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尤赫然与日月争光者，莫若安抚江南而焚淫祠一千七百余所。
（清）王夫之
垂拱四年（688）六月，武则天任命冬官侍郎狄仁杰为江南巡抚大使。狄仁杰此次奉命南下巡察，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举焚毁了大批的江南淫祠。这一举动震惊了朝野上下，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普遍赞扬，也获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表现了狄仁杰不畏鬼神，反对迷信陋俗的精神风貌。
一.南巡背景
其实，武则天派狄仁杰巡视江南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移风易俗，而是另有政治目的。狄仁杰的举动完全出于他个人的远见卓识，惟其如此，才显得这一举动更加难能可贵。
武则天派使巡察江南与徐敬业举兵反叛有直接的关系。徐敬业是唐朝的开国元勋李的孙子，李本姓徐，名世，唐太宗因其功大赐姓为李，太宗死后避其讳，遂称李。因徐敬业此次反叛之故，武则天剥夺了他家的赐姓，恢复了徐姓，所以史籍上记其为徐敬业，而不称李敬业。据说李临死时，指着徐敬业说破我家者一定是这个小儿。李的预言不幸真的让他说中了，这个家族果然因徐敬业之故遭到灭顶之灾。
徐敬业少从李征伐，以勇力闻名。高宗任以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刺史。当时群蛮相聚作乱，官军讨伐屡屡失利。徐敬业到任后，单骑入敌营中，好言抚慰，说：“国家知君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后去者为贼。”《隋唐嘉话》卷中。蛮人纷纷四散而回，徐敬业惟召其渠帅，责以大义，各杖数十遣去，境内肃然。由于徐敬业胆略过人，敢作敢为，所以李认为他将会给这个家族带来祸患。据载，徐敬业少年时，曾随李打猎，李乘他入林逐兽之机，命人顺风纵火，欲将徐敬业除去。徐敬业被大火围困，无处躲避，急中生智，将所骑马杀死，躲入马腹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徐敬业在李死后，承袭了英国公的爵位。他虽然机智有胆略，但却贪财，光宅元年（684），因坐赃从刺史任上被贬为柳州（治今广西柳州）司马。他从洛阳赴贬所途中，在扬州（治今江苏扬州）与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魏思温等被贬黜的官员相遇。这些人都因失去官职而心怀不满，与徐敬业一拍即合。时武则天已废中宗，虽又立睿宗，“实亦囚之。诸武擅命，唐子孙诛戮，天下愤之。敬业等乘人怨，谋起兵。”他们以匡复庐陵王（中宗）为号召，拥徐敬业为主，在扬州起兵造反，并传檄州县，声讨武则天。檄文出自文学家骆宾王之手，是一篇文采斐然、措辞犀利的优秀作品。其中有些名句至今仍为人们广泛吟颂，如：“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据说武则天读这篇檄文时，当读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等句时，微笑而已。看到“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处时，面色不悦，问左右此檄何人所撰？又说：“此人有如此之才，而使流落在外，这是宰相的过失。”这正是武则天过人之处的具体体现，由此来看，她能统治天下20多年绝不是偶然的。
徐敬业起兵后，势力发展很快，旬日之内招得精兵10余万，并有一些州县起兵响应。徐敬业起兵的消息传到洛阳后，武则天不顾朝中有人反对，毅然派遣大将李孝逸率大军30万前往镇压。徐敬业表面上打的是匡复庐陵王的旗号，实际上却想攻取金陵（今江苏南京），凭借长江天险，割据于江南。这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安居乐业，徐敬业等少数人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发动战争，逆历史潮流而动，失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徐敬业起兵时，江淮一带响应者甚多，其中有不少地方官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进来。这些人中有的是因政治上失意而对武则天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对武则天废黜中宗，临朝称制不理解、不满意，在他们心目中李氏皇室才是天下之主，武氏临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古代的这种正统观念的社会影响不容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倾向。
