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嬴秦三都：雍城·栎阳·咸阳
雍城、栎阳、咸阳是秦人在发展过程中先后所建的3个都城，其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雍城雍城是东周前期秦国都城。《史记·秦本纪》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献公“二年，都栎阳。”从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到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的290余年间，雍城一直是秦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作为国都，雍城有着规模巨大的城垣和壮丽宏伟的宫殿，成为当时全国发达的大都市之一。雍城城垣，根据钻探资料证实，位于今凤翔县城南，雍水河之北，纸坊河以西的黄土台塬上。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面积约10.56平方公里。雍城城外除东、南以纸坊河、雍水等自然河流作为天然屏障外，还在西垣外挖掘了人工城壕作为防御设施的一部分。
1973——1986年，考古工作者对雍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摸清了城内的三大宫殿区等建筑遗址。
雍城城内在春秋战国时先后建有姚家岗附近宫殿区，马家庄附近宫殿区和铁沟、高王寺宫殿区。姚家岗在城内中部偏西，发掘出可以藏冰190多立方米的冰窖遗址和一处宫殿遗址；马家庄遗址位于雍城中部偏南，是保存较好的春秋中晚期大型宫殿宗庙区，可能是秦桓公居住的“雍太寝”之所在；铁沟、高王寺宫殿区位于雍城北部，从这里发掘了凤尾村遗址和高王寺铜器窖藏。在三大宫殿区内发现了大量陶器，有盆、罐、缸、瓮、鬲、钵、豆、盂、绳纹水管道、井圈、板瓦、筒瓦以及云纹、葵纹瓦当等，这些文物都是我们了解那段历史的活生生的资料。
献公东迁后，雍城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但作为故都，列祖列宗的陵寝及秦人宗庙仍在此地，许多重要祀典还在雍城举行。如今的雍城遗址，已于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学者和游客前来参观。
栎阳栎阳位于西安城东北阎良区武屯乡关庄和御宝屯一带。秦献公二年（前383年）秦国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至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秦以栎阳为都计33年。秦末项羽三分关中，栎阳曾作为塞王司马欣的都城，汉高祖刘邦也曾一度以栎阳为都城。
栎阳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1.6公里。东、北墙已破坏，南城墙残长1640米，宽6米；西墙残长1420米，宽8——16米。勘探栎阳有3个城门，即南门一个，西门两个；道路13条，其中东西路6条，南北路7条。另外，还勘探出建筑和作坊遗址15处。栎阳城遗址有大量瓦砾堆积，还出土有铜斧、铁铲、铁块、石磨、石范、石夯头、绳纹筒瓦、板瓦、水道、井圈、陶盆、瓮、罐、簋等遗物。
咸阳秦咸阳位于函谷道和渭北道的交汇处，在今西安市西北、咸阳市东约30里的窑店镇一带，北依高原，南临渭水，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秦人从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开始兴建咸阳，经过100多年的苦心经营，到秦王政即位时，咸阳城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宫殿楼阁，而且有规模相当可观的手工作坊和商业市场。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都市中“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又对咸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不仅在咸阳北原上仿造六国宫殿，使咸阳城出现“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的局面，而且在渭水之南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阿房宫。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据说殿中能容纳10万人，“车行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立于宫门”，规模之大，无与伦比，显示了秦都咸阳的宏伟气势。
阿房宫的修建，标志着咸阳城从渭河之北向渭河之南的发展。这个过程是从秦惠王时期开始的，《三辅黄图》载，惠文王“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作信宫于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枢”。三十五年，复修阿房宫，使渭河以南地区得到较大的开发，成为咸阳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咸阳城就出现了渭北和渭南两个区域，渭河从咸阳城中穿过，渭桥成为连接两个区域的纽带。正因为如此，文献中有“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记载，在客观上概括了咸阳城的基本特点。
咸阳城在秦始皇统一后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过秦始皇的扩建，宫殿林立，楼阁相属，规模空前，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反映了秦王朝的伟大气魄。遗憾的是，这座宏伟壮丽的城市在秦末被项羽烧毁了。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熄”，最后成了一片灰烬。由于咸阳城在秦末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加之此后渭河河道不断北徙，因而咸阳古城遗址已经很难寻找。考古勘察证实，咸阳故城南半部因被渭河冲毁，全貌已不可考；渭河北岸的宫殿区的地势较高，遗址尚存。在西起毛王沟，东至柏家嘴，北自高干渠，南至咸铜铁路的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相当密集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其中聂家沟至山家沟一线分布最多，规模也最大，考古工作者推测是咸阳宫的所在地。从这些遗址中，或多或少还可以看出咸阳城辉煌的过去。
