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蔡侯纸诞生前的前期
既然说从蔡伦起已有人工制絮的造纸术诞生，那么东汉的书写材料可以以蔡侯纸（一般均认为以蔡伦向皇帝献纸的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为时限）诞生为准划分时期，以史学家习惯称为前期和中后期。前期自然指蔡侯纸诞生前，中后期则表示诞生后。
东汉前期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记载了制造笔、墨、简帛，而唯独没有提到造纸，足以说明在西汉和东汉初期，还没有以人工制絮为特征的造纸术的任何依据，前文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提到的“漂絮”充其量是民间的个别现象（没有专门的手工业机构）。也有追溯东汉先朝的情况，《后汉书·邓皇后纪》有“先王必书功于竹帛”的记载。既然有简牍，就有修制简牍的器具，称佩刀或书刀，至东汉时，还有皇帝向臣属赏赐书刀的记载，如章帝曾于“建初”把“黄金十斤，葛缚佩刀、书刀、笔带”赐给宠臣马严。国三老袁良碑：“今特赐钱十万，杂缯三十匹、玉具剑、佩书刀。”东汉人李元书有著名的“金马书刀铭”，在《后汉书·王充传》中说王充的墙壁挂置着刀笔。东汉顺帝时，宫崇所上的《太平青领书》有170多卷，都是用青白色的缣帛写的。事实上，作为书写材料，简牍帛书贯穿东汉王汉朝始终。《后汉书·儒林传》说“初光武迁都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及董卓迁都之际，吏民挠乱，自辟雍、东观、蓝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从光武帝由长安迁都洛阳的事，“秘书”还看不出一定指帛书，而“经牒”一定指写在简牍上的经文了。东汉末期董卓由洛阳迁都长安，说这位不懂文墨的西凉军阀把文化糟蹋完了：“竟共剖散”明显指简牍散失，大的帛书竟被作为帷帐和车盖，小的帛书被做装东西的袋子，这些话足以说明简牍帛书仍然是东汉一朝的书写材料。
东汉的书写材料有简牍帛书，在考古资料中也得到充分证明。前文已述，1958年，四川成都天山东汉崖墓中就出土了一柄制简牍的书刀，后在湖南长沙地区的一座东汉墓中也出土了一柄书刀。在甘肃的居延、敦煌等地也出土的木简以西汉为主，然而也有东汉的少部分，在甘肃武威地区一汉墓中也出土了504枚木简，而其中以东汉为主，还有在这一地区明确为东汉墓葬中也出土了木简；东汉时期也有帛书出土，“近代敦煌北出土了西汉末年和东汉的帛书文字。”
二、蔡侯纸诞生后的中后期
前文已论述了东汉时期在蔡侯纸诞生以后有纸书的“二重证据”，由此可知东汉的书写材料，在前期，仍然是简牍帛书，在中后期，已处于简牍帛书和纸书的并行时期。然而在中后期，简牍已处于次要地位，在中心地带，只是某些文人出于怀旧还使用，如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士大夫周磐命家人“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和西汉相比，不仅最中心地带河南地区没有简牍出土物，连邻近的湖北、湖南、山东、山西、陕西都没有一枚出土物，足见至少可以说是已处于书写材料的次要地位，从史料看，从蔡侯纸诞生后，《后汉书》已很少有关于简牍的记载，甚至其他史料，大概由于造纸术还未普遍推广的原因，也有些零星记载。如袁宏在《后汉记》中记载，在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吴恢为南海太守”，想用漆简写《尚书》章句。他的年轻独生子谏道：“这书如果写成，必定需要几辆车载运，岂不招致人家的嫌疑和谗言吗？因此只好作罢。”可见吴恢所辖的南海地区还没有纸书条件。从简牍的出土物都集中在西北边陲地区看，这一点和吴恢欲用简而作罢是一致的，即简牍的使用已退居次要地位。也有的学者会提出，西北边疆地区又同时出土了纸书，这一点应作何解释，只能说这些地区的纸业还不够发达，因而一时还难以取代简牍，简牍毕竟笨重，不利于传递信件，西北边疆出土的纸书以信件为主，由此可知这里的纸很可能是由内地带去的。