徐敬业失败后，一些追随者就隐藏在当地民间，有些同情起兵的官吏依然在当地任职。对于这些人需要搜捕或进行甄别，对遭受战争骚扰的百姓也需要进行安抚。早在徐敬业起兵失败的次年，即垂拱元年（685），武则天就打算派使赴诸州巡察，“兼申黜陟”，遭到麟台正字陈子昂等一些官员的反对。陈子昂认为遣使巡察诸州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草率不得，必须选择那些“雅合时望”，为众人所推重的人来充任。他还提出了四条具体条件，即慈爱足以抚恤孤贫，盛德足以举贤荐能，刚直足以不避强暴，明智足以照察奸邪。他指出当前一些充使者，还没有走出朝廷，连市井之人都认为任非其人，这样的使臣派出得越多，则天下弊端就会愈增，欲想使天下安宁反而事与愿违。主张如果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选，不如暂不出使为好。陈子昂之所以提出这种主张，主要是担心充使者任非其人，将使江南百姓受到不必要的骚扰，避免牵连更多的人无辜受屈。
从史籍记载看，这年武则天的确没有再向江南派使，这倒不是她接受了陈子昂的主张，而是在她看来还有更迫切的事要做。在徐敬业举兵反叛期间，朝中以宰相裴炎为首的一些人乘机要挟武则天交权，并阻挠对徐敬业的进剿。武则天认为朝廷内部隐藏着的政敌比来自地方的隐患更加危险，所以她大开告密之门，集中精力清洗朝廷内部政敌，没有顾得上再向江南派遣使者。从垂拱二年（686）起，武则天利用酷吏大肆诛杀政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不少无辜的人死于非命。于是，陈子昂又一次站出来反对这种清洗，认为这种旨在清洗徐敬业党羽的行动有扩大化的趋势，且严刑拷掠，罗织连坐，虽然抓了不少嫌疑人员，“及其穷竟，百无一实。”认为如果不加收敛，继续搞下去，人皆恐惧不安，“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武则天不听。
到了垂拱四年，经过了一段内部大清洗后，武则天认为地方的甄别时机已经成熟，需要尽快安排部署。此外，这时的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临朝称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改朝换代的大事，也需要有一个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江淮曾是首乱之地，必须予以重点关注，派使巡察江南便成了当务之急的大事。
武则天向江南派遣巡抚大使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这就是继续搜寻徐敬业的下落。有一种记载说，徐敬业起兵时曾找寻一位与己相貌相似的人养于军中，作为替身。徐敬业战败后，官军只抓获他的替身，斩首献于朝廷。而徐敬业本人与随从数十人隐藏于大孤山，削发为僧，与外界不相往来。天宝初，有一名为住括的老僧与弟子到南岳衡山，居于寺庙之中。月余，老僧忽然召集众僧，自言是徐敬业，兵败后隐居修炼至今，并忏悔往昔杀人的罪咎。老僧死后葬于衡山。还有一种说法与前述大同小异，说在南岳天柱寺之西岭丛林中，有僧徒数百隐居修道。李邕曾向他们询问过徐敬业之事，说李孝逸当年无法抓获徐敬业，只好杀了一位与其貌似的人向朝廷报功，不知和尚识此人否？当时有一位老僧出面赞扬李邕洞察事机，却未承认自己就是徐敬业。直到老僧临终时，才召集弟子承认自己就是徐敬业。该书还说，段拾遗曾为老僧撰写墓碑碑文，不敢直言是徐敬业，乃云是徐敬业的昆弟。
据此看来关于徐敬业当年兵败时并未被杀的传闻，流传颇为广泛。李邕是后来之人，尚且知道此事，武则天耳目甚多，对这种传闻不会不知道。从政治角度考虑，武则天不会公然否认徐敬业已经死亡，但暗中派人查访也不是不可能的。
垂拱四年，狄仁杰早已从宁州刺史调入朝中任冬官侍郎，武则天以前早就对他的才干有所了解，大概认为狄仁杰才是最合适的人选，遂任命为江南巡抚大使，去完成这一复杂而又重要的使命。
狄仁杰对他肩负的主要使命完成得如何？史无记载，从他返回洛阳后就被武则天提升为文昌右丞这一情况看，一定是完成得不错。史籍中只记载了狄仁杰在江南焚毁淫祠这一件事，其他一概略去不记。不能不佩服史官的远见卓识，因为这件事的意义的确是远远超过了他所肩负的政治使命。
二.江南的神灵崇拜
江南的神灵崇拜风气自古以来就非常浓厚，祠堂、庙宇之多远远超过北方地区，所造成的社会弊病也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普遍的神灵崇拜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士农工商各个社会阶层无不迷信于此而难于自拔。崇拜的对象也是繁多而复杂的，有山川、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土地、城池、门灶，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神灵崇拜，如树神、果神、瓜神、花神、茶神、酒神等。不少历史人物在江南也被敬为神灵，如周赧王、夫差、项羽、春申君、赵佗、伍子胥、马援等。至于宗教中的各种神佛，更是人们敬奉礼拜的对象。《唐国史补》卷下记载了一则故事：“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刺史初到，他汇报说驿中一切都安排妥当，请检查。刺史走到一室前，询问后得知是酒库，见其外画一神，就问是何神？答曰：“杜康。”又见一室据说是茶库，仍画有一神，经询问乃是“陆鸿渐也”。即陆羽。后来又走到一室署曰（腌菜或肉酱）库，也有一神，说是“蔡伯喈”。刺史大笑，说这位神就不必设置了。官府中尚且如此，更何况民间了。这众多的神灵中有不少都建造有祠庙供奉，所谓“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唐国史补》卷下。如此众多的祠庙，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去建造，有些人还借此妄言祸福，或蛊惑民心，或骗取钱财，弊端甚多。