二、秦公陵园及一号大墓
据史书记载，秦国共有36代国君，其中19代都于雍城（今陕西凤翔），其陵墓位于雍水河西面的三畤原（当时称作“北园”）上，距秦都雍城约6公里。这里地势坦荡，林木葱郁，地表距地下水位深度约80——100米，适宜营造大型墓葬，故被秦国统治者选中，定为秦公陵园区。
现已探明，秦公陵园区南北宽3公里，东西长7公里，占地面积达2万多公顷。陵区四周有绵亘10多公里的大型护陵壕沟环绕。在目前发现的43座秦公大墓中，有18座“中”字型大墓，3座“甲”字型大墓，6座“凸”字型墓，15座“目”字型墓和1座“刀”字型墓，它们背西面东，呈雁翎形排列，规模宏大，气势非凡。
在“中”字型大墓中，最大的一座是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其规模之大令人震撼，全长300米，其中墓室长59.4米，宽38.8米，深24.5米，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比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国王陵大15倍，比湖南长沙西汉马王堆一号大墓大20倍。从墓道的一端望去，这座大墓像一条幽深的峡谷，正如《诗经·黄鸟》说的：“临某穴，惴惴其憷。”这使人不禁惊叹大墓的深邃。陵墓规模如此之大，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秦国经济的发达，国力的雄强和奴隶的劳役之苦。
秦公一号大墓的殉人之多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史记》和《诗经》记载秦穆公死后曾殉人达177人之多，但无法证实。这次从秦公一号大墓发掘殉人牲达184具，清楚地表明秦国当时的奴隶制社会性质，证明了《史记》、《诗经》记载的准确性，解决了史学界、考古界多年悬而未决的疑案。
在秦公一号大墓还发掘出中国最早的大碑，从而使人们看到了我国古代碑制发展的源头。秦公一号大墓虽遭严重盗扰，但仍出土了300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最重大的是刻有290多个篆文的石磬。从篆文“天子匽喜，龚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鼐”等句，初步推断墓主人为秦景公。此外，出土的3000余件极为精美的金器、玉器、铁器、石器、骨器，充分反映出秦人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从而否定了“秦国生产力落后”、“秦国奴隶制统治薄弱”等论点。这些文物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秦国历史，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三、老子与楼观台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前471年之间。据《史记》记载，从早年起，老子就在东周王朝任史官——守藏史，掌管史册典籍。约在中年时期，受到王公贵族迫害，一度罢官，逃居鲁国避难数年。后来，老子又被召回复职。约在50岁时，由于东周王室的史册典籍散失，老子也自然失去了官职。老子在东周的时间比较长，看到了东周王室衰微，他便离开东周奔赴秦国。西行途中，经函谷关，受到时任函谷关令尹喜的盛情接待。
尹喜字公文，甘肃天水人，有《关尹子》等着作问世。因尹喜爱好天文、地理及星象、易理之学，为寻清雅之地修道，乃涉览山水，最后选中终南山下今周至县境内，结草为楼，观星望气，精思至道，因号其宅为草楼观。
尹喜遇老子后，就辞去了官职，迎老子归草楼观，斋戒问道，并请老子着书以惠后世。老子遂着道德经5000言授之，这就是今天所说的《道德经》，也即《老子》这部书。《道德经》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尹喜还在草楼观南约千米的小丘上筑台请老子讲经，后人称此处为说经台。（后因曾在说经台建祠祭祀老子，故说经台又名老子祠。）人们便把“草楼观”与“说经台”合称为“楼观台”。
东汉之后，老子被依托为道教开山祖师，楼观台由此成为道家、道教朝拜圣地。几千年来，楼观台吸引着无数善男信女纷至沓来，顶礼膜拜。尹喜被尊称为尹真人、文始真人、关尹子；老子被尊称为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楼观台还被誉为中华文化之魂所在地，有“天下第一福地”美称。它已成为国内外进行道教文化交流的重点道观和陕西省境内着名的古文化遗迹游览区。2004年，海峡两岸纪念老子楼观授经祈祷法会、大陵山祭拜老子法会等活动在楼观台隆重举行，这些活动增进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团结和友谊。历史悠久的楼观台道教文化，在今后的社会文明建设和海内外文化交流中，必将会更好地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名医缓、和及扁鹊的悲剧
东周时期，秦国的医学事业堪称先进，连称雄于中原的晋国也要“求医于秦”。
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患重病，求秦医。秦桓公派“良医”缓为晋景公疗疾。医缓诊断后认为景公的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无可救药。他准确地判断其不治，并首次提出“膏肓”的概念。膏是指心下面的一小块脂肪，肓是心膈上的薄膜，药力达不到，于是有“病入膏肓”之语。
公元前541年，晋平公有病，又求秦医。秦景公派名医和去晋。医和诊断后对平公说，君之病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所致，若长此以往，早则3年，晚则10年，必死无救，后来果如其言。医和认为：人体有“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六气协和，身体健康；六气失调，就要生病。此为病因理论之最早阐述，后成为《内经》的内容之一。
