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始祖后稷的传说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简单朴素而且带着神秘意味的祖先降生传说，后稷就是周人传说中的祖先。《诗·大雅·生民》记载着这一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尽管有所隐讳或者改变。西周春秋祭祀这位祖先时伴随钟鼓，一面舞蹈，一面唱着这一首歌：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祓）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娠）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这首诗大概就是由口耳相传而记录为文字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已经把它演绎成为浅近的散文了，不妨引录如次：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时播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号姬氏。”《史记》这段话概括了其他古书有关的记载，具有典型意义。
由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后稷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神异人物，他在出生之时就经受了苦难的考验，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使他具有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他从小就有热爱农艺事业的远大志向，等他长大以后，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教人民耕田种地。他所取得的农业成就被尧知晓后，尧聘请他做了全国的农师。舜执政时，仍聘他为农师农官。他奔波全国各地而教民稼穑，人民因而敬爱他，在其家乡修建了后稷及姜原祠。今山西稷山县、陕西武功县都留有他教民稼穑的遗迹（陕西武功县城东有后稷“教稼台”）。
后稷死后，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他葬在一个山水环绕、风景秀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广都之野”，据说它处于黑水青水之间，神人们上下往来的天梯就在它的附近。
总之，后稷在周人心目中，形象是光辉而伟大的。周人对这位爱好劳动并引导他们走向幸福生活的先祖是真诚爱戴的。
二、公刘迁豳与太王居岐
后稷三传到公刘，公刘率周人迁至豳地（今陕西省彬县、旬邑一带）。古代各族人民的迁徙十分频繁，其迁徙的原因也很复杂，也许是由于自然灾害，也许是由于人口的繁殖，氏族分化因而另迁他方；也许是遭到敌人的侵略。他们成群结队，带着武器、干粮，正如《公刘》诗中所说那样，“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
周人的发源地，如依《国语·晋语》所说，应在姬水姜水之间，但是姬水姜水究竟在何处，难以确指，它可能是在黄河上游的支流上的甘肃、青海一带，由此出发，渐渐到泾水，再至渭水，但是姬与姜似乎始终是相距不远。后稷以后，可能有一支还迁徙到今山西汾水、黄河之间，即夏的统治中心区域，因此在那里至今还保存着许多与周有关的古迹，如后稷庙、姜嫄庙以及古水等等。以后公刘为了避免戎狄的侵扰，他们又迁徙于甘陕之间，叫做豳，其实也就是邠。
公刘迁豳的情形，在《诗·大雅·公刘》中，描述得非常生动和具体，我们前面已引用过数句。他们到豳地之后，还经过许多高低不平的小山丘、原和许多泉水，《诗》里说：“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觏于京。”他们终于在豳暂时居住下来，于是重新开辟荒地，“彻田为粮”，“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周本纪》根据诗的大意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保焉。”虽然这样，但是当时豳还依然有戎狄随时可以侵扰他们。
周人在豳终究停留了多少时间，还不很清楚。当时正是殷商晚期，武丁卜辞中屡见“扑周”的记载。武丁的兵力虽然很强，但也常常遭到北方土方、鬼方等侵犯。土方、鬼方就是春秋时期的狄人，其足迹一直到达太行山的脚下。《易·既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未济·九四》说：“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高宗即武丁，三年克之，可见战争的剧烈，而且周也参与其战役；“有赏于大国”，即受到殷商的赏赐。可见，周虽然迁徙于豳，但是仍常常遭到戎狄的侵扰，因此殷、周还不得不联合作战，对付戎狄。当时周人也常常遭到殷商的侵犯，因为殷商的势力也已到达周境渭河之滨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古公亶父不得不第三次向西南迁徙。《孟子·梁惠王下》对于此次迁徙前的情况有很生动的描写：
