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之先祖和襄公封侯
秦人源东夷而保西垂秦人祖源为东夷人，5000年前活动于东海岸边之山东、江苏一带。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祖先是五帝之一颛顼帝的后裔。颛顼孙女名女修，织布时误吞玄鸟（燕子）蛋而生大业。大业为秦始祖，娶女华为妻而生大费，即伯益。伯益佐大禹治水有功，又帮舜驯服鸟兽，被舜赐姓嬴氏，并被封于秦，地70里，地在山东、河南交界。伯益的二儿子叫若木，在费国为君，子孙以费为姓，其后人费昌在夏朝为臣。伯益大儿子名大廉，继承其父驯调鸟兽的技业，为嬴姓秦国。
商族之首领契传至14代到汤，势力壮大，东夷之费、秦等嬴姓国都依附支持商，《史记·秦本纪》云：“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他护驾有功，得到商汤的信任和宠爱，于是随汤之军队进入中原晋、秦之汾水、渭水流域。
由于赢姓国效忠于暴君殷纣王，受到周武王的打击，国家沦亡，恶来、蜚廉、费仲死心踏地跟随纣王，其族被废姓，其民降为牧奴。蜚廉有一子名季胜，继承祖父中潏的事业，率嬴秦军民保西垂，在渭河中游宝鸡一带，因势力发展，嬴秦遂到西犬丘（今甘肃东南），臣服于周。季胜有一子孟增被周成王宠幸。孟增孙造父被周穆公召以为御手。他在桃林挑选八骏，载周穆王游西域，穆王封造父于赵城（今山西洪洞赵城镇）。其后大骆、非子率族西迁，与西垂之嬴秦遗民会合，为周王朝守边，抵御戎狄部落。非子族“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深得犬丘（今甘肃天水）一带戎部落叹服，“（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称赞，将其系族申侯之女许配大骆，生子名成。申侯为非子族请封，孝王遂使非子“复续嬴氏祠，号曰秦嬴”，于是复有嬴、秦之称，以远祖少昊、颛顼而祀之。近年发掘雍城秦景公大墓，出土石磬铭文也印证文献之正确，其为少昊后裔。非子受封，建立了政权，建筑城邑、宫室、村落等。
从太昊、少昊，到非子邑秦，嬴族经历了兴起、发展、鼎盛、衰败而又复起几个阶段，历时3000年。曾兴盛于东方的嬴姓族在西北高原崛起，其东夷族也变成了华夏族，而其族之坚韧性、适应性也表现了出来。
秦襄公为诸侯周西垂在渭水上游高原河谷地带，犬戎、狄、羌部落长期在这一带生活。羌为炎帝部落后裔，戎、狄为黄帝后裔，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在周代仍很落后，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公元前845—前822年，秦仲继立，时周厉王在位，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到彘（今山西霍县），西戎乘机侵犯，秦仲率军民作战失败，逃回西周。共和十四年，周宣王即位，出现中兴，“四年，使仲伐西戎。”他接见了秦仲，慰问死难军民，表彰了他们，“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秦军与周军经艰苦作战而打败戎部，受到周宣王封赏，“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公元前822年，秦仲战死前线。
秦仲子庄公等5人继续与戎战斗。宣王在镐京接见庄公，鼓励他杀戎，宣王还封秦仲子康于梁山（今乾陵处），其后姓梁氏。庄公兄弟5人经浴血奋战，终于击败了西戎，恢复西犬丘宗邑重地，庄公被封为西垂大夫。
庄公卒，长子世父让位于弟襄公。襄公将妹穆嬴许于戎部丰王为妻，以分化戎部。丰王活动于丰岐，即长安至岐山一带。襄公二年（前776年）向东扩土，迁都于汧（今陕西陇县），汧为军事城池。从非子开始的秦邑由世父镇守，成犄角之势。戎侵夺犬丘及邑，擒世父。襄公率军回救，获胜，迫使戎送回世父。秦之胜为多年积累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周围戎部采用分化和打击两手的胜利。宣王末期，王室衰败，秦借“王命”大力征伐以发展势力。
