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养国脉的马师儒
马师儒（1888—1963），字雅堂，绥德人，先后就读于绥德中学堂、陕西高等学堂、北京高等工业学堂，上海同济医工学校工科、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1921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教育系学习教育和心理学，获教育博士学位，1924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又获教育博士学位。1927年，从欧洲回国后，潜心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常对人说：“我的志愿是想作培养国脉的工作。”1928年9月至1929年8月，他担任上海劳动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1929年至抗战爆发前，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院长。1942年4月，他因父丧回陕北期间，参观了延安的学校、工厂和农村，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人民艰苦奋斗团结抗战的新气象，兴奋地说：“耳闻不如目见，信然，信然。”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特意请他回陕南后向他早年的老师、同乡黎锦熙（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合聘教授）问好。
陕北之行，使马师儒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在辞别时，他坦率地说，“边区虽小，有新气象；重庆摊子虽大，但有死气，倒像一个破落户。毛泽东体大思精，所望群策群力，中国大事已定，共产党必胜。”回到西北大学后，逢人便谈延安之行的观感，并在一次“总理纪念周”集会上，讲毛泽东问候黎锦熙的事，引起了国民党、三青团的恐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立即电饬西北大学“身为文学院长，在陕北演讲，公开赞扬异党政治，应予警告！”密令西大指责马“为奸党大肆宣传”。不久，西大校长赖琏即宣布免去马师儒的文学院长职务。1947年11月，原西大校长刘季洪因在学运中声名狼藉而下台，教育部为缓和矛盾，不得不任命政治上比较开明的原文学学院院长马师儒接任西大校长职务。他是西北教育界的前辈，在学问和道德方面，向为人敬仰，深受师生欢迎。他虽年过花甲，但为提高西大教学水平，亲赴宁、沪、平、津，为学校约集名师，仅1948年新聘专职正副教授即达37人。他还邀请屈武、郑伯奇等名流学者回西大讲学。他不但重视学生学业，还经常要求学生要有高尚的修养和健全的体魄。1947年底，他支持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胡宗南曾要他开除所谓的共党间谍学生，可他仍然暗自抵制，公开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1948年9月，他被迫辞去了西大校长职务。
全国解放后，马师儒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1年，他率土改工作团，赴商县参加了陕西地方的土改工作。1954年，他受聘西安师范学院，长期担任《中外教育史》课程的教学工作，编写了《中国近代教育史讲义》、《中国古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等手稿和教材。1957年，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陕西省委员和西安市常委。晚年，他虽目力不济，手腕颤抖，仍勤奋学习，关心国家大事，即使在医院病床上仍坚持阅读报刊杂志。他曾在日记本上写到：小子有何能？学愚公，辛勤，莫负此心！
二、学者才子牛兆濂、朱佛光、郭希仁
牛兆濂（1867—1937），字梦周，号蓝川，蓝田新街镇人。自小聪慧，书读数遍即能背诵，人称“神童”。诗文工妙，素有“才子”雅号流传。他肄业关中书院，入志学斋，专攻儒家经学；爱好广泛，遍读杂书，研习经世之学。1890年，出任白水书院院长，攻读程朱理学。1902年，被陕西师范学堂聘为总教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不顾个人安危，西出礼泉，劝说原陕西巡抚升允罢兵西撤，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战祸，此后专事讲学，不慕功名，以弘扬儒学为己任，非圣贤之学而不为，学生遍及大半个中国。1930年，面对陕西省主席杨虎城的聘书和聘礼，他力辞不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牛兆濂闻之，义愤填膺，减膳数月以志爱国之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慨叹“中华民族便有复兴之日”。七·七事变后爆发后，患病在床的牛兆濂闻后痛不欲生，病情加重，于7月21日，愤然辞世，终年71岁。牛兆濂一生着述甚丰，有《吕氏遗书辑略》4卷，《云阁礼记传》16卷，《近思录类编》14卷，《蓝田新志》等若干卷本。
朱佛光（1853—1924），字淑芳，晚年改字佛光，三原朱家湾人。幼年受母亲教育，开蒙启智。青年时开设私塾，广招学生，是陕西传播反清思想的早期人物之一。甲午战争后，朱佛光忧国忧民，积极寻找救国安民之方。1897年，他在三原发起组织“励学斋”，开始了西北结社之风。当康、梁学说风靡天下之时，他着作《康氏纠谬》一书，申斥康、梁政治主张的错误，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受他影响，许多陕西学生参加了同盟会。陕西革命党人，尤其是渭北一带的革命分子，多出于他的门下。辛亥革命后，他虽曾受聘陕西省都督府顾问，仍以教书为主，自谋生路。陕西靖国军主陕时期，于右任时常请他到总部讲课，宣传革命思想。他时常对人讲，过去的教师，总是见了父辈讲慈祥，见了子辈讲孝顺；我则不同，我是逢人便是讲革命。朱佛光认为自己没有实现两大心愿：一是潜心研究经学，但始终未能同国内着名的经学大师相会切磋；二是一贯提倡革命，但一直未能同革命领袖孙中山谋面叙谈。朱佛光容貌古怪，气宇轩昂，擅长谈说，语言诙谐，思绪泉涌，伴以手势，趣味无穷。
