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
（唐）狄仁杰
天授二年对狄仁杰来说是一个喜忧交杂的年度，喜的是登上了为士大夫们所企慕的宰相宝座；忧的是当时酷吏横行，罗织之风甚盛，使他大有木秀于林之感，不知何日祸之将至。
酷吏政治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她取代李唐建立武周政权之时，酷吏是铲除政敌，夺取皇位的得力工具；武周政权建立后，酷吏又是她对付异己力量，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法宝。武则天任用酷吏杀人之多，在唐朝诸帝中是空前绝后的。史载：“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在这些被杀的人中，属于武则天政敌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人都是被罗织诬陷而死的。在这场浩劫中，尽管狄仁杰机警过人，仍不能逃脱酷吏的罗织网，险些成为刀下冤魂。
一.酷吏政治
狄仁杰从天授二年（691）九月入相。到次年一月被捕下狱，其间不过半年时间，如何就由人上人变为阶下囚？官场风云固然险恶，也不至于如此之快。究其原因，还得从武则天的心理与酷吏政治的特点说起。
武则天鼓励告密始于文明元年（684），当时她刚废去中宗不久，有飞骑10余人因对赏赐太少不满，在坊间聚会饮酒时，有人说早知别无赏赐，还不如奉庐陵王（中宗）再登帝位。此事被他们中的一人告发，结果使在场的人全部都被处死，而告密者却获得了五品官的奖励。不过这时还没有有组织有目的的大搞罗织告密活动，仅是偶尔为之。
真正推行酷吏政治，始于垂拱二年（686）。据载：“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这种猜忌、怀疑的心理，使她对一切人都不信任，尤其是唐朝宗室和重要大臣。为了能够挖出那些潜藏的政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酷吏，奖励告密。此外，武则天推行酷吏政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大诛杀”以树威，使人不敢轻易反对她的统治，因此不惜采取残酷手段诛杀一切怀疑对象。这就不免使打击范围有所扩大，使不少无辜之人受到株连。
为了鼓励告密者，武则天规定凡外地赴洛阳者都由馆驿提供驿马，供给五品官员的食宿，所言称旨的，授以官职，如果所言不实也不追究诬告责任。她还亲自接见告密者，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是农夫、樵人，都要亲自召见，由客馆负责食宿供给。在这种体制鼓励下，四方告密者蜂起，搞得朝中官员人人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头。由于告密者甚多，武则天一人应接不暇，于是命人铸造铜匦，四面各开一小口，凡告密者可将密奏直接投入匦中。又命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一人，专掌此事，称之为理匦使。
唐太宗时制定法律，禁止奴告主人。武则天为了彻底清除政敌，采取了鼓励奴告主人的政策，使得不少官员的家奴稍对主人不满，便出面诬告主人谋反，往往遭到破家诛戮。有人出面说句公道话，也容易遭到猜忌，轻者丢官，重者丧命。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被家奴诬告，酷吏周兴判为族灭之罪，郝象贤家人遂赴御史台诉冤，监察御史任玄殖受理此事，经他认真调查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郝象贤谋反，结果连任玄殖也被罢免了官职。这样搞的结果，就使负责监察或审讯的官员不敢再坚持秉公办案，冤滥大大增加。甚至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朝中的官员往往极力讨好家奴，不敢稍有得罪，惟恐他们一不如意便去诬告家主谋反。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怪异荒唐的事都接连出现了。如醴泉（陕西礼泉）人侯思止，为人诡谲无赖，在游击将军高元礼家为奴仆。