宣王死，子宫涅即位为幽王。他昏庸残暴，政治黑暗，不但使自己一命归阴，还导致西周灭亡。于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秦襄公率军来丰镐迎平王护驾而受到重用。平王看镐京已为废墟，决定迁都成周（洛邑）。襄公“战甚力，有功”，又护送平王至洛邑。“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以岐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秦襄公奉平王命令，回军西上，与丰镐一带的犬戎作战，使他们退回泾河上游地区。
襄公回到汧邑城，慰劳将士，宣布建立秦诸侯国，以西犬丘为都城，完善政权机构，与诸侯通聘享之礼，又祠上帝于西畤。“秦襄公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襄公立国后，形势仍很严峻，周围被戎狄鬼方、猃狁、丰戎等包围着。他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求生存，否则所封之地也为一纸空文。他积极发展生产和整顿军备，《诗经·驷鐡》毛氏传称：襄公“备其甲兵，以讨西戎。”《诗经·小戎》载，秦已有兵车，用各种毛色的骏马驾驶，马有甲衣。从襄公八年到十二年，经4年征战，才“伐戎而至岐”。后襄公战死，归葬西垂，秦军西退。秦襄公使秦为诸侯，他在秦之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励精图治的秦穆公
秦穆公是春秋时期秦国的国君，名任好，秦德公少子，秦成公弟，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秦穆公在位时，奋发图强，锐意进取。他重用百里傒、蹇叔等良臣，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依靠他们修明政治，发展军事，奖励生产，使国家实力大大增强，也最终使秦“称霸西戎”。因此，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穆公的用人与外交策略在选用人才上，穆公不分国别、族别，广招天下之士。晋献公曾将百里傒作为陪嫁奴隶送给秦国，百里傒中途逃到楚并被捉为奴。穆公听说他有才能，用5张羊皮赎回，后任他为大夫，号称“五羊大夫”。百里傒又荐好友蹇叔，穆公派人以厚币从宋国迎来。晋国丕豹来秦，后来当秦有灾而晋不借粮时，他被穆公派为先锋攻晋，大败晋军，生擒晋惠公。由余原为晋人，亡入戎。入秦后，穆公与他交谈，知道他很有能力，是戎国的贤臣。于是，穆公定离间之计，先以女乐送戎王，使他迷于声色，不理政事，又故意延缓由余的归期，派人离间戎王与由余的关系。由余在戎中无法呆下去，就投降了秦国，穆公对他委以重任。这样，穆公手下就人才济济了，这为他成就霸业提供了人才条件。
在外交上，秦穆公也很有谋略。当时，晋灭掉十几个小国，占有陕西东部一带，为一大强国，对秦威胁很大；楚也兴起，北伐中原并占有陕南；东方的齐国亦为强国。秦穆公认真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晋是主要敌人，所以采用联楚抗晋战略。而如何对待晋呢？秦穆公能够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和双方实力，有效地采用友好与战争两种手段，充分体现了他灵活的外交策略。
首先，穆公元年，“自将伐茅津”，其地在平陆县。穆公要伐茅津之戎，就要打破晋国的堵塞。晋献公为此而不安，决心灭虢、虞二国，并很快占有这两国之地。这样，穆公不敢攻茅津之戎，就采取了和晋策略，求婚而娶献公女儿为夫人，两国结盟。
其次，晋献公宠信骊姬，打算重新立骊姬之子为太子。于是他先逼旧太子申生自杀，又欲加害重耳和夷吾，这两人逃走了。当时夷吾逃在梁（今韩城），他以割河西8城求穆公支持，于是穆公护送夷吾回国为君，即晋惠公。不料夷吾最后背约而失信誉。公元前648年，晋国旱灾，惠公派人向秦求助粮食。穆公与大夫公孙枝、百里傒商议，决定救晋灾。公元前643年，晋又遭灾，秦仍救济。这就取得民心，提高了威望。
再次，公元前645年，秦败晋，晋太子圉入质于秦，穆公礼待之，将女儿怀嬴嫁给他。公元前638年，惠公病重，太子圉私逃回晋。穆公对他不满，派使者到楚，迎回公子重耳。重耳已在外17年。穆公和夫人对重耳加以礼遇，送他5个美女，并把其女许于重耳为妻。公元前638年，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国即君位，为晋文公。
