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古出土资料
至东汉时期，已有纸书的多方证据。我们先看考古资料。
①“敦煌纸”：“1901年，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和甘肃省敦煌地区曾出土东汉末期的纸书两片，一为诗抄，一为书信，前者两面书写。”我们可以简化而统一命名为“敦煌纸”。
②“额济纳纸”：（前文依某学者说法命名为“居延查科尔帖纸”，这里又以另一学者说法命名为“额济纳纸”。）“1942年秋，我和石璋如先生在额济纳河沿岸清理Folke Bergman所发掘过的遗址，在Bayan Bogdo山南名叫Tsakhortei(查料尔)的烽燧下，掘过了一张汉代的纸，这张纸已经揉成团，在掘过的坑位下，藏在未掘过的土里面，到了李庄之后，曾经请同济大学生物系主任吴印禅先生审定，认为系植物的纤维所作。”“这一张纸是在坑位下面的，即其埋到地下比永元十年的简要早些。”“这一张纸既然和永元木简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它的时代也是永元十年的前后。”“而在纸质方面，因为这张纸是粗、厚而帘纹不甚显著的，也许对于早期的纸更进一层了解。”
关于“额济纳纸”，依劳干教授最新研究，推断“汉纸及永元的木简可能是西元（公元）109至110年埋到沙漠里的”。
③“民丰纸”：1959年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所发现。系在东汉夫妇合葬墓中发现木乃尹尸体，尸体近处有揉成团的纸。纸上粘满了黛粉，很可能是供妇人描眉之纸。
④“旱滩坡纸”：“1974年1月，在武威县境内旱滩坡东汉墓内出土了一批东汉古纸，此墓位于祁连山北麓、武威县南10公里的旱滩坡东部。墓向正东，为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单室土洞墓，有墓道、墓门、门道、墓室四部分。墓室东西长220、南北宽175高130米，墓门高150、宽110、深115米。墓门和墓室均平顶，墓门用大砾石封砌，墓室底部距地表深约8米。墓室内东西向置柏木棺两具，木棺齐头齐尾，前后高度大致相等，棺板用细腰接缝，木榫合盖，不用铁钉。棺内男女尸各一，仰身直肢，衣着已腐烂，仅存骨架。出土器物计有30件。这座墓墓室形制、葬式葬具与我县磨嘴子东汉墓及前不久发现医简的旱滩坡东汉墓基本相同。墓中随葬的陶器、木器与磨嘴子东汉墓同类器物也有相同之处。墓内除出土剪边五铢钱外，未发现其他货币。根据以上所述，此墓应属于东汉晚期的墓葬。残纸若干片。此纸原作3层，用木条分别钉架在木牛车两侧边，并沿车外侧栏至车底，粘贴于辕杆上。出土时纸已裂成碎片，最大片约5×5厘米。外观因长期老化而呈淡褐色，其中两片残存部分为白色，淡褐色纸较脆，而白色纸较柔软。这次出土的东汉纸，纸质细薄，纤维组织较紧密，分布较匀，制造技术显然有了进步。这对研究我国造纸史是一项重要发现，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纸上行书文字虽所见不多，但对考证我国古代文字和书法艺术的变迁，也有一定意义。张怀《书断》云：‘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字体是逐渐演变而成，非一人所能为，但张说所谈及的行书出现的时代，与此次出土的实物相接近。”
⑤“敦煌长城纸”：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长城废墟中发现了据外国专家推断为公元150年的古纸纸书，标有中文文字。为了和前面的“敦煌纸”相区别，我们可以命名为“敦煌长城纸”。
对于上述“东汉纸”的报导，学术界还没有不同看法（对略有争议的资料一律不引）。这里我们要注意，除“民丰纸”可能和书写材料未相联系外，其余各种“东汉纸”都和文字书写相联系，“敦煌纸”是“诗抄”和“书信”，而“额济纳纸”被认为“是现存世界上最古的有清晰文字的纸。”“旱滩坡纸”有“行书文字”，而“敦煌长城纸”标有中文文字。仅这一点和前述报导的没有和文字相联系的“西汉纸”有着根本的区别。另外，这些纸均可说明在东汉的蔡侯纸（公元165年）之后。因为“敦煌纸”是东汉末期的；“额济纳纸”是公元“109年至110年埋到沙漠里的”；而“旱滩坡纸”是根据同一地出土的有纪年标志的医简之类，明显的器物相同特征及行书书体等断代为东汉晚期的纸；而“敦煌长城纸”是公元150年的古纸。
