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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节 西汉没有捣浆造纸法

书名: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  作者:杨巨中  本章字数:4110 字  创建时间:2021-02-01 13:48

一、无法完成捣浆的前提性工序

在第一章列举现代纸业专家认为“纸是植物纤维在水中经叩解处理,并在网上使纤维交织络合,而后脱水干燥所制成的片状物。”并在对茧絮纸分析中说明未完成的过程是必须是“植物纤维”和“叩解”两点。要“叩解”就必须有“捣浆”,即人工制造植物纤维(即植物絮)这一过程。所以一些造纸专家概括为“纸是凡使用植物纤维为原料,经过切断、沤煮、舂捣、抄提四个基本操作步骤”而完成的。两者在概念上基本是一致的,因为按以后形成纸的工艺过程,没有“切断”(俗称“切料”)就无法有“舂捣”,或者无法“叩解”,从习惯上称为捣浆,因而衡量有无捣浆法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捣浆法实际上是一个人工制絮过程,有这个过程才能使纸业走向批量化的社会性生产。

从前文可以看出,作为造纸工艺,“抄提”等从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西汉无疑是具备了,“沤煮”尽管没有任何直接性证据,然而推测西汉也可以具备,因为“沤煮”无非是用金属容器对造纸原料加热到一定程度而已,从原料讲,造纸所用的植物如麻等在西汉已很普遍,就是说从造纸原料讲,也应当不成问题。可以推断地说:“万事齐备,只欠东风。”然而这股“东风”还没有任何依据已吹到西汉,(其实造纸的任何工艺在西汉均无明确性依据)就是说西汉还无钢器利刃,因而无法完成“切料”这一工艺。

对于刃状铁器可否完成造纸法中的“切断”、或俗称“切料”的这一工艺,为此3次亲赴纸乡,对造纸的原始“切料”环节作了实地调查,首先操作者对钢器利刃采取砍的动作也否定了,认为铁器可砍更是臆想。而是必需用钢刀采划的动作,即把麻料或楮皮料放在硬木制的案上,使刀刃和案成约30度夹角,由胸怀直前方向胸内拉才能把料切断,或者用钢刀把沤煮过的皮料上下切断。在要求下,操作者也采用了砍的动作,但几乎无济于事,又找来钢器钝斧(自然比铁斧理想多了),根本砍不动楮皮料,没有钢器利刃是根本无法完成“捣浆”的前提性工序“切料”的。我们绝不能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去推断古代,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农村流行的农器还是用铁、钢合锻的,以斧为例,背部全用铁,只在刃部加一点点钢。在调查中,纸工在现场还告诉,若斧是铁制品根本不行,若锯也是铁制品,那就无法锯成“垫墩”,(即“切料”时的木制垫料的案板之类)因为“垫墩”必须是硬类木才能制成,软类木(木工所说硬木、软木是就木质的密疏程度而言,木质坚密为硬木,疏松为软木)作垫墩,也无济于事,并告诉说,若铁器作斧,采用砍的动作,必然发生三种情况。垫墩假若是硬木型的,一是用生铁(硬而脆)砍麻皮料或楮皮料肯定会崩刃,即崩坏斧刃;二是熟铁(软而韧)会发生卷刃(即失去刃性而变钝)现象。三是垫墩是软木型的,就会发生连斧和料一齐夹缝,就是斧刃把料砍到木缝里而夹在木墩中,也有可能把墩砍开,这样自然是起不到“切料”的作用。如果臆想铁斧可以断料,那必然是一堆没有任何韧性(即纤维性)的废料,凭这样的料自然是制不出纸的。看来用铁器利刃刳竹成细枝、器是可以的,要“切料”是被纸乡彻底否决了。一些学者认为用铁斧采取砍的动作“切料”,自然是行不通了,当然,“垫墩”是硬木只是我们的假想。某些学者还从理想主义出发臆造了一个槐木墩,槐木有两种,这里当然指中国传统槐木了,不要说西汉时不能锯成槐木墩,就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木工认为要锯成槐木(是典型的硬木型)墩都是很困难的。也有学者告诉笔者,青铜器作斧可能比铁器理想一些,这里也不想用“历史进化论”这些笼统概念来解释问题,西汉后期铁兵器代替铜兵器的事实已证明此时铁的硬度已超过铜器。也有的学者认为从西汉中期以来,铜资源已趋贫乏,这样才导致以铁代铜的,从出土物看,直到东汉后期,铜器总数绝不少于铁器,只不过铜器全有用于日常生活,如铜镜、铜盘等,铁器多用于兵器,如刀、剑等,铜器易磨成铜镜之类,铁器有硬度而作刃器,足以说明铜器硬度不若铁器,显然也不是因为铜资源贫乏导致以铁代铜。