殽之战与扩张重心的西移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年），秦、郑结盟，秦大夫杞子、逢孙、杨孙等被派往郑国戍守。两年后，杞子从郑国向秦穆公报告：“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于是穆公决心袭郑。蹇叔提出4点理由反对袭郑。1、“师劳力竭，远主备之。”2、“行千里，其谁不知”。3、“勤而无所，必有悖心。”4、“晋人必御师于殽。”百里傒也反对伐郑。穆公不听，以百里傒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及白乙丙为将。蹇叔和百里傒想到将士即将送死而大哭，穆公斥责。秦军过东周洛邑北门，骄傲无礼，尚幼的王孙满也认为秦军“必败”。郑国牛贩子弦高见秦军袭郑，谎称郑已知秦军来，派他送12头牛慰劳。秦将见郑已有准备，只好退兵，并顺便灭晋之属国滑。
晋文公刚去世，太子襄公正在办丧事，闻秦袭郑而大怒。晋大臣说：“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出师，伏兵于殽，姜戎也前来助战。秦军行至山谷，晋军伏击，秦军无一逃脱，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等将被擒。襄公母为穆公女，她营救了诸将。穆公穿孝服出城迎诸将，说由于自己不听百里傒、蹇叔的话，致使全军覆没，你们要准备雪耻。
次年，秦穆公为报仇，命孟明视等攻晋。双方在彭衙（今陕西白水）交战，结果秦军大败。此战后，穆公经充分准备又大举伐晋。他亲自督战，孟明视等诸将拼死作战。秦由茅津渡黄河，焚船只，猛攻，攻占晋“王宫”。晋军败，退城坚守，不出战，穆公才解恨。之后，秦军又南渡黄河，收敛埋在殽山谷道战死的秦兵尸骨，举行隆重的葬礼，全军“哭之三日”。穆公对将士誓词悔过：“嗟士卒！听无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此后，穆公认识到秦不能打败晋国，无力称霸中原，就转而和晋，图霸西戎。
“并国十二，独霸西戎”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朝的政治中心从陕西关中转移到河南洛阳地区，关中等“岐以西之地”即被以犬戎为首的诸戎等所控制。经几代奋战，秦的领地西起甘肃天水西，东到陕西华县，关中大部为秦所有。然而，这一地区的戎族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直到秦穆公任好时，秦国才加快了对诸戎的征服步伐。穆公元年（公元前659年），秦大举进攻与晋交界处的茅津（今河南三门峡）之戎；二十年（公元前640年）又灭东边的梁、芮两小方国（均在今陕西大荔境）；二十二年，又向南进逼瓜州（在今陕西终南山北）陆浑之戎（亦称允姓之戎或姜戎），迫使其向东迁徙，晋国则引诱他们居于伊川（今河南伊、洛水上游一带），强迫他们开垦荒地，服役纳贡。这样，秦国向东、向南驱逐或征服戎族，势力大为扩展。然而，秦四周戎族势力仍然很强大，史称西戎有国12或14，其大者有“八国”，即绵诸、绲戎（犬戎）、翟、豲、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据学者们考证，除义渠、大荔戎在今陕西境内外，其余皆在甘肃东部及宁夏一带。
到穆公三十四年（公元前626年），西戎王遣使臣由余至秦。穆公先用反间计争取到由余，然后又重用由余以伐西戎。经过两年的准备之后，穆公用由余之策，“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8国不同程度服属于秦国。
秦称霸西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除了体现秦自身的价值之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黄河以西广大地区的社会进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长期以来由戎族控制下的地区，小国林立的局面得以结束，社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民族融合进程得以加速。
第二，令秦之威名远播域外。关陇以西到中亚乃至欧洲，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交通往来。穆公称霸西戎，其名声不胫而走，遂开始使“秦”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专门称谓。日后秦统一中国，则进一步强化了域外各国以秦代指中国的意识。据学者考证，许多国家称中国为“支那”或“China”，实即秦的音译。
三、秦与诸戎狄的冲突融合
