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远古及商周的书写材料
中国远古时代的书写材料，从遗留殷商、西周的甲骨文和后起的《说文解字》两个具体材料看，起源绝不是从殷商时代开始，因为文字绝对是和书写材料相联系的。而从甲骨文“六书”理论的完整性上看，已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才走向成熟的。在中国古代文字史上，甲骨文和《说文》均有表示石器的工具，这明显表示是石器时代形成文字的，这当然是从生产工具及形态角度看问题。再具体从经济来源角度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远古时代的人竟不以粮食颗粒大而多为“美”，竟不以金属器亮而坚为“美”，而是以“羊大”为“美”的。而不表示农业上的收成好，而指“猎获”，足以说明游牧业或猎获业曾经占据着人们心灵中最重要的地位，它的资历比农业要早得多，也久得多。从社会形态角度再看一下，中国人很看重姓氏，而“姓”竟“从女，从生”，即来源于“女生”，足以说明“姓”字诞生于母系制时代而不诞生于后起的父系制时代。史料和《说文》一致证实中国最古的“姓”，如“姜”、“姬”、“嬴”、“姚”均“从女”。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不再对这一很有意义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总之，无论从石器时代（即使从石器后期，即新石器时代）看，还是从游猎时代看，还是从母系制时代看，中国文字大致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有文字就有书写材料。据此推断，也就是说中国人在7000年以前，已有书写材料。
但7000年前的书写材料是不知道具体形态的，而已知具体形态当然是殷商时代的龟甲兽骨，距今约已3700年。依史载至西周时期，已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尚书·洛诰》说：“王命作册”，《说文》说“册”是用绳子把简牍之类编成的书写材料。《仪礼·聘礼》说：“百名（“名”指独体字，而“字”指合体字。）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注：“策，简也，方，板也。”《周礼》说天官司书掌“邦中之版……”，然而这只是些记载，见于考古出土的资料，西周时还有甲骨文，同时也有金文，因而可以说西周的书写材料还是甲骨和铸金（铸金当然指青铜器铸件），如出土周末王室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0字。
二、春秋战国的书写材料
但本节重点是谈春秋战国的书写材料。春秋时期的书写材料还有铸金，如孔子时代的晋国大夫范宣子把刑书铸在鼎上（P178）。不过在春秋的史料中，简牍已是很多的，《诗经·出车》有“岂不怀归，畏以简书”之句，《左传·熹公二十八年》说：“王命内史叔与父策命晋侯为晋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王国维先生从竹木的不同质料把简牍加以区别，说：“用竹书的曰册（即策）、曰简，用木书的曰方、曰版、曰牍；竹木通谓之牒，亦谓之札。”而还无春秋时期的简牍出土，这一点可以理解，从今出土的简牍看，多是战国后期的，即使如此，许多简牍已拿不到手，可见在地下埋葬了2200多年的简牍，霉烂程度是非常严重的，因而在这方面我们绝不能苟求以春秋出土简牍资料为佐证，以大量历史文献看，春秋时期的书写材料可以定为铸金和简牍并行时期。
至于战国时期的书写材料，已有史料和考古出土资料的两方面证据。《墨子·天志》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墨子·明鬼》中说：“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从考古出土资料看，战国时期的书写材料已进入铸金、石料和简帛并行时期，且是以竹简为主。关于这一点，在古人的出土资料中已得到证实，公元279年（西晋武帝咸宁五年），汲郡人盗掘战国时魏王的墓，保存竹简小篆古书达10余万言。至于今出土的材料就更多了：1951年在湖南长沙五里碑一座战国古墓中出土竹简38枚，1953年又在同一地区的仰天湖——战国古墓中出土竹简43枚，次年又在同一地区的杨家湾战国古墓中出土竹简71枚，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古墓中出土竹简229枚，1965年在湖北江陵县纪南城楚墓中出土竹简30余枚，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竹简1100多枚，1993年冬在湖北荆门后1号战国墓（楚国墓）中一次出土竹简800多枚。战国时期也有以帛为书写材料的依据，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出土了帛书，达900多字。由此看来，战国时期可认定为书写材料已进入帛书时期，战国时期也有以铸金和石刻为书写材料的出土依据，1967年12月在陕西扶风县出土了“史墙盘”（金属器）铭文，记载了西周六王的重要史迹。另外，又出土了战国后期的“石鼓文”等。
不过，铸金和石刻在中国古代史上直持续到明清，而我们自然不能定为是中国古代史上通行的书写材料，因而重点是谈和毛笔书写相关的材料，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可以确定春秋时期已进简牍时期，战国也以简牍为主，同时已有帛书的依据。顺便说几句，短命的秦王朝的和战国一样，也是以简牍为主要书写材料，如前文列举的湖北云梦秦墓竹简，也有战国后期秦国的，但其中秦统一中国后也不少，如史籍记载说秦始皇每天要阅读至少120斤重的简牍奏章，至于史料中的其他记载，那就更多了。
三、茧絮纸不能作为书写材料及对造纸的启示意义
前文已重点论述过茧絮纸，它虽然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在这一时期从未有作过书写材料的任何依据，也论证过，主要是由于抽丝剩絮的量特别少造成的，由此决定它是不可能成为书写材料的，也就是说，这种造纸法不可能产生批量性的社会化价值，因而也不标志着造纸法的发明。尽管它在《汉书·赵皇后传》充当了一次传达上层斗争密令的书写材料，然而也不能仅以偶然性例举而说明它在西汉已成为书写材料，仅仅能证明茧絮纸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而西汉不过对历史上的茧絮纸保留或沿造而已。
茧絮纸虽然由于太罕贵而未能作为书写材料，然而它在中国古代造纸史上有着惊人的意义：它奠定了漂絮成纸的基本模式。现代纸业研究家朱志先生对最后所形成的“纸”下了定义，认为“纸是植物纤维在水中叩解处理，并在网上使纤维交织络合，而后脱水干燥所形成的片状物。”在中国古代造纸史上是逐步完成这一过程的。根据这一定义，茧絮虽是动物性蛋白质纤维，然而它给人们只有絮状物才有成纸可能的启示。自然而然使西汉时发现了陈旧麻织物入水漂絮也可以成纸的，且已具备了抄提环节。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从战国起，已把用草帘提絮变为用竹帘提絮，这一点在造纸史上也有很大的影响，直沿续至今的原始手工造纸，还是用竹帘提絮的。所以清人段玉裁早就总结了这一深远的历史影响：“纸字，（用竹帘在水面提絮）字载于《说文》，则纸之由来远矣！”“漂，浮也。击絮，乃造纸之先声。”
我们可以把本章概括一下：从对《说文》中十多个字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造纸法启示于原始缫丝中抽丝成线后所剩的漂絮，即茧絮纸，这一点已为段注《说文》和一直流传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缫丝生活所证实，在考古出土资料中也有证据。我们也可以用在沸水中散发蚕胶和把茧絮入水提取的实验加以证明。茧絮纸产生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已进步到用竹帘提取漂絮成纸。学术界对茧絮纸有各种误解，我们用意符比较法和生活的原始启示否定了“麻纸起源说”，又用《说文》和《后汉书》所采“纸”定义的不同内涵否定了“纸即缣帛说”，以东传朝鲜名称等误解否定了“纸即楮纸说”，又以对“絮”、“击”的确切解释否定了“恶茧造纸说”，其中王力先生的上古音韵学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春秋时期已进入简牍为书写材料的时期，至战国已以简牍为主要书写材料，同时也进入帛书时期。春秋战国的茧絮纸虽不能成为书写材料，然而它奠定了漂絮成纸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古代造纸史上有惊人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