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策潜授，五王奋起；包复夏之大业于心术，贻安刘之永图于身后。再造唐室，时维梁公。
（唐）冯宿
神龙元年（705），张柬之等人利用武则天病重卧床不起之机，发动政变，推翻了武周政权，拥皇太子李显即位，重新恢复了李唐政权。这一事件虽然是在狄仁杰死后将近5年才爆发的，由于政变集团的主谋几乎都是狄仁杰的门下桃李，狄仁杰临终时又表达过匡复唐室的愿望，所以这一事件历来被后人视作其门下之人秉承狄公遗愿的大举动。狄仁杰也被视为再造唐室的功臣，千古以来受到人们的颂扬。
一.临终遗言
圣历元年（698）迎回庐陵王并立为皇太子，对于狄仁杰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恢复大唐统治已不是很遥远的事了。但是狄仁杰深知自己年老多病，欲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盛举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门人身上。有一次退朝之后，狄仁杰对张柬之、桓彦范、崔玄、袁恕己等5人说：“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见五公盛事，冀各保爱，愿尽本心。”5人对这一番话自然心领神会，知道狄仁杰所指何事。久视元年（700），狄仁杰病重，张柬之等5人前往探视，坐了很长时间，竟无说一句话，只见狄仁杰流泪不止，连枕头都湿了，仍与诸人相互对视，默默无语。5人从狄仁杰寝室退出后，都猜不透狄公悲伤的原因何在？袁恕已猜测说：“是不是狄公自感气力转衰，来日无多，欲安排家事？”张柬之不同意这种看法，说：“没有听说有大贤不顾国事而先谋其家事的。”一会儿，家人过来请张柬之、袁恕己、桓彦范3人入内，敬晖、崔玄立于门外。狄仁杰对他们说：“刚才我没有说话，主要是因为敬晖、崔玄二人在场。此二人能决断大事，但不善保守秘密，如果先与他们商议，有可能泄露出去，这将造成大事无望而家先亡。但是时机成熟而不和他们通力合作，事情也不能成功。”接着狄仁杰又进一步交代说：“欲举大事，必须先除去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以上这段记载出自于李邕所撰的《狄梁公传》。李邕与张柬之等人关系密切，又一同在洛阳任官，所以他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不过李邕毕竟是一个文学之士，缺乏史家的严谨态度，记事不免有夸张之处，且文学色彩过浓，反倒使人有时不免对其所述之事产生疑虑，下面所述之事就是一例。
在狄仁杰死后一年左右，张柬之等5人秘密聚会，谈起狄公当年之言，5人重结盟约。酒饭之后，准备商议如何举事，众人互相对视，相顾欲言，又觉时机尚不成熟，不提此事又感到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恐辜负了狄公期望，因而欲言又止，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桓彦范先开口，话未说完，忽听窗外声若雷霆，风雨骤起，天昏地暗，咫尺莫辨。5人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于是他们相谓而言：“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假以灵变以惊众心，不欲吾辈先论此事，未至其时，不可复言也。”一会儿，天青日明，恢复了先前平静的状态。狄仁杰死于久视元年九月《千唐志斋藏石》中的《大周故袁府君墓志铭》，为狄仁杰撰写，志文提到袁公瑜夫人于久视元年十月廿八日合葬于洛阳北邙山。据此狄仁杰当不是这年九月死，至于到底死于何时？尚不能确定，姑且暂依，次年十月，武则天离开洛阳驾临长安，以韦巨源为神都留守，全面负责洛阳各项事务。张柬之等5人聚会当在此时，他们可能认为武则天离开洛阳，百官从驾，正是举事的大好时机，所以聚会商议此事。大约意见不统一，有人认为“未至其时”，正好那日遇到风雨，便假借狄公警示否定了冒险举事的意见。李邕能知此事，当是后来政变成功后出自5人中某人之口，绝不至于凭空编造，只是经李邕以文学笔法记述，遂给人以一种神异的感觉，这样就不免降低了该书的可信度。
狄仁杰临终时的遗言，与他平时一贯的谨慎作风完全一致，应该是可信的。他要求举事时必须先除掉武三思，并不是能预知武三思后来反倒除掉了张柬之等5人，而是自从武承嗣死去后，武氏诸王中以武三思权位最高，影响最大，除掉武三思可以减少政变阻力，有利于李唐政权的恢复与巩固。只是李邕在《狄梁公传》中将此事搞得神秘化了，致使司马光认为其语言怪谲无稽，附会其事，从而全盘否定了该书的史料价值。《狄梁公传》说：“易之等既诛，袁谓张公曰：‘昔有遗言，使先收三思，岂可舍诸？’张公曰：‘但大事毕功，此是机上之物，岂有逃乎！’后梁王（指武三思）交通于内，五公果为所谮，俱遭流窜。所期兴废年月，遗约轨模少无异也。”说狄仁杰能预知李唐统治一定恢复是可信的，因为中宗已经被立为太子，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恢复帝位都是早晚的事。但是说他甚至能预知恢复的年月，则是李邕的夸大之词，难怪司马光认为怪谲无稽了。
然而该书关于袁恕己提醒张柬之应该遵照狄仁杰的遗言杀死武三思的记载却是可信的。实际上政变之时提出此议的不仅袁恕己一人，洛州长史薛季昶曾对张柬之、敬晖提出过此事，二人回答说：“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朝邑尉刘幽求当时也在洛阳，也对敬晖、桓彦范提过此事，仍没有听取。如此之多的人都能预料到武三思以后必不利于发动政变者，以狄公之智略，如何不会预先料知此事？那么，为什么张柬之等不肯对武三思下手呢？是否因武三思尚有实力，一时还无法对他采取断然措施呢陈寅恪先生持这种观点。《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51页《记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事实不存在这个情况。试想当张柬之等人在李氏家族支持下，掌握禁军，控制了洛阳局势，连当时的皇帝武则天都不能自保其位，何况武三思等辈。如果他们果有此实力，为何不行动力保武则天而坐视她被人废黜？因此，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内，张柬之等人欲诛武三思不过举手之劳而已。既如此他们为何没有采取这个行动呢？关于这个问题，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中宗即位后，张柬之、桓彦范等屡次劝中宗诛杀诸王，中宗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张、桓叹息之语，《新唐书》卷120《桓彦范传》亦载。原来他们不杀诸武并非当时力不能逮，而是想留给中宗去做这件事，以张扬天子之威，伸天下之正气，这种想法是难能可贵的。王夫之对张柬之等人的这一行为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以斯言体斯心，念深礼谨，薄一己之功名，正一王之纲纪，端人正士所由异于功名之士远矣。”他还对那些嘲笑张柬之不能采纳薛季昶、刘幽求之言的评论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认为“其愚不可及也”。王夫之认为唐朝多能臣而少“端士”，张柬之等人就是这样的“端士”，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