古者太王居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豳，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
太王或指公刘，但是决定迁徙于岐山之下者确是古公亶父。他们对于戎狄的侵扰真是竭尽屈辱，而最后还是不得不离开了豳。当时有一部分邠人必定随着迁徙，甚至还有自愿归附于古公一同迁徙的，当然也有留下来的。
由邠迁岐的路线，是爬过梁山，又渡过漆水、沮水，然后到达渭水以东，岐山之下。
岐山在今扶风、岐山东北，它是秦岭的余脉，今人叫做北山，三峰分峙，故曰岐山。山下原隰土地肥沃，以周人定居于此，故曰周原，正像姜人所居住的地方叫做姜原一样。
三、文王“事纣”和武王灭商
文王“受命称王”和“事纣”古公亶父死后，幼子季历即位。季历死后，其子姬昌“受命称王”，他就是日后着名的周文王。“受命”就是他们认为是接受上帝的命令而做的。当然上帝的命令是看不到的，而由人民的愿望和行动（拥护或反对）可以看出。
《诗经》中《皇矣》一诗对于文王受命称王有很生动的描写：“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古人总认为上帝是保佑自己的子孙的，但它并不偏爱，为了选择一个君主，保有天下四方，不得不让最有德性的人为王，这样文王是最合适的。
文王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间的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
正当周的势力蒸蒸日上的时候，周文王却被商纣王囚在了羑里。文王被囚的原因，或说是因为他对殷纣杀害九侯、鄂侯流露了不满被揭发所致，或说因为他“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引起殷纣猜忌所致。文王被囚的年数有的说是3年，有的说是7年。文王为什么能够获释，或说纣囚文王后，“诸侯皆从之囚，纣王于是乎惧而归之”。或说“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仍释西伯。”记载虽然不同，但文王曾囚于羑里一事，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姬昌获释后，“阴行善”，暗中集结力量，收买人心，威信大增，以至于诸侯间的纷争，都需由他来裁决。获释后的第2年，文王姬昌就准备讨伐商王朝。他从扫清周边部族开始，两三年内，接连征服犬戎、密须和耆国。之后，又相继攻伐邘和崇侯虎，且营建新城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客省庄、马王村附近）。
武王伐纣文王年高而崩，太子发即位，是为武王。武王立而不改元，念念不忘文王的遗志。他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武王自称子发（即仍以文王为名），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他发布誓师辞：“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
武王渡过黄河，到中流时，有白鱼跃入船中。渡过河以后，有火自上降于下，落在武王的帐篷上，变为鸟，其色赤，发出赫赫的叫声。诸侯都说：“纣可伐矣。”但是武王却认为他们不知天命，乃班师回国。可知这次武王伐纣，只是“观兵”（耀武扬威）的意思，他并不是要发动战争。
过了2年，即武王十一年，武王得知纣昏乱暴虐更甚，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而投奔周以求保护，武王觉得伐纣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遍告诸侯说：“纣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于是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东伐纣。
十一年一月戊午这一天，武王的军队已渡过盟津，西南庸、蜀、羌、鬃、微、卢、彭、濮8国诸侯的军队也已赶到。甲子，天微微亮的时候，武王与诸侯的军队都已到了商都郊牧野。
牧野在安阳殷墟以南大约百里，即今淇县。殷纣以朝歌为国都，野指国都以外的农耕区域。但当时牧野已经是“离宫别苑”，纣王在此附近狩猎、休息，所以武王由此进攻。
武王和联盟军进军非常顺利，由于殷纣王的军队中有很多夷人被迫而来，早已厌战，所以一遇到周的军队便纷纷倒戈。纣王闻讯，知道已无法挽救，也就自己登上鹿台，穿上玉衣，和他的宠姬妲己自焚而死，武王和西南夷联盟军也就很快地进入商的都城。
周的军队进入商都之后，便举行凯旋典礼，释放了箕子，表扬商容的门庭，还把鹿台纣王剥削来的财物粮食都赈济平民，这一切仁政，《周本纪》里也都作了详尽的描写。但是事实上武王和联盟军并不是如此仁慈善良，他们的军队也并不立刻退出商都，而是向商都王畿附近商的附庸小国进行讨伐。《尚书》里原有—篇《武成》，原文可惜早佚，其中有“血流飘杵”的话，可见战争的惨烈。
落后弱小的周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武王手中完成了灭商大业，实现了关中的迅速崛起，史称“武王伐纣”。武王胜利回师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附近），正式建立周王朝，史称“西周”。