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刺史裴贞处罚了一位判司，判司遂唆使侯思止告发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致使裴贞与李元名之子豫章王李被杀，李元名被流放。侯思止告密有功，授游击将军之职，但他仍不满足，要求授予御史之职。武则天说：“卿不识字，如何能够胜任御史之职。”回答说：“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四月条胡三省注引《异物志》：“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直者。”武则天认为他忠直，遂授予侍御史之职。武则天又赐给他籍没的官员房宅一处，侯思止不接受，理由是他十分憎恶反逆之人，不愿住这样人的宅第。由此，武则天对他更加赏识。
衡水（河北衡水西）人王弘义，素无德行，其邻居种有一片瓜园，他去索要瓜，邻居未给，心中怀恨。当时武则天喜好祥瑞，不少官员因献祥瑞之物而得以升迁，王弘义遂向县官密告，称瓜园有白兔出没，县官派人前去搜寻，将这片瓜园践踏殆尽。王弘义见别人因告密而得任官职，十分羡慕，但他又和官府之人素无瓜葛，不好虚妄诬告，便把目光转向民间。见到乡里耆老聚集举行社日之祭，这本是农村民众聚宴娱乐的一种活动，在唐代非常普遍，在春日或秋日都要举行。王弘义却密告说聚众谋反，结果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被杀者达200余人。王弘义因此得到了游击将军的官职，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成为执法之官。他在这个任上，胡作非为，草菅人命，经常无故杀人。如有一次他外出办案，路过汾州（治今山西汾阳），司马毛公不敢怠慢，设宴盛情款待，两人相对而食，一会儿不知毛公哪句话不称弘义之意，遂命人将毛公拉出斩首。为了炫耀自己的威风，他命人将毛公首级挑在枪头，大摇大摆地回到洛阳，“见者无不震栗”。
以上这些人都是通过告密而得到官职，并受到宠信的，虽生性残忍，由于素无学识，所以还算不上大酷吏。这一时期的周兴、索元礼、来俊臣、万国俊、丘神、郭霸等人，才是著名的大酷吏。他们大都心狠手辣，残酷异常，又深深地了解武则天的心理，投其所好，杀人无数，使朝野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这些著名酷吏由于具有一定文化素质，所以善于总结办案的反面经验，使人防不胜防。
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酷吏政治有一个突出之点，就是罗织之风甚盛，为此来俊臣与万国俊、朱南山等编造《告密罗织经》1卷，罗列了各种诬告经验和陷人理由，欲害某人，就从几个方面同时诬告，并编造伪证，使被陷害人有口难辩。往往是一人入狱，牵连数十百人，使监狱人满为患。武则天还专门设置“制狱”于洛阳丽景门内，任用一些酷吏主持其事，主要是用于审理、关押重要案犯。凡是入此狱者，非死不能出，王弘义遂戏称丽景门为“例竟门”。意思是说入此门者，照例都不能活命。由于罗织之风愈来愈盛，搞得官员们人人自危，相见不敢交谈，“道路以目”。有不少人上朝以后从此就再也不能回家，因此，每逢上朝日，朝官都要与家人诀别，不知能否再相见。此外，武则天每每以酷吏杀人多少为忠心与否的标志，如来俊臣每次遇到有赦令颁布，就命令狱卒先把所谓重犯杀死，然后才宣布赦令。“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酷吏们自然绞尽脑汁，努力扩大罗织范围，以残酷逼供，多多杀人为能事。武则天大兴酷吏政治的目的，重点在于打击宗室、大臣。关于这一点，在武承嗣向她所提出的“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的建议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既然重要大臣也是其怀疑打击的对象，狄仁杰身为宰相，又不与诸武同流合污，虽然他与诬陷者来俊臣个人之间并无恩怨，但来俊臣为了讨取武则天的欢心，捞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也不惜将他诬陷下狱。从这个意义看，狄仁杰的这次下狱实际上是做了一次酷吏政治的牺牲品。与狄仁杰同时被捕下狱的魏元忠释放以后，武则天问他为何屡次下狱？魏元忠回答说：“臣好比一头鹿，罗织之徒好比狩猎者，他们需要用臣之肉作羹，臣又如何能够幸免！