对于狄仁杰临终遗言要张柬之等人匡复唐室这件事，除司马光外，唐人对此深信不疑，吕温、冯宿、杜甫、令狐楚等，无不如此。宋人中欧阳修、范仲淹也持这种看法。《新唐书》卷115《朱敬则传》赞曰：“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人不及知。故唐吕温颂之曰：‘取日虞渊，洗光咸池。潜授五龙，夹之以飞。’世以为名言。”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新唐书》的撰者宋祁、欧阳修对此事的态度。至于宋以后的学者持肯定态度的就更多了，就不一一介绍了。
二.宽松的政局
自从册立李显为皇太子之后，武则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放弃了以前推行的严酷政治，改为奉行比较和缓的政策，而且使政局变得相当宽松。这种变化在久视元年以后最为显著，甚至连以前最为忌讳的事情都可以公开议论了，可以这样说，除了不许攻击她个人的私生活以外，其他问题都允许公开讨论，言路的开放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程度。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武邑（河北武邑）人苏安恒的上疏之事。长安元年（701）八月，苏安恒上疏于武则天，要求她退位，让给李显做皇帝。苏安恒的这个上疏主要有两点要求，首先认为武则天年事已高，再眷恋皇帝宝座，处理繁重的国事，不利于圣体的安泰，而皇太子春秋正盛、年富力强，不如禅位于东宫，自己安享天年，“自怡圣体”。其次，建议将武氏诸王降为公侯，任其闲居。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处置，一旦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武氏诸王将难以自处。同时他还请求将武则天的20多位孙子全部裂土封王，“以夹辅周室，屏藩皇家，斯为美谈矣。”苏安恒这里提到“夹辅周室”当然是一个幌子，因为一旦李显即位，肯定恢复唐国号，大周将不复存在，“屏藩皇家”即李唐政权才是他的真实意图。有趣的是苏安恒还以突厥侵扰边境之事对武则天进行威胁，他说“陛下若能告倦万机，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孙，自然四夷闻之，系颈面缚；百姓闻之，鼓腹击壤。”《全唐文》卷237《请复位皇太子疏》。其实这个时期边患并不严重。这年八月突厥默啜寇边，武则天命相王李旦为天兵道元帅，率诸军征讨，还未出动突厥就已退去。西北的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凉州（治今甘肃武威）一带，在陇右道诸军大使郭元振的治理下，士马精强，“牛羊被野”，“夷、夏畏慕”。使这一带的局势大大地缓和了。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苏安恒将会受到如何残酷的处置。幸运的是苏安恒这次遇到的不再是以前的武则天，他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还得到了武则天召见、赐食，并再三慰谕然后遣还回乡。
次年五月，苏安恒再次上疏要求武则天退位，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上疏措辞尖锐，态度激烈，像这样语言犀利而涉及问题又是这样敏感的奏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还是前所未有的。在苏安恒看来武周政权已是“运祚将衰”，快要垮台了，应该尽快把政权移交给李氏子孙。他认为当前情况是“奸邪乘时，夷狄纷扰，屠害黎庶”，而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是武则天“微弱李氏，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复子明辟”引起的。苏安恒指出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虽然居于皇帝宝座，但却是唐氏旧基，陛下不过是鸠占鹊巢罢了。现今太子已经召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图宝位而忘母子情深，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又如何使天下移风易俗！像这样继续下去，陛下有何颜面去进唐室宗庙，以何诰命去谒高宗坟陵？陛下安于“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不如上符天意，下顺民心，早日将天下“神器”还归李家。苏安恒最后还强调他之所以不惜一死而上疏，完全是为了国家安稳，如果陛下认为这是不忠的行为，请斩臣头以令天下。面对这篇措辞激烈而强硬的上疏，武则天没有再召见他，但也没有治罪，采取一种不予理会的态度。
苏安恒的这两篇上疏在当时无疑是两次晴天霹雳，对朝野上下震动很大。尽管苏安恒地位低下，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了他的呼声，有关唐史的多部史籍都收录了他的上疏，可见其影响之大。武则天能容忍如此尖锐的批评，说明她不愿因惩治苏安恒而去刺激本来就不和谐的李、武两大家族的关系，以免引起李氏家族和支持他们的朝臣的不安，破坏已经变得比较缓和的政治气氛。
宽松的政治气氛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在人事方面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原来的政敌为官。长安四年（704）十月，武则天命宰相各举荐可以充任员外郎的人选，宰相韦嗣立举荐了广武（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但他又不敢力荐，只是说“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岑长倩原来也是武则天的宰相，天授二年（691）九月，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求册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岑长倩认为皇嗣李旦已在东宫，不宜再有此议，由此得罪了武氏诸王。他们排斥岑长倩去征讨吐蕃，中途召回，下狱治罪，胁迫岑长倩之子岑灵原承认谋反，最终将岑长倩诛杀。韦嗣立所指的就是这件事。武则天却认为只要岑羲本人有才，“此何所累！”于是岑羲得以被任命为天官员外郎。武则天态度的改变，标志一项新政策的出台，“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
垂拱以来大量冤案的陆续昭雪，是晚年的武则天努力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的又一显著标志。在圣历二年（699）时，当韦嗣立提出把垂拱以来的大小案件，罪无轻重，全部昭雪，死者追赠官爵，生者放归乡里时，武则天还不愿接受。可是到了长安二年（702）八月，武则天却主动颁布了一道敕令，规定：自今以后有告发徐敬业、李贞、李冲余党者，“一无所问”，内外官司一律不再受理。这个敕令很重要，它的颁布标志着武则天不再把这些所谓余党视为政敌，说明她对以上诸案的性质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只是不便公开地直接地为以上诸人平反罢了。话说回来，徐敬业举兵一事在今天看来确属反叛性质，只不过在当时他打的匡复唐室的旗号蒙蔽了不少人，以至于后来使唐政府给他平了反。
