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奈之何记史者往往添足其间，欲以为梁公讳也。
（明）李贽
武则天取代唐朝建立大周政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后人之所以对这一事件并不十分关注，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后来并没有结束唐朝的统治，假如武则天没有陷入继嗣的难题而无法自拔，焉知唐朝不是和隋朝一样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尽管如此，由于武则天的确轰轰烈烈地取代过唐朝的统治，于是旧史家便把这一时期的每一位历史人物在这一事变中的态度以及在事变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作为评价和褒贬的试金石。狄仁杰既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后人不免也要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作出种种评价，甚至提出一些责难。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旧史家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武则天所搞的这场“大周革命”。
一.大周革命
在武则天之前或之后的历朝历代中，都有不少太后专权或临朝称制的现象出现，但是像她这样改朝换代、皇袍加身的却仅此一例。惟其如此，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才更加引人注目，对她赞颂者有之，非议者有之，千年以来争论不休，似乎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能引起人们如此相悖的评价。
实际上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她临朝称制。早在她废去中宗临朝称制之初，就已引起了朝中许多大臣的不满。当时武则天居住于东都洛阳，命大臣刘仁轨留守西京长安，她在给刘仁轨的书中说：“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对刘仁轨寄予厚望。刘仁轨却不买武则天的账，上疏以身体衰老为由推辞不干，并以汉朝吕后擅权最终导致吕氏家族败亡的历史教训，对武则天进行规劝。接着尚书左丞冯元常、凤阁侍郎胡元范、刘景先等人，因不满于武则天专权而相继被贬。在这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宰相裴炎的被杀。
裴炎与武则天合谋废去了中宗的皇帝之位，另立了睿宗，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废昏立明，仍然是为了唐朝统治的稳固与长久，不料却导致了武则天的临朝称制，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当武则天立武氏七庙时，他出面反对；武则天打算除掉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其他宰相都不敢表示异议，惟独裴炎站出来坚决反对；徐敬业扬州起兵，裴炎不积极讨伐，认为“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主张武则天交权于睿宗。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忍无可忍，遂将裴炎逮捕下狱，以谋反罪处死。
此后，武则天镇压了徐敬业的起兵，又相继平定了琅王李冲、越王李贞的起兵，将唐朝宗室几乎屠杀殆尽。她还大兴酷吏政治，奖励告密，诛戮了无数的唐朝旧臣。在铲除她称帝道路上的障碍的同时，又大造改朝换代的舆论，为自己称帝创造条件。
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命人在一块白石上凿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8个字，把紫石末和药物混杂填入，搞成古朴陈旧的样子，让雍州（治今陕西西安）人唐同泰献给武则天，假称得之于洛水。武则天大喜，将这块白石称为“宝图”。本来打算很快就举行拜洛受图活动，由于宗室诸王的起兵，遂于这年十二月才得以举行。为了证明她称帝是符合天意的，她决定要将这次活动搞得规模宏大而隆重。武则天亲自编了《大亨拜洛乐》14章，又在洛水岸边建筑了拜洛坛，还命有关部门制定了拜洛受图的仪式，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洛神为显圣侯，并禁止百姓在洛水渔钓，在发现白石之处专门设置了一个永昌县。十二月二十五日，精心筹备的拜洛受图活动在这一天举行了。以武则天为首，睿宗、太子、文武百官相从，浩浩荡荡开往拜洛坛。坛前陈列着珍禽、奇兽、珠宝、文物，四面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百姓，场面之大，仪仗之盛，据说为唐朝建立以来所从未有过。