这些人杀臣的目的在于升官和追求显达，臣又有什么过失呢？”魏元忠的这些话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从史籍记载的一些现象分析，武则天的心理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病态程度，即怀疑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和最信任的大臣。先太子李贤被害死后，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0）又下令将他的两个儿子活活鞭死。李贤的儿子，即武则天的亲孙子，年纪尚幼，也不可能参与什么政治活动，当然也不会构成对武氏统治的威胁。她能对亲骨肉下此毒手，不是心理失常又是什么？武则天对至亲骨肉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更为荒唐的是，宰相傅艺梦见自己登上了湛露殿，醒来后便把此事说给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听，这个人也想靠告密升官，当然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便将此事告发了，结果傅艺被杀。其实傅艺也是一个善于逢迎献媚之徒，他就是靠这一套本领获武则天的欢心而登上宰相宝座的。天授元年九月，当时还是侍御史的傅艺，率领关中百姓900余人赴洛阳上表，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睿宗李旦姓武。武则天虽然没有同意这个请求，但却将傅艺提升为给事中。自从他带了这个头后，于是百官、贵戚、四夷酋长、僧道等各类人，纷纷学他的样子上表请求改换国号，武则天就是在这样形势下登上了皇帝之位。由于傅艺功劳甚大，武则天登基之后，马上提升他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当上了宰相。由此傅艺也创造了一个官场上的新记录，即在一年之内他的官服历青、绿、绯、紫，换了四次。由此可见，傅艺本来是武则天最为宠信的官员之一。尽管傅艺人品低劣，死不足惜，但梦中之事，不足以为定罪的依据，竟也使这样的宠臣死于非命，可见武则天的心理已脆弱到何种程度！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狄仁杰虽然也一度得到武则天的信任，但宠信程度还无法和傅艺相比，当有人诬陷他谋反时，武则天必然毫不犹豫地将他投入监狱。
二.无辜下狱
长寿元年（692）一月，左台中丞来俊臣告发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7人谋反，于是统统被捕下狱。
在这7人中，除魏元忠、李嗣真因曾得罪过酷吏，故被诬陷外，其余5人可以说都是无故遭受诬陷而被捕的。魏元忠早年因生性耿直，不与谄媚之徒为伍，在朝中声望颇高。酷吏郭霸本为一县丞，因为善于献媚，得到武则天的赏识，提拔为监察御史。当时魏元忠为御史中丞，是郭霸的顶头上司，郭霸为讨好上司，有一次魏元忠患病，郭霸专程前往探视，曾尝过他的粪便，对他说：“大夫粪便如果味带甘甜，则可忧虑；今味苦涩，说明病情不重，不必担心。”郭霸称魏元忠为大夫，已经有讨好之嫌，又亲尝其粪便，使魏元忠更加鄙视他的为人，于是魏元忠病好后逢人便讲说此事，使得郭霸大丢面子。这样一来，就引起郭霸对他的极大愤恨，串通来俊臣、侯思止对他进行诬陷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嗣真在永昌初年曾担任过右台中丞、知大夫事。他虽为执法之官，却不与酷吏同流合污，并对来俊臣大搞罗织、残酷杀人大为不满。他曾上书武则天，劝她不要再搞酷吏政治，武则天不听，反将他赶出朝廷，出任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刺史。由于他得罪了来俊臣，所以这次将他与狄仁杰等人一并诬陷为谋反，下狱治罪。
