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茧絮纸，学术界一直有种种误解，大致说来有否定说和肯定说而又认识错误的两类情况。其中否定说最流行的是“麻纸起源说”、“纸即缣帛说”、“纸即楮纸说”，肯定说而又认识错误以“恶茧造纸说”最流行。
一、“麻纸起源说”
“麻纸起源说”比较流行，一些学者认为西汉就发明了麻纸，一些学者则认为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根本不存在一个承前过程，也就是说极力否定段玉裁“造纸仿于漂絮”之说。笔者在前文中已论证了茧絮纸产生于缫丝业，将在下一章专门论述西汉的麻絮纸是由陈旧麻织物洗涤中发现漂起麻絮提取而成的。可以肯定茧絮纸和麻絮纸（或统一简称絮纸）都和中国古代的纺织史相关，因而有必要先考证一下丝织业和麻织业何者资历更早的问题。在《诗经·七月》中同时有“无衣无褐（粗麻衣）”和“蚕月条桑”的记载。其他同期篇章中也不乏丝织业和麻织业的记载，然而在《说文》中涉及到纺织业的意符全部由“从糸”类所占据。前文已说过，“丝”是“蚕所吐也”的蚕茧品，从《说文》中反映造字时对意符的占据的迟早是可以看出资历的。其实这一点也最容易理解，大凡最直观的发现都是由自然启示开始的，人们首先看到的是野生的蚕吐双丝，再看到蚕作茧自缚，再看到茧落水中（可能最早是河湖之类）发大绽开。最后，由此启示出仿照蚕吐丝作茧过程使茧再反向地变成线（缫丝），最后仿照蚕把线作成蚕衣而纺织成人衣（丝织）。而野生的麻最多启示到麻成熟后落水沤过的皮容易离杆，若把片状的长长麻皮再变成线状，把麻线再织成麻衣。这个划麻线、拧麻线、织麻线的过程，显然是仿照蚕茧的自然丝线而加工变细再进行织麻线的。尽管一般学者认为《诗经·七月》是追溯周人祖先的生活，然而王力先生认为《诗经》产生的时代，上自西周时期（公元11世纪），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若保守地认为麻织业为春秋中期，至少也可以认为丝织业是西周时期的事。当然，丝织业也不一定和茧絮纸同时诞生，反正这一引证说明和麻织业相关的麻纸资历更晚。坚持“麻纸起源说”的同仁又把《说文》中的本义、引申义混为一谈，把“絮、络、纩、纸”等并列，其中对“络”解释为“絮也，一曰麻末沤也。”因而作出作“絮”指麻类的结论，并引用其他造纸专家的话说，“絮字同样可以用于植物纤维”。在古汉语文字界研究家看来，《说文》是解释文字的字典，它所解释的本义都是从具体一事物入手的，即先解释本义，而后在某些字解释中也涉及到引申义，这些在古文字界看来是个公理，然而讨论纸史的学者中却发了误解。前文已列举过，“纸”的意符“从糸”，而“丝”是“蚕所吐也，从二糸。凡丝之属皆从糸。”一个“糸”、一个“蚕”、一个“皆”不但为“纸”定了性，也为“络”、“絮”等“从糸”的系列字定了性。当然后来的引申义还有“麻絮”、“柳絮”等形似茧絮的各种絮物。“一曰麻末沤也”中的麻絮是指一直流传到20世纪50年初的麻（关中方言称青麻，学名指大麻。）未入水沤皮前皮上长有微毛，形以茧絮，因而《说文》有“麻末沤”时有毛絮的引申义。它的本义绝不指麻类。当然同仁们所说“细”不指细小的茧丝而指细麻丝，那么研究钢铁的学者也可以说指“铁丝”，这种解释显然是错误的。《说文》中也有“麻”的意符，其基本意符是“木”、“林”，派生性意符是“麻”。如果认为中国古代造纸史起源于麻纸，那么造字时就应该确定“从木”、“从林”或“从麻”的意符。事实上中国汉字的数量随着生活的发展也一直在发展着，《说文》只记录了9353个字，后来的字数显然是越来越多了，但两汉以来的新生字，也是按《说文》的“六书”原则造字的，如“杯”、“钢”在《说文》中是没有的，它们明显是按“从木”或“从金”原则所创造的新字。又如“刚”在《说文》里表示“强断”，然而东汉以来人们认识到只有新生的“钢”才能顺利“强断”，于是又创造了“钢”，“从金”和“从刀”的两个意符从此有了明确的分工。但也未见后代以“六书”的意符原则创造或变化出一个“从麻”或“从木”的“纸”字。