这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要求重新复核来俊臣等酷吏所办的旧案。武则天遂命监察御史苏负责此事，经过认真的调查取证，“由是雪冤者甚众。”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大赦天下，规定自文明元年（684）以来除徐敬业、李贞、李冲及其他反逆魁首外，罪无大小，全部予以赦免昭雪。武则天这一举措比较彻底，影响也很大，基本上将她临朝称制以来的冤假错案几乎都予以平反了。武则天的这个举措是在李峤、崔玄、桓彦范等人的多次请求下颁布的，尽管如此，她最终能接受他们的奏请，还是与她努力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的思想有关。
武则天以上变化与她晚年政治抉择有密切关系，她既然选定了以李显为皇太子，就意味着皇权迟早是要交到李氏家族手中，缓和武氏家族与李氏家族的紧张关系，减少政治上的对立面，缓和朝臣中对酷吏政治的反感情绪，为酷吏政治的受害者平反，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将来政权的和平交接创造条件，营造一种良好的气氛。在她恢复李显皇太子地位初期，对李氏子弟也不是一下子就恢复了信任，比如圣历元年九月，她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准备讨伐突厥，但实际上并不让他真正统率军队，而是把兵权交给狄仁杰，让狄仁杰以行军元帅的身份知元帅事，统率军队出征。十月，她又命令武懿宗、武攸宜归统领“都下屯兵”，即洛阳周围军队。这些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反映了武则天此时尚未消除戒备心理。次年七月，她又命武攸宜留守长安。这样就把东西两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放心的人的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事越来越高，她逐渐地改变了这种心理，从长安元年以来她多次任命相王李旦为行军元帅，授以兵权；又命他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长安三年，兼雍州（治今陕西西安）牧，此前雍州一度不置牧。此时辖县也由7县恢复到20余县，这表明武则天又恢复雍州京师地位。当时武则天正在长安，让李旦充任京师地区行政长官，乃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此外，随着对言论控制的放松，对朝官与太子、相王的往来不再有所限制。正是在这种宽松的大环境下，张柬之等人才得以和一些朝官、军将以及李氏子弟互相串通，共同策划了军事政变。
长安元年十月，武则天以78岁的高龄率子孙、百官西幸长安。她自永淳元年（682）以后一直住在洛阳，光宅元年（684），又将这里改为神都，20年间从未离开这里。这时却不顾天寒地冻、年事已高，毅然西幸，显然另有目的。她在长安居住了整整两年，于长安三年十月返回洛阳。在长安期间，她改含元宫为大明宫，恢复了原来的旧称。创设武举，吸纳军事人才。又在大明宫麟德殿宴请过吐蕃与日本使臣。为酷吏所搞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长安是李唐皇室的所在地和统治中心，实际上也是李唐社稷的象征，武则天此次返回长安并居住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处理了大量的政务，主要就是为了进一步融洽与李氏家族的关系。要不是长安三年秋京师地区遭受雹灾和暴雨袭击，李峤上表请求，她也许不会离开长安。次年，武则天又一次打算驾幸长安，后经人劝阻而未能成行。武则天晚年如此钟情于长安，反映了她急于清除李武之间的隔阂，缓和双方矛盾的迫切心情，也是她最终放弃皇帝称号，回到李氏家族媳妇地位上来的一种早期姿态。可惜的是还未等到她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政变已在悄悄地酝酿之中，等待她的只能是被禁锢的命运。
三.政变原因
武则天册立李显为皇太子，表明她最终是要把政权移交给李唐皇室，对于她来说也许是打算在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再由太子接管政权。这个打算实际上行不通的，由于她的皇帝宝座是从李氏家族那里抢夺来的，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合法的，对李氏家族来说也是耿耿于怀的，一句话，她的政权内部本身就存在着不稳定因素。李显自圣历元年（698）被立为太子，到神龙元年（705）即位，共经历了7年时间，这对李显和拥戴他的朝臣来说是太漫长了，假如不发动政变这个过程可能还要更长一些，这是李显和拥戴者们所难以忍耐的。历史上太子册立以后，因急于即位不知发生了多少抢班夺权的悲剧，其中成功者也为数不少，这些还都是同一个家族内部的纷争，更何况武则天所面对的却是另外一个家族，这种斗争的爆发就更难以避免了。
武则天册立太子时，年已75岁，李显已43岁，完全可以上台执政了。这时武则天没有马上退位，如果说是为了调和李武之间的矛盾，也还能说得过去，可是数年之后她仍无退位的丝毫表示，甚至连患病期间也不愿让太子监国，这样不免就引起了许多人对她的不满，苏安恒的上疏反映决不是他个人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一大批人的观点，反映的是朝野中拥李派人们的共同心声。张柬之等人后来发动的这次政变，被一些人视为抢夺拥立之功，捞取政治上的好处。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张柬之等人早就有匡复唐室的想法，狄仁杰当初引荐他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政治理想和功利有时候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政治理想一旦实现，功利权位便会相伴而来，这些都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武则天年逾八旬，且经常患病，既然已经册立了太子，为什么仍贪恋权位，迟迟不愿交出政权呢？是太子年幼无力主持朝政？显然不是；是因自己年富力强，正在精力充沛之时？也不是；那么是她另有打算，不想让李氏子弟继承皇位？仍不是；是否因为李武之间的关系还未完全融洽？这也不是理由，因为她也知道要他们从根本上消除隔阂是不可能的，这从她与吉顼的对话中可以得到证实。武则天不愿退位的根本原因不在客观方面，而在于她主观方面。她是一位权力欲很强的女人，这一点在她一生的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强烈的充分的表现。在她当了皇帝大权在握之时，仍不满足，一度甚至干预大臣权力内的事务。如她曾问宰相陆元方宫外之事，回答说：“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奏，民间小事，不足以烦圣听。”陆元方的回答十分正确，深得为政之体，但武则天不满意，于是罢去其宰相之职。狄仁杰也曾就她为太学生批假这样的小事而提出过批评。试想权力欲如此之强的人，怎么会肯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一方不愿意自动退出政坛，另一方心怀疑虑，急于恢复帝位，不采取非常手段是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狄仁杰仍然在世，恐怕除此一途之外，也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从他临终对张柬之等人叮嘱起事时一定要先杀死武三思这件事看，狄仁杰也是主张采用武力手段解决这一问题。他与武则天共事多年，洞察其心，深深地知道她是不会主动放弃帝位，故也不得不持这一主张。
