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成熟，读书取仕成为不少唐人的愿望。读书治学不仅有启迪智慧、陶冶情操的功能，也变成了登第入仕、荣身耀族的重要途径，因而社会上愿意读书的人增加了许多。在读书求功名日渐成风的唐代，与读书有关的写（抄）书、藏书、著书等行为逐渐增多，②由于对书籍的需求骤然增长，书籍对许多唐人而言仍旧求之不得，借书阅读是解决方法之一，但遇到肯借书的人家又极为不易，③想读书无处借书者不知有多少。对于大部分想读书的唐人而言，除借书、抄书外，买书恐怕是一种理想途径，毫无疑问图书市场因此会得到刺激。同时，书籍作为商品与其他商品有一个明显差异，一般商品只要得到就不再另求，而书籍则拥有越买越多的需求，这也许可以帮助理解唐代图书市场较前骤然活跃的现象。那么，唐代书籍怎样沟通买卖双方，以及当时图书市场的基本情况，④对此稍加分析，能否对当时社会的认识有所裨益，请学界诸贤多多指正。
一、唐代书籍市场
骤然活跃的几种表象历代均有把读书治学看作修身养性、增长知识的途径，唐代亦然，但处于科举制已然确立的唐朝，更多了一重读书应举求功名的心理，李袭誉训子读书求官，杜牧告侄读书取官，⑤反映出我国古代特别是科举制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普遍心态，具有一定代表性。然而，不可否认，唐人特别钟爱书籍的行为中尚有其他动机，比如随着市场观念的与日俱增，也不乏爱书者为利所动的事例，《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徐文远：“其兄休，鬻书为事，文远日阅书于肆，博览五经。”⑥在徐文远就书肆阅书的同时，其兄徐休却以经营书肆、鬻书为业，同胞兄弟同样看重书籍，其旨趣却截然不同，分析他们的意图，一个以读书进取求功名为目标，看重的是书以载道的古训，一个把书籍看成利益的载体，在有意无意中利用着书可图利的现实。徐氏兄弟的行为反映出唐人对书籍的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传中》吕向：“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吕向早年曾以卖药为生，可能所在市中书肆同药肆相近，故而吕向既能卖药又兼顾阅书，从而达到博览汇通。在唐朝，类似徐文远、吕向就肆阅书者当不乏其人，只不过徐、吕二人较一般读者成就更显著而已。
我们分析能够让徐文远、吕向辈实现就市阅书的条件，应当是书肆在唐代各地市场的普遍设立以及书肆中任人取阅的自由规定⑦。
唐都长安是众多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其间应有相当书肆，前揭徐休鬻书，徐文远阅书之地可能就在长安某市，⑧但这仅是一种推测。唐人刘子玄曾提到隋开皇十四年（594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古文孝经》之事，⑨敦煌所出编号P.2675《新集备急灸经一卷》（咸通二年）题下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字，可知此抄本据同名印本抄写而得，原本同西京东市一定有关。从在东市中印书的情况看，此书应是为卖而制，或许也说明东市中就存在出售医学类的书肆。昔为众儒欣悦之书肆，今日却鲜为人知，令人不免产生遗憾。幸而赖一些笔记小说留下了只言片语，或许能透露出当日书肆的某些信息。如传闻为唐人白行简所撰的《李娃传》记：“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郑）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瑏瑠长安有东西二市，此“旗亭”或指其一，可能鬻坟典之肆也就在其南偏门旁。从郑生一次买书花去百金之数来看，此书肆之规模不小，如果不是特为习业举子而设的专门书肆，郑生所用之书不离本肆就可一次购齐的事实，也会让人联想到此点。另外，唐时有李秀才者，曾拿他人诗卷向蕲州刺史李播行卷，其诗卷正好是李播旧时行卷文，被识破后，李秀才承认此诗卷乃“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既然李秀才能在书肆中购得举子行卷文，就会有将行卷文出售于书肆的书商。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记：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大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阍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唐时行卷成为风尚，满怀希望的举子（如薛保逊）行卷于公卿显人，不少却被守门奴婢卖却。