二、“纸即缣帛说”
“纸即缣帛说”主要是因为《后汉书·蔡伦传》中有“自古书契多编之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之句一年多前，笔者也曾认为“缣帛即茧絮纸”，主要原因是根据宋代人赵彦卫在《云麓温钞》中说“赵后传所谓赫蹏者，注云薄小纸，然其实亦缣帛，字盖从糸云。”然而细细研究，并非如此，赵彦卫毕竟是宋人，和茧絮纸形成的时代已相去甚远，我们还是认真分析一下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误解。《说文》说“缣”为“并丝缯”，而“缯”又是“帛也”，可见“缣”是帛的一种。段注《说文》认为纺丝有单纺、双纺之分。蚕吐的丝是两根，双丝因自然性能容易并在一起，把这种纺织品称缣。当然也还有每次只抽双丝中一根单纺，单纺工艺难度大，所纺之帛也自然轻薄。《史记·滑稽列传》中有“西门豹治邺”的情节，其中说为河伯妇准备着“缯绮衣”，又说大巫的女弟子们“皆衣缯单衣”，“缯”能穿着，可见是帛类，也就是说“缣”确实是帛类。也有直接说“缣”为帛类的，《后汉书·董卓传》说东汉时董卓拜郎中，汉桓帝“赐缣九千匹”，“缣”能与“匹”相联系，可见是用以作穿着的帛类。前文已说过，缫丝本身所剩的絮很少，因而茧絮纸也就极少，尽管它在中国古代造纸史上有着漂絮成纸的启示意义，但远远达不到作为书写材料的程度。很明显，许慎是以记录前代事实、且以对后来成纸的漂絮意义认可“纸”概念的，《后汉书》的作者是以可否作为书写材料确定“纸”概念的。应该承认，尽管两者都“从糸”，然而茧絮成纸的量极少，因茧絮纸不能作为经常性的书写材料，因而《后汉书》的作者是以经常能作为书写材料的“缣”为“纸”的。“缣”既然为“帛”，它就相当《汉书》中的帛书，或者相当于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墓中的帛书。在《汉书·陈胜传》中有“鱼腹藏帛书曰陈胜王”之说，《汉书·苏武传》中又有苏武用帛书传信之说，而《汉书·赵皇后传》中又有用“赫蹏”书写上层斗争的密令之说。同一书中不可能对表示同一事物采用两个名称，若茧絮纸就是指帛书，《赵皇后传》完全可简单行文说“帛书曰”。后人对两者容易混淆的原因是《说文》和《后汉书》的作者采取了不同的概念内涵造成的，更由于两者的意符均“从糸”，如清人胡朴安在《纸说》中说：“阋蹏之为纸者，乃是方絮、缣帛之类，非今之纸。今纸始于蔡伦，则无疑已。”前文已述“阋蹏”为茧絮纸，它应为东汉后期人服虔所说的“方絮”而不是“缣帛”。胡朴安和服虔相比，毕竟离茧絮纸时间太远了，和段玉裁相比，又不是专门的文字考据家，因而才产生了这类似是而非的解释。这种解释还算依前代文献列出“方絮”、“缣帛”两类，尽管分不清楚，还算说得过去，而唐宋以来一些人干脆把“赫蹏”解释为相当于后代的“纸”，并以此证明西汉已有纸，也有些学者说蔡侯纸前的纸指全指“缣帛”。其实，比赵彦卫早得多的学者有对这一问题解释得很清楚的。南朝陈顾野王在《玉篇》称：“上汉人所谓纸，丝絮所成，今纸，木皮、麻布所造。”“上汉”当然指西汉了。某些“纸即缣帛说”同仁为证实自己观点是正确的，甚至还作过实验。最后作出了结论：“许多中外造纸工作者或者纸史研究者经过研究或试验后多认为：丝纤维经过脱胶后分散在水中，抄出来的只是成为一堆没有任何强度和书写价值的丝渣，根本不是纸。只有用胶水才能粘联成类似纸的薄片。”可以说这是一个误导性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当然是作不出茧絮纸的。