拜洛受图活动后的第三天，由内宠薛怀义主持经过长期营建的明堂终于建成了。根据文献记载，这座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气势宏伟，雕梁画栋。武则天将其命名为“万象神宫”，并于永昌元年（689）正月一日，举办盛大的“大亨明堂”仪式。武则天耗费了巨额资财，建造这座明堂的目的就在于效法上古帝王以明堂为“宗祀布政”之所，为自己登基当皇帝作铺垫。
天授元年（690）七月，僧人法明等献上《大云经》4卷，“言太后乃弥勒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佛教称人世为阎浮提，阎浮提主即谓皇帝。并组织了一批僧人为《大云经》作疏，盛言武氏受命当为皇帝之事。这是武则天借助于佛经为她当皇帝大造舆论。十月，武则天下令要两京及天下诸州都要建造一所大云寺，收藏一部《大云经》，并命高僧升座讲解。
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后，武则天仍不满足，于是她的支持者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敦促她早日登基。天授元年九月三日，侍御史傅艺率关中百姓900人到洛阳上表，请求改国号为周，改皇帝（睿宗）姓武。武则天大概嫌请愿的人数太少，没有同意，却将傅艺提升为给事中。于是朝中文武百官及唐朝宗亲、远近百姓、四夷酋长、和尚道士等，共计6万余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上表请改国号。唐睿宗也违心地上表请求赐姓武氏。至此，武则天认为登上皇帝宝座的时机完全成熟，于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御则天楼，接受百官朝拜，大赦天下，正式改国号为周，67岁的武则天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了。
武则天的这次改朝换代是蓄谋已久的行动，决不是随着她的权势增强而逐渐产生的念头，虽然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她何时产生皇袍加身的想法，但她的行动却将这种意图表露得十分清楚。根据史书记载的史实分析，武则天至少在唐高宗死后就已有了这种打算。
唐高宗死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次年二月，她就将中宗李显废去，贬为庐陵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中宗打算授皇后韦氏之父韦玄贞以侍中之职，宰相裴炎不同意，中宗负气地说：“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于是裴炎与武则天密谋，派兵入宫，把中宗从皇帝宝座上赶了下去，改立李旦为帝。这实际是一次宫廷政变。当时中宗质问武则天：“我何罪？”武则天说：“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中宗昏庸，那是以后的表现。此时刚刚即位，并无大错，他所说的让天下给韦玄贞的话，只不过是一句赌气的话，并非真有其事。因此，以此为罪名废去皇帝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武则天在高宗死后不到两月，尸骨未寒，就急于废去他儿子的皇位，可见她不甘寂寞、急于掌权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
睿宗李旦即位时，已经23岁，本应亲理朝政，武则天却毫无理由地把他移居别殿，由自己亲执大政。为了防止意外，同月，她还命左金吾将军丘神赴巴州（治今四川巴中），将囚禁于这里的废太子李贤逼迫自杀。
如果这一切尚可以说成是武则天急于临朝称制而采取的行动，那么，以下发生的事情就无法用这个理由遮掩了。文明元年（684）八月，她刚刚将高宗葬于乾陵，次月就改元为光宅，改东都为神都，旗帜改为金色。众所周知，唐朝以长安为都城，洛阳为东都，实际是陪都。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虽是一字之变，意义却大不相同，标志着洛阳已不再是陪都，虽然没有公然降低长安的都城地位，然而一国不可能有并列的两个都城，实际上是想以洛阳取代长安的都城地位，将它作为新朝的统治中心，以表示将要创建的新朝并非唐朝的继续。唐朝以土德为尚，旗帜为黄色。武则天改为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她改朝换代的意图。