三.移风易俗的举措
狄仁杰到江南后，看到这种情况深感如不扫除这些陋俗，既不利于民风的改变，也不利于吏治的整顿。他并不是简单地下令焚毁一切祠庙，而是有所选择，除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种庙外，其余绝大部分祠庙全都予以焚毁，共毁去1700余所。狄仁杰保留以上四庙，是有他的道理的。大禹是治理水患、拯救万民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崇敬的祖先，百姓修庙祭祀，表现的是对其历史功绩的纪念和对祖先的尊崇。吴太伯是春秋时吴国的祖先和创建者，他的后代季札是吴国的贤人，颇通周礼，江南人设庙祭祀他们，是尊祖行为。当然无可非议。伍子胥是历史上吴国的忠臣，为国而死，是后人崇敬的楷模，江南人对他崇拜由来已久，非其他地区人可比。对于这些人物的庙宇狄仁杰当然要予以保留，不能干挫伤百姓感情的事情。
狄仁杰焚毁的淫祠中其他种种神灵不想再详述，仅就一些历史人物的祠庙谈一点看法。据载，被焚毁的祠庙中有周赧王、项羽、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吴夫概王等人的祠庙。像这些祠庙实在没有必要存在，如周赧王是亡国之君，项羽为败军之将，马援不过是东汉一将，赵佗为南越之王……诸如此类，划入淫祠范围是非常正确的。据载，当时拆毁项羽庙时，当地人皆不敢前去，说是入内者必死。狄仁杰知道后十分愤怒，于是就撰写了一篇檄文，以正告西楚霸王项羽及其将校，然后命人拆毁项羽庙，竟然十分顺利，没有再发生任何异常情况。这篇文章十分有意思，节录如下：
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机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拼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堕圮，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玄穹膺赤帝之镇符，当素灵之缺运。俯张地纽，彰凤举之符，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天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尽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鉴，岂不惜哉！固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帏销烬，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
这篇檄文气势磅礴，正气凛然，表现了狄仁杰不畏鬼神，变革陋俗的决心。项羽虽然在楚汉相争中失败了，但是在江南人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位英雄。在江南人信仰的诸神灵中他又是所谓大神，敬畏程度自然非一般小神可比，如果项羽庙不能毁去，势必直接影响对其他诸神庙宇的焚毁，甚至可能会导致狄仁杰这次行动的流产。狄仁杰知难而进，首先焚毁这些所谓大神的祠庙，就可以推动整个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这篇檄文中狄仁杰斥责项羽不知谋略，不善用人，一味逞强。所谓“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致使百万雄兵连同八千之子葬身于异乡。他还认为项羽垓下之败，“盖尽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即完全是人为的结果，和天命并无关系。嘲笑了项羽至死都不醒悟，没有认识到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是狄仁杰进步历史观的反映。最后，狄仁杰提出要项羽“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反思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资格再享受庙食，虚费牲牢。
通观这篇檄文结构紧凑、言辞犀利、正气凛然、说服力强，是狄仁杰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文章中的上乘之作，也是狄仁杰反对迷信、反对淫祠滥祀祸害百姓的不屈宣言，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江南百姓焚毁淫祠，移风易俗的勇气。
