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周时期陕西的青铜器文化
西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文化的高度繁荣时期。此前，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有黄铜残片发现，经过长期发展，到殷商时期形成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又形成青铜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处于两个高峰之间的西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日益成熟，器物种类和数量有较大增长，为数众多的铜器上铸有长篇铭文，在思想文化史上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西周的政治中心在陕西关中，西周青铜器出土地也集中在关中，尤其是在关中西部的扶风、岐山和宝鸡地区。地跨扶风、岐山两县的周原是西周建国前周人活动的中心，也是西周王陵的所在地。自西汉以来，周原就有青铜器发现，在清代这里连续出土有天亡簋、大盂鼎、小盂鼎、毛公鼎等价值极高的着名重器。清末以来，这里又多次发现青铜器窖藏，例如1890年扶风任家村发现膳夫克鼎群，1933年扶风康家村发现函皇父器群，1940年任家村发现膳夫梁其器群以及1960年在扶风齐家村、1974年在扶风强家村、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1976年在扶风庄白等处发现的窖藏青铜器，都有较多数量的重要器物。周原以西的宝鸡，相传是西虢的封地，晚清在宝鸡斗鸡台出土过一组有名的青铜器，后来又在戴家湾出土大宗青铜器。50年代以来在茹家庄、竹圆沟、纸坊头等地的西周前期墓葬中，也有很多精美的青铜器出土。西周时期陕西的青铜器文化是当时中国青铜器文化的代表。我们可以从器种、形制、纹饰和铭文等方面对其进行观察。
殷商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已经相当齐全，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都已具备。西周时期，陕西青铜器的器种没有大的发展，只在食器中出现了簠和水器中出现了匜等几种新器具。值得注意的是，酒器显着减少，商代曾流行的觚、爵、斝、尊、卣、方彝等酒器，在西周中期以后不再出现。鉴于殷末饮酒成风政治腐败的历史教训，成王时曾严格限制饮酒。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发的诰命中说，依照文王的传统，只有举行祭祀时才可饮酒，而且不许饮到酒醉的程度。要求殷人勤种黍稷，奔走事其父兄，只有远出辞行时得到父母允许，才可谨敬地饮酒。命令监殷的康叔将那些“群饮”的酒徒“尽拘执以归周，予其杀”。康叔如不严格限制饮酒，则是政事不洁，也有杀头之罪。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中也说，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因忌酒而兴盛。西周青铜器中酒器的减少，证明限制饮酒的措施得到了贯彻。
从总体来看，西周青铜器与商代青铜器相比，形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倒是纹饰的变化较大，反映着思想文化的变革。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继续着商代风格。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的纹饰趋于简化。相传出土于岐山的毛公鼎（西周晚期器物），器物上只有带状纹饰，带状以外为素面。花纹本身也趋向简化和图案化，削弱了神秘色彩，加强了装饰作用。扶风出土的有名的刖足守门人方鬲，口沿下的带状纹饰为窃曲纹。
西周陕西青铜器的最大特点和珍贵价值是在铭文方面。商代出现了至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高达1.33米，重875公斤，但它的铭文只有“司母戊”3个字。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很简短，多为几个字，内容一般是族氏、作器者名、祭祀对象等。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着加长，每篇超过百字的不少，例如出土于宝鸡的虢季子白盘铭文111字，出土于蓝田的永盂123字，出土于岐山的己盉132字，出土于岐山的禹鼎205字，出土于扶风的墙盘铭文275字，出土于扶风的大克鼎铭文290字，出土于眉县的大盂鼎铭文291字。兮甲盘133字，班簋182字，散氏盘357字，曶鼎410字，无疑也都是陕西境内的西周器物。出土于岐山的毛公鼎铭文498字，是至今发现的最长青铜器铭文。前人早已指出，长篇铭文的价值与一篇经书相当，是毫不夸大的评价。《诗经》中字数超过《毛公鼎》的只有《閟宫》一篇（512字）。《尚书·周书》中许多篇不足300字，《大诰》、《酒诰》、《立政》、《召诰》、《洛诰》、《君奭》、《多方》、《顾命》、《康王之诰》、《康诰》、《吕刑》都较毛公鼎铭文字数为多，也都在千字以下，超过千字的只有《洪范》一篇（1042字）。