此例正好说明行卷文为何也能在书肆中买得到。可知唐代京城书肆中，不仅有可供习业举子所用之经典，也有举子应举之行卷或省卷。资料所限，虽然所举有关唐朝京城书肆的材料寥寥无几，有着明显的片面性，但几条材料不约而同地都与举子有关，也并非全属偶然。作为众多举子考试觅举的场所，都城长安诸书肆多为举子着想，也不难理解，从中看得出科举制对当时图书市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东都洛阳的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无须赘述，我们的着眼点是书肆，洛阳市肆之间也有书肆侧列其中。《文苑英华》卷三四三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叙：“贞元十四年（798年），友人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因用感叹而作是歌：……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崔仁亮于洛阳南市书肆中偶然买得有上官昭容题记的书籍，令其友吕温感叹不已，是否他本人也要去上几次，不得而知，但由此说明洛阳的南市在贞元年间设有书肆。此文留给我们许多疑惑不解，比如此书肆是兼卖旧书，还是专卖旧书，不得而知；此书肆何时开设，及洛阳南市以外的东、西市是否也设书肆？尚待别证。唐人张彦远记：“开元中，有商胡穆聿别识图书……辽东人王昌，括州人叶丰，长安人田颖，洛阳人杜福、刘翌，河内人齐光，皆别识贩卖……贞元初，有卖书画人孙方，与余家买得真迹不少，今有男盈在长安。”在众多因贩卖书籍图画而得到唐廷重用者之中，洛阳就有两位名列其中，没有这种机缘的其他书籍商贩当为数更多。
不仅仅是长安、洛阳二京存在市列书肆之情况，其他地区同样设立书肆供读者购阅。
《太平广记》卷二六三荆州鬻札者条引《酉阳杂俎》记：“荆州贞元中（785—805年），市中有鬻札者，有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蝎鸟兽，随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疮愈后细于随永印。”鬻札者于荆州市中所卖不能认为是图书，但这种做法与学界百思不解的印刷术问题关系密切，值得重视。《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注：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可在市肆中买卖，此买卖诗集的市肆可能就是设在当地的书肆，既然元白之诗集可以在此交易，其他受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集著作应当也可在扬越之市肆间购买到。中唐以后东南之扬州、越州等地市肆中炫卖书籍，或以书籍与茶、酒交换，有类于或更甚于两京。不仅诗文集多在市肆中交易，百姓最常用的历日交易量更大，更是不能缺少。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政府新历尚未颁布，几道版印历日已私售天下，可见当时书肆中某些书籍种类的辐射范围相当不小。“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在唐王朝还算振兴时，历日市场已经如前，更何况政府流亡时期，虽无官历之约束，同时也失去官历之统一标准，这种历日之争，实质是在争夺市场。
由上引冯宿奏文知唐代剑南也有以历日鬻于市肆之记录，实际上剑南书肆的种类远不止此。柳玭《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玭在唐时见到蜀地书肆中有阴阳杂占、字书、小学之类书籍出售，说明蜀地书肆也初具规模，且已成为当地市场的有机部分。成都书肆的存在也为考古资料所证实，1944年四川成都四川大学校内一座墓葬中出土一份藏于银镯内的经咒，首题汉文一行：“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等字，所题汉字虽缺损严重，但该咒本为卖而印之义依稀可见，正是当地图书市场发育程度的一个实物见证。
