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麻絮纸
在第一、二节用考古资料、历史文献二者一致证明充其量有极少量的西汉纸存在，我们又通过第三节西汉还没有捣浆造纸法解释了其中主要的原因。那么，这些极少量的西汉纸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再看一看某些文献记载。通过历史文献、考古出土资料和生活常规就可以发现这些极少量的西汉纸产生因素。《史记·淮阴侯列传》说韩信在贫困时，曾“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从这段正文我们是看不出“漂”的涵义的，然而正文下有《集解》引用了三国时人韦昭的注文，其注文曰：“以水击絮为漂，故曰漂母。”前文已证明“击絮”为“在水面使絮相联”义，而这里所说的“絮”则肯定不是茧絮，道理很简单，因为以《说文》所说“絮”指本义，而其他历史文献则可以是引申义，况且韩信是在城下钓鱼时遇“漂母”的，明显不是室内操作的缫丝了，因而这里的“絮”也可以指陈旧麻织物入水后漂起的絮。这些“漂母”的职业档次是很低的，很可能是造以作它用（如“衬垫”、“包装”、“塞口”之类物品）的粗纸。从所述环境看，也有“漂絮”的条件，因为韩信是在城下钓鱼时遇“漂母”的，那么地处“城下”的一定是护城河，也就是说，这里的水是不流动的，类似“湖”之类封闭式的河，是不可能冲走“絮”的。况且，从后来反映的造纸用料上看，只有树皮和麻料两类，而下一章将论述树皮是无法自然生絮的，因而只能是麻絮了，更何况蔡伦造纸的有关记载都和“故麻”（“故”为陈旧义）相联系，可见对“故麻”特点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学者多认为蔡伦纯粹是从成本上考虑，拙见以为，服务于上层的蔡伦也可以用新麻，因为新麻毕竟比丝帛成本低得多。另外，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中出土了两堆麻絮，可以推断，当初入葬的肯定是两块麻布，这是麻布陈旧后自然变为麻絮的。前文已说过，古代的任何一种创造首先来自自然启示。这里，我们首先看一看古代一种非常常见的自然现象，而从这种现象中看出能够启示而造出纸的，这也可以发现对《史记·淮阴侯列传》和考古出土麻絮的分析及蔡伦用故麻造纸不是一种臆断：把一个极其陈旧的麻织品（如古人衣着主要是麻质的“布”或“褐”，今人装东西的麻袋、麻口袋等）放在水中，由于长期磨损、脱落、陈旧霉烂而附着微毛等因素，也可以漂起麻絮（当然这是“絮”的引申义），也可以用竹帘在水中提取麻絮层而成纸的，为了和后来具有概念意义的麻纸相区别，我们可以称其为麻絮纸。
由于古人衣着主要是麻质的，要经常洗涤，因而肯定这是一种常见现象。要特别强调的是麻织品的磨损、陈旧霉烂问题也很突出，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孩提时代，多次见到过洗涤麻口袋（那时在农村很普遍），把过分陈旧的麻袋放入水中，在水中的脱落麻絮现象就很常见。可以想象出，若用手工或捞器在水面对较大的麻物拣取，所剩麻絮制纸也较理想。由于这种麻絮纸是因漂起附着的微小麻絮而形成的，因而它的纤维程度应不亚于捣浆的麻纤维。这样，无论是通过肉眼，还是用显微镜观察，可以说其中大部分和捣过浆的绝对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所有人无法否定的事实，可以说是有深厚农村阅历的人心目中的公理，这种麻絮纸的显然是用不着经过切短、捣浆等环节。