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以叙述祭祀、战争、赏赐、册命的为最多，所以它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考察，出于陕西的青铜器铭文能够反映西周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证明西周时期的陕西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中心地位。铭文突出地反映着周人的天命宗教思想，天被认为是全能的至上神，决定着人间的一切祸福得失。对于统治者来说，最主要的是取得政权和得到贤能的辅臣把政权维持下去，这在铭文中叫做“受命”、“受屏”、“永保天命”。同时，铭文集中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祖先崇拜观念，检视出于陕西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很容易发现，多数较长的铭文中都有先父、先祖之名。这种现象具有宗教和礼制两方面的意义。在宗教意义上，它反映着人们的祖先崇拜观念。周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天派到下界来做统治者的，死后灵魂回到上界去，仍然是天的下属。铭文中反复说“先王其严（灵魂）在上”，“先王其严在帝左右”。人们用贵重的铜铸造祭器来祭祀祖先，目的是祈求祖先降福于自身和子孙后代。在礼制的意义上，铭文中经常提到祖先之名，反映着人们的宗法等级观念。礼制是宗法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的权力和责任，地位和荣誉都与祖先联系在一起。宣扬祖先的业绩，也是为了确定自己的特权地位。所谓“藏礼于器”，就是通过彝器来体现等级制度。周王给予某人官职和赏赐时，在册命中往往说到这个人的先祖对王室的功绩，鼓励这个人勿忘继承发扬先祖的事业，努力为王室效力。接受官职和赏赐的人就把周王的这些话铸在礼器上，作为等级身份的证明。
二、凤雏甲组宫殿（宗庙）基址
周人刚迁到岐山时，人民还居住在窑洞里。但是古公迁岐之后，在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大约文王时周原上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宗庙宫殿了。1976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已发现了它的建筑基址，房基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共1469平方米。南北向，偏西北10度，以门道、前堂和走廊居中，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布局整齐有序。位于门道前4米处，有东西长4.8米的影壁，影壁上还覆盖护顶。在东西门房和东西厢房台基相连接的交角处，有两个对称的斜坡状台阶，通过这两台阶可分别进入东西门房和东西厢房。中院是一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的大院子，周围略高，低于房屋台基0.61米，中间最低处低于房屋台基1米，地面平坦，略向东南斜。中院东西两边各有台阶两组，约3层，分别通往东西厢走廊。中院北面有3组大台阶，正对前堂门，均为斜坡面，阶面和两侧都涂有灰浆饰面，中阶的西侧饰面保留较好。3阶大小不一，中阶往东偏离中轴线约1米，东阶西阶相应偏高，当与前堂作偶数开间有关。
前堂为这组建筑群中的主体。前堂南边台阶的最高处高于堂基，而堂基又略高于西厢房及堂后的过廊，前堂的台基应是最高的，约比周围房屋台基高出三四厘米。整座建筑面积约104.9平方米。堂前第一、三、五室应有门（自东向西），因遭破坏，已无残迹可寻。前堂的西北部有4个窖穴，这4个窖穴里面留有鸡骨、猪骨、残陶片等。东西厢房，每厢房各有8间屋子，南北排列，左右对称。东门房台基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道。作法是先在台基上挖一条宽0.6米、深0.9米的槽子，然后在槽内放置陶水管。水管共6节，长短不一，由北向南。过廊中部下面也有一条用河卵石砌成的东西走向的水道，通过东小院由东厢房第6间将水排往东边南北走向的大小水沟内。
屋顶好像用立柱和横梁组成构架后，在横梁上承檩列椽，构成屋顶骨架，然后用芦苇铺在椽上，上抹几层草积泥，厚7——8厘米，形成屋面。在屋脊和天沟用瓦覆盖。瓦为泥条盘筑，背面饰以绳纹，带有瓦钉或瓦环。可注意的是，瓦是迄今我国最早发现于先周建筑的。换句话说，瓦是先周人的发明。
在基址内出土完整的器物不多，计有陶鬲、陶罐、瓷豆，均为暗灰色胎，器内外施有黄灰色的薄釉，瓷罍、铜泡、铜镞、铜片，以及大多数刻有几何花纹的玉削、玉管、玉珠、玉佩、玉鸟等，制作都很精致。此外还有蚌泡、蚌镞。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西厢房二室出土大批卜甲和卜骨，计约17000余片，有字卜甲190多片。
