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狄梁公传》的撰者与史料价值
《狄梁公传》是唐人所撰的一部有关狄仁杰事迹的传记，全书共3卷，《新唐书·艺文志》二有著录。该书在唐宋时期流传颇为广泛，书名也颇为杂乱，或称《狄仁杰传》、《狄梁公别传》、《梁公别传》、《狄梁公立庐陵王传》等，撰者李邕。该书今已亡佚，只有司马光所撰的《通鉴考异》中有大段地摘录，使我们今日得以窥其一斑。
从《狄梁公立庐陵王传》的书名看，该书的主要内容似乎是关于狄仁杰力主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之事，《通鉴考异》摘录的该书段落，全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从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同一书出现不同的书名，在古代是比较常见的事，因为古人记录书名时，有时用省称，有时用全称，甚至有根据书中内容而随意改换书名的事发生，并不像现今这样规范。
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一书中曾提及有一本名为狄仁杰《家传》的书，并以此书补充了《新唐书》有关狄仁杰记事的两条疏漏。这里所说的《家传》与《狄梁公传》是同书异名还是两本不同的书？把《能改斋漫录》抄录的《家传》文字与《通鉴考异》所摘录的《狄梁公传》文字进行比较，就可发现两书文字基本相同，从而可以断定两书很可能是同书异名。唐人有编撰《家传》的风气，或由子孙撰写，或请人代为编撰，狄仁杰《家传》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
《狄梁公传》的书名越是繁杂，说明该书流传越广，影响越大。《通鉴考异》保留下来的该书部分内容，为研究狄仁杰这个人物及武则天晚年政局的变化提供了史料。然而关于该书的史料价值及撰者尚存在争议，不搞清这些问题就无法使用这部分史料，将影响对狄仁杰及恢复李显太子地位问题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做一番考辨工作。
对该书撰者及价值提出质疑的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他在《通鉴考异》中说：“世有《狄梁公传》，云李邕撰，其辞鄙诞，殆非邕所为。”《资治通鉴》卷206圣历二年二月条引《考异》。由于司马光认为该书非李邕所撰，所以虽然他在《考异》中多次大段地摘录该书文字，却并不相信其记载的真实性，只是作为驳斥的对象而予以保留，实际上他是全盘地否定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对此笔者颇有不同的看法，现陈述如下：
司马光断定该书非李邕所撰的主要依据是“其辞鄙诞”。“鄙诞”二字为什么能够成为他判断该书是否为李邕所撰的依据呢？这就需要对李邕其人作一简单介绍。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江苏扬州）人。其父李善，通古博今，撰有《文选注》一书，曾充任过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等官职。致仕后开馆讲学，诸生从业者甚多，号“文选学”。李邕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就以文辞知名于世。长安初（701），经内史李峤荐引，入京任右拾遗。此后，李邕在仕途上虽然坎坷艰难，但其文名却更加隆盛，史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有文集70卷行于世，甚为文士推重，由于他曾任过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由于李邕是知名的文学之士，司马光认为《狄梁公传》文辞“鄙诞”，从而判断其非李邕所撰。