前文已说过,《说文》是有“铁”无“钢”的,在《史记》和《汉书》中连与钢器相关的任何字样都找不着,因而曾庸先生根据留传下来永元16年(公元104年)的铭文推断“钢”字在东汉时才出现的。“锯”、“斧”、“凿”这类铁器在西汉的出土物已见到,在出土的西汉竹简中有“锯不任事”的记载。“锯”的作工对象是木料,若为钢器,就不存在“不任事”的问题,然而《东观汉记》中却有“臧宫锯断城门”的记载,城门自然是硬木型的,能被锯断,可见东汉的这个锯已是钢制品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是用于战争的兵器,然而从考古出土的实物看,西汉初期还是以铜兵器为主,中期是铜、铁兵器并行时期,后期铁兵器才占了主要地位,而东汉时期的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钢铁制品。就这一问题翻阅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期的涉及两汉墓葬的全部考古资料,并作了详细对比,认为这个结论很科学。从史料看,西汉武帝时宣布“盐铁官营”,而东汉则允许私家经营铁业,足见铁器在西汉还是比较稀少和珍贵的,而东汉已不足为奇了。由于西汉有无钢器利刃涉及到确定能否完成捣浆造纸法的前提性工序“切料”环节,因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详细论述。

一些冶金史专家认为中国从西汉起,“古代工匠们长期的生产实验逐渐摸索创造了在尚未具有铸钢的条件下,利用铸铁的有利因素,用热处理的方法得到一种在成分上、性能上和铸钢件近似的铸件。”这段话比较实际,这也是在王爵墓中发现近似铸钢,但还未完全达到铸钢水平的结论。钢和铁在化学成分是一致的,不过我们看到的都是混合物,两者概念上有相对性。声称在出土物中发现钢的事例极少见到,就目前来说,仅在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中出土了钢剑,可以说这是2100多座西汉墓中绝无仅有的钢器利刃,更何况这毕竟是王爵人物的佩带物,一般的职业将军也达不到这个水平,但只能是介乎在钢、铁之间的铸铁脱碳或锻造粹火产品,还达不到标准的钢器水平。就是在第一节列举的10处遗址中,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冶金史专家均认为“以生铁为原料的炼钢技术是在公元一、二世纪实现的。”这个时限显然是指东汉而不是西汉。因为若冶炼生铁为钢,风力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风力实质上是个供氧量是否加大、能否继续升温的问题,因为钢与铁在冶炼上的区别主要是温度问题,只有高温才能炼出钢,这一点大概是略有冶金史阅历者的常识。靠人力鼓风是不行的,而东汉初年人杜诗(比蔡伦早约70年)已发明“水排”炼钢法,即用木制的水力机械鼓风的炼钢法,这样,鼓风量比人力不知要大多少倍,从此炼钢术才普遍化,也彻底由铁进化到钢的水平。