其他地区的书肆亦屡见于史，《太平广记》卷八五《李客》引《野人闲话》：“有百姓张赞，卖书为业，……因鼠啮其文字数卷。”此专门以营销书籍为业之张赞但言城中，不记城名、地区，或许为两京之外的另一城。前引吕向就市阅书之地也可能是京城以外的什么地方，《刘禹锡集》卷三三《酬令狐相公早秋见寄》：“公来第四秋，乐国号无愁。军士游书肆，商人占酒楼……今日文章主，梁王不姓刘。”刘禹锡抓住军士入书肆看书的现象，替人粉饰太平，同样反映出书肆在其地（从梁王之意分析，当为唐时汴州）确实存在，且对进出者不限身份。不管他们的书肆是在那里，也不管是举子、儒生，还是军士入书肆，在肆阅书的前提应是市列书肆的普遍存在，《文苑英华》卷五五一无名氏《是仪鬻书衣判》：
是仪鬻书、衣于市，或人告其不仁。
……昔联荣于方册，今异轸于旗亭。至于质彼有无，虽归列肆，讥其淫巧，必在储胥，诡滥有彰，典刑斯举。书衣创制，编册攸资，厕绿箧以相耀，杂紫荷而交映。是仪所鬻，非法贻讥，既多谢于缇油，徒获愆于倍市……此判为唐人拟判，就唐朝当时现实问题，借用“是仪”古人姓名，引令据律，借题发挥。
就其判意而论，是仪所卖之书籍因“厕绿箧以相耀，杂紫荷而交映”，有借巧饰图书提高书价，达到获取倍市之利的嫌疑，违背“质彼有无”之最初精神。此为拟判，意在考察作判者辞句识见是否文理优长，所取判事要针对当时现实中某些情况。据所言“鬻书于市”之案例推测，如果不选较具普及性的判题，背景不同的作判者肯定有人会无从下手。故就判题选择而论，反映出唐代市列书肆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在市阅书”的前提是“市列书肆”，而“市列书肆”的目的无疑是“鬻书于市”，顾客既是读者又是买主，故书肆肯定不会限制出入者是何身份，而这些现象一定要以在市买书的成立为基础。前揭诸人于书肆称意而归，甚至不时有意外收获的事例，集中说明此点。《大唐新语》卷一一《惩诫》：“（张由古）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范知其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张佛袍集》，胜于僧孺远矣。’由古竟不之觉。”张、杜二人买书不言其所，透露出不需言其所而都知其所的实情，窃以为正是唐朝人“买书于市”观念之确立已然深入人心的表现。
唐人常喜“买书行几市”，连外国使节也无不如此。开元初，日本使者粟田真人“悉赏物贸书以归”。博大精深的唐文化吸引了来自异域的追随者，异彩纷呈的书肆令其依依不舍，自由宽松的购书环境更让其倾箱倒箧，现在保留在日本或其他地方的许多唐朝文籍恐怕不乏购自当时书肆者，此又成为唐代图书市场逐渐扩展的实证。
与“卖书于市”同样反映书籍商品化现象的还有“质（典）书于市”，咸通时有书生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鬻书而食”所反映出唐代书籍同田庄、奴婢一样，可以一卖再卖。书籍质典的成立，并非是到唐代才有的现象，但唐代书籍质典之风较前更浓，故书生并非奇闻的一席话引起孙光宪的极大兴趣。据此可知，作为商品的书籍具有一般商品可以多次买卖的特性。唐赵璘《因话录》卷四记，唐时李巽有故人子弟来投，李巽遍问旧时别墅及家童有技者、图书有名者，回答是都已卖却，“李责曰：‘郎君未官，家贫产业从卖，何至卖及书籍古画？’……复问曰：‘有一本虞永兴手写《尚书》，此犹在否？’其人惭惧不敢言卖，云暂将典钱”。门客周愿借题发挥道：“已遭尧典、舜典，又被此儿郎典”。此故人子弟可谓三变子弟，既货卖别墅、奴婢，又质典先人书籍，所反映出的书籍质典制度与上揭以书籍交换茶酒的事实并无不同，虽“质（典）书于市”有别于买卖书籍，但其成立的前提仍是“卖书于市”的现实。
有唐一朝多有藏书世家，如李承休、李泌、李繁三代均为藏书家；柳公绰、柳仲郢、柳玭也是三代聚书；张弘靖、张文规、张彦远也算三世收藏等等。有鉴于书籍质典、变卖的现实，不少唐人常常垂诫子孙不典卖书籍、不坠先业，如《太平广记》卷201杜兼条引《传载》：“杜兼尝聚书万卷，每卷后必自题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杜兼要求子孙不鬻所藏书籍，但其书仍不免被卖，宋朝就有人在苏维岳家见“杜氏书尤多，所题皆完”。从宋时苏氏家收有杜氏之书的记载来看，尽管杜兼题诗垂诫，但杜氏之藏书仍散藏于苏氏和其他人。类似藏书转卖易主者，不乏其例，《册府元龟》卷八一一《总录部·聚书》：“唐王方庆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诸子莫能守其业，卒后寻并散亡。”
王方庆藏书在他死后散亡是由于诸子不守先业，是否贪利而质卖，虽不敢断言，也不能完全排除。魏徵家富图籍，但唐文宗问其五世孙魏谟，“卿家有何图书？”回答是“家书悉无，惟有文贞公笏在。”又杨凭家多书画，其子杨“浑之求进，尽以家藏书画献（段）文昌，求致进士第。”杨凭所藏书画，传中明言其子杨浑之贪求进士及第，当作礼物献于考官了。书籍可以当作贿赂品的事例，同样能够反映书籍市场化的现实。