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旗帜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除非政权易手，改朝换代。此外，武则天同时还把某些官员的服色予以改变，将所有国家机构的名称及官名都统统地改变了。当月，武承嗣请求“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按照古代礼制，天子建七庙，诸侯五庙。武则天同意立武氏七庙，是她谋图称帝的野心的又一次大暴露。只是由于宰相裴炎的反对，武则天大概也觉得时机尚未成熟，不宜将称帝的企图暴露得过早，才改为建立五庙。以上这些情况都是在唐高宗死后不到10个月内发生的，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武则天改朝换代是早有打算的。
以上叙述，无意对武则天称帝的是与非进行评价，只是客观地将这一段史实反映出来，同时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即武则天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不平凡的女人。历朝历代争夺帝位的斗争，无一不是血淋淋的，这本来不足以大惊小怪，但是像武则天这样无辜株连、怀疑一切、毫无节制地诛杀却是比较罕见的，这一点也是最不可取的。另外，过分地杀戮表面上看似乎巩固了统治地位，其实却将更多的人推到了对立面，构成了潜在的危险。
二.无力回天
在这场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中，无数的人头落地，多少衣冠之族倾败，然而在史籍中却无一字提到狄仁杰在这场巨变中的态度到底如何？以至于后世学者认为记史者故意为狄仁杰讳，没有真实地记载他“同尘合，与世委蛇”的处世情况。换句话说，即认为狄仁杰为了避免身遭屠戮，不得不采取更为圆滑更为谨慎的处世态度，坐视故君身遭囚禁。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对于狄仁杰来说，是不能为而非不愿为也。
狄仁杰在唐高宗统治时期，仕途上一帆风顺，自从调入长安任大理丞以来，历侍御史、度支郎中等职，都充分地施展了才华，受到了高宗的赏识。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他历任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刺史、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因得罪宰相张光辅，被贬为复州（治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从这个任官经历看，狄仁杰多不在朝中，故无参与以上活动。垂拱四年（688），武则天讨伐越王李贞之乱时，狄仁杰当时任文昌右丞，李贞被镇压后，武则天就调任他为豫州刺史。在这里他使千百人免于诛戮，抵制了讨伐叛乱的官军对当地的进一步破坏，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的安宁与利益，与张光辅等武则天的亲信的所作所为截然相反，如何能说是“同尘合”呢？
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则天称帝，建立大周政权，这时狄仁杰正在洛州（治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司马任上。狄仁杰此时的态度如何，史籍中没有记载。当时洛阳有文武官员、百姓6万余人劝进，狄仁杰很可能随大流也参与了此类活动。假如狄仁杰拒不参加劝进，很可能要遭杀戮或贬黜，事实上狄仁杰并未遭此厄运，这就说明他也参加劝进了，至少没有表示反对的态度。如将此事看成是不忠于唐朝的行为，是很不公正的，试想当时连睿宗李旦都上表劝进，并甘愿改姓武氏，狄仁杰这时不过是一个从四品下的州司马，既无一兵一卒，又无权势，如何能与武则天相抗衡呢？因此，即使狄仁杰有匡复李氏之心，但却无回天之力。直到天授二年（691）九月，即武则天称帝一年后，狄仁杰才被提升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这是狄仁杰首次担任宰相，进入中枢决策机构。虽然狄仁杰这时有了与武则天直接对话的条件，然木已成舟，事情已无法挽回了。话又说回来，即使狄仁杰在武则天称帝前就担任宰相，恐怕也无法阻止她称帝的决心，在强大的皇权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无法抗衡的。
之所以谈论这个问题，并不是认为狄仁杰只有反对武则天称帝了，才算得上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而是对后世某些学者站在封建正统论的立场上，对狄仁杰提出的责难进行客观的分析。换句话说，就是要对狄仁杰在这一政治剧变中的状况予以客观公正的评述，否则就将使狄仁杰的个人历史出现一段空白。既用不着去为古人避讳，也没有必要为其虚美，客观的态度也就是科学的态度。其实，在武则天称帝前后的那些狂热的日子里，狄仁杰和绝大多数官员一样，只不过是被人摆弄的一个个棋子，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更不用说其他了。