因为无论是蚕丝还是蚕絮，化学均称其为丝素，都属于天然蛋白质纤维，总体占蚕茧的70—80%，而蚕胶（化学上称为丝胶）占蚕茧的20—30%。丝素不溶于水，具有疏水性，或称为脱水性，丝织品容易晒干就是这个道理。但蚕胶易溶于水，具有亲水性。而丝素虽不亲水但却具有亲胶性，即容易和蚕胶粘和。撕开蚕茧就知道，撕开后的蚕茧就相当于小小的一片茧絮纸，下面两堆的右边，就是撕开蚕茧后，相当两片小小的茧絮纸。因为蚕吐丝成茧并不是丝组织如同纺织品而纵横交错，而是吐出带有蚕胶的双丝、环绕自身四周而“作茧自缚”的，专家正是根据这个原理而让蚕在平面物上吐丝而成纸的。因而蚕胶是万万不能脱的，若离开蚕胶靠水显然是不能成纸的。因为无胶的丝絮干后立即蓬松起来，再压也无济于事。这个误导性实验在“脱胶”后又用“胶水粘联才能成为类似纸的薄片”，实验本身也说明不脱胶（蚕油）是可以制成纸的，误导的实质是除掉蚕茧自身的胶而又去用别的胶。当然，从蚕吐丝成纸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成纸的条件是一个蚕茧大致需自身所具备的用胶（蚕油）量，而茧上的毛絮是少量的，因而说一个茧上的毛絮要成纸，所需的不是一个茧所含的所有蚕油，就是说，总体成纸要脱掉大部分胶，用少部分胶成纸是最理想的，实验已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纸即缣帛说”在纸源问题造成很大的误解，因而有必要追溯其中的语音起源。前文已说过，《说文》的“纸”在上古和《汉书》中的“赫蹏”有语言联系，并引用王力先生的考据列“纸”、“蹏”为同韵的“支”部。然而经查对，“缣”的韵母归“谈”部，若以声母，“纸”归“章母”，而“缣”归“见母”，两者毫无关系。包括与“缣”相关的“缯”、“帛”等也和“纸”无关。“纸即缣帛说”同仁又引用一大堆文献说明先秦无“纸”字，从上述引用上古音韵辨析中可明确地看出，王力先生正是以《诗经》、《楚辞》及先秦的语音文献资料作总结的，已认定“纸”字在上古时已存在，中国上古的简籍遗失得太多了，更何况还经历了秦王朝的大焚书，我们不能采取凡自己看不到的就认为不存在的臆断态度。
三、“纸即楮纸说”
“纸即楮纸说”的同仁认为所说的茧絮纸就是指楮皮制成的纸，被人们误解成茧纸。理由是清代康熙皇帝曾在《几暇格物》中认为所谓“朝鲜纸”实际上是楮皮制成的纸，由于光泽甚好，而其中白皮作的纸“有似蚕茧”，经皇帝询问，才知是世人误传为茧纸。岂知“我国的造纸术约在公元3、4世纪传入朝鲜的”，当时中国已用楮皮作纸成风，人们很可能依旧语言习惯仍称其为“茧纸”，传入朝鲜时很可能连同这个名称一起传入。由此笔者想起家乡一直用楮皮作纸，然而称其为“白麻纸”、“黑麻纸”，和麻纸毫无关系却称其为“麻纸”，“麻纸”明显是我地沿用了历史上的一个名称。不要说我地纸乡把楮纸称为麻纸，唐代也是如此。同理，称其为“茧纸”也肯定是历史上有茧絮纸的缘故，而不是“有似蚕茧”才误传的。更何况茧絮纸也不是白色的，它的形成期离清初已2300年，而楮纸传入朝鲜也距清初有1300年了。皇帝、哪怕是英明的康熙帝当然也会有不明之处，认为“真君之口无戏言”的时代大概应该结束了。更何况，茧絮纸在先秦时称为“纸”，在西汉时还依音称为“赫蹏”，在魏晋时才称为“茧纸”。而魏晋时对“纸”的命名只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纸质命名，如“榖纸”、“藤纸”、“桑纸”等，二是以造纸名家命名，如“蔡侯纸”、“左伯纸”。从不以纸的外部形象命名，因而“茧纸”属于第一种命名方式，即是用蚕茧为质的，依本书称之为茧絮纸。
四、“恶茧造纸说”