四、封建——封土建国
“封建”的涵义及“分封制”的实施“封建”就是“封土建国”的简称。封土就是划分土地疆界。古代部落与部落之间，宗族与宗族之间都有利用土石、山川、树林作为田地、住宅的疆界的标志，所以视封土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事。建国就是要建筑城邑。诸侯的统治区域称做“国”，卿大夫的统治区域，称做“家”，也称做“邑”；一夫一妻的庶民的家庭，叫做“室”。但是国王的家庭也称做“王室”，诸侯的家庭称做“公室”，卿大夫的家庭则称做“私室”。王统治全国，为了与诸侯的国相区别，就只有称做“天下”了，王也称做“天子”。
封建制度起于何时？《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如下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暗示性的回答。富辰说：“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管叔、蔡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富辰是认为封建诸侯应该始于周公之时。然而由殷墟卜辞看来，殷商后期确已实行封建制了。但殷商的封建制与周代初期封建制有所不同：（1）殷王的诸妇也可与儿子、功臣同样受封，如解放后发现的妇好墓说明她与王共同参战，卓着功勋，其墓葬中器物也至为丰富，她还有她的封国；（2）不但有殷商的同姓诸侯，还有不少在战场上立功的异姓诸侯；（3）诸侯之间尚无严格的等级差别。
由此3项看来，殷商时期虽然已有封建制，但是尚在封建制的初级阶段，而周初的封建制特别着重在同姓诸侯内封建，这可谓是一大进步。它大概与周公之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有密切的关系。荀子深明周初建国的形势，他在《儒效》篇说：“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诸侯，孰谓周公俭哉？”
只要不是神经错乱的姬姓子孙都被封为诸侯，由此可知周公所以广封同姓诸侯的深远用意。统治这广大的被征服区的人民，周公不得不在殷商封建制的基础上更向前推进一步。《大雅·北山》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全国的土地都是王的土地，全国的人民都是王的人民。
在分封时候，王室还要举行隆重的“册命”仪式，受封者接受周天子册命，称为“册封”。册封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即宣布分封给不同诸侯的疆界大小和人民多少。诸侯要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服从政令，并承担派兵、纳贡义务。诸侯有权把所属的封地和臣民再向下分封给属下的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再把所封采邑的土地分封给属下的士，作为“食地”。如此层层分封，使统治阶级建立起上自周王，下到士的奴隶制贵族体系，构成金字塔式、等级严密的4个阶层。
诸侯的分类及其地位周代的诸侯大体上可以分为同姓诸侯、异姓诸侯和附庸3类。现在分别陈述其性质和分布的情况如次：
（1）同姓诸侯。由上引《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可知同姓诸侯都是周的显族，一是文王的昭系，共有16国；二是武王的穆系，仅有4国；三是周公的子孙，它也许与武王为同一穆系。同姓诸侯显然是诸侯封国中占主要地位并起领导作用的，它有保卫宗周的责任，如燕、鲁、卫、晋都分布在黄河以北直至渤海、东海的边缘。当时陕西、山西、河北北部就是游牧部落猃狁、鬼方、山戎的活动区域，它们随时都有入侵中原、危害宗周安全的危险。以泰山为界，在济水之东到渤海湾为姜姓的齐国，在齐的东南为“秉周礼”的鲁国，它有管制东夷和监视殷商活动的责任。
（2）异姓诸侯。以姜姓为最重要，它与姬周从上古以来就保持着婚姻关系。姜太公与召公、周公在东征中并肩作战，屡建功勋。齐国原来也是殷的遗民和东夷活动的地区。
异姓诸侯中还有许多从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氏族和部落，如武王分封神农之后于焦（今河南陕县）、黄帝之后于祝（今山东祝其县）、帝尧之后于蓟（今河北蓟县）、帝舜之后于陈（今河南宛丘）、大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等。它们至多只保留着一个小小的城邑，但是依旧祭祀它们的祖先，保留着它们的风俗习惯。
（3）附庸。附庸就是依附于诸侯的小国。它们的人数很少，地方不过“五十里”，不能上达于周天子，所以由鲁国“代管”。庸原是城墙的意思，即今“墉”字。周公东征以后，它们实际已被灭亡了，是按照“兴灭继绝”的老习惯，得以保留下来的。如自称为太皥之后风姓的颛臾、任、宿、鄘须句等国，都是鲁国的附庸。又如郯国也可能是附庸国。