在此之前，来俊臣曾奏请武则天降敕，规定只要审讯时主动承认谋反的可以免死。狄仁杰等人被捕后，来俊臣就以此引诱他们招认谋反，狄仁杰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狄仁杰之所以如此痛快地承认谋反，并不是真的相信可以免死的诱惑，而是为了避免来俊臣的酷刑逼供，无谓地遭受皮肉之苦。魏元忠在侯思止审讯他时，坚决不承认谋反，受到严刑拷掠。侯思止命人将魏元忠倒拽而行，拖得皮开肉绽。魏元忠不屈，大骂道：“我命薄，好比骑驴时坠下，足挂于镫，被驴所拽。”又招来了更为残酷的虐待。魏元忠说：“侯思止，你如要魏元忠的头就请截去，何必一定要我承认谋反！”魏元忠在备受折磨摧残之后，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还是承认了谋反。与其这样，倒不如狄仁杰来得爽快。狄魏二人不同的表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秉性问题，实质上却是二人智力高下的反映。
来俊臣，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他的父亲来操是一位赌徒，与人赌博赢钱数十万，对方无力还钱，便把妻子送去抵债，此人到来家时已身怀有孕，生下的这个孩子就是来俊臣。俊臣早年就不事正业，为人凶残，因告密而得以任官。来俊臣当官后更加肆无忌惮，以手段残忍，杀人无数而为武则天所赏识。他审讯罪人时，不问案件轻重，常用醋灌犯人之鼻；或者将人扣入瓮中，周围用火烧烤；或者断绝犯人饭食，致使一些犯人抽取衣中棉絮充饥。他还与索元礼等人制作了10种刑具，称之为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凰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次审讯新犯人，来俊臣就把这些刑具搬出来当众出示，犯人看见无不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有人在审讯时喊冤，来俊臣就命人割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在这种情况下，喊冤既无济于事，反倒要受到更残酷的迫害，所以狄仁杰决定先承认谋反，然后再设法脱身，这无疑是一种聪明的决断。
狄仁杰在狱中期间，判官王德寿见他未经拷掠就承认谋反，以为狄仁杰是软骨头，遂对他说：“尚书（指狄仁杰）一定可以减死。德寿既已受皇帝驱使，也想使官职有所升迁，希望尚书能够承认杨执柔也参与了谋反之事，这样对我将有较大好处，不知是否愿意这样做。”狄仁杰故意问道：“怎样才能把杨执柔牵连进来？”王德寿说：“尚书在春官任职时，杨执柔当时也在该司任员外郎，只要说在那时你们二人就相识，并拉杨执柔参与谋反之事即可。”狄仁杰一听此话，心中对这些无耻之徒更加愤恨，遂以头触柱，血流满面，大声呼喊道：“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王德寿见狄仁杰如此状况，怕事情搞大了对自己不利，急忙向狄仁杰谢罪，狼狈退去。
狄仁杰已经承认谋反，来俊臣并没有因此而减刑，仍要置他们于死地。由于武则天只同意逮捕狄仁杰等人下狱审讯，要处以死刑还要经她批准，在有关司法部门上报待批期间，来俊臣认为狄仁杰等人已无所作为，只等武则天批准便可行刑，“不复严备”。这正是狄仁杰所期待的时机，他拆下被头向狱卒要来笔砚，书写了冤状，置于棉衣中，向王德寿说：“天气已渐热，请将此衣交给我的家人，取掉其棉，以便狱中之用。”王德寿不察其中密藏有帛书，遂将此衣交给狄仁杰的家人。这时狄仁杰的长子狄光嗣在外任官，不在家中，其次子狄光远收到棉衣后，知道其中定有夹带之物，仔细检寻，发现了其父的冤状，急忙入宫告变，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狄光远献上冤状，武则天阅后，召见来俊臣询问狄仁杰的案情，来俊臣回答说：“仁杰等人入狱，臣并未剥夺他们的冠带，饮食寝宿一切如常，如果没有谋反的事实，他们如何会承认谋反？”武则天遂命通事舍人周前往狱中探望狄仁杰的食宿情况，来俊臣将收去的衣物冠带又命人取来，让狄仁杰等人穿戴齐整，排列一行，让周巡视。周是一个胆小怕事之人，畏惧来俊臣，唯唯诺诺，不敢详察，甚至连正视探视对象的勇气都没有，就匆匆回去复命了，狄仁杰等人洗雪冤情的希望又暗淡下去了。
来俊臣既然已认定狄仁杰等人为谋反罪，当然不会轻易让他们翻案。为了促使武则天尽快批准对他们执行死刑，他又命人假冒狄仁杰等人的名义伪造了谢死表，自己代为署名，又指示周将此表呈送武则天，一定要致狄仁杰等7人于死命。
三.侥幸逃死