二、从石刻反映当时还无钢器利刃水平

杜诗的“水排”炼钢法使炼钢技术普遍化,不仅为两汉出土的兵器的明显差别可以证实。我们把与钢器直接相关的两汉石刻加以对比也能说明问题。石刻有4个方面,一是画像石的比较。由硬度、韧度比较高的铁器也可以刻一些疏型石料,但这个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就考古出土资料看,仅在山东枣庄小山发现了西汉后期几块画像石,且刻法仅见阴线(在石面上刻出线条)一种,而出土东汉的画像石至少共达2000块以上,且在许多墓的画像石中都发现了浮雕刻法,即图象要求半立体式地突现在石面上。两汉画像石数量相差特别悬殊,且阴线石刻和浮雕石刻的对比,正好说明西汉还处于铁器水平,而东汉则是完全达到成熟的钢器水平。二是石棺石椁墓的比较,不仅两者在数量上西汉无法与东汉相比,且对石块加工成可砌的石板水平上也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前文说有人通过金相分析认为在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中出土了钢剑,然而即使这座王爵之陵,从影照上看它的石椁水平极差,许多还是不规则的自然石板砌成的,还达不到东汉墓的中等地位人石椁墓的石砌水平。另外,在四川绵阳等地发现了东汉大批崖墓(即在山岩上开凿石洞为葬穴),而在西汉的中等地位人及以下还盛行土坑墓。三是只要把两者的石雕水平相比较就更明确。仅以陕西关中的两个出土物比较,西汉霍去病墓前有“马踏匈奴”、“卧虎”、“卧牛”石雕,然而马肢和“匈奴”竟相联在一起,马也无“肢”势,肢以下是一个整体。明显是就石头本身的形状略加修饰而已。“卧虎”刻不出最具特征的“犬齿”,“卧牛”刻不出最具特征的“牛角”,也只能刻“卧”着的虎和牛,无法站起来,这些都表明我们古代的艺术家并不是没有艺术素质,而是无客观的钢器条件。而在陕西咸阳二里许的沈家村东汉墓葬中出土了“石刻双狮和犀牛”,其墓葬规格自然不能和汉武帝爱将霍去病相比,然而其“双狮”却犬齿分明,且刻出四肢间的大空隙,有力有势,犀牛身上“刻有整齐的鳞甲纹”。四是最能反映有纪年标志的石刻文水平。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至后汉以来,始有碑文,欲求前汉碑碣,卒不可得。”近年也出土了极少数的西汉石刻文字,经细数,总共不过150字,许多字迹不清不仅是年久的问题,还反映西汉的刻器还达不到钢器水平,而出土的东汉碑文连同史载碑文总数绝不下200多万字,且仅迟于西汉100年的碑文字体上有棱有角。

这一段似乎远离造纸问题,实际上一点也不远。现代考古必须要有相关生产水平的判断意识,如同我们根据甲骨文能够推断出当时青铜刻器的硬度一样,只有用当时的铁、钢器加工物水平,才能去推断西汉是否有可能具备造纸术上的“切料”工艺,因为衡量捣浆造纸法的前提性工序“切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正是受社会调查和科学实验的启示,作出铁斧之类不可能完成“切料”工艺的,而只有钢器利刃才可能完成。综上所述,我们从出土两汉武器上可以看出铁、钢水平差别,又通过大量的石刻水平上反映出同一问题。可以因此作出结论,西汉整体上还处于充其量说是较好的铁器水平阶段,因而不可能完成“切料”,就是说不可能有捣浆造纸法。某些学者无视中国古代及现代学者一些权威性论述,大谈西汉、甚至以前的钢器问题,但绝不要忘记,钢器及钢器加工物,特别是反映石刻水平,两者绝对是统一的,大谈钢器却无钢器加工物出土或文献记载,按相关生产力判断的原则是说不过去的。况且,从西汉楚王墓葬采取石椁方式、霍去病墓前的一系列石刻物及目前发现少量西汉石刻文等方面看,西汉时已崇拜以石刻为纪念方式,想往石刻方式却无理想的石刻加工器物是西汉墓葬的普遍特征,这同某些学者大谈“西汉纸”却忽视了相关的生产水平判断是一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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