四.历史影响与后世评价
淫祠泛滥的危害除了修建大量的庙宇祠堂浪费资财外，还表现在每年名目繁多的各种祭祀活动上，仅从保留下来的唐人与神灵祭祀有关的祭文来看，其内容五花八门，如祭百神、祭名山、大川、祭城隍等。还有所谓赛文，即举办酬报献功的祭神活动时所作的祭文，报赛的对象有大舜庙、越王庙、白石神、海神、古榄神、木瓜神、兰麻神等。此外，唐人的诗歌中也有许多描写祭神活动的内容。江南祭神活动往往场面很大，参加人数众多，仪式繁杂。从一些诗歌描绘的情景看，往往都有女巫击鼓迎神、洒酒焚香、抛撒纸钱、巫师唱诵、鬼神降临、送神离去等一系列森然古怪的仪式。参加者往往倾乡而出，不仅浪费许多财力、人力，有时甚至影响到正常的农业生产的进行。淫祠的泛滥也给巫师、方士提供了许多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利用人们对神灵的崇拜与信仰，或骗取钱财，或妄言祸福，以巫术害人性命也不稀见。
狄仁杰正是认识到了淫祠泛滥这些弊端与危害，以其特有的果敢作风，一举焚毁了大量的祠庙，使江南百姓受惠不少。对于狄仁杰的这次行动，后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狄仁杰此举可以与日月争辉，可见评价之高。王夫之还详细地论述了他之所以对狄仁杰这次行动评价如此之高的原因，他说：“是举也，疑夫轻率任气者亦能为之，而固不能也。鬼神者，即人心而在者也，一往而悍然以兴，气虽盛，心之惴惴者若或掣之，昧昧之士民，竞起而挠之，非心服于道而天下共服其心者，未有不踟躇而前却者也，故曰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读通鉴论》卷1《中宗》五。在王夫之看来此举决不是狄仁杰轻率任气的一时行为，而是在他的不畏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支配下的自觉的行为。王夫之这里所说的鬼神“在心”，就是指思想信仰，只有“心服于道”，思想中不信仰，不崇拜，才能克服阻力，一往无前地采取果断行动。也正是因为这样，王夫之才认为其可以与日月争辉。王夫之不愧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他对狄仁杰焚毁江南淫祠这一举动的评论，的确不同凡响，闪烁着进步的思想火花。
王夫之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狄仁杰的此次举动确有其思想根源，早在他充任度支郎中时就已有所表现。那还是在高宗统治时期，有一次车驾将前往位于山西的汾阳宫，命狄仁杰为知顿使，负责皇帝行程的安排事务。当时，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长史李元冲因为原定的道路要经过一座女祠，民间传说凡是盛服车马经过此祠的必有风雷之灾，主张另外选择一条道路，以避开女祠。狄仁杰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天子行幸，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女敢害而欲避之？”后来车驾经过此祠时果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现象。高宗得知此事后，赞叹地说：“可谓真丈夫也。”狄仁杰敢于让皇帝冒这样的风险，不是出于他的丈夫气概，而是他不迷信鬼神的一贯思想的反映。
继狄仁杰之后，唐代还有一些有识之士反对淫祠弊俗，如李德裕就是其中一位。他在长庆三年（823）担任浙西观察使时，“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他针对当地人信巫祝，敬鬼神的弊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同时李德裕还对管辖境内的祠庙进行了清理，除方志有所记载的前代名臣之祠外，其余淫祠一律毁去，共计毁去了1010所。看来李德裕的举措更为完善细致，这是由于他任职于当地，有较长的时间来从容不迫地部署安排此事的缘故。而狄仁杰是充使巡察，时间紧迫，只能采取断然措施，以求迅速获得成果。从焚毁的淫祠数量和影响看，李德裕不如狄仁杰多，影响只限于四州之地，不及狄仁杰这次行动影响广泛。此外，韩愈、柳宗元等在任地方官时，也都有类似举措。还有人著书立说反对淫祠滥祀，如李、沈颜等人。总之，在唐代自从狄仁杰率先反对淫祠迷信以来，一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或采取断然措施，或口诛笔伐，力抗流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旧风陋俗的过度泛滥和流行。中国古代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取有益的养分，摈弃糟粕，不致走入狭谷绝境而隳亡，这也大概是原因之一。狄仁杰就是唐代在这方面的开风气之先者，尽管他没有留下多少著述，但后人从他的这些行动上仍然看到了其思想火花的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