郭希仁（1881—1923），原名忠清，字时齐，后改为希仁，临潼田市镇人。曾就学陕西高等学堂，研习关洛之学，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兼以西学，最终归于经学。曾到咸阳在味经书院听刘古愚讲实学，接受康梁思想。1907年，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1908年回国后，力主教育改革，组织陕西教育会以团结知识分子。“蒲案”发生后，组织各界向陕西提学余堃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罢免了镇压蒲案的县官李体仁。“蒲案”成为三年后陕西辛亥革命的先声。重阳节前，同盟会在西安大雁塔聚会时公推郭草拟祭轩辕黄帝文，力言光复民族的决心。1909年，秘密加入同盟会。同年陕西咨议局成立后出任副议长。陕西辛亥革命期间，积极协助井勿幕，运筹帷幄，曾替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代拟安民告示。辛亥革命后，力主裁兵简政，休养民力，但为当局所不容。袁世凯窃国后，曾聚徒讲学于华山山麓。1916年后，出任水利局长，写成《水利谈》一书，筹划陕西的水利事业，后又举荐学成归来的李仪祉举办水利。1918年，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后，极力提倡尊孔读经，坚持旧礼教，与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思想趋于保守，遭到陕西旅外学生的反对。郭希仁一生着述较多，刊行的计有《近思记》、《春秋随笔》、《儒教纲要》、《说文部首》、《水利谈》、《从戎记略》、《六十年交涉记略》和《圣迹备考》等数十种。
三、学者本色吴宓
吴宓（1894—1978），字雨生，谱名玉衡，小名陀曼，陕西泾阳人。幼入私塾，敏思好学，1907年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因喜读红楼梦，擅长吟诗联句，故有“才子”美称。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读班，1917年秋公费留美，先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文系，翌年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系，攻读西方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21年，吴宓学成归国后，先后任国立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吴宓创办了《学衡》杂志，与当时新潮流对抗。1925年，任教清华大学后，创建外国文学系，按照美国哈佛大学培养方案，提出培养目标为“博雅之士”。他治学严谨，重视基础，追求创新，要求学生“知其全、观其通、取其宜”，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在他门下受业的学生，诸如吕淑湘、钱钟书、曹禺、许国璋、季羡林、贺麟、李赋宁等，后来都成为我国着名的学者专家。他在兼任国学院主任期间，延用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成规，兼取中国古代书院遗制，以导师为中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国学大师任教授，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诸如徐中舒、高亨、王力等文学大家。吴宓一生研究领域广泛，中外文学、史学、哲学、法学，无不涉猎，他既是学者、又是诗人，还是剧作家、翻译家。他早年尤其喜好红楼梦研究，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加以阐释，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着，而且是一部阐释人生哲理之书。1947年，他在西北大学作题为《红楼梦》人物分析的学术报告，他的真知灼见和妙趣横生的演讲，听众无不交口称赞，轰动了古城西安。抗战期间，他在贵州遵义的演讲，一时兴起了吴宓风。他不仅深谙中国古典文学，而且对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造诣很深，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为我国培养出众多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人才。全国解放后，吴宓转入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虽年逾花甲仍孜孜不倦，潜心治学，报效祖国。十年动乱期间，他屡遭迫害，双目失明，左腿残废。1976年冬回到老家泾阳，1978年1月病逝，死后迁葬于泾阳安吴吴家陵园。
四、易俗社与秦腔的再振兴