此外，在武则天的晚年，她一方面努力缓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却在扶持新势力，制造新矛盾，这也是导致发生政变的一个因素。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在她的扶持下，二张势力发展很快，一批朝臣依附于二张，他们的兄弟张同休、张昌期、张昌仪依仗其势，卖官鬻爵，请托如市，强买民田，抢夺庄宅、奴婢、姬妾不可胜数，他们还欺压百姓、草菅人命，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极大愤慨。二张势倾朝野，飞扬跋扈，连太子、相王、太平公主等李氏子孙都对他们非常敬畏，曾共同上表请求封张昌宗为王，可见其势力之大。到了武则天统治的最后几年，二张与朝中诸种势力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史载：“则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二张本来就是势利小人，不知机谋，见武则天宠信，遂有恃无恐，恣意所为，却不知已将自己置于火炉之上。
长安元年（701）八月，皇太子李显之子邵王李重润与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妹夫魏王武延基在一起议论二张专权之事。这件事被张易之知晓，遂报告给武则天，武则天大怒，于九月逼令他（她）们自杀。还有记载说武则天令杖杀，也有记载说武则天责令太子处置，李显遂令他们自缢而死。总之，不管是如何死的，这三人的性命都与武则天、张易之有直接关系。李重润是李显长子，曾一度被立为皇太孙，永泰郡主为李显第六女，后追封为公主。李显因张易之之故一下子丧失了长子爱女，其对二张的愤恨自不待言。同时此事的发生也给刚刚缓和了的武则天与李显的母子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当时李显不敢有丝毫不满的表示，但其内心肯定十分悲愤，从他即帝位后追赠李重润为皇太子，永泰郡主为公主，并号其墓为陵看，规格如此之高，显然是用于寄托自己的哀思。李重润的谥号为“懿德”，意为美德。李显授其爱子这样的谥号，说明他并不认为李重润议论二张专权为无德。据载：“重润风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为当时所悼惜。”李显焉能不痛惜自己的子女？二张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已经得罪了武氏诸王，使他们从吹捧依附二张一变为离心离德，这次又因二张之故使魏王武延基丧命，武延基为武承嗣之子，袭爵魏王，在武氏诸王中地位较高，他的死自然使诸武对二张更加不满。
二张不知已经树敌过多，仍然如故，恃势弄权。宰相魏元忠任洛州长史时，洛阳令张昌仪依仗其兄之势，横行无忌，目中无人。以往长史每次坐衙理事时，下属官员参见都一律立于厅下，张昌仪有恃无恐，往往直上长史厅事，长史惧怕二张势力，不敢得罪，只好听之任之。魏元忠到任后，张昌仪依然如故，魏元忠大怒，斥其下厅。张易之之奴仗势横暴于洛阳街市，被魏元忠杖杀。长安三年（703）九月，武则天欲用张易之之弟张昌期为雍州长史，这时魏元忠已为宰相，遂出面坚决反对，致使张昌期未能如愿。这些事都极大地刺激了二张，使他们对魏元忠恨之入骨。
不久，二张便诬陷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私下议论说：“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武则天大怒，将魏、高二人下狱。为了致二人于死地，张昌宗诱使凤阁舍人张说作伪证，并许以事成后授以高官。张说不受引诱，当廷力辩魏元忠不反，于是张说也受到牵连。凤阁舍人宋、殿中侍御史张廷、左史刘知几、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魏知古、殿中侍御史王睃、宰相朱敬则等先后上疏力辩魏元忠、张说不反，被置之不理。苏安恒也上疏进谏，由于言辞激烈，张易之等大怒，欲杀苏安恒，经朱敬则等力保才幸免于一死。魏元忠、张说、高戬最后还被流放到岭南，临行时太子仆崔贞慎等8人饯行于郊外，张易之又指示其党密告魏元忠与崔贞慎等谋反，武则天遂令监察御史马怀素审理此案。武则天对马怀素说：“这件事基本是实，你略问一下，迅速奏闻。”审理期间武则天前后4次派中使催促，认为反状昭然，为何稽留如此？马怀素要求让告密人对质，武则天认为没有必要，并指责马怀素故意放纵谋反者。马怀素据理力争，认为陛下操生杀大柄，欲加之罪，取决于圣意就可以了，如果要我推问此案，我只能据实奏闻。武则天无奈，崔贞慎等人才免受株连。
崔贞慎等人为东宫官员，张易之等欲以谋反罪诬陷，意在太子李显，如果罪名一旦成立，李显也难逃干系。又，这次被流放的司礼丞高戬，“太平公主之所爱也。”二张此举不免又开罪于太平公主。张易之、张昌宗不懂政治，倚仗武则天的宠信与支持，目空一切，到处树敌，很快与李显、太平公主、武氏诸王以及广大朝士结怨，在当时诸种政治势力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武则天对二张的支持与纵容，也引起了各种势力对她的不满，尤其是李氏子弟及其支持者的不满，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她以前所做的努力。这就是当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时，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等也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事件发生后不久，武则天从长安回到洛阳。十一月，突厥遣使者到洛阳答谢同意和亲之事，武则天在宿羽台设宴款待，命太子李显陪宴。由于当时是以文符召太子入宫的，此事引起了太子宫尹崔神庆的忧虑，遂上疏武则天指出这种做法与制度不合。唐朝规定官员五品以上都有随身鱼符，分为左右，右符随身，左符进内，如有征召，颁下左符，与右符勘合后，即证明没有诈伪，然后应命。武则天建立大周政权后，遂于天授二年（691）将鱼符改龟符。由于太子地位尊贵，所以征召时用玉契，勘合无误后，方可应命。崔神庆认为太子乃国本，征召时必须极其慎重，除朔望朝参外唐制，每月初一（朔日），十五（望日）为大朝会，在京官员九品以上皆要参加，称朔望朝。另有征召应该降墨敕与玉契。此议得到武则天的赞同。这一时期二张经常入宫陪伴武则天，且专权擅政，崔神庆作为辅佐太子的主要大臣政变成功后，崔神庆被张柬之等作为二张同党收捕下狱，原因是崔神庆在后来审理张昌宗勾结术士一案时，坚持了自首者原其罪的法律原则。从法律规定来看，崔神庆并没有错，倒是张柬之等人有些偏激。深知二张与太子已经产生隔阂，惟恐二张矫制诱太子入宫，发生什么意外之事，遂上疏重申征召太子要按有关制度和程序办事。对崔神庆的这次上疏决不可作为一般朝臣守制的事例来看待，它反映出李氏家族及其拥护者已经与二张的矛盾相当激化了，太子对二张的戒心与防范发展到最后，就不得不以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了。