某些学者又认为制纸的工艺须经过沤煮等环节，我们不能忘记，能够制成衣、袋的麻物是早经过脱胶软化之类的原始工艺处理的。虽然古代洗涤陈旧麻织衣着是一种经常性活动，然而要进行这样的试验却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找来现代的麻袋容易，而要使它磨损是不可能的，因而它毕竟不是现代人的衣着，要使它陈旧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就是找来现代的麻袋，也发现它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不一样，因为现代的麻袋用麻的品种也多为俗称线麻（学名苎麻），这种麻本身纤维性能好，加之现代纺织水平比那时要高超得多，表面很光滑，由于人们把麻袋经常搬来搬去，磨损是有的，然而磨损率肯定低得多（比20世纪50、60年代农村人普遍衣着的棉布衣磨损率还低一些）。线麻在20世纪50年代农村也种植过，但还不普遍，普遍种植的是先秦古籍和《说文》称为麻的品种，今陕西方言称其为青麻（学名大麻）。《说文》解释时说“麻也”，而解释“布”时说“织也”。麻未沤时圆形杆的表面上长有毛絮（线麻杆上无毛絮，且不光滑），所以《说文》解释“絮”的引申义（本义当然是茧絮）时说“一曰麻未沤也”，“沤”就是把成捆的麻放在水面，上面用重物压看，以便经水沤多日后使麻皮易削。
中国古代早就有沤麻术，《诗经·陈风》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之句，这种麻一经水沤其皮上之毛絮自然消失。其次的特点是纤维性能远不若线麻，而能衣食两用，其剥下的麻皮细长者被织成布，不理想的用手编成褐，“褐”很粗，是最下等人的衣着，肯定比上世纪50年代纺织而成的麻口袋要还要粗，那时的麻口袋容易磨损起絮，褐衣的脱絮现象肯定更多，当然这种絮和前文所说“麻末沤”的絮是两回事。然而由于麻纤维性能较差，因而这种品种已由单一用的线麻全部取代，这样只可以作为社会调查的依据。当然，麻絮纸实验有难度并不是说就无法实验，我们不可能找一片麻布磨损多次或等数10年后再进行，只要抓住漂絮这个主要环节就可以了。可以用木锉（铁制带小刺）在麻布片上锉下麻絮，然后把麻絮漂在水面，再用竹帘提取，待晒干后，揭下帘上的附着物，这种附着物就可称为麻絮纸。笔者再次提醒学界同仁，由于陈旧麻织物是早就经过沤煮脱胶等原始软化处理的，因而它可以不经“沤煮”这一环节，它既然是纺织品磨损毛絮形成的，因而也不经过“切断”、“捣浆”这些环节，大部分毛絮肯定比捣浆而成的纤维还细小，（其长度和厚薄程度自然也小得多）因而和捣过浆的麻絮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用手不拣取脱下的麻筋、绳头之类，和捣过浆的纤维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捣过浆的纤维是比较整齐划一的。从对“罗布淖尔纸”的报告文中可以看出，这种纸“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居延金关纸”中一张“含麻筋、线头和碎布块。”而“中颜纸”中也有“麻绳头”。这些均可以证明西汉还没有捣浆法，若有捣浆法，绝不会出现这些现象。若在水面用手拣取这些粗糙物，肯定会造出比较理想的麻纸。从对考古资料的对照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有帘纹已不足以说明西汉麻纸业的成熟，因为“抄提”是这种麻絮纸形成的一个工艺环节，但“抄提”不是西汉才有的，它不过是茧絮纸抄提法的继续。
