，占边区总人口的5.17%。外援断绝，灾荒连年，非生产人员增加，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回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大生产运动为了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保障抗战经费供给，坚持抗战到底，响应中共中央“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向荒地开战，朝丰衣足食目标迈进，迅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大生产运动的实质是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依靠农民支持抗日战争。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边区号召把农民组织起来，采取变工队和扎工队的形式，实行劳动互助，从1943年起掀起了以劳动互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热潮，出现了有名的延安南区合作社，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留守部队全体官兵提出“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口号，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自给运动。尤其是359旅，先后四批开进南泥湾，在方圆100平方公里的荒野里，安营扎寨，开荒种地。1941年粮食自给1个月，经费自给78.5%。1942年，粮食自给3个月，经费自给92.2%。1943年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粮、一分钱、一寸布，实现了粮食经费的全部自给。1944年，不仅粮食经费全部自给，还积存了一年的粮食，做到了“耕二余一”，并向政府上缴公粮1万石。在革命战士手里，昔日满目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碧波荡漾的“陕北好江南”。中共西北局赞扬359旅是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是发展经济的前锋。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它战胜了日伪顽进攻包围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使军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保证了八路军留守部队的物资供应；它增强了军民团结，军队自给，使军队生活得到改善，人民负担有所减轻，因而得到边区群众的衷心拥护，进而改善了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也改善了官兵关系；它培养了经济工作干部，积累了经济工作经验，为夺取和巩固政权准备了干部条件。它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来源。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为坚持抗战以至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整风运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西北局召开了为期88天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有30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总结中央到达陕北前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二是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边区党的领导，在思想上、组织上、路线上、政策上得到了统一和加强；三是明确了边区党当时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开展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这次高干会议后，边区的整风运动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把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能够紧密结合，不但改造了思想作风，而且推动了各项工作。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它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转战陕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陕西地方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
七、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撤离延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守边区，转战陕北，指挥解放战争，谱写了陕西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全面进攻”失败后，1947年春，又不得不改为“重点进攻”，即重点进攻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1947年3月，蒋介石指使胡宗南调集22万重兵，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企图打败边区中共主力，割断中共右臂，消灭中共首脑机关。当时，西北解放军只有野战军1.7万人，加上地方部队也只有2万多人。不但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装备也远不如敌军。面对优势敌军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决定，撤离延安。
转战陕北1947年3月26日，在陕北子长县任家山召开会议，决定把中共中央一分为三，朱德和刘少奇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到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和杨尚昆率领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的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家属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简称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3月31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由清涧枣林沟来到绥德田庄，分头行动。后委领导渡河入晋，工委领导前往华北，前委领导骑马向西。从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便成了“马背中央”，深入到陕北腹地，穿行在黄土高原的沟梁茆川之间，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历程。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国民党集结重兵侵占延安深入陕甘宁边区腹地的严重时刻，转战陕北指导全国的解放战争，意义重大。它可以用少量的兵力吸引和歼灭国民党军的大量主力部队，有利于支援其他战场，特别是晋冀鲁豫战场解放军的作战；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及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对于西北战场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使陕甘宁边区军民有了可靠的主心骨，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英勇杀敌，保卫边区。
指挥全国毛泽东与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彭德怀指挥西北解放军，先后进行了青化砭伏击战（1947.3）、羊马河伏击战（1947.4）、蟠龙湾攻坚战（1947.5）、沙家店战役（1947.8）与宜瓦战役（1948.3），歼灭胡军5万余人，粉碎了蒋军妄想消灭中共首脑机关的军事企图；毛泽东等先后主持召开了子长任家山会议（1947.3）、靖边小河村会议（1947年7月21—23日）和米脂杨家沟会议（1947年12月25—28日）等重要会议，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筹划了新中国的壮美蓝图，周恩来称之为“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在艰苦转战途中，撰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5）、《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10）、《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2）、《关于情况通报》（1948.3）等光辉着作，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和党中央进驻过陕北的许多寨堡村沟，留下了一串串的美谈故事，激励和鼓舞着英雄的陕北人民。
深情离陕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与党中央从米脂杨家沟出发，经绥德、佳县到吴堡园则塔渡口，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从而结束了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和在陕北12年零6个月的光辉历程。这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是陕西革命历史的精彩一段。坐在东渡的船上，毛泽东望着陕北的土窑石壁，深情地说：陕北的小米子我吃了10多年，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就在离开的时候，他发出了“陕北是个好地方”的感慨。
八、西安及陕西全省的解放
巩固渭北1948年4月22日，延安光复。从此，拉开了陕西解放的序幕。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率领下，先后进行了澄合战役（1848.8）、荔北战役（1848.10）、冬季攻势战役（1848.11），消灭了6万多胡军，将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在西北战场，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并巩固了渭北解放区。
解放西安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胡宗南慑于被歼之虞，开始实行战略退却，企图与宁夏和青海的“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彭德怀获知这一意图后，立即指挥西北野战军，精心筹划，奋起追击，1949年5月中旬发起陕中战役，先后解放了三原、泾阳、咸阳、周至、武功、扶风等地。5月20日，解放了西北第一大城市西安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6月20日，解放华山。至此，以西安为中心，虢镇以东、渭河南北的关中东部广大地区全部获得解放，从根本上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集团。
扶眉战役胡宗南不甘心在关中的失败，与“二马”相互策应，疯狂地向西安进行反扑。7月10日，彭德怀组织西北野战军按照“钳马打胡”和“先胡后马”的方针，发动了扶眉战役。经过4天激战，扶眉战役歼敌4个军约4.3万余人，一举解放了关中西府地区，给胡军以毁灭性打击，迫使胡宗南主力逃离关中，躲进陕南汉中，关中地区获得全部解放。
全省解放1949年5月底，榆林国民党守军22军在西北解放军围攻下，军长左协中率部宣布和平起义，8月榆林地区全部解放。为消灭胡军残部，人民解放军二野迂回川黔作战，断绝了胡军南逃的去路，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一野第18兵团，挺进汉中，与陕南军区19军合围了盘踞汉中的胡军残部，1949年12月8日，解放了汉中。商洛、安康地区在中共陕南区委和陕南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解放了陕南国统区。至1949年年底，陕西全省获得解放。
建立政权为确立革命秩序，尽快恢复生产，西安解放后很快成立了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建立了以张经武为司令员的西安警备司令部，贺龙为主任委员的军事管制委员会，贾拓夫为书记的中共西安市委和贾拓夫为市长的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随即迁入西安，分别直接领导陕西境内的中共陕北区党委，陕北行政主任公署，中共陕南区党委、陕南行政主任公署，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人民政府及宝鸡、咸阳等地委和分区。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同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圆满完成历史使命，宣告光荣结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直接帮助下，1949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电令成立了陕西省军区（属二级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隶属于西北军区领导；1950年1月10日，成立了陕西省人民政府，马明方任主席；2月15日，成立中共陕西省委，马明方任书记，张邦英、李合邦任副书记，在西安市五岳庙街开始办公。
西安及陕西全省的解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陕西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陕西的胜利。从此，陕西全省人民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以百倍的热情，开始了陕西的社会主义建设。陕西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