我们再看一看“恶茧造纸说”。由于《说文》、段注《说文》都反映了茧絮纸的内容，加之这些文字资料在学者心目已形成相当的威望，因而后代学者也有许多承认其存在、但又得不到合理解释的倾向，如一些现代学者作出了“恶茧造纸”的结论。而在这方面最系统的解释我们可以择其两段：“《说文》中所说的‘纸’即指恶茧、茧衣等丝织业中的次料、废料煮后漂洗，放在竹席上于水面上打击，而漂在席上的絮渣片。”另一个学者对此作了更细致的解释：“我国古代多用良茧，而将不能缫丝的双宫茧、恶茧用以制作丝绵。其方法是先将恶茧等用水煮沸脱胶，用手工把茧剥开，再将其浸没在水里，下面垫有篾席，用棒反复捶打，边打边洗，捣碎洗净，最后从水里取出篾席，拉松成丝绵，这称为漂絮法。”可以说这两段话既不是《说文》及段注《说文》原义，又违背了原始缫丝的生活经验。前文已论证，《说文》中用语均为“敝绵”、“恶絮”，即不能抽丝成线才称其为“敝绵”或“恶絮”的。段玉裁相一致地解释为“絮，敝绵，孰绵，是之谓絮。”“孰”即“熟”，“恶絮”即在沸水中不能抽丝成线的絮，这是更明确的解释，许慎和段玉裁从未说过“恶帛”、“恶茧”之类可以制纸。在原始缫丝过程中，也确实有不能抽丝成线的少量“恶茧”漂在水面，然而“恶茧”只能在沸水中发大，即使用剪刀开口使其释放蚕胶，也还是大了的茧状物，它既然不能抽丝成线，也就不剩下毛絮，因而断然无成纸的可能。误解者除把“敝绵”、“恶絮”理解成“恶茧”外，又把“击”理解为“打”，因而反复强调“于水面上打击”或“用棒反复打”，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在“水面上打击”。前已论述，“击”和“联”、“系”是同义词，就是使絮在水面相联义。许慎在《说文》里又明确“击”和“系”的繁体的籀文均“从手”（“从手”和“从爪”是一个意符类），“联”和“系”是同义词（今双音词“联系”就是由古汉语中同义词并举而产生）。可见古代语言文字大家的解释是一致的，“击絮”是使茧絮在水面相联义，与棒“打”无关。把“恶茧”和“絮”晒干后用棒打是确实的事，但不是在水中打（事实上在水中也无法打），而是先在沸水中脱胶，直到脱净胶后再晒干，然后用棒锤打，以作上层者棉衣衣着的内夹物。由于“恶茧”极少，误解者断言这是“漂絮法无意中产生了丝絮纸”。我们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抽丝剩絮绝对是原始缫丝法中的常见现象，而绝不是什么偶然性的无意现象，关键是这位同仁把问题理解得过分复杂了。还须说明的是，从前文可以看出，依靠“恶茧”制絮显然是不能满足上层者棉衣内夹物需要量的，因而把良茧也往往依同样方法制成丝絮，但这也和造纸无关，《汉书·匈奴传》说汉宣帝曾赏赐匈奴单于“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这里所说的“絮”显然不是靠几个恶茧制成的，其法和恶茧一样，在沸水中不断脱胶，由于不缫丝，显然和“敝绵”、“恶絮”也就无关，即和造纸无关。关键是不能把“敝绵”、“恶絮”理解成“恶茧”。也有些学者看到《说文》中有“纸”两字，且两字均“从糸”，又仅一点之差，而又是“丝滓”。“丝滓”即“丝渣”，因而“丝滓”又是类似“恶茧”之类东西，由此作出与“恶茧造纸说”相一致的“纸即”的结论。在缫丝过程中也确实有极少量的沉淀物，俗称也确实为“丝渣”，然而“丝渣”既为沉淀物，它就不漂在水面，那如何帘提？断然无成纸可能。我们也承认，并考证因“纸平滑如砥”而得名，这种解释显然以声训为依据，这样我们还是看一看两者的语音源头，两者的声符确实貌似相近，然而王力先生依上古韵母，把“氏”、“纸”归入“支部”，虽无总结，然其声符“氐”归“脂部”。若依声母关系，“纸”归“章母”，虽无总结，然其声符“氐”归“端母”，可见“纸”和在声训上毫无关系。许慎、段玉裁和今人王力先生都从不同角度澄清了对茧絮纸的误解。当然，在文字创造时期，对同一字的不同书写方式是允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