事实上，拥护李氏家族的朝臣们在此后对二张还是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企图一举摧垮这股势力，但是由于武则天的竭力保护，使他们的目的落空了。长安四年（704）七月，宰相韦安石奏张易之有罪，武则天不得已遂命韦安石与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子右庶子唐休共同推问此案。事情正在进行时，韦、唐两位宰相却于八月同时外任地方官，韦安石任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刺史，唐休任幽（治今北京西南）营（治今辽宁朝阳）都督、安东都护，遂使此案不了了之。不用说这是二张在其中起了作用。唐休临行时，秘密对太子李显说：“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
这年十二月，许州（治今河南许昌）人杨元嗣告发张昌宗曾召术士李弘泰为其看相，妄言张昌宗有天子相，劝他在定州（治今河北定州）造佛寺，则天下人归心。武则天虽然也命人推按此事，只不过做做样子，并不打算真的治其罪。御史中丞宋等朝臣力主严惩张昌宗，斩首籍没家财，武则天不予理。却又故伎重施，调宋到外地办案，宋抗诏不去，武则天心虚理亏，一时也无可奈何。司刑少卿桓彦范、崔与崔玄等人，也都先后上疏要求将张昌宗交法司严惩，但都没有成功。武则天公然袒护二张的行为，引起了广大朝士的不满，也将自己置于朝士的对立面，同时也给政变的策划者以发动宫廷政变的口实。
四.政变集团
政变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是张柬之、敬晖、袁恕己、桓彦范、崔玄以及姚崇等人，他们都是狄仁杰的门下桃李，早就以匡复唐室为己任，也是发动政变的主要策划者。这次政变之所以能一举成功，关键是得到了李唐宗室的参与与支持。
这一时期由于李唐宗室大都被诛戮，幼弱者皆流放岭南，所以朝廷内的李氏子弟主要就是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及诸子，此外还有太平公主等人。相王李旦曾当过皇帝，后又降为皇嗣，此时虽为亲王但其影响非一般亲王可比，在武则天晚年为了缓和与武氏家族的紧张关系，他又历任各种要职，多次为行军元帅，统兵出征，因而具有一定势力。他为了使李唐政权能够尽快恢复，也积极参与了这次政变，并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变当天，李旦与袁恕己率南衙兵，以备非常。所谓南衙兵即诸卫宿卫军队。他虽未率军攻入宫中，然以诸卫军队控制洛阳全城，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对保证政变能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分工与部署显然是事先商议好的。正由于相王李旦在这次政变中立有大功，所以中宗即位后，号为“安国相王”，并要册立为皇太弟，李旦坚决推辞不从。
太平公主为唐高宗少女，武则天所生，与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为同胞兄妹。武则天对她宠爱异常，高宗仪凤年间，吐蕃请求太平公主下嫁，武则天舍不得她离自己远嫁，遂将公主度为女道士，并为她专门修建了道观，以拒绝吐蕃的求婚请求。后嫁给驸马都尉薛绍，薛绍死后，武则天杀武攸暨之妻，然后把太平公主嫁给他。太平公主“方额广颐”，颇有心计，武则天常说“类己”，也就是说和武则天很相像。正由于此，她经常参与宫中谋议，“宫禁严峻，事不令泄”，太平公主也时时自检，从不向外泄露，因而更加获得武则天的宠信。史载：“二十余年，天下独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唐制，公主食邑不超过300户，惟独太平公主为350户，到了圣历年间，已经累加到3000户。由于太平公主深得武则天宠信，依附于她的人也不少，是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非一般公主可以类比。由于她和二张的矛盾，加之太平公主自认为是李唐后裔，当她看到其母年老多病，不愿江山易于他人之手，所以她也参与了这次政变密谋。至于太平公主在这次政变中到底发挥了什么具体作用，史书缺载，只说她“预诛张易之谋有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中宗还把她的食邑扩大到5000户，“赏赐不可胜纪。”可见太平公主在这次政变中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太子李显作为政变成功后的最大受益者，自然不可能不参与政变密谋。史书记载说，当张柬之等人正在策划此事时，姚崇从灵武（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回到洛阳，张柬之便与他仔细商议了政变计划，然后派桓彦范、敬晖去谒见太子，“密陈其策，太子许之。”从这个记载看，政变计划最后确定后，是经过了李显认可与批准。当然不会是直到这时李显才知道此事，肯定是自始至终参与了策划，因为事先不取得李显的同意和支持，政变者不敢贸然策划此事，没有太子的支持，仅凭张柬之等五六人的力量也发动不了这场政变。从种种迹象看，太子李显的亲属也参与了此事，如内直郎、驸马都尉王同皎，他既是东宫官员，又是李显的女儿安定公主的丈夫。此人为政变集团的骨干分子，政变时率禁军攻入玄武门，为斩杀二张者之一。
此外，武氏诸王也不是铁块一块，他们的靠山是武则天，自然不愿她垮台，但是他们也与二张有矛盾，所以当以诛戮二张为名的政变爆发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然是采取了观望态度，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武则天的行动。如左羽林大将军武攸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武惟良之子，封建安王，历任左、右羽林大将军，“总禁兵前后十余年。”中宗即位后，他仍旧任羽林大将军，没有削去他的兵权。这就说明武攸宜尽管没有参与政变，但也没有阻止政变，所以才能继续掌握禁军兵权。
太平公主的丈夫武攸暨也是一个观望者。太平公主积极参与政变密谋，武攸暨不会没有觉察，但没有泄露此事。中宗即位后，敬晖等朝臣奏请罢去诸武王爵，中宗不同意，“更言攸暨、三思皆与去二张功，以折晖等。”中宗说武攸暨参与了政变密谋，固然不一定可信，但他不反对诛杀二张的政变却是可以肯定的。至于中宗说武三思参与此事，没有任何依据，当是不愿罢诸武王位的一种托词。部分武氏诸王的观望态度，有利于政变计划的顺利实施。