西汉已可以制造麻絮纸，但这种纸的数量是很稀少的，因为麻织物虽是古人的普遍衣着，陈旧麻织物入水漂絮也是人们的常见现象，然而磨损或陈旧霉烂非常受时间限制，若过分磨损，必然在日常生活中掉落许多毛絮，若过分霉烂，必然成为变质物而下沉，这样自然也不能成为理想的麻絮，不太磨损、陈旧的麻织物入水起絮却极少。因为这一客观情况的限制，因而漂麻絮成纸的机会并不多，麻絮纸自然就特别稀少了，因而不可能有书写材料的纸书依据。
二、自然絮纸及“灞桥纸”的性质
这里很有必要进行第二个实验，从这个实验中可以看出某些考古出土的西汉纸还不是上述所说的陈旧麻织物漂絮提絮形成的纸，而纯粹是麻织物陈旧脱絮后随干湿变化而自然成“纸”的。我们可以把用木锉锉下的麻絮撒在一个只有很少水的（甚至是一盆底水）盆里，然后把水盆放在烈日下，若干天后，盆中之水就被蒸发，盆底就可以揭下“纸”。这就是一种“自然麻絮纸”，这种成纸的过程显然是不需要帘提的，因而没有帘纹。可以对古墓中的一些古纸作以解释：由于地心引力向下的作用，每脱一层絮，通过上述实验证明，只要有干湿变化的条件，就可以变成麻“纸”的。从这一点讲，出土的“灞桥纸”就是这样形成的。前文已列举了报导文：“有残布数片，布下有类似丝质纤维作成的纸”，且据参与的考古工作者说，“在铜镜下面有几片麻布，在麻布下面又有纸”。更何况这座西汉墓“离灞水仅五华里”。不要说历史上，就是上世纪50年代初还涨过水，不知历史上涨落变化了多少次。关键的问题是这批“纸”在麻布下面，没有麻布，就可能不存在这些“古纸”。因而它不符合前述纸业研究家关于纸定义的任何一个环节，明确地说，“灞桥纸”不是纸。如图4，我们对“灞桥纸”原样的一小块采取放大4倍拍摄，其中规则形纤维束表现明显，可见是脱絮后纤维遇水很少或仅遇湿气游离不够充分形成的，和标准意义的人工制絮的纸的不规则纤维排列方式是有明显区别的（即使游离充分，只要没有抄提依据，我们还是认定为自然麻絮纸）。如果真的在灞桥出土了西汉纸，作为出身故长安地区的笔者来说，自然是很高兴的事，然而我们不能站在地域的立场上看问题，作为冷静的研究者，首先对历史问题要有“求真”作风。不仅笔者未持站在地域看问题的立场，就是其他一些有影响的陕西学者，也坚持认为“灞桥纸”不是纸。当然，自然脱絮毕竟不是麻絮漂在水面帘提，由于水的作用，漂在水面的麻絮经帘提后自然平整，而自然脱絮后干湿变化并不是定时的，也可能脱絮较长时间以后才有干湿的影响，因而自然形成“纸”又有纸面粗厚和纤维分布不均的特点。不要说墓葬内的变化可以形成“纸”，就是其他自然因素也可以形成“纸”。笔者的家乡正是周丰邑所在地，其中“灵台”、“灵沼”都是见载于《诗经·大雅》的圣地。“灵沼”至20世纪60年代还是芦苇丛生、小湖无数的地带，而家乡的许多小湖随着季节的变化也产生了常见类似现象，由于平时水面漂起以毛蜡絮（水旱交织地带的野草水马莲的果实，这种果实是纯粹的絮物）为主的各种絮物，然而小湖随着季节干涸后，湖底就有一层很厚的纤维物，用手撕掉上面的树叶之类，然后就可以一层一层地揭下，这些揭下物外观上大小孔很多，虽然作为“纸”的标准很不理想，然而可以证明自然的力量可使纤维絮物脱落成“纸”的。和出土的各种西汉麻纸相比，这种“纸”外观上毫不逊色，我们可以称这种“纸”为“自然絮纸”。可以设想，若干年后，由于年轻一代未经历过灵沼河的芦苇时代，（已经全部干涸，从20世纪70年代已芦苇无存），若掘出了这种“自然絮纸”，很可能以为商末周文王时代已有造纸法。
三、“中颜纸”等纸的性质