以上3类诸侯，不是部落联盟那样平等的联合体，也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那样的关系，它是由血缘关系到地域关系过渡中的国家形态。同姓诸侯是宗周所依赖的主要的力量，保持血缘关系也最密切，但异姓诸侯与周也有婚姻关系。除齐以外如陈、宋都与周互相通婚，而且在周朝廷里做官。因此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对异姓诸侯则称为舅。但同姓诸侯同周是“主”（主人）的地位，异姓诸侯是“客”的地位。姬是全国的“国姓”，异姓则是“庶姓”，其人民则是“庶人”、“庶民”。
五、一代人圣周公旦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早在文王谋商时，他就与太子发共同辅佐文王。文王卒后，太子发即位为武王，周公为辅，他联合西土诸邦庸、蜀、羌、微、濮人等兴师伐纣灭殷，基本上占据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为了缓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后，留在商都，利用他来控制商朝的遗民；并将商王畿划分为邶、鄘、卫3个区，由武王之弟管叔治理卫；蔡叔治理鄘；霍叔治理邶，并监视武庚，史称“三监”。
武王病逝，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周公称王摄政，管叔、蔡叔对此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位，并与武庚一起联合东方之淮夷（今江苏、安徽一带）、奄（今山东曲阜）、薄姑（今山东博兴）等邦国起兵叛乱。一时间，新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周公面临这样的形势，首先对姜尚和召公进行解释，维护了王室核心的团结；然后调动大军，率兵东征。经过3年苦战，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等人，平定了叛乱，并相继灭掉了淮夷、奄等东方诸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又命令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周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以镇抚东方。
洛邑建成之后，称为“成周”，并迁殷顽民于成周附近，责令他们要做周朝的顺民，如果敢于反抗，就要遭受严厉的惩罚。
周公对西周的贡献还表现在他确立了宗法制和礼乐制度。周公依据周制，参酌殷礼，首先确立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又以天子为大宗，而与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因与天子为叔伯、兄弟关系而为小宗，从而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宗法制。天子之下有诸侯，诸侯内部又有爵位、等级之分，形成阶梯式的等级制度。
把宗法制和等级制结合，周公继而又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礼仪制度。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夏商的礼、乐加以损益，使之更适合宗法封建等级制度。西周的礼乐制度包括礼与乐两个方面的内容，乐是其中结合仪式典礼的音乐、乐舞部分。周礼十分繁琐，相传有五类：吉礼（讲祭祀）、凶礼（讲丧葬）、宾礼（讲交际）、军礼（讲征战）、嘉礼（讲吉庆）。每个贵族从出生到死亡，从日常生活到政治活动，都处在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礼之中。
周公之所以成为一代人圣，他的德治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主要内容有下面几点：
（1）以德配天。我们前引《皇矣》一诗时已经指出，天上的上帝（周人有时直呼为天）四处寻找有德的人，但是找来找去，最后只找到在西方的周文王，于是上帝保佑他“翦商”。武王克商以后，建立了国家，周公东征胜利巩固了国家基础。周公于是认为唯有“敬天保民”，即有德者才能得到天命，否则就要丧失天命（政权、国家）。周公因此对殷“顽民”反复申述：你们殷的先祖先王原来也都是能够尽“敬天保民”的责任，都是有德的人，只有帝乙、帝辛不然，他败坏了德性，所以上帝也就舍弃了他，以致丧失天命。周公接着又说，我周本是“小邦”，但是太王、王季以及文王无不“敬天保民”，为有德者，可以得到天命，建立国家。《皇矣》诗句说得明白：“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王此大邦。”
由此可见德与天命的关系。《文王》一诗又说：“文王在上，天命不常，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丕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据此“以德配天”的意思，不但文王生时可以获得天命，而且死后可以上升于天，随时“陟降”，在帝“左右”。
（2）“天命不常”。就是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做君主的不能敬天保民，做了缺德和无德的事情，那么正像夏桀、殷纣一样就要丧失天命，他人甚至可以像成汤和武王一样，用武力推翻他们的统治。这就是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