前文已说过，书体风格在两汉问题上往往是一个标志（魏晋以后反而难以辨认），但过去的资料往往是两汉不分，统统说成汉，现在恰恰需要的是把400多年历史分为西汉、东汉。如从出土材料看，西汉是篆隶或古隶体，我们说过，书体往往是和书写材料有关系的，西汉以竹简为主，简牍受条形宽窄的限制，因而书法家是想“行”而“行”不起来，想“草”也“草”不起来，现在是想“行”想“草”都能运用自如。当然也不排除许多书法家的好古作风，从出土物上看，单就两汉断代说，出土的行书（如“旱滩坡纸”）、草书和新隶体（汉隶）一定是东汉时期的产物，它绝不可能产生在西汉，书写材料变为以帛书、纸书平面型的为主后，简书古隶体的那种“蚤头”、“燕尾”也就不一定存在，但还要追求字体的那种工整，于是一种新的隶体，即“汉隶”就应运而生了。按启功先生的说法称汉隶或称为“真”体、“正”体、“楷体”、“今体隶书”，这是区别于“古隶”的说法。另外，蔡伦以前既然以简牍为主要书写材料（当然以帛书为次要书写材料），而简牍受宽窄限制，因而为占据空间考虑，字形上是扁平的，并把这种审美意识也带到平面型书写材料中，而中国汉字发展为方正形的（不管何种字体），是东汉到魏晋以来纸书逐步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的产物，这也是利用书体断代的重要因素。再明显地强调一遍：中国书法史的大变革是随书写材料主体变化而变化的，当然这种变化也使审美的主体意识随着变化，在两汉是最明显的，书法研究家正是以“汉隶”风格判断“额济纳纸”为东汉纸，以“行书”体判断“旱滩坡纸”也是东汉纸。
二、历史文献资料
以上是谈考古资料中的“东汉纸”，在历史文献上，这一点也很明确。我们只摘录记叙东汉的史料，或有关东汉学者注解。
①《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为中常侍，豫参帷幄，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曝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伦舂纸臼也。”
②《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东汉应劭注曰：‘赫蹏，薄小纸也。’曹魏孟康曰：‘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
③《后汉书·列女传》说曹操派“十吏就夫人写之，（蔡）文姬曰：‘妾闻男女之间，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
④“后汉崔瑗（公元77—142年）给葛元甫的信里说：‘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尔。’”又“后汉末年，张芝给其弟张昶写字，并用缣帛及纸。”
⑤“东汉末年延笃答张奂书：‘伯英来惠书四纸，读之反复，喜不可言。’”
⑥蔡伦后约80年的汉献帝时，出一造纸的有名人物，名左伯者，能制出精细宜书的纸张，时称左伯纸。
至于后代学者对蔡侯纸的追溯性记载就更多了，和《后汉书·蔡伦传》内容一致的记载（如《东观汉记·蔡伦传》等）也暂不列举。我们对上述几条也可以分析一下：在①中，明显说蔡伦造纸的原料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显然不同于茧絮纸，也不同西汉麻絮纸，道理很简单，西汉麻絮纸是靠陈旧麻织物的自然絮物抄提而成的，而树皮是不可能产生自然絮的，因而必然经过“切料”、“沤煮”、“捣浆”才能制成纸，所以说用树皮造纸是捣浆法的最明显的标志。况且在正文之后，又引用了《湘州记》为注文，注文说蔡伦已使用石臼捣浆。石臼即四周高、中间低的凹形石，明确说其用途是“舂纸”。这些树皮、麻头之类一般经过切短，放进石臼中捣成絮状纤维，然后可以把絮状纤维放进水中，用上述的漂絮法造成纸。当然捣时加水或原料经过“沤煮”时自然加水，故可以称为捣浆法。
有关这种新型纸的系统工艺，本书将在后文有详细论述。我们只能遵循历史上的名称而称其为“蔡侯纸”。
对于上面列举的几条，如②中涉及东汉末期人应劭、曹魏时的孟康，③涉及到东汉末期人蔡琰，⑤中涉及东汉末期人延笃，显然都在蔡伦之后得多了，也就是这几条中涉及到的“纸”应在蔡侯纸诞生的时限以后。但还具体分析一下，最容易使人误解的是②，因为前文已说明“赫蹏”就是茧絮纸，这里又扯到蔡侯纸方面了。我们说蔡侯纸诞生后直到东汉末期，当然已比较普遍了，而茧絮纸这一极少品样的纸已很少存在，对后代注家来说，只能以当代的形象物作注才能使人明白，况且就外形都是“薄小物”，就功能来说都是用于书写，因而东汉末期人的应劭只能注为“薄小纸”，其实就外观来说，孟康注最逼真，说“赫蹏”在未染“赤”色前“若今黄纸也”，茧絮纸虽是微黄色的，但已消失。而蔡侯纸的用故麻的纸品也是微黄色的，因而应劭、孟康的注文正好是以蔡侯纸为外形、功能参照的，也足以说明蔡侯纸已较通用。我们再论说时限时，似乎未涉及④，某些学者已推断出崔瑗发出这封信比蔡侯纸要晚。何况④中“贫不及素，但以纸尔”已很明白了。我们讨论的“纸”，无非是茧絮纸、帛书、西汉麻絮纸和东汉蔡侯纸，而文中有“素”，自然属帛书不在这个范围了，连“素”都贫不可及，而茧絮纸曾是西汉成帝宠后赵飞燕妹妹的御用品，前文已说过比帛书要珍贵得多，自然也不指茧絮纸了，而不仅西汉麻絮纸从未用以书写材料，也自然比这里所说的东汉用纸粗糙得多了，东汉纸在信中已视若书写材料之下品，而西汉麻絮纸也自然不在范围之内，因而④中所说的“纸”只能是蔡侯纸了。⑥明显说“左伯纸”是蔡伦后80年产生的，也自然属于蔡侯纸时限之后了。
我们在前文对考古出土的“东汉纸”已作了分析，“敦煌纸”、“额济纳纸”、“旱滩坡纸”、“敦煌长城纸”均在蔡侯纸之后。经某些学者考证，“民丰纸”也为东汉末期产物。就是说，“蔡侯纸”完全达到了“二重证据”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