前面我们提到穆公时秦独霸西戎，也就是说当时陕西及其附近的诸戎（即以犬戎为首的西戎），有的为秦并灭（如社、彭戏氏、小虢等），有的被秦所逐（如陆浑之戎），有的则服属于秦（如义渠、大荔等）。从此，以犬戎为首的诸戎见于记载的则不多。秦国称霸西戎的过程，是其开疆拓土、日益强盛的过程，也是秦人及其所并诸戎逐渐融人华夏族的过程。秦人在西周时，还被华夏族（周人）视为“夷狄”，即非华夏族。如《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均称秦人为“狄”，“夷”；后来商鞅也说过：“始秦戎翟之教。”但在春秋以后，秦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华夏族的文化及礼仪，参与大国争霸，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而由秦人兼并的诸戎也随秦人一起融入到华夏族之中。当然，这一进程是长期的、缓慢的，而且有先有后。
春秋战国时，在陕西除了秦人和诸戎之外，在渭、洛之间和陕北地区还有一称为“狄”的民族。据许多学者研究，此时的“狄”与殷周时的鬼方、猃狁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是他们在春秋战国时的名称。据《春秋》三传、《史记》、《国语》等先秦、秦汉史籍载，春秋时的狄大致可分为白狄、赤狄和众狄（包括后之“长狄”）几个大的部落集团。赤狄主要分布在晋国（今山西及河北南部）；白狄则居于秦国北，今陕西渭、洛流域及陕北、山西西部；其余众狄均在今山西、河北、河南等地。
赤狄、白狄与晋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后来赤狄各部渐为晋所灭，白狄亦势孤力单，成为邻近相互争霸的两个大国——秦、晋结盟和争夺的对象。晋成公（公元前606——前600年在位）竭力拉拢白狄以抗秦，六年（公元前601年），支持白狄与之共“伐秦”。秦也积极拉拢白狄，支持其“伐晋”。如秦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82年），秦与白狄“伐晋”。到晋平公十三年（公元前545年），白狄与晋和好，并服属于晋。至此以后，再也不见白狄有活动于陕北和晋西的记载。
义渠，关于其族属，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是西戎中羌之一种；一说则以为是狄，即赤狄、白狄之后裔。据《史记·匈奴传》、《后汉书·西羌传》等载，义渠居地在秦之北，即今泾、洛水北。大约在秦惠公时（公元前500——公元前490年），在陕西的义渠、大荔戎最为强盛，“筑城数十，皆自称王”。
义渠的兴起，威胁着秦国，故秦国于厉共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44年）伐义渠，俘虏其王。后14年，义渠又伐秦至渭水北。过了100余年，义渠又败秦军于洛水。后4年，义渠内乱，臣属于秦。后又反离，为秦军所攻。此后，双方争战各有胜负。
义渠与秦之间的争战前后持续150余年，当然，其间也有和平相处的时期。义渠最终为秦所灭，使秦之势力达今陕北地区。此后，义渠人在秦、汉的长期统治之下，逐渐华夏化，余众也多有迁于今甘肃者。如西汉时有“义渠王骑士”的记载；汉初，北地、安定郡也有“义渠”，义渠人到西汉后期则先后融人华夏族之中。
义渠南边的大荔戎，主要居于洛水流域，以今陕西大荔为中心。春秋中叶，大荔、义渠最强，并称王。秦厉共公十六年（公元前461年），秦以兵2万伐大荔，取其王城。此后大荔戎就很少见于史籍，可能即为秦所灭。直到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才见有“大荔围合阳（今陕西大荔北）”的记载，大荔戎可能最后也融入华夏族或义渠之中。
长达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为主干，逐渐融合了长江流域及华北、西北的四周各个民族，使华夏族不断地巩固、扩大。陕西地区各民族的发展、融合就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由于秦人的崛起及强大，最后几乎统治了陕西全境，关中的戎族，渭北、陕北的白狄、义渠等族，逐渐与秦人一起融入华夏族之中，使陕西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格局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