狄仁杰等人的案件对朝野上下震动很大。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等人都是现任宰相，3位宰相同时下狱，无疑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朝野的关注。魏元忠虽仅为御史中丞，但他为人正直，声望颇高，又立有大功。这是指在镇压徐敬业的战争中，当时武则天命他为监军，与李孝逸共同负责征讨事宜。在讨论进军方略时，魏元忠力排众议，主张先打徐敬业之弟徐敬猷所率之军，这支叛军实力较弱，歼灭这支军队可以鼓舞官军士气，削弱叛军力量，然后集中军力进攻徐敬业所率精锐军队。事后证明魏元忠的方略完全正确。在两军主力决战时，官军前锋受挫，统帅李孝逸畏惧欲退。魏元忠坚决制止了这种企图，又献火攻之计，终于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李嗣真为官清正，声誉也甚好。这样一批人同时被捕，又都是谋反大罪，朝士们非但不信，反而纷纷上书，认为这是奸佞横行，残害忠良。当时上书的主要有麟台正字陈子昂、万年县主簿徐坚、凤阁舍人韦嗣立、监察御史魏靖、给事中李峤、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等。归纳起来，他们的呼声大体反映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反对酷吏政治，认为有害无益。他们大都认为尧舜之时、文景（汉文帝、景帝）时代，几致刑措，千古以来，传为？美谈。“今四海多衔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都是徐敬业、李贞起兵以来，酷吏横行，连坐相牵，用法残酷的结果。指出目前这种“小乃身诛，大则族灭”局面的形成，完全是那些“皆图苟成功效，自求官赏”者，任意罗织，草人命，并非真有如此之多的反逆者。
第二，大开告密之门，罗织严密，目的虽然是“将息奸源，穷其党与”，但实际上却使大批无辜之人冤屈而死。他们指出数年以来，四方告密，牵累千万，“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及其穷竟，百无一实”，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庆，忠直清正之人痛心疾首。一人被捕，百人入狱，“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所宁。”批评的矛头直指武则天本人。
第三，认为酷吏政治不尽早结束，将使朝士人人不能自保，离心离德，不利于国家稳定和统治的巩固。有人甚至指出目前正直之士纷纷入狱，被杀被贬者不计其数，照此下去将使陛下无可用之臣，焉知不是有人借追究逆党而行反间之计，先除去陛下辅弼之臣，后谋取国家社稷。
第四，认为酷吏政治破坏了国家法制。“夫酷吏者，资矫佞以事君，行刻薄以临下。”他们大都“侮宪害公，弄权挠法”，“罪遂情加，刑随意改”，致使国家规定的死刑三覆奏的制度，形同虚设。要求废除委派专使推按，便可决杀人命的做法。“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应依法复奏，减少冤滥。生杀大权应该掌握在皇帝手中，权不下移，移则冤滥易生，冤滥生则法制乱，法制乱则天下纷纭，祸乱必起。
他们的上书并不仅局限于狄仁杰、魏元忠等人的这次冤案，更多地还是从国家安稳、维护法制、反对酷吏政治的角度出发的，把酷吏政治的危害和影响论述得非常透彻，以促使武则天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由于众人反映强烈，迫使武则天不得不认真地对待此事，她派给事中李峤、大理少卿张德裕与侍御史刘宪三人，再次复审此案。经过详细地调查与审理，证实这果然是一桩冤案。但是，张德裕惧怕来俊臣，不敢据实上奏，打算仍以来俊臣原所定之罪上奏。此议遭到李峤的反对，认为“岂有知其枉滥而不为申明哉”！他还以孔子的“见义不为，无勇也”的话，鼓励张德裕、刘宪二人，共同为雪洗冤案而尽力。在李峤的极力主张下，三人于是条列狄仁杰等人冤状上奏武则天，“由是忤旨”，皆被贬黜远州。从武则天贬黜李峤等人的举动看，她并不打算在这个时期结束酷吏政治，仍然信任来俊臣等人。
正在这时，前鸾台侍郎乐思晦年仅八九岁的幼子赴阙上变，从而为此案的洗雪带来了一线曙光。乐思晦于天授二年（691）六月被任为宰相，十二月被杀，前后仅半年时间。同时被杀的还有右卫将军李安静，罪名是谋反，实际上则是因为没有上表劝进，对武则天改朝换代支持不够。乐思晦大概也是因此事而被杀的，他的全家除幼子被送到司农寺为奴外，其余人全部惨遭杀戮。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能够入宫请求皇帝召见，肯定有人支持并提供方便，否则被籍没为奴的犯罪官员子弟，尤其是一个儿童是不可能随意行动，更不用说入宫去见皇帝了。