唐人对于书籍所持的两种价值观，对其藏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如果子孙视书籍为文化遗产，则多取其书载治道之古训；如果视书籍为财富象征，是注重其书载利润之现实。前者多致善守世藏，后者则随典随卖。从市场角度看，后者反而更有利于图书流通。不管在哪种观念支配下，都同样会重视图书，极有利于图书市场的培育与扩展。
二、区域性图书
市场与灵活多变的书价有唐一朝，书籍的特殊地位，通过考察书籍流通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能有所认识，同时也体现在唐人围绕书籍形成的诸种价值观念中。我们注意到，颇受众多唐人青睐的书籍，作为一种知识载体与作为利益载体的现象同时并存，尤其在市场的作用下，书籍既作为特殊商品，也作为一般商品存在，这不仅是因为书籍市场有越卖越大的空间，也由于政府并未置身其外，许多书的使用、制作本身就是官府行为，市场只是对其弥残补缺。尽管这样，谁也不会否认唐代图书市场体系的存在，政府不断发出的购书令与派往各地的访书使，更是推波助澜，可知，政府对此一体系的发育并不是扮演站在其反面一味抑制的角色，有时也为此市场注入活力。实际上，唐代图书市场虽然尚未完全摆脱官府而自由发展，毕竟在追金逐利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制作、流通到使用各领域，都逐渐受到书价或多或少的影响。
佛教在唐代拥有较多的信徒，故佛经的需求量为数很大。《全唐文》卷二六玄宗《禁坊市铸佛写经诏》：“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自今已后禁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取读，如经本少，僧为写供。”坊市世俗抄写佛经已到了需要用诏令处置的地步，可知其规模不小。唐朝中央从宗教考虑才强调佛经改由佛寺僧徒抄写，而寺院僧徒乐此不疲的原因却并不完全出于宗教信仰，实际上僧徒维护的不只是对宗教的虔诚，也存在着对市场的争取，从某种程度讲也是一种市场竞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三年（838年）十一月二日”条记，日本求法僧圆仁“买《维摩关中疏》四卷，价四百五十文”。一部4卷本《维摩关中疏》售价450文，每卷约为百余文。又唐龙朔三年（663年），刘公信妻陈氏母先亡，求《法华》经在家为母供养，恰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未装璜，向赵师子处质二百钱。此经向直一千钱，陈夫将四百钱赎得，装璜周讫。与《疏》比较，《经》的价值稍贵，一部《法华经》在唐朝一般要售到千钱，引文中刘公信用400钱赎取值千钱却只质押200钱的《法华经》，对他本人、质书者及质库经营者来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从而说明不仅《尚书》等儒家经典可质典，佛家经典也能质典。看起来，佛经及律、疏、论等书籍偶尔亦可图利，在商家眼中，不仅是皇道王言之中藏着黄金屋，佛藏仙笈亦可通向财富之门。
以清静寡欲为旨趣的僧众，在写经、传经中尚且为利所惑，唐朝世俗社会中书籍的抄写更难免生出利益之心。唐太和中进士文萧妻吴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后屡抄屡卖，“所市不过前日之数，由是彩鸾《唐韵》，世多得之”。吴彩鸾用小楷书写的《唐韵》可能就是唐人孙腼之作，按《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小学类：“孙腼《唐韵》五卷。”以五卷之作品，经吴彩鸾精心抄写，可以售到5千钱，每卷达千钱，较上引《维摩关中疏》每卷百余钱要贵得多。仔细分析会发现，经过吴氏精心抄写的《唐韵》初次就售以高价，但因屡屡出售，故其书价总“不过前日之数”，越售越低的书价正反映出市场的实际规则：物以稀为贵，书以多而贱。还有更高价的情况，如鸡林贾人求买白居易诗，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贵难得之货本来就是市场本性，以一金买诗一篇，从而也说明唐代图书市场毕竟受时代限制，还没有超越区域性发展阶段。联系前引李秀才以百钱于长安书肆购行卷文一卷，竟然到外地招摇撞骗20年无人能发现的例子，也说明了图书市场的区域性。