易俗社，是陕西着名的演出班社和戏曲教育团体，1912年成立于陕西西安。创办人李桐轩、孙仁玉和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高培支、李约祉等都是西安地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影响下，李桐轩、孙仁玉等人以“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启发民智”为宗旨，创办易俗社，借群众喜爱的秦腔戏曲形式，编演新戏，宣传民主思想，进行通俗教育。易俗社仿效民主共和制，建立领导机构，定期招收学生习艺，实行文化学习与业务训练、演出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成为西北地区首创的学校性质的秦腔剧团。剧社设有创作机构（编辑部），制定有剧目编写要求。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李约祉、范紫东等都积极参加剧本编写。在1949年前的37年中，共创作、改编大小剧本500余种，不少已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如《吕四娘》、《三滴血》、《夺锦楼》、《庚娘传》、《双锦衣》、《人月园》、《柜中缘》、《血泪仇》、《穷人恨》等，共毕业演员13期，累计600余人，遍及西北五省，大都已成为秦腔艺术的骨干力量，如刘箴俗、刘迪民、沈和中、耿善民、王天民、雒秉华、马平民、王秉中、李可易等。剧社延聘当时秦腔着名旦角陈雨农（艺名“德娃”）、党甘亭（艺名“胎里红”）、着名须生刘立杰（艺名“木匠红”）充任教练，并聘京剧演员唐虎臣教练武功。他们与编剧人员密切合作，锐意革新，除演出旧有传统剧目外，还在秦腔舞台上开创了编演时装新剧的先声，并首建自用剧场，在城市固定演出。易俗社在艺术上既保持秦腔激越昂扬的特点，又使唱做向细腻委婉方面发展，形成了新的风格流派。1924年鲁迅在西安讲学期间，曾观看该社的秦腔演出，并捐赠其讲学所得课酬，还为易俗社题写了“古调独弹”的匾额。易俗社编写了大量优秀剧目，如孙仁玉的《将相和》、《复汉图》、《火牛阵》、《柜中缘》、《红娘子》、《三回头》、《看女》、《小姑贤》等剧目，故事离奇曲折，情节风趣幽默，寓意深刻，雅俗共赏，紧扣时代脉搏，生活气息浓郁，成为传统的保留剧目；范紫东的《软玉屏》、《颐和园》、《宫锦袍》、《关中书院》、《京兆画眉》、《新华梦》，尤其是醇享赞誉的《三滴血》，培养了秦腔演艺人才，编演了倍受三秦父老喜爱的众多秦腔剧目，为陕西秦腔戏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字右任，祖籍泾阳，1879年4月11日出生于三原县东关河道巷，是一位反帝反封建志士、辛亥革命元老、着名诗人。早年求学，胸怀大志，考中举人，名传桑梓。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早就对清政府心怀不满的于右任满腔热血，怀揣利刃要前往行刺，被一直爱护他的老师劝阻：“以你一人之力，肯定难以成事；你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不能这样毁了自己。”于右任因之没有成行。此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清廷下令“拿获即行正法”。后逃往日本，会见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民国创始人之一。回国后，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军联驻陕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
于右任志趣高雅，兴趣广泛，1927年前后，开始热心于草书研究。草书，是一种为了书写便捷而形成的一种笔画连写的书写方式，它完全突破了楷体格局，比行书更放荡不羁，活泼飞舞，其用笔起抢收曳，化断为连，一气呵成，变化丰富而又气脉贯通，是趋于艺术化的字体。草书按形态可分为章、今、狂三种。中国草书虽源远流长，但许多人士以为草书之草就是潦草之草，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涂抹。于右任认为实在是大错特错。然而草书经过历代书家之手，不断“博变”，愈变愈离实用愈远，结果对学习者造成极大的困难，“终难深入民间，以爰其用”。因此，于右任便产生了统一草书的念头。1932年夏，他在南京汤山黄栗墅村，成立了中华草书社，聚集书法人才，潜心草书研究。出于对书法的挚爱，为了解决历代草书写法混乱、难识、难写的弊病，他倾注全力，搜集300余种名家碑帖版本，选择王羲之、王献之、怀素、孙过庭等136位历代书家的草书作品，加以归类整理，总结内在规律，确定了草书的“代表符号”，在融合百家之长、统一笔画规范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易识、易写的标准草书，从而找到了驰骋草书领域的路径，掌握了进入中国草书殿堂的钥匙。所谓"代表符号"，就是以一个符号代表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偏旁、部首而形成的独特的草书方法，从而为中国2000多年来的草书艺术作了完美的总结，为草书的规范、普及和发展开创了一条科学的艺术道路，在中国书法史上开宗立派，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标准草书，已成为易写实用、备受喜爱的一种书体。标准草书的创立，是中国现代书法史上的大事，为中国书苑增添了一朵奇葩。
六、电影事业开拓者郑伯奇
郑伯奇（1895—1979），原名隆谨，字伯奇，长安人，幼入甘园小学读书，后到陕西农业学堂求学，1910年加入同盟会，参加陕西辛亥革命运动，奉派充任耀县民团教练。1912年入南京民国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在日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常给《少年中国》撰稿。1921年回国后参加郭沫若创办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协助编辑《创造季刊》，发表具有强烈反帝爱国思想的短篇小说《最初之课》。1926年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一度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失败后，郑伯奇在上海参加了革命左翼文化运动，担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出任上海艺术剧社社长，编写独幕剧《抗争》。