武则天召见了这位儿童，问他因何事要求召见，回答说：“我的父亲已死，我家已破，对于我家之事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为陛下之法被来俊臣等人所玩弄而感到惋惜。陛下如不信臣言，请选择朝中忠直大臣、为陛下平素最信任者，再撰写一份反状连同此人交给来俊臣审讯，没有不承认谋反的。”武则天听了此话后，觉得有理，由此“太后意稍寤”。从这个孩子对武则天的这一番话看，似乎不像儿童所能说、所能想到的，很可能有人事先教给他，通过孩子之口反映给武则天。于是，武则天决定亲自过问此案，她召见狄仁杰等人，问道：“既然你们都称冤屈，为什么又承认谋反呢？”回答说：“如果不承认，则早就死于酷刑拷打之下了。”武则天又问：“既如此，为何又要写谢死表？”众人皆矢口否认。武则天命人拿出表来，出示给他们看，才搞清是来俊臣伪造的假表，于是下令释放了7人。
狄仁杰等人虽然无罪被释放，由于武则天此时仍宠信来俊臣，所以她不仅没有追究他诬陷大臣之罪，反而把狄仁杰贬为彭泽（江西彭泽东北）县令，任知古为江夏（湖北武昌）县令，崔宣礼为夷陵（湖北宜昌）县令，魏元忠为涪陵（重庆涪陵）县令，卢献为西乡（陕西西乡）县令，将裴行本、李嗣真流放于岭南。来俊臣与武承嗣深恨狄仁杰，屡次请求处死他，武则天以释放的诏书已颁下，不可反复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御史霍献可当廷叩首苦争，要求一定要处死狄仁杰，仍没有得逞。霍献可早年任开封（河南开封）县令时，狄仁杰被贬外地，途经汴州（治今河南开封）时，欲留半日为民治病，霍献可不许，当日就将他驱逐出境。从此，两人结怨。后霍献可投靠武承嗣，遂得调为京官，专与朝中正直大臣作对，干了许多坏事。此次他苦争欲杀狄仁杰，一是借机以泄私愤，另外也是为了讨好武承嗣。霍献可不仅要求处死狄仁杰，连他的舅父崔宣礼同样也不放过，要求处死，他对武则天说：“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以头碰殿阶，血流沾地，以表示为臣不私于其亲。此后，霍献可常以绿巾裹头伤，微微露出冠下，希望武则天能看见，好得到升赏。可见此人德行之卑劣。
狄仁杰等人被贬约半年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酷吏政治开始衰落。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其一，经过多年的残酷杀戮，唐朝宗室大多杀戮殆尽，年纪幼弱者皆流放岭南，朝中公开的政敌也屠戮已尽，这样就使武则天的安全感大大地增强了。另外，有人认为：“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即武周取代李唐已经完成，天下之人皆已承认现实，政权的稳固性空前提高，“任威刑以禁异议”已没有必要。武则天也同意这个见解，遂逐渐地放宽刑狱。
第二，经过此次事件后，反对酷吏政治的人有所增加，呼声日渐高涨，如李昭德、朱敬则、严善思、周矩等人，都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他们接二连三地上书，说古喻今，苦苦相劝，要求武则天放弃酷吏政治。这些言论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武则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她的政策。
长寿元年（692）七月，当时告密者仍然很多，按照武则天自己的规定，凡告密者不许大臣过问，均由她亲自召见。由于人数太多，加之武则天年事已高，精力必然有限，使她觉得不胜其烦，于是就交给监察御史严善思处理。严善思仔细询问后，将其中850余人以虚构诳上之罪严厉处罚，使“罗织之党为之不振”。这是酷吏政治改变的一个显著信号。接着，侍御史周矩上疏提出“缓刑用仁”的施政方针，得到武则天的采纳，由是“制狱稍衰”。此后虽仍有酷吏杀人之事发生，但残酷程度已大大地不如以前了，人数也相对较少，来俊臣死后，酷吏政治可以说基本结束，国家法制恢复到正常状态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