三.心系唐室
狄仁杰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虽然几起几落，但总的来看，武则天对狄仁杰还是比较器重的，尤其晚年更是优礼有加。武则天为了改朝换代，不惜官爵，滥授于人，以收买人心，确属事实，但是考课颇严，一旦发现不称职者，迅速黜退。唐人陆贽评论说：“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宋人司马光也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些评价都是比较客观、中肯的。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任用也是体现了任人惟贤的原则，晚唐诗人皮日休说：“呜呼！天后革大命垂二十年，天下晏如不让贞观之世，是遵何道哉？非以敬任公乎！不然者，来俊臣之酷不能诬，诸武之猜不能害，房龄之谏不能逆。”《全唐文》卷799皮日休《狄梁公祠碑》。皮日休认为武则天所以取得了较大的治理成就，关键就在于任用了像狄仁杰之类的贤臣，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干，才取得“天下晏如不让贞观之世”的业绩。皮日休的这种看法虽然是主要针对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推而言之，与陆贽、司马光等的评价又何尝不是殊途同归呢？
武则天能重用狄仁杰此类贤臣，被重用者也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辅佐武则天治理好国家。以狄仁杰为例，他无论在地方任官还是到朝廷任职，都颇有建树，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政绩。但是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并不等于狄仁杰赞成大周革命，辅佐武则天，也不等于拥戴她称帝。在狄仁杰心目中始终都把自己看成是唐朝旧臣，把武则天视为李唐的皇后，这一点在狄仁杰的言行中有明确的反映。他被来俊臣诬陷下狱后，在供词中公然宣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可见他一贯以唐室旧臣自居，尽管此时他已是大周的宰相。圣历元年（698），武则天与狄仁杰商议皇位继承者人选时，狄仁杰当面对武则天说：“陛下身是大帝皇后，大帝寝疾，权使陛下监国；大帝崩后，合归冢嫡。陛下遂奄有神器，十有余年。今议缵承，岂可更异！”《资治通鉴》卷206圣历元年三月《考异》引《狄梁公传》。在当时持狄仁杰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如王方庆、苏安恒、王及善、吉顼等一大批人，均是如此。苏安恒在上疏中明确指出：“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故《诗》曰：‘惟鹊有巢，惟鸠居之。’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全唐文》卷237苏安恒《请复位皇太子第二疏》。公然认为武则天建立的大周政权是鸠占鹊巢，来路不正。这些都是武则天所熟知的公开的言论，至于私下的议论尚不知有多少。这就说明在武则天的大周朝廷中有一大批朝士是心系唐室的，他们尽管不反对武则天对天下的统治，但是却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视为唐朝统治的继续，把忠于职守与忠于武氏家族截然分开。正因为如此，当武则天对朝政的控制稍有松弛时，便爆发了推翻其统治地位的政变。
以上这种看法在民间也普遍存在着。如圣历元年，突厥侵扰河北，武则天命刚刚恢复太子地位的李显为河北道元帅，以讨伐突厥。在此之前，朝廷召募兵员一月有余，只有不满千人应募，听说太子亲任元帅的消息后，应募者云集，很快就召募到5万多人。可见人心之向背。这种状况和镇压宗室起兵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有一则故事说，狄仁杰任宰相时，他的堂姨卢氏就居住在洛阳郊外午桥南别墅，尽管与狄仁杰所居的尚贤坊相距不远，但她从未入城，与狄仁杰不相往来。倒是狄仁杰颇为殷勤，每逢节日都要前去探望，不废以下事上之礼。有一年冬天，大雪过后，洛阳郊外银妆素裹，适逢狄仁杰休假，他便踏雪前往探视姨母。进门之时，正好碰见表弟身背弓矢手提雉兔，也从外面？归来，“顾揖仁杰，意甚轻傲。”狄仁杰没有计较表弟的态度，对其姨母说：“我现在朝中为相，表弟有什么要求，愿意竭力去办，一定遂其心愿。”卢氏回答说：“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狄仁杰听后感到十分惭愧，唯唯喏喏而退。卢氏与其子对武则天的这种态度，在百姓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狄仁杰在这种场面中的心情也是真实的，正因为他不赞同武则天改朝换代，但又无力扭转局面，所以才感到惭愧。如果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自然也就不会感到愧疚了。