政变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还有李多祚、薛季昶、杨元琰、李湛等人，他们都在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多祚，人，世代为本族酋长。此人骁勇善射，以军功升任右羽林大将军，前后掌禁军、宿卫北门（玄武门）20余年。如果没有此人的参加，政变将难以成功。于是张柬之等便主动去争取李多祚，动员他参加政变。张柬之问李多祚：“将军在北门多长时间？”回答说：“近30年。”张柬之又问：“将军金章紫授，贵宠于当代，位极武臣，难道不是大帝（高宗）之恩吗？”回答说：“是的。”张柬之进一步指出：“将军既然深感大帝之恩，能够报答吗？大帝之子现在东宫，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相逼，危殆万分。社稷之重系于将军，如愿报大帝之恩，正在今日。”李多祚听了此话以后，情绪激动，慨然说：“只要有利于王室，多祚愿意听从相公指使，即使危及妻子儿女性命也在所不惜。”并且指天地神灵发誓，辞气慷慨，“义形于色。”争取李多祚的成功是唐室得以恢复的关键条件之一。
薛季昶，绛州龙门（山西河津）人。他早年上书，得到武则天的赏识，自布衣进擢为监察御史，由于推按刑狱公正平允，逐步被提升为给事中。可以说薛季昶也是一个由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薛季昶性果敢、能任事，契丹孙万荣等起兵时，夏官郎中侯味虚领兵征讨，不胜，于是散布契丹军有龙蛇为前导，所以官军不能取胜的谣言，实际是为自己的无能怯战遮掩。武则天遂任命薛季昶为河北按察使，前往查处此事。薛季昶日夜兼程，赶往河北前线，将侯味虚斩首，然后奏闻。此举威震军中，使那些畏惧不战的军将不敢再玩寇贻误战机，同时也鼓舞了士气，使谣言不攻自破。返回洛阳后不久，升任御史中丞。不过薛季昶在仕途上并非一帆风顺，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朝士一样，也经历了许多磨难。他在御史中丞任上不久，就被贬为地方官，长期在岭南一带任职，后调任雍州（治今陕西西安）长史，长安中调文昌左丞、洛州长史。洛州长史是实际上的洛阳地区行政长官，他利用这个方便条件为政变的准备做了大量的工作。薛季昶这个人很有见识，二张被诛后，他曾劝张柬之、敬晖乘机诛杀武三思，不听，他叹息说：“吾不知死所矣。”后果如其言。
杨元琰，虢州阌乡（河南灵宝西）人，为汉太尉杨震第十八代孙。早年担任过州参军、县令等小官，由于政绩突出，考课第一，被提升为永宁军副使，历任安南副都护、荆州长史。他是在荆州长史任上与张柬之相识的，并相约匡复唐室。张柬之拜相后，遂引荐杨元琰任右羽林将军，参与了这次政变。中宗即位后，武三思专权用事，杨元琰知大祸未已，遂请求辞职，削发为僧。后来张柬之等5人果然被诬陷而死，而杨元琰却未受株连。后历任刑部尚书、太子宾客，开元六年（718）卒，终年79岁。
李湛，瀛洲饶阳（河北饶阳）人，是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的少子。他6岁时，因其父之故，得授周王府文学，逐渐升任为散骑常侍，袭封河间郡公。李湛与其父李义府不同，深沉而有见识，对二张恃宠弄权深恶痛绝，有匡复唐室之志。张柬之谋诛二张，知李湛忠义可谋大事，遂引荐他充任左羽林将军，掌握禁军。政变当天李湛等奉皇太子从玄武门斩关而入，斩二张立奇功。中宗即帝位，拜右羽林大将军，进封赵国公，食实封500户。开元中卒。李义府在高宗时积极支持武则天为皇后，拜相之后恃宠专权，贪赃受贿，排挤正直朝士，作恶多端，为士人所不齿。而李湛却被视为中兴功臣，人们并不以其父的缘故对他加以贬斥，后来崔义玄还根据他的事迹，为他专门撰有别传。
此外，参与政变策划的还有左威卫将军薛思行、职方郎中崔泰之、司刑评事冀仲甫、检校司农少卿翟世言、左羽林将军赵承恩等一大批文武官员。如此之多的文武官员参与此事，充分说明二张等一小撮人的行径的确不得人心，同时也表明广大朝士对老病缠身的武则天仍眷恋帝位，不肯禅位于太子而大为不满。尽管有些朝士没有直接参加这次宫廷政变，并不等于他们对二张的行为无动于衷，或者说他们都不拥戴李显恢复帝位如宰相朱敬则，曾密对敬晖说：“公若假太子令，举北军诛易之兄弟，两飞骑力耳。”从政变之后朝廷内外乃至全国各地的平稳状态看，人心的向背是十分明显的。这与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国内的起兵与骚乱，人们的议论纷纷，使她不得不以暴力手段相镇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惜的是中宗李显却是李氏家族的不肖子孙，他不具备其母那样的政治才干，把一个好端端的局面搞得乌七八糟，连自己也死于非命，留下了千古笑柄。
五.长生院之变
长安四年（704）十二月，武则天患病，居于宫中长生院，宰相也不能轻易见到，只有张易之、张昌宗日夜陪伴身边。经崔玄奏请后，太子李显才得以进宫探视。由于皇帝患病，外臣轻易无法见君，于是洛阳城中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人屡次飞书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报知武则天后，她也不加追查。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情加重，张柬之等5人认为时机成熟，加紧了政变准备工作，把杨元琰、桓彦范、敬晖、李湛等人都安置在左、右羽林将军职位上，委之以禁军兵权，并控制了南衙诸卫军队。姚崇从灵武返回后，政变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已经齐集洛阳，作好了各种准备，洛阳城也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之下。而武则天与二张由于居于深宫之中，事先竟毫无觉察，缺乏警惕与防范。
正月二十二日，寒风凛冽，洛阳城中兵马调动频繁，相王率袁恕己、薛季昶等统率诸卫及洛州吏卒占据了交通要道及重要的政府署衙，士卒们严阵以待，作好了随时应付突发事变的准备。张柬之与崔玄、敬晖、桓彦范、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军500人直趋玄武门，命李多祚、李湛、王同皎等急赴东宫，迎接太子。在这关键时刻，太子李显竟动摇不定，不敢出宫，李显的无能在这时暴露无遗。驸马都尉王同皎见箭已上弦，李显却想打退堂鼓，心中焦急，对李显说：“先帝把社稷交付殿下，殿下却横遭幽废，人神共愤，已23年了。而今南、北衙军同心协力，诛戮凶竖，匡复李氏，希望殿下急赴玄武门以孚众望。”李显却说：“凶竖固然应当诛灭，然皇帝身体不宁，纵兵入宫，难免要惊扰圣体，诸公暂回，以后再另作谋图。”李显怕惊扰武则天是假，胆怯动摇是真。他就没有想到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即使现在偃旗息鼓，事后难免不泄露，那时将有多少人头落地，他自己的地位也很难保全。关键时刻方显庸人本色。李湛见李显动摇，上前进言说：“凶竖将图不轨，宗社危败，就在须臾之间。诸将弃家族于不顾，与宰相同心戮力，匡复社稷，殿下为何不感其忠心与恳诚，而欲陷他们于死地？李湛等命不足惜，请殿下顾惜众人安危，速出宫去拦阻众人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李显只好出宫，被王同皎扶上马，直向玄武门驰去。
这时张柬之等正在玄武门外与宿卫在这里的千骑相持不下。殿中监田归道奉命率千骑守卫玄武门，他没有参与政变密谋，敬晖派人与他交涉，要他交出军队，遭到拒绝。正在这时太子李显赶到，田归道不敢阻拦，众人遂乘机夺门而入，闯入宫中。事后敬晖要斩田归道，田归道据理而陈，被免官罢归私第，中宗认为他能忠于职守，又召他入朝任以太仆少卿。