司马光用“鄙诞”二字评论该书，意即其文辞质朴粗俗，内容荒诞不经。仔细反复地阅读该书佚文，觉得其文辞质朴而不俗，行文自然而流畅，措辞典丽而不晦涩。读过该书的人很多，其中也不乏文学名家，如宋人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未对李邕为该书撰者提出过怀疑。司马光对李邕为该书撰者的怀疑，主要在书的内容方面，他在《通鉴考异》中曾数次对该书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其记载失实。李邕入朝为官在长安初年，此时狄仁杰已经亡故，他和狄仁杰并未同朝共事，《狄梁公传》撰于唐玄宗开元中（713—941），距离狄仁杰晚年活动已有一段时间，且该书为私家撰述，书中出现一些疏误也是难免的。其实一部书中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是十分常见的事，世间哪有十全十美的著作。就拿司马光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一书来说，号称史学名著，何尝不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谬误。何况司马光对此书提出的质疑，有的还有必要进一步商榷，并不一定全合情理。另外，该书既称《家传》，撰者对传主多说好话，对其作用和功绩往往强调得多一些，有时甚至有点过头，这些都是此类书的通病，我们并不能因为该书存在某些缺点或内容上有疏误之处，就彻底否定其史料价值。司马光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仅凭以上理由就断然否认该书为李邕所撰，显然有些武断。
关于《狄梁公传》的撰者为李邕的证据颇多，现分别罗列如下：
吕温《狄梁公立庐陵王传赞并序》云：“客有李北海所传示予者，述庐陵王废立之际，见公如生，贻诸将来……”吕温为贞元末年的进士，先后充任过左拾遗、侍御史、户部员外郎等官职，为唐德宗、唐宪宗时期人。李北海即李邕。从上文所述看，吕温曾读该书并为之作赞。
《旧唐书》狄仁杰本传云：“仁杰前后匡复奏对，凡数万言，开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为《梁公别传》，备载其情。”众所周知，《旧唐书》多采录实录、国史旧本，尤其是前半部分的纪传多直接抄录实录、国史原文。《狄仁杰传》亦是如此。试举一例，即可见其一斑。“初，则天尝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狄仁杰遂推荐了张柬之。《资治通鉴》记此事时，改“好汉”二字为“佳士”。《新唐书·张柬之传》改为“奇士”。苏东坡《饯顾子敦诗》：“人间一好汉，谁似张长史。”张长史即张柬之，他曾任荆州（治今湖北荆沙市荆州区）长史，故谓。汉，乃是唐人对男子的称呼，好汉意为奇男子。宋人吴曾与清人王鸣盛对此也有所辩证。从诸书关于此事的记载看，《旧唐书》的记载最为原始，当是来之于唐实录或国史旧文。这就说明唐代的官方史书也记载《狄梁公传》为李邕所撰。
范仲淹《唐狄梁公碑文》云：“（梁公）有议论数十万言，李邕载之《别传》。”“数十万言”的“十”字当为衍文，《旧唐书·狄仁杰传》说“凡数万言”。按《狄梁公传》仅3卷，不可能有数十万字。此外，《新唐书·艺文志》三著录此书时，也记为李邕撰。
《狄梁公传》是否是后人所撰的伪书，托名李邕所撰呢？从上面罗列的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部书既有书目著录，流传过程也十分清楚，且吕温为贞元时人，他那时已见过此书，故不可能是后人所撰。是否是唐人所撰，由于李邕为文学名士，而伪称是他所撰呢？这种情况似乎也不大可能，狄仁杰在李唐皇室及士大夫中声誉极高，被视为匡复唐室的名臣，为他作传本是正大光明之事，又不是违禁之书，何必托名于他人？如作者系唐朝的士大夫，这正是扬名的好时机，必然不愿让给李邕；如果草野之人，书中又涉及到不少宫廷及中枢机密之事，证之于史籍，皆为不虚（后面还要详论），故不可能为此类人所撰。
从李邕的政治倾向看，他具有为狄仁杰作传的思想基础。李邕生性刚直，嫉恶如仇，坚决反对武则天纵容内宠，紊乱朝纲。他任左拾遗时，支持御史中丞宋将张昌宗兄弟交付法司推按，大挫了朝中贵宠权的威风。《旧唐书》本传引孔璋上书说：“往者张易之用权，人畏其口，而（李）邕折其角；韦氏恃势，言出祸应，而邕挫其锋。”中宗复位后，重用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以习长生之术。李邕上书进谏，指责郑普思“多行诡惑，妄说妖祥”；认为长生之术，“皆事涉虚妄，历代无效。”他在地方任刺史时，“拯孤恤穷，救乏赈惠，积而便散，家无私聚。”这一切都说明李邕具有和狄仁杰一样的政治抱负和思想品格。正因为如此，他才乐意为狄仁杰祠撰写了碑文，以表达对狄仁杰的敬仰和企慕之情。据赵明诚《金石录》卷5载：“《唐狄梁公生祠记》，李邕撰、张廷八分书，开元十年十一月。”这是他为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狄仁杰祠所撰的碑文（明）正德。《狄梁公传》也撰于开元中，估计与碑文的撰写时间不会相距太远。