春秋后期，关东名医扁鹊来秦。他原名秦越人，号卢医，渤海郡人。他创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病，擅长切脉，是最早讲脉理的医生。他最早提出《脉法》，后成为《内经》的重要理论。他名闻天下，人们把他比为黄帝时代的名医扁鹊，尊称为“扁鹊先生”。西汉陆贾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法。”扁鹊尤精妇科、五官科和儿科，最早进行中医分科。他听说秦国人爱儿童，就来咸阳专为小儿治病，深得秦人崇敬。秦武王慕名请他看病，扁鹊诊后准备治疗，但太医令李醯等却劝阻说：“大王的病在耳前眼下，万一出错，将耳聋眼瞎。”武王犹豫不决，扁鹊很气愤，就扔掉砭石。后来秦武王下决心让扁鹊医治，终于治好了久治不愈的病，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高明，非常嫉恨，就派人在扁鹊回归的路上杀害了他。秦国百姓非常痛惜，将扁鹊埋葬在遇难地。其地在今临潼县南陈村，尚存扁鹊墓。
五、韩非客死秦国及其思想
韩非出身韩国贵族，“为人口吃，不能道，而善着书。”“喜刑名法术之学。”他和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学问胜过李斯。他潜心研究法家之学，成为法家大师。他看到韩国弱小，多次上书韩王，提出改革主张，但未被采纳，便发愤写下《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外储》等20卷10万言，被称为《韩非子》。
他把法家杰出人物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以及慎到的“势”融汇而合为一体，成为法家集大成者。所谓“法”，就是为维护封建秩序而公布于世的成文法；所谓“术”，就是国君控制臣民的权术；所谓“势”，就是君主所握有的统治百姓的权势。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法是基础，治理国家要“以法为本”。他把国家比喻成国君的车子，“势”好比拖车的马，“术”如同驾车者的鞭策。治理国家，就如同驾御马车，没有马力和御者的鞭策都是不行的。韩非的法制思想为封建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还提出以下的法家理论：1、加强中央集权。2、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认为私学与统治者不一心。把学者（儒士）、言谈者（策士说客）、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耕战者）和工商之民称为五蠹（害虫）。3、明行赏罚，奖励耕战。
公元前234年，秦王政读到韩非的着作，拍案叫绝：“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他，此人叫韩非，在韩国。秦王下令急攻韩国，迫使韩交出韩非。秦王见韩非后，更钦佩其学问。李斯因忌妒韩非而乘机谗害他。秦王听信了李斯而将韩非下狱治罪，李斯派人送毒药，逼韩非自杀。
韩非的学说完全被秦王政和李斯所采用，成为秦统一天下的思想理论武器。韩非在思想上造就了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但韩非的法家学说强调高度专制，强调对人民的高压，也促使秦实行暴政，他反对私学与儒士，促使秦焚书坑儒。
六、吕不韦与杂家名着《吕氏春秋》
吕不韦本为阳翟大商人。后以“奇货可居”，资助在赵为人质的秦公子子楚回国即位，即庄襄王。因功为秦相，封文信侯，食雒邑10万户。秦王政继位，尊他为“仲父”。此时魏信陵君、楚春申君、赵平原君、齐孟尝君都礼贤下士，各养士3000人。吕不韦招徕人才，其食客也达3000人，其中有儒、墨、道、法、名、兵、农诸家学派人物。吕不韦能兼纳各家人才，说明其思想的开放与灵活。
吕不韦根据秦将统一天下的形势，认为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治国理论和政策，于是他让其门客“人人述其所闻”，阐述各派观点，合成一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160篇，26卷，20余万字。因内容是讲“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所以命名为《吕氏春秋》。书成，他下令把书公布在咸阳市门上，悬赏说：“有谁能增损一字，奖赏千金。”
《吕氏春秋》集思广益，博采诸家，“合儒墨，兼名法”，号称杂家。这是我国古代官方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地编写的理论书籍。它综合百家之长，论述了哲学、政治、社会道德、伦理、历史及自然知识等，是一部巨着。其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色彩。它既糅合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养生思想，又剔除了道家的消极唯物主义，对万物的认识是进步的。它提出一整套治国纲领，提出要“法天地”，就是要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来规律。主张“君道虚，臣道实”，君臣各行其道。主张君主要治其身，检查自己的缺点不足，求贤用贤。君主要以民为本，以仁德治国，才能为太平盛世。
吕不韦的思想是汲取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和道家部分思想，兼取各家之长而形成的。吕不韦认识到，统一后的空前强大的国家仅用一种狭隘的思想去治理是不行的，应当博采百家之长；他认识到秦国历来的暴力攻伐，在守天下的和平时期继续使用是不合适的，其后要实行仁政德化，不能对人民残暴；他认识到天下要有天子，但不能是一人之天下，认为君主个人专权不行，反对法家学说的过分专制。这些都表现了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的独到见解。秦王朝如能采用这种思想治国，由打天下时的暴力转变为守天下时的仁义，也许就不会那样短命而亡。
##第三章秦汉：政治经济与文化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