周原遗址中宫殿宗庙建筑，据发掘者说，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因为安阳殷墟以陵墓为主。由周原建筑规模、结构可以想见当时周人的建筑技术及其它相应的手工业达到了相当高度。先周在周原期间，时间不过百年有余，而发展之速度实在惊人，由落后于殷商而迅速地达到殷商文化的水准，这充分说明它善于学习先进文化的长处，从而为文王“翦商”准备了条件。《绵》诗中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抹之，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社，戎丑攸行。”诗中的描写基本上与实际发掘都很符合。
宫殿宗庙古本不分，凤雏建筑“前堂后寝”的格局也证明了这一点。宫殿宗庙的建筑表明古代国家权力机关已经产生。有了宫殿宗庙，也就有了与它对立的“冢社”。
发现凤雏村的宫殿宗庙以后，在扶风召陈村也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遗址，考古者推测为晚于凤雏的宫殿宗庙建筑。
之后，周文王为了翦商的准备，同时又在沣水之西建立丰邑，武王时又在沣水以东建立镐京。文王筑丰，已在他受命称王与伐崇之后，武王筑镐，则在克商以前，显然是带着军事的性质。直至周室东迁，周原的京城始终是西周的政治和宗教（宗庙）中心，称之为周。铜器铭文中称周者也往往指周原而言。丰镐在铜器铭文中称为宗周，洛邑则称为成周。
三、丰、镐二都
丰、镐是西周文王所建丰京和武王所建镐京的合称。据文献记载，丰、镐的修建是从周文王开始的。周文王是周族杰出的领袖，他在即位之后继承了先辈“翦商”的事业。一方面，“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积善行德，在政治上逐渐取得了优势。另一方面，调兵遣将，用武力征讨不愿臣服的诸侯，剪除了商朝的羽翼，从而扩大了周人的势力范围，出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向东方发展，实现灭商的理想，他决定把国都从岐山脚下的周原迁到关中中部的沣河西岸。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丰邑，基本上做好了灭商的准备。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很快把灭商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在灭商之前，又对丰邑进行了拓展，在丰邑之东的沣水东岸营建了镐京，并以丰、镐为基地，最终完成了灭商的大业。
丰镐两京修建的时间相距很近，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是罕见的。周武王之所以在丰京建成后不久另建镐京，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周王朝在营建丰京后，即在沣水东岸的镐池附近修建了一些离宫别馆，作为沣水东岸向东方发展的据点。周武王在克商的过程中，为了便于军事物资的东运，不断加强这个据点的力量，使这个据点的范围不断扩大。二是沣水东岸自然条件优越，在许多方面超过沣水西岸。丰京的地势较为低下，在沣河泛滥时容易遭受水患。
丰、镐两京隔沣水相望，并且都具有较大的规模，这一点在文献中有不少记载，但数千年来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所幸的是本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丰镐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现在已经基本上弄清了丰镐两京的大体情况。
丰京遗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客省庄、马王村和新旺村一带，在这里发现有大建筑群遗址，且发现有一套完整的地下排水管道。中心区为最大的夯土基址，坐北向南，东西长61.5米，南北最大进深35.5米，总面积1826.8平方米。
镐京遗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至落水村、眉乌岭一带的高冈地带，在这里发现有大型宫室遗址，平面呈“工”字形，中央主体建筑南北长59米，东西宽23米，南北还有规模相当的对称分布的两组附属建筑群，还发现数以百计的西周墓葬。1957年在张家坡发现殉葬车马坑，共4座。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这里的发现不仅是探讨西周的生产、生活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西周丰镐二京的城墙、布局以及附近的西周王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西周曾经是强盛的古代国家，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年代，丰镐也曾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它是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开始，也是西安建城的开端。然而到了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在西方戎人的压迫下，不得不迁都洛邑。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之后，丰镐日益残破，经过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已经变成了历史的遗迹。尽管这些遗迹已少得可怜，尽管这些遗迹距现在已相当久远，但是通过这些遗迹，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周代社会全盛时期的生活画面。