唐朝政府对图书市场的参与不仅是封建式的发号施令（官修书籍原则上不能进入市场），也有封建式的经济行为，从武德以来直至唐末多有求买、购募之令。武德五年（622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今乘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贞观中魏徵等人又请求购募，此后各代都曾发布此类诏令，但如何收购却不得而知。隋代也曾求购图书，诏令“献书一卷，赉缣一匹。”此办法是否为唐朝参考，诸史阙如，但唐代屡次求购也用经济性悬赏的办法，在原则上同隋代是一脉相承的。《玉海》卷五二“唐十二库书”条，记广德二年（764年）七月甲辰，“开求书之令，一卷赏千钱”。对于千钱购书一卷的标准，能否适用于前后各期，应加区分，因为此次购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且言唐“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唐廷此令意在优给书价，急于回收散出的图书，说明平时书价应低于此。《文苑英华》卷六九四罗衮《请置官买书疏》：“臣今伏请陛下出内库财，于都下置官买书，不限经史之（子）集，列圣实录，古今传记，公私著述，凡可取者，一皆市之，部帙俱全，则价有差等，至于零落杂小，每卷不过百钱，率不费千缗，可获万卷，倘或稍优其直，则远近趋利之人必当舍难得之货，载天下之书聚于京师矣。”在唐朝“秘阁四部，三馆图书，乱离已来，散失都尽”时，罗衮特献策置官收书，所列范围可谓无所不包，至于书价，他却分成二类，一是部帙俱全，价有等差；一是零落杂小，每卷不过百钱。作为读书人的罗衮，他对收书及书价之论述很有参考价值。尤其是他认为稍优其价，就可聚天下难得之书，虽没有考虑到图书市场的区域性问题，未免有些夸大其辞，但仍显示了当时图书市场所具备的无远不致的功效。
由上可知，影响唐代书肆书价的因素很多，不光是书的卷帙多少，还有谁抄写、抄写是否精美，装帧如何，以及社会背景都有关系。甚至作者是谁也至关重要，如元稹在所著诗歌《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自注曰：“乐天先有《秦中吟》及《百节判》，皆为书肆市贾题其卷云：‘白才子文章’。”因为是白才子（居易）所著文章，故书肆经营者就特地标出来，以赢得读者，争取高价。可知书价的高低由多种因素决定，已成为图书市场中的一个敏感问题。
经过长期的发育，书籍到唐代已形成许多区域性市场，书肆的设立具有相当普遍性。
唐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稽古右文成为一时风尚，随着科举时代的到来，公私藏书散而复聚，流通增快，明显加速了图书市场的发育。一些唐人靠经营书肆为生、鬻书为业，因为他们认识到书籍作为王道载体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利益载体之现实。在许多州县，“市列书肆”较前愈益普遍，书肆为了吸引顾客所形成的自由取读制度，为“在肆（市）阅书”提供了方便，伴随着“鬻书于市”的成立，“买书于市”、“质书于市”、“典书于市”等现象无论在行动上，还是观念中，都已被唐人广泛接受。这种图书交易可谓不分俗雅，无论是官府显宦、还是缁流道徒，亦或贩夫走卒、牛童马走之辈，都争相购阅，耻不言文墨，甚至于外国使者不惜重金、越海载归，以至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受多种因素制约下的书价灵活多变，隐隐约约地带上了竞争的痕迹，无论从市场经营权的争取，还是故意标新立异获取厚利，或者以善价优值收购书籍等诸种事例，都或多或少利用了竞争规律，图书价格、竞争经营在这些区域性市场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虽然这种体制仍未摆脱原初形式，但其带来的社会效应，不仅关系到唐朝社会的某些方面，对唐宋以来的社会也不无影响。
【注释】
①本文从经济史角度关注唐代图书市场发育的相关问题，不涉及印刷术、图书史问题。
②曹之：《唐代藏书家考略》，《图书情报论坛》，1993年第1期；曹之：《隋唐五代抄书考略》，《贵州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3期；牛红亮：《隋唐时期的私家藏书》，《河南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1期。
③唐人藏书多为自己或家人阅读，一般不外借，但也有例外，如《困学纪闻》卷14《考史》：李泌父承休“聚书二万余卷，诫子孙不许出门，有求读者，别院供馔”。《山堂肆考》卷124：唐李若水“藏书甚多，子弟直日看书，有借书者先束脩投贽，然后写之”。《皮子文薮》附录一《二游诗·并序》：徐修矩“守世书万卷，优游自适，余假其书数千卷”。《太平广记》卷156刘遵古条引《宣室志》太和四年：“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未尽详阅。”