张柬之、李湛等拥太子入宫后，恰逢张易之、张昌宗，遂将他们斩之于廊庑之下。然后包围了武则天居住的迎仙宫长生院（殿），武则天闻变惊起，问道：“乱者为谁？”李湛入内进奏说：“臣等奉令诛杀逆贼张易之、张昌宗，恐有泄露，遂没有奏闻。陈兵禁中，是臣等死罪。”武则天看到太子入内，说：“此事原来是你干的。小子既然已诛，速回东宫。”桓彦范说：“太子今不可归，往昔大帝弃群臣而去，以爱子托于陛下，而今久居东宫，年纪已长。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大帝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意人心之望。”武则天一听此话，遂翻身而卧，不再说话。
众人退出后，留李湛率所部军队守卫迎仙宫，不许任何人出入。武则天对李湛说：“卿也是诛张易之的军将？我对你们父子恩惠不少，何至于此！”与此同时，张柬之等收捕了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斩杀后，把他们与张易之、张昌宗的首级一同悬于洛阳天津桥南。
二十三日，武则天被迫下诏让皇太子监国，颁布了《命皇太子监国制》，其中有“朕方资药饵，冀保痊和，机务既繁，有妨摄理，监临之寄，属在元良。宜令皇太子显监国，百官总己以听。朕当养闲高枕，庶获延龄”等句。意思是说她现在还依靠药物度日，而国事繁重，难以摄理，所以令皇太子监国，自己应当高枕无忧地怡养天年，也许还可以多活些时间。这道制书当然不是出自武则天之手，也不是出自她的本意，而是张柬之等朝臣以她的名义起草并颁发的。就这样，武则天交出了她执掌近22年的行政大权。
二十四日，武则天又下诏传位于皇太子。二十五日，中宗即位。大赦天下，惟张易之之党不赦，为酷吏所冤枉者予以清理昭雪，子女配没为奴者皆免；李唐皇族配没者皆恢复原来的皇族身份，并分别情况授以官爵。李显的这道赦书对被酷吏诬陷者来说意义不大，武则天晚年已陆续解决了这些问题，最大的受益者应是李唐皇族，因为武则天一直对皇族问题尤其是李贞、李冲为代表的宗室诸王始终不肯赦宥其罪。武则天所诛杀的唐宗室诸王、妃、公主、驸马等，没有人敢于埋葬，子孙有的流放岭南，有的拘禁多年，有的逃匿民间，“为人佣保”。至此，命州县搜访遗骨，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承袭，无子孙者由朝廷选择堪为后嗣者承袭。不久，宗室子孙或被州县送入朝中，或闻听消息自行而来，都得到中宗的召见，涕泣拜舞，各以亲疏袭爵拜官。
二十六日，武则天被送到上阳宫居住，由李湛率领所部禁军环卫看管。二十七日，中宗率文武百官到上阳宫看望武则天，并尊她为“则天大圣皇帝”。以后每10日中宗看望一次他的母亲，极尽为子之道。但是对于武则天这样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说，失去权力的打击要远胜于子孙孝顺对她的抚慰。她的精神状态坏极了，据载，武则天晚年虽然年事已高，由于善于涂饰，虽子孙在侧，也不觉得衰老。搬到上阳宫后，不再梳洗修饰，“形容羸悴”，中宗看到以后，大吃一惊。武则天在上阳宫郁郁寡欢地生活了300天，于神龙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终于走完了她82年的人生历程。临终前，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自愿地回到李氏家族媳妇的位置上来，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只有这样她才能够与唐高宗合葬于乾陵，也才能在她死后保留一个合法的地位。与此同时，她还遗命赦王皇后、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等人亲属。宽恕政敌，大概是人之将亡其心亦善的表现吧。
神龙元年二月五日，中宗恢复了唐的国号，并规定“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永淳是唐高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就是将武则天所改变的一切又都重新改变回来。将神都改为东都，重新成为唐朝的陪都。北都改为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这是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0）改变的，自然也要重新改变回来。唐高宗曾于乾封元年（666）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唐高祖为了提高本家族的门第，自认老子李耳为始祖，因此高宗将其尊奉为皇帝，武则天“革命”时便改称玄元皇帝为老君，不承认他的皇帝地位，此时中宗又一次恢复了老子的玄元皇帝尊号。虽然中宗改变了武周政权的一切制度，但是并没有像武则天疯狂迫害李氏子孙那样去对待武氏家族，只是在群臣的再三要求下将武氏诸王降为郡王。武周七庙之主仍然予以保留，只不过迁到长安的崇尊庙中。并规定“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由于唐中宗的这种温和政策，加之武氏子弟在政权中的确仍然在发挥作用，所以中宗朝以及以后一个相当长阶段的统治都被人视为李武联合政权。尽管如此，由于皇帝毕竟由武氏改为李氏，国号也由大周一变为大唐，所以神龙元年的这次政变被后来的唐代士大夫视之为中兴之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六.千秋褒扬
狄仁杰清正廉明，爱抚百姓，忠心耿耿的一生，尤其是他迎立中宗，荐引五公，终于匡复唐室的壮举，赢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誉，他的不凡事迹千百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唐代自中宗以来，狄仁杰就受到历代皇帝的褒奖。中宗即位后，追赠他为司空。唐睿宗李旦与狄仁杰基本是同时代的人，他耳闻目睹了狄仁杰许多事迹，对他十分敬佩，曾当着狄仁杰之子狄光嗣的面赞扬狄仁杰忠于王室，并追封梁国公。唐玄宗虽然年轻一些，狄仁杰在朝中辅政时，他还是一位少年，尽管还不大懂得政治，但忠臣与奸臣的概念还是有的。在他执政的开元时期，李邕所撰的有关狄仁杰的传记广泛流传，加上与狄仁杰同时代的一些老臣仍然健在，如姚崇等，所以他对狄仁杰的事迹并不陌生。为了褒奖狄仁杰忠于李唐皇室的行为，他于天宝六载（747）正月下令将狄仁杰配享于中宗庙。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十二月，重新确定自唐高祖武德以来的功臣等级，根据“名迹崇高，功效明著”的原则，分为上下两等，狄仁杰与唐初功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马周等，同被列为上等。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七月，录功臣之后，狄仁杰的玄孙狄玄（元）范被授为右拾遗。文宗大和二年（828）六月，又一次录功臣之后，狄仁杰因“恢复庙社，事形先觉”的功绩，使其另一玄孙狄玄（元）封得到县尉的官职。唐朝历代皇帝对狄仁杰的褒扬，是他们对狄仁杰勤政爱民，匡复王室的不凡功绩的认可与肯定，这些都是见之于史册的记录。狄仁杰在受到官方赞誉的同时，也受到广大百姓的爱戴与颂扬，这一切虽然没有被正史或官方文献所记载，但百姓们以自己独特的纪念方式，仍然使这些情况得以流传下来。