四、周原甲骨及其价值
周原甲骨是西周早期（含先周文王时期）的遗物，主要出土于陕西岐山凤雏村一带（旧称为“周原”）。1977年夏由陕西周原考古队发掘建筑遗址时发现。凤雏遗址两个窖穴共出土甲骨1.7万余片，目前已清理出有字卜甲292片，已发现的卜甲总字数为600多字，每片上的字数多寡不等，最少的1字，多的30字，还有许多甲骨为土锈所掩，有待进一步清洗。
这批卜辞文字的内容很广泛，有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另外还有关于人名、官名、地名、月相和记时方法等记载。
岐山风雏村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我们可以从中探索先周与西周初期周与殷商的文化关系，所以为考古学界、史学界所重视。
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周人的甲骨文字，但是由于它记述商纣父亲“文武帝乙”和“大甲”的名号和狩猎宴饮的内容，因而又怀疑它本是殷商之物而又移置于周的。此说不确，这是因为，首先，周原甲骨文中尚有大保、毕公等西周人物的名字。其次，周原甲骨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其字体结构固然相同，但是殷、周甲骨的整治、钻凿形态、灼兆等方面却不相同。再次，周原甲骨的月相术语，如初吉、既霸等，均为周所特有，西周铜器仍保持这一习惯并普遍应用。总之，周原甲骨文数量虽然远不及殷商，但是也能看出殷周文化之异同。
与殷墟甲骨相比较，西周甲骨的文字显得细小而潦草。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一脉相承，文字也属于同一系统。周原甲骨正式着录的专书尚未问世，摹本及照片已零星发表，较全的摹本附见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和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等书中。
周原遗址甲骨文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甲骨文不但是研究西周历史非常重要的资料。而且还证明了甲骨文并非商王朝所独有、非殷墟所独有，而商代的其它诸侯国也有使用甲骨并有被发现的可能。
五、文王与《周易》
周文王不但是西周王朝的奠基人，而且还是西周思想文化的开创者。
文王曾被殷纣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牖城），后来又被释放了出来。《史记》的《周本纪》、《日者列传》和《太史公自序》3处记述了文王被囚于羑里时“演易”之事，《汉书》的《艺文志》和《五行志》也记述了这件事。文王“演易”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司马迁说，文王被拘囚期间，“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又说“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治天下”。这里说的八卦指每三爻组成一卦的八经卦。将八经卦的两两相重，即成为每六爻组成一卦的六十四别卦，每一别卦六爻，六十四别卦共三百八十四爻。文王演卦以前只有八经卦，卦象数目太少，不敷推测事物变化之用，即使用于占卜也不会很完备，主要作为表现人们对8种自然物的认识的符号。文王重卦之后，易占成为一种完备的占筮方法流行开来。《易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在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与司马迁关于文王重卦的推测相合。所以司马迁认为文王重八卦为六十四卦是比较可信的说法。
第二，选用蓍草为占筮材料。龟卜用甲骨作材料，文王创立的易占用蓍草作材料。《易传·说卦》说：“昔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意思是说，文王演易的时候，神明暗中佐助文王，生出蓍草供他使用。这个说法把蓍草视为神物，以至后人越来越弄不清它是一种什么植物，有的说它可以生长3000年，有的说它可以驱除虎狼毒虫。有的说蓍草生长时上有紫云覆盖，下有神龟守护。其实，它是一种很普通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就是中药中的因陈。《韩诗外传》中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孔子在野外遇见一个妇女哭泣，让弟子问她有什么伤心事，这个妇女回答说：“昔者刈蓍，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割蓍草时丢了一支蓍草干做的簪子，顺手拾一根蓍草干换上就行，何必悲哀呢？孔子感到奇怪，又让弟子去问：“刈蓍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回答说：“非伤亡簪也，不忘故也。”这故事寓意在讲“不忘故”，但由此可知，蓍草是一种很普通的蒿草，可以当柴烧，穷苦妇女用它簪头发。文王演易的时候是一个囚犯，不可能有珍贵的材料，选用一种遍地生长的蒿草作为材料，是很自然的事。