④杨希义：《汉唐之际书肆考》，《江汉论坛》1991年第4期；同著《漫话我国古代书肆的起源》，《文史知识》1989年第8期。两文对汉唐之际古代书肆的出现、发展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极具启发意义，但与本文的写作旨趣不相冲突。
⑤《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记其训子言：“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樊川文集》卷1《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
⑥此徐休之名，诸书多有异同，如《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徐旷传》记为徐文林，而《大唐新语》卷一二《劝励》、《册府元龟》卷七九八《总录部·勤学》又记为徐林，存疑俟考。
⑦隋唐以前各地出现的书肆就允许读者就肆观书，如《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记：“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⑧《大唐新语》卷一二《劝励》徐文远：“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徐旷传》则记为：“客偃师，贫不能自给，兄文林鬻书于肆，文远日阅之。”此徐文林鬻书之书肆，在长安还是在偃师，有待新证。
⑨《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开元七年四月，刘子元上孝经注议中提到，“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置得一本（《古文孝经》），送与著作郎王劭”。
⑩《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引（唐）陈翰《异闻集》。
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文苑英华》卷二七三卢纶《送袁偁》。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日本传》；《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日本国传》：“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明确记多买文籍。
《北梦琐言》卷三《不肖子三变》条，《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唐五经》条，所记略同。此条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二五一《周愿》条。
《山堂肆考》卷一二四：“唐李邺侯起书楼，积书三万余卷，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用青牙签，集用白牙签。”《困学纪闻》卷一四《考史》引《邺侯家传》：李泌父承休“聚书二万余卷，诫子孙不许出门”。
《旧唐书》卷一六五、《新唐书》卷一六三，各人本传。
《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弘靖传》：“家聚书画，侔秘府。”其孙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二艺术类一，《历代名画记》十卷条：“自序谓：家世藏法书名画，收藏鉴识，自谓有一日之长。”亦属藏书世家。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唐杜暹家书跋尾皆自题诗以戒子孙曰：‘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此事王辟之误杜兼为杜暹。《太平广记》卷二〇一、《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唐语林校证》辑佚、《南部新书》辛、《全唐诗》卷八七三杜兼《题书卷后诗》等都记此为杜兼诫语，而非杜暹。《旧唐书》卷九八《杜暹传》言其素无学术，与藏书题诫诗不符。
（贾志刚，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