后来，狄仁杰力主迎归庐陵王李显，挫败了武承嗣、武三思谋图获得皇位继承权的企图，目的就是恢复李唐的统治地位。不仅如此，在李显恢复太子地位后，狄仁杰曾进行过一次恢复李氏统治的尝试。根据《旧唐书》卷92《魏元忠传》的记载：“昔则天在三阳宫不豫，内史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元忠密进状云不可。”这是中宗即位后，御史袁守一劾奏魏元忠时所说的一段话。这里提到狄仁杰的官职是内史，他得到这一官职是在久视元年（700）正月，同年九月狄仁杰就死去了。故狄仁杰提出这个动议当是在这年正月至九月之间。另据记载，武则天这年四月曾驾幸三阳宫。五月，武则天服用了僧人胡超进献的长生药，“疾小瘳”。说明武则天在三阳宫的确患病了，服药之后病情稍有好转。狄仁杰请求让李显监国当在此时，结果被魏元忠阻止而未成。自古以来皇帝因事离京或患病，请太子监国本是常见之举，唐太宗生前也令当时的太子李治（唐高宗）监过国。为什么此次狄仁杰请李显监国，魏元忠竟密表进奏阻止呢？根本原因就是唐太宗父子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而武则天母子之间却大有隔阂存在，弄得不好武则天的统治地位将会受到威胁。三阳宫位于嵩阳县（河南登封）境内的大山之中，距洛阳160里，“有伊水之隔，坂之峻，过夏涉秋，水潦方积，道坏山险，不通转运，河广无梁，咫尺千里。”根据记载，武则天在这里直到七月仍无返回洛阳之意，打算避过暑热，天气凉爽之后才返回。当时左补阙张说曾上疏请求武则天尽早返回洛阳，不宜久在山中，其中理由之一就是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指出武则天“安山谷之僻处，是犹倒持剑戟，示人柄。夫祸变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乐必诫，无行所悔。”以上见《唐会要》卷30《三阳宫》。这些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就是婉转地告诫武则天不要给人造成政变的机会。狄仁杰之所以于这个时候提出要太子监国，是大有深意的。魏元忠反对狄仁杰的提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否则，当皇帝离京且患病不起时，皇太子监国理所应当，为什么还要坚决反对呢？难道不怕贻误国事吗？
明代学者李贽说：“梁公始者几危，后得免于虎口，遂有悟于黄帝、老子之旨，同尘合，与世委蛇。”《藏书》卷9《狄仁杰传》。也就是说狄仁杰在吃了苦头之后，遂采取黄老之学，无所作为以避免再遭不幸。这种观点为清代学者王夫之所坚决反对，他根据狄仁杰一生的所作所为，认为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无不正之言，无不正之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读通鉴论》卷21《中宗》五。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狄仁杰既然持身以正，为何不洁身自好，避而不仕？对此王夫之认为在这个时期唐朝不会灭亡，武周也没有一直延续下去的可能。理由是武氏家族中如武三思、武承嗣之流都不过是市井小人，醉生梦死，“逐声狂吠”，没有什么治国安邦的能力和智慧，并不难对付。如果狄仁杰这些贤臣洁身自好而不仕，任这些人胡作非为，等到武则天百年之后，再如汉末那样起兵于南阳，枭王莽于渐台，就会使中原陷于战乱流血之中。“何为弃可为之时”，任其妖乱？他认为狄仁杰在朝中坦然行事，抑挫诸武，请复庐陵，安排忠直之士于津要，才是忠君爱民的直臣行为，值得千古颂扬。王夫之的这种观点是比较切合实际情况的，考察狄仁杰一生所做之事，的确不存在偷生苟活的现象，相反却是始终留心朝政，直到临终前还上疏谏止武则天佞佛。
狄仁杰身为武周宰相，却心系唐室，千古以来非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受到历代士人的赞扬，被视为匡复唐室的名臣。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武则天取代李唐，建立武周政权持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人们对这一举动的否定，必定就会对否定这一政权的人的行动予以肯定，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