对于古代的百姓来说，他们颂扬和纪念自己所爱戴的人的最常见方式，就是修建祠堂、庙宇，四时祭祀。和官方不同的是，老百姓颂扬狄仁杰并不是因为他迎立太子、匡复王室，而是因为他勤政爱民，发展生产，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狄仁杰仕途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地担任地方官，他每到一地，造福一方，几乎他任官的各个地方都有百姓为他修建祠堂，不仅在唐代如此，而且这些地方的历代百姓都十分缅怀这位爱民如子的历史人物，世代为他修葺祠堂。由于时代久远，很多情况今天已不易搞清楚了，就我们现在所能了解的情况看，也足以使人激动不已，感慨万分。
江南西道的彭泽县（江西彭泽东北）是狄仁杰遭到酷吏诬陷打击后，于长寿元年（692）被贬到这里担任县令的。他在这里共担任了4年县令，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发展生产，为当地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为了颂扬狄仁杰的功德，百姓们为他修建了祠堂。直到唐朝末年，诗人皮日休游彭泽时，仍听到当地百姓传颂狄仁杰的事迹，使诗人感慨万分，遂欣然为狄公祠堂撰写了一篇碑文，并镌石以为永久纪念，这篇碑文至今仍然存在皮日休所撰碑文收入《全唐文》卷799。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被贬鄱阳（治今江西波阳），又移官丹徒（治今江苏镇江）时，途经彭泽，曾专门拜谒了狄公祠，并撰写了一篇长达2000多字碑文，表达了他对这位前代贤臣无限敬仰的心情，历述了狄仁杰一生的主要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也是狄仁杰任过职的一个地方。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至神功元年（697）六月，狄仁杰在这里任刺史仅一年时间，但千百年来获得了当地人民的永久纪念。神功元年，狄仁杰离任后，魏州百姓就为他修建了生祠，后来他的儿子狄景晖在当地任官时，贪暴不法，人们遂毁去他父亲的生祠。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十一月重建，李邕为此专门撰写了《狄梁公生祠记》，以记其事，由张廷书写立碑赵明诚。安史之乱时，这座祠堂毁于战火。元和中，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朝廷，奏请重建狄仁杰祠堂。元和七年（812），田弘正咨询于当地耋老，找寻到祠堂旧址，遂在原址动工兴修，于当年十月五日完工。落成之后，田弘正与监军使率文武官员、幕僚将校，选择吉日，亲临祭奠。由冯宿撰写碑文，记载了这次活动的盛况，胡证书丹，树碑于祠堂前。狄仁杰祠堂大约毁坏于明朝正德（1506—1521）前后，但冯宿所撰的碑石却流传下来了。
在当地还有一座“三贤堂”，为明代以前的建筑。所谓“三贤”，是指唐代的魏徵、狄仁杰和宋代的韩琦正德。魏徵是馆陶人，属魏州管辖；韩琦为安阳人，在唐宋时期这里属河北道（路）。因此魏、韩二人都可以算是当地名人，为当地人们所敬仰而建祠纪念是可以理解的。狄仁杰为阳曲人，属河东道（路），仅仅因为在当地做过地方官，就被这里的人民与魏、韩二公并列，同处于一堂祭奠，可见狄仁杰在魏州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洛阳在武则天时被称之为神都，是当时的统治中心，狄仁杰长期在这里从政和生活，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所以洛阳也有他的祠堂存在。根据方志的记载，洛阳共有两座狄公祠堂，直到清代仍然存在，一座在西关，一座在白马寺附近。此外，狄仁杰的故乡阳曲县也有他的祠堂，并有祀田300亩，用其收入以保证四时祭祀不断。唐人王贞白有《题狄梁公庙》诗，诗云：“惟公仗高节，为国立储皇。”只是不知王贞白题诗的这座狄仁杰庙位于何处？
狄仁杰于久视元年（700）卒于神都洛阳，就地安葬，其坟墓位于洛阳白马寺东百余步处，墓前神道碑直到明代仍完好屹立。由于历代士大夫十分敬佩狄仁杰，多题诗刻石立于墓前，以表达对狄公的敬仰之情。如元代河南安抚使完颜纲曾题绝句一首，命人刻石立于神道碑侧。后年久仆倒，明代人虞廷玺感于狄公忠义，遂重新将此诗刻石，并撰写《重刻狄梁公墓道诗序》一文，以记其事。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有一御史巡察洛阳，路经狄公墓前，见碑石斑驳、荒草蔓蔓，敬佩狄公是唐朝社稷之臣，遂嘱咐当地官员为狄公修建一座祠堂，以供祭奠。次年，洛阳县令马某亲自勘察地形，拆毁附近废旧佛寺，用得来的材木雇工在白马寺旁修建祠宇三楹，安置狄公神位，春秋致飨不坠。这座祠堂到清代仍然存在，这就是洛阳有两座狄仁杰祠堂的由来。
对于狄仁杰迎立中宗李显，荐引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5人，终于匡复唐室的不凡业绩，著名文士李邕曾撰《六公咏》的诗篇进行歌颂，这篇诗作在当时流传广泛，并由胡履虚书写刻石，立碑于世间。此诗共二章，张柬之、桓彦范等5人为一章，狄仁杰为一章。大诗人杜甫读此诗后，大加赞赏，他在《八哀诗》之一的《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咏道：“朗吟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宋代金石家赵明诚读了杜甫的《八哀诗》中的这两句后，自述说恨不得马上看到《六公咏》，后来得到此诗石刻拓本，拜读后感慨不已，赞扬它文词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八哀诗》见《全唐诗》卷222，关于《六公咏》的有关情况，见《金石录》卷26《跋尾》十六。可惜的是这篇被杜甫、赵明诚等大加赞扬的佳作，早已亡佚，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明清以来以狄仁杰事迹为题材的戏剧、小说相继问世，由于文艺作品特殊的社会效用，使狄仁杰逐渐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这种影响一直波及西方世界，这一切要归功于荷兰汉学家罗伯特·古利克（汉名高罗）。他在解放前曾任荷兰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遂投身于汉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曾把清代小说《狄公案》，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或《狄梁公全传》的前30回翻译出版。50年代他创作出版了一部130万字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把东方古国的题材与西方现代小说的风格、推理悬念的创作手法完美地结合起来，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本书在西方书市风靡不衰，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狄仁杰的名字也随之为各国人民所熟知，被誉为东方的福尔摩斯。当然这只是文艺作品中的狄仁杰，与历史上的狄仁杰还是有着较大的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