天命不常，并不是周公已经否定或怀疑上帝的天命的存在，而是相反，天命是有条件的，只有有德者可以接受天命，无德者就要丧失天命，因此必须加强积极的努力，而不可等待。《尚书》之《召诰》篇对于“天命不常”的思想更有反复详尽的说明：“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坠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在这段话中，周公一再以夏殷的历史教训为例，教导臣民必须“敬德”，否则就要“坠命”，我有周继承夏殷之后而得天命，一定要“德之用”，才能“祈天永命”，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3）明德慎罚。“明德慎罚”一语，见于《尚书·康诰》。它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明德与慎罚相对而言。明德，古释为勉励，就是必须以德性勉励。《大传》引作“克明俊德”。慎罚就是对于战争和刑罚必须慎重，不可不用刑罚，也不可过分。《康诰》是周公分封其弟康叔到卫国时的训辞。全句的意思是，从前我们伟大的祖先文王能够明德慎罚，不敢欺负鳏寡之人，平凡而老实，敬畏天威，表扬人民，这样我们才创造起夏的区域（指周自己）与我们的—二联邦和广大的西土。由此可见“明德慎罚”的重要意义。自武庚管蔡之乱平定之后，周公遂废“三监”，而封康叔去治理卫国，即原来的“三监”。这是殷商故都，为殷顽民集中的区域。康叔年轻，周公对他不放心，所以一再以“明德慎罚”教训康叔。
“明德”本来是对周人自己说的，“慎罚”是对殷顽民说的，对象不同，政策也自有不同。即对周人自己应该用“德”——感化教育的方式，对四夷则用“刑”——暴力强制的方式（包括战争与体罚）。慎罚，在《吕刑》篇里称之为“中刑”、“中罚”，意即要适中，不可偏废。春秋后期孔子也深受影响，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已成为他中庸思想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周公确是一个忠心耿耿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朴质而实际，而不是虚玄迂阔的空论。当然，他的思想中还有相当浓厚的宗教思想，如他在《金縢》篇里，一再说他“仁若巧，多材多艺，能事鬼神”，愿以己身来代替武王，使武王的病痊愈起来，牺牲自己，亦在所不惜。这固然是宗教思想、巫术思想，但是表现出一片忠诚、真挚的思想情绪，所以使后人都深受感动。
六、彘之乱与共和行政
西周中期不但战争连绵不断，而且政治紊乱，人民受剥削严重，“王道衰微”。《周本纪》说：“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周自文王以后，确立了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制度。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引起管、蔡的猜忌，谣言“将不利于孺子”。但是周公东征回来以后，仍恭恭敬敬地把王位还给年已成人的成王，这样才进一步巩固了嫡长子继承制。但懿王以后，却又发生了“兄终弟及”的现象，从而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激烈。
到了厉王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加剧，形成严重的危机。据《周语》和《周本纪》记载，厉王暴虐，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凭借强权强硬地把公有的山林川泽收归王有，也不许平民采樵渔猎，这样就引起了平民的强烈不满。当时贵族领袖召公为民请命，劝谏厉王“民不堪命”。但厉王不听，一意孤行，并以暴政来镇压反抗。他命卫巫监视诽谤他的人，一经发现，就立刻逮捕屠杀，形成非常恐怖的气氛。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告诫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长此以往，局面将难以收拾，但厉王毫不悔改。
过了3年，国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在国都丰镐暴动。他们愤怒地冲进王宫，赶走厉王，史称“国人暴动”。厉王逃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后来死于此。
这次暴动，首先是在京城爆发，后来扩展到了整个关中地区，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周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室继续衰微，以至连王位也难维持下去。