《新唐书·李邕传》云：“五王诛，坐善张柬之，出为南和令，贬州司户参军事。”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史料，证明李邕和张柬之等五人关系密切。李邕深结于张柬之等人，主要是政治抱负相同的结果。他曾作一首《六公咏》的诗篇，赞颂狄仁杰、张柬之等五人的不朽业绩。从李邕的政治倾向和与张柬之等人的关系分析，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拥立中宗即位之时，李邕很可能也参与了此事，大概由于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大，所以史籍中疏于记载。这个推测还需要进一步地证实。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李邕与张柬之等人的交往，对他撰写《狄梁公传》十分有利，他从他们那里一定获得了不少相关资料。吕温为该书所作的赞序说：“唐复为唐，系公是赖。后代昧者，颇归功于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狄仁杰荐引张柬之等人，史有明文记载，暗示其匡复唐室则只有该书有记载，所以吕温希望这部书能够长期流传下去，可以使人不惑。李邕既与张柬之等人关系密切，一定不会隐没其功，他在这部书中记载的狄仁杰临终暗示之事，很可能就是出于张柬之等人之口，惟其如此，这一记载才显得更加真实可贵。
司马光说：“按柬之等五人偶同时在位，协力立功，仁杰岂能预知其事，举此五人，专欲使之辅之太子邪！且易之等若有可诛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势，仁杰身为宰相，岂待五年之后，须柬之等然后发邪！此盖作传者因五人建兴复之功，附会其事，云皆仁杰所举，受教于仁杰耳。”此说看似有理，实则牵强。狄仁杰虽为宰相，并不能专擅朝政，亦受制于武则天，欲要匡复唐室必待有利时机，岂可随意妄发！武则天以周代唐，恐人谋图颠覆，大权从不假手于人，又大开告密之门，罗织罪名，诛杀无虚日，在这种形势下要求狄仁杰推翻武氏统治，恢复李氏地位，岂不是强人所难！张柬之等人之所以得以成功，完全是利用武则天年老病重，卧床于深宫，不能亲理朝政，他们抓住时机才得以一举成功。假如武则天身体康泰，控制政权一如既往，张柬之等人无机可乘，也是不能成功的。狄仁杰生前极力推荐张柬之等人，并将其推上宰相高位，是因为李显这时已恢复太子之位，希望他们能辅佐太子，匡复唐室，这只是狄仁杰的一种愿望，至于将来能否成功，他当然不能预知。书中有夸大狄仁杰作用之处，也是不能否认的，但也决不可以此就完全否定该书的史料价值。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在比较新旧《唐书·狄仁杰传》的优劣时说：《旧唐书》“又言仁杰前后匡复奏对凡数万言，开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梁公别传》，备载其辞。见其不可胜载，当观《别传》也。以二者较之，旧书为长。”《十七史商榷》卷87《狄仁杰历官事迹二书详略位置不同》。王鸣盛的意思是说《旧唐书》之所以专门提到李邕所撰之书，是因为狄仁杰匡复奏对的言论甚多，不可胜载，提示读史者应该参阅《别传》。这就是说《旧唐书》的编撰者和王鸣盛均肯定该书的史料价值。
其实《新唐书》的撰者也非常重视该书的史料价值，其比《旧书》增加的内容，多来自该书，试举几例，就可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据《新唐书·狄仁杰传》载：“俄转幽州都督，赐紫袍、龟带，后自制金字十二于袍，以旌其忠。”由于《狄梁公传》已佚，幸赖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14中摘录了该书关于此事的记载，使我们得以知道《新唐书》这条记载的史料来源。吴曾在抄录了《新唐书》以上这段文字后，接着指出：“其十二字，史不著。予按《家传》云：‘以金字环绕五色双鸾。’其文曰：‘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乃命录之。《新史》不惟不著十二字，虽‘五色双鸾’亦不录也。”这十二字不惟新旧《唐书》没有记载，《资治通鉴》也没有记载。司马光不予记载，完全是出于对《狄梁公传》的偏见之故。