现在我们把西汉墓葬的古纸作一个总括性分析，大致有这几类情况：第一，墓葬封闭得很好，防腐措施得力，随葬的麻布仍然是麻布。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这种麻布。第二，封闭得不严密但也无干湿变化条件者，这种情况是随葬了麻布变成麻絮，如湖北江陵的那座西汉墓出土了两堆麻絮的情况。第三，封闭得不严密，有干湿变化条件者，这种情况随葬了麻布，而麻布部分或全部变成“纸片”，以无帘纹为其显著特点，自然以“灞桥纸”最明显。当然，我们前文已叙述过陈旧麻织物入水漂絮是一个肯定性现象，加之前代已有提絮成纸之先例，《史记·淮阴侯列传》也有西汉前夕漂絮的记载及蔡伦造纸处处强调“故麻”的事实，我们也通过实验证明西汉麻絮纸是客观存在的，拙见认为“罗布淖尔纸”、“金关纸”、“中颜纸”属于麻絮纸。原因很简单，这三处古纸的出土遗址不是墓葬，且前两处均为西北干燥地带，特别是“中颜纸”出土的遗址系陕西扶风的高地窖窟，不可能有干湿变化条件，因而如果断代无问题，当为麻絮纸。当然前文已叙述了这些纸是无捣浆依据的，虽然对其余出土的西汉纸报导不详，尽管难以具体区别，我们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西汉麻絮纸，是指陈旧麻织物入水漂絮后经帘提而成的纸，它符合了前述纸业研究家所说纸定义的“抄提”环节，从中国古代就有自然絮物利用成纸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是一种没有捣浆依据的纸，从纸业家要求凡造纸都要经过“切断、沤煮、舂捣、抄提”四个环节讲，当然就不是纸。但绝不是考古出土的“灞桥纸”之类自然麻絮纸。也没有必要再对其余出土的“马圈湾纸”、“象岗纸”、“放马滩纸”、“绵阳纸”进一步鉴定出麻絮纸和自然絮纸的归属问题，因为这些古纸的数量更少得很，直到和简牍帛书无法采取量化比较的程度，更无纸书的任何依据，充其量其中有几小片麻絮纸。
如前文所述，西汉麻絮纸在数量上极少，也没有和书面文字相联系的根据。虽然它继承了春秋战国茧絮纸的漂絮法，然而它的形成在造纸史上也有一定的意义：第一，从原料上讲，它已从动物性蚕茧纤维进步到植物性的麻料纤维，从以后造纸术均用各种植物纤维讲，它也带有启示意义。第二，也具有捣浆法的启示。陈旧麻织物入水容易漂絮本身就说明各种植物皮类可以成絮的，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加速成絮。从这一点讲，蔡侯纸本身就受到陈旧麻织物便于“切断”、也便于捣成絮状物的启示。第三，也有降低成本的启示。利用陈旧麻织物而不利用新麻，除陈旧麻织物便于“切断”和“捣浆”外，也含有比新麻成本低的意义。蔡伦把原料进一步扩大到树皮，这样大大降低了成本。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从草创到最后成功的过程，中国古代造纸史也不例外，从茧絮纸一下子飞到蔡侯纸是不可思议的事，由此看来，西汉麻絮纸是一个必然性的中介过程。
我们可以把本章概括一下：出土的西汉纸和简牍帛书在量化比较上还处极少数的状况。和考古资料一致，史书上所说的东汉蔡伦前的纸主要指春秋战国起源的茧絮纸和帛书之类，而史书记载了性质不明的西汉纸也处于极少状况，史料也相一致地反映西汉还处在简牍帛书时期。“二重证据”均证明西汉还处于铁器水平阶段，因而无法完成捣浆法的前提性工序“切料”。所谓西汉纸是陈旧麻织物入水漂絮形成的，因受客观因素限制，这种纸在数量上极少。要特别强调的是：“放马滩纸”不是地图纸，“居延查科尔帖纸”是东汉蔡伦以后的古纸，“悬泉纸”是魏晋纸，“灞桥纸”不是纸，“罗布淖尔纸”、“金关纸”和“中颜纸”是麻絮纸（以“纸”的定义衡量也不是纸）西汉还没任何纸书依据。西汉麻絮纸虽然数量上极少，但它在造纸史上有把原料扩大到植物纤维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