第三，制定筮占方法。如何用蓍草推演出卦象，又如何依据卦象决断吉凶，都属于筮占方法。制定一套筮占方法是占筮不可缺少的环节。西周时期，文王制定的占筮方法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资料，可以借助《左传》和《国语》保存的22条筮占实例来推断文王制定的筮占方法。《易传·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一章，对筮占方法作了概括叙述，也可以作研究文王筮法的参考资料。后来朱熹依据自己对后者的理解制成筮仪，载于《易经集注》正文之前。朱熹的筮仪受到推崇，但肯定不能完全恢复文王占筮方法的原貌。史料缺佚，不能引申附会。可以肯定的是，有了一套占筮方法——占术，文王便把“术”与“道”结合起来，以“术”表现“道”。后来的筮史术士只知道运用《周易》的占术，思想家则着重通过占术来探讨“道”。孔子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着眼点即在“道”而不在“术”。
第四，取“易”为筮占之名称。“易”表示变更的意思。不过文王以前“易”字与占卜没有关系，因为龟卜钻灼甲骨形成兆纹，依据兆纹判断吉凶，与变更、变化无关。文王创立蓍占代替龟卜，蓍占成卦的基本原则是变化蓍策的排列以求得卦象，断占的基本原则是观察卦象爻象的变化预测吉凶，强调变化是蓍占的基本特点。所以，文王将他创立的蓍占取名为“易”是十分恰当的。除以上4点外，还有一个文王与卦爻辞的关系问题。
《周易》卦爻辞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分歧很大，大致有5种不同说法：（1）卦爻辞都是文王所作；（2）卦辞是文王作的，爻辞是周公作的；（3）卦爻辞都是孔子作的；（4）卦爻辞都是周初卜官作的，成于成王时；（5）卦爻辞是一人之作，作于武王时。
后3种看法认为文王与卦爻辞无关，是不合情理的。文王既有“演易”之举，对64卦的吉凶必有一定的看法，否则“演易”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了。第一种看法以为卦爻辞均为文王之作，亦不合情理。我们知道卦爻辞的内容包含着极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史料，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创作出来的，尤其不是一个被拘囚中的人可以创作出来的。卦爻辞的绝大部分只能从占筮档案中选取而来，文王被囚于羑里时没有条件做这件工作，被释放后没有功夫做这件工作。第二种看法认为爻辞是周公所做同样不合情理。但认为文王做卦辞比较可信，因为卦辞只有64条，很少涉及具体历史事实。文王在被囚的时候制定出或大体制出卦辞来是可能的，这不排除后来的卜官对文王所作卦辞作过修改。所以我们认为卦爻辞与文王有关，但又不能认为全是文王所作。
六、西周车马坑
西周王朝在沣河东岸建立镐京，这个昔日的古城早已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中逝去，但其地下的遗迹迄今仍依稀可见。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西周遗址时共发现车马坑10多座，清理了4座，现保护展出的是其中比较完整的一座，即沣西车马坑。沣西车马坑是西周初年成康王时代奴隶主墓葬的车马殉葬坑，位于长安马王镇张家坡村附近。因在沣河西岸，故得其名。
沣西车马坑呈长方形，南北长5.6米，宽3.4米，深约2米，内有并列的二车六马和一个殉葬的奴隶。车为木质，车厢呈长方形，前后长68厘米，左右为138厘米，四角均有一根立柱，高约45厘米以上。车厢的前面有用木条做的较矮的栏干，车厢两侧也有栏干的痕迹，可能比车厢前面的栏干还要高些。车门在车厢的后面，宽约40厘米。门两边也有栏干，高约32厘米，也用小木条制成。两车各有车辕一根压在车轴上，伸出车厢前面的车辕微向上，马驾在车辕的两旁，和今日的马车形制大不相同。南面的车由4匹马驾着，有车夫1人，马上下都有席子的痕迹，4匹马的头都放在车壁小龛里。北边的车辆由6匹马驾着，6匹马的头排成弧形，很整齐，显然是将马用某种方法致死后由人摆置的。马的头部和身部都有很多铜制和贝制的装饰品。每个马身上都有成套的马具，包括络头、笼嘴和挽具等。
西周车马坑的发现，不但证实了这一带是周文王创建的丰京遗址，而且也证明了西周时期奴隶主死后，有将生前乘坐马车和车夫殉葬的风俗。这些车马坑遗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奴隶主贵族生前役使奴隶为他们服务，死后还毫无人性地用活人殉葬，梦想着死后仍然能保持生时的享乐，这充分反映出剥削阶级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