《新唐书·狄仁杰传》：“始居母丧，有白鹊驯扰之祥。”这一条史料也是来之于《狄梁公传》，只是由于《新唐书》文字过于简略，使人难于理解其意。吴曾说：“《家传》云：‘丧亲有白鸟、连理枝绕于墓侧。’《新史》止云‘有白鹊驯扰之祥’”。也认为《新唐书》记事不明。
《新唐书·狄仁杰传》云：武后“召谓曰：‘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于是，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危矣’”。这条记载主要依据的仍然是《狄梁公传》，稍不同的是，《狄梁公传》记此事为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的对话，没有提到王方庆，《新唐书》记为狄仁杰与王方庆同对。《新唐书》这样记载也是有史料依据的，《大唐说纂》记此事为武则天与王方庆的对话，却没有提到狄仁杰。《新唐书》综合两书记载，就写成了狄、王二人与武则天的共同对话。这样处理也是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这里要说的是《新唐书》记事时随意省略，造成了文义的不通。《狄梁公传》的原文是：“双陆不胜，盖为宫中无子。”《新唐书》省去了“宫中”二字，大概编撰者认为这两字可有可无，删去并不影响文义，实则大误矣。吴曾读书十分仔细，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专门询问了善博弈者，答曰：“博局有宫”，故此他认为“其字不可削，盖削之则无见宫中之意”。他还特意摘引了王建的《宫词》：“分明同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各把沉香双陆子，局中叠阿谁高。”来证明赌双陆确有宫、局。
《新唐书·狄仁杰传》有一段狄仁杰劝谏武则天立庐陵王的话，即：“文皇帝身蹈锋镝，勤劳而有天下，传之子孙。先帝寝疾，诏陛下监国。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余年，又欲以三思为后，且姑侄与母子孰亲？”这条史料亦来自《狄梁公传》，该书原文如下：“太宗身陷锋镝，经纶四海，所以不告劳者，盖为子孙，岂为武三思邪！陛下身是大帝皇后，大帝寝疾，权使陛下监国；大帝崩后，合归冢嫡。陛下遂奄有神器，十有余年。今议缵承，岂可更异！且姑与母孰亲？子与侄孰近？”两相对照，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新唐书》的记载完全是根据《狄梁公传》改编而来的。《旧唐书·狄仁杰传》云：“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顼、李昭德皆有匡复谠言，则天无复辟意。惟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亦渐省悟，竟召还中宗，复为储贰。”其实，当时劝谏武则天接回中宗的并不仅限吉顼、李昭德、狄仁杰三人，还有数人也曾出过面，但都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在这件事上狄仁杰之所以发挥了主要作用，关键是他十分注意方式、方法，针对武则天的心理特点进行劝谏。上引《旧唐书》的这段记载再次证实了《狄梁公传》对此事记述的真实性。司马光说：“或者仁杰以庐陵母子至亲而幽囚房陵，劝召还左右，则有之矣。”《资治通鉴》卷206圣历元年二月《考异》。就是说司马光也承认《狄梁公传》在这个问题上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说李邕所撰的《狄梁公传》，由于撰者是在狄仁杰死后不久入朝任官的，当时与狄仁杰共事的许多人还都在朝中任职，狄仁杰的许多事迹人们都还记忆犹新，李邕用耳闻目睹的史料撰成的这部书，其史料价值是十分珍贵的。以书中存在某些缺失和疏误，就全盘否定其价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当然司马光对该书一些疏误的批评意见，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某些具体意见还是中肯的。如关于狄仁杰生前就预料到张柬之等人一定会成功的意见，关于中宗为河北元帅在立为太子之后，而该书误为立太子之前的意见等。不仅对该书、对任何史料都不可盲目信从，都要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惟其如此，历史科学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