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关中学人杨巨中教授潜心研究秦汉史，他的著作《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仍属于秦汉史范围，也是中国科技史的一部分。从事交叉性学科的研究，这是历史学研究深化发展的一条路子。如果不开新路，仍在秦汉史文献中爬梳，要做出新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前辈学人，如已故西北大学教授陈直先生不但在秦汉史文献资料的研究上，而且将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相互比较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陈直先生的再传弟子杨巨中教授既吸取了前辈学者的研究经验，又在试着探索一条新路，尽可能地在学科渗透结合上下功夫，这就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现在暂不说杨巨中教授的这本著作的学术水平，因为这不是一两位学人能够仓促作出结论的，需要学术界的审核和评价。不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杨巨中教授力求拓宽秦汉史研究领域，并且在课题的研究中有勇气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问题，这无疑是应当鼓励的，并向之学习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经过王先生本人在《古史新证》和其他记著中的实际应用，已充分显示出这一方法为中国新史学作了开路的工作。郭沫若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将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与文献的考证融为一体，使中国新史学具有了成熟的科学形态。后辈历史学者应该学习前辈学人在史学方法上的成果。杨巨中教授的《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一书，其中关于春秋战国茧絮纸、西汉麻絮纸、东汉蔡侯纸等主要问题上，都将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东汉才有钢器产生，蔡伦才把钢器利刃用于造纸术中的“捣浆”的前提性工序“切料”环节。这就是说，从蔡伦起才由自然絮利用时期进入人工制絮时期，使得纸业进入批量性的社会化生产，由此确定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在关于此类问题的分析中，也不能离开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功。当然，我在这里只是从杨巨中著作中举出一、二例子来说明，全书展开的论证比我的举例要丰富得多，读者朋友们看了这本书会有很清晰的概念。
杨巨中教授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他的这本著作亦可选为教材使用。从书的内容看，不仅适用于文科学生，理工科学生补充一点科技史知识，也是必要的。大学历史系教师写出的学术专著都可以两用，用于社会和用于学校。高校的选修课将会越来越多，学术专著作为选修的教材，这是扩大学术成果的最好办法。我看，杨巨中教授的这本书也有这样的作用。
张岂之
2001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