厉王出奔彘地，继之共和行政，维持了十四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这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这可能是司马迁的误解。古本《竹书纪年》云：“共伯和干王政。”“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告诸侯之辞又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杜预注云：“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这分明是说共伯和在摄行王政，哪里是什么“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呢？
西周时代宗法等级制度的最高代表者是周天子，周天子在政治上是天下诸侯的共主，在宗法上又是所有姬姓封国的最高族长。可是，共伯和在厉王奔彘以后，僭居王位，代行政事本身，就给当时笼罩在一切之上的宗法等级制一个致命的打击。正是由于这时的宗法制度开始崩坏，宣王即位后，为了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才由召穆公（召虎）召集宗族于成周，讲求亲亲之道，发扬宗法之义，企图弥补已经开始破裂的宗法制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此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棠棣之华，鄂不革韦革韦，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
七、幽王亡国
厉王死后，贵族虽然还政给厉王之子宣王，宣王也曾有过“中兴”，但是他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内外矛盾，相反，这种内外矛盾更深刻化了。到幽王时（公元前781——前771年），终于突然爆发，以致造成西周灭亡，周室东迁。
首先自厉王时起，西北地区遭到长期严重的干旱和地震，“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伊水、洛水、渭水都干涸了，田亩龟裂，草木也都枯死。伯阳父对此景象已向幽王提出警告，他认为这是阴阳不调所引起的，不但显现于自然现象，而且显现于社会现象。他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三季矣，其川源又塞，塞不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川竭，亡国之征也。”《小雅·十月之交》说：“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据后世天文学家推算，这次日食发生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66年，日月食的现象被古人视为是国亡的预兆。
其次是内忧外患的加剧。《诗》大小《雅》里美宣王的诗和刺宣王的诗并见。这是一种变风变雅，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一种变态，也就是说，幽王的暴政，固然应该由幽王自身负责，但是宣王已经埋伏了根源。随便引用几首刺幽王的《诗序》的话如次：“《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贪残，下国构祸，怨乱并兴焉。《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父母焉。《楚茨》刺幽王也，政烦赋重，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甫田》、《大田》，君子伤今而思古焉，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虽然诗辞都很含蓄，所谓“怨而不怒”，或有“温柔敦厚”之旨，其实已经到了敢怒而不敢言的程度。概括起来，宣、幽之时土地掠夺现象已很严重，人民不得不流亡四方，因此促使了宗法制的瓦解。贵族阶级内部也发生剧烈的贫富分化，以致发生权力与义务不均的现象。
幽王对被征服人民加重剥削，这是一种灾祸。他们有的沦为奴隶，有的只好做了顺民，对统治者供应徭役和无休止的种种贡献，否则就又要遭到武力讨伐。幽王对被征服人民，动辄以刑罚（包括战争与体罚）相威胁，早已把周公“明德慎罚”的教训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幽王宠爱褒姒历来也被归为西周灭亡的原因之一，幽王烽火戏诸侯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故事。但是如果把周亡国之祸转嫁于褒姒一人之身，那就不太公平了。
不过幽王宠褒姒却直接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幽王废掉了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于是宜臼出奔舅家申国。他外公申侯异常恼怒，遂于公元前771年联合犬戎大举进攻镐京。幽王闻讯慌忙叫人点燃骊山烽火，诸侯们都以为仍是幽王在取悦褒姒，无一人响应。结果犬戎轻而易举地杀进京城，将丰镐夷为废墟。并追杀幽王于骊山脚下，掳走了褒姒，西周遂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