1930年，在中共领导下，他与鲁迅发起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左联常务理事，主编《文艺生活》。1932年，他到良友图书公司任编辑，主编《电影画报》和《新小说》等刊物。在中共安排下，他到明星电影公司担任编剧顾问，与夏衍合作创作了《时代的儿女》、《盐湖》、《华山艳史》、《泰山鸿毛》、《到西北去》和《女儿经》等电影剧本，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就开始编写电影剧本，撰写电影评论，赏析苏联《生活》、《重逢》等电影，也介绍法国、美国等一些影片如《百万富翁》、《琼宫恨史》等影片，还以席耐芳的笔名，翻译了苏联电影理论家普多夫金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荻莫辛柯的《电影结构论》等电影理论着作，为我国电影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我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之一。
七、赵国宾、安汉、张仲实的学术成就
赵国宾（1898—1934），字次庭，笔名国宾，蓝田孟村人。自幼聪敏过人，9岁时考入西安师范附小，继入三秦公学和省立三中，成绩出众，多次插班跳级，以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幼童班，1918年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攻读采矿专业。1920年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暑假期间回乡探亲，写成论文《陕西同官县黄堡镇左右煤田的调查报告》，为后来铜川煤矿的勘探和开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1921年，他参与创办了陕西旅京学生团体共进社，撰写了大量揭露陕西军阀的黑暗统治、提倡民主政治、改革教育和社会的文章，笔锋犀利，旗帜鲜明，与杨钟健一起被誉为共进社的“杨龙赵虎”。1923年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陕出任陕北延长油田官厂厂长，加强管理，善于经营，改变了油田濒临倒闭的困境，编写的《延长石油官厂历史概况及将来规划》，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后曾担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地质部和陕西实业厅技正，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和石油煤炭开采研究。经过长期野外实地勘察，他写出了《通俗地质学》、《地质与其生物进化》、《江宁凤凰山铁矿》、《延长石油官厂扩充大纲》、《开发韩城龙门煤矿石炭之设计》、《陕西煤矿概况》等具有重要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着作，这些论着为研究开发我国煤炭石油资源，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和精辟见解。赵国宾是我国早期出色的地质学家。
安汉（1896—1948），字杰三，南郑梁山人。毕业于陕西省农业学校，1918年赴法国勤公俭学，1927年获法国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技正，兼任北平中法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授，长期从事全国农业垦殖研究，组织西北实业调查团、西南工农业考察团陕西实业考察组，掌握和亲历了祖国西北、西南等地区的农业、牧业、水利、地质资料，撰写了《西北农业考察》、《西北垦殖论》、《黎坪垦区调查报告》等许多专着，是我国早期着名的农业垦殖专家。
张仲实（1903—1987），原名安人，陇县人。1926年在三原读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编《渭北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担任中共三原特别支部首任书记，是渭北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到上海大学学习，后赴莫斯科留学，1928年开始了翻译生涯。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担任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总编辑，相继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拉皮杜斯和奥斯特诺威强诺夫合着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着作。上海沦陷后，张仲实辗转武汉、重庆、新疆等地讲学，先后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产生》、罗森达尔的《辨证认识论》等着作。1940年5月，张仲实到延安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先后参加了《列宁选集》20卷本译稿的校审工作和《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选工作。在中宣部主管出版工作期间，以解放社名义出版了大批马列着作，并负责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简史》的编译工作。张仲实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半世纪翻译经典着作，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