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东汉中后期帛书和纸书的关系。我们说西汉的书写材料是简牍帛书，然而简牍虽比帛书使用广泛得多，却是以轻便美观的帛书为书写材料上品的。从湖南长沙马王堆的侯爵内室墓中出土了帛书，却从大批下等墓葬中出土了简牍，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问题，西汉成帝时对国家藏书的经学，全部改用帛书重新抄写编卷（即改“篇”为“卷”），就说明最高层已全面使用帛书。足以说明，至西汉后期，是以帛书为书写材料之上品的，并且上层使用已趋普遍。虽然到了东汉中后期蔡侯纸已诞生，足见东汉皇家藏书仍然使用的帛书。据《北堂书钞》记载，东汉士大夫崔瑗（公元77—142年）给葛元甫的信里说：“今遣送许子10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这一例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帛书“素”是书写材料之上品，然而还比较昂贵，三代仕东汉的崔瑗（父崔、子崔，《后汉书》列有专传。）尚因贵而不能够使用，一般文人可想而知。二是纸书已推广到一般文人之中，而一般文人毕竟是使用者的多数，所以说普遍使用率已较高。帛书为书写材料之上品，到东汉末期，上层文人“蔡邕，自矜能书，非得纨素，不妄下笔。”看来蔡侯纸固然意义重大，然在东汉中后朝，并没有取得书写材料上品的美誉，因而尽管邓太后喜爱“纸墨”，然而它还不能作为太后的御用品。
就蔡侯纸的使用原料来说，无论麻料或树皮料，都有吸墨性和印水性两个方面，然而“敦煌纸”竟能两面书写，显然是粗厚的。就曹魏时孟康对《汉书·赵皇后传》中“赫蹏”注来说，其中“若今黄纸也”，这一句很重要，这显然是仅根据外观及书写性能作注的，况且也符合我们通过仅用四大工艺过程复制的蔡侯纸基本颜色，从颜色上可推断东汉蔡侯纸还是接近原始颜色的。粗厚而黄色的纸自然比不上洁白的帛书。从崔瑗信中的“贫不及素”和蔡邕“非得纨素，不妄下笔”看，“素”非一般帛类。在第二章第二节里，我们已分析过“缣”为双纺帛类，而“素”为单纺白色薄帛，陈直先生经考证认为“在汉代，一匹缣值6百余钱，一匹白素值8百余钱。”一匹“缣”用科正好比一匹“素”多一倍，但价还比“素”低，可见“素”单纺工艺难度有多大，加上白色和墨色对比度明显，如此漂亮的外观自然是新兴的纸书比不上的。难怪连崔瑗也声称“贫不及素”，也难怪大书法家蔡邕“非得纨素，不妄下笔”，也足以说明“素”为帛书中的上品。
现在再对仅在西北边陲地区（以今甘肃省西部为主）出土了东汉的简牍帛书和纸书的问题作以解释。从西汉起，已崇拜以石刻为纪念的倾向，因为墓葬方式说到底是以永久性纪念为目的，当然就保留性来说，简牍帛书和纸书都比不上石刻，从徐州西汉楚王墓也采用石方式，而在汉武帝爱将霍去病墓前也得挣挣巴巴地刻上几个字，说明西汉已以石刻、特别是以石刻文字为最佳纪念及保留方式，然而西汉在这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因而在诸多的墓葬中还不得不以简牍帛书为纪念、保留方式。而东汉的情况已作改变，内地在经学保留方面《熹平石经》之类已采用石刻的纪念方式，这和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以帛书方式保留经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至于河南出土的“袁安碑”、陕西出土的“杨震牌”及许许多多的东汉石碑，那就是更好的说明了。因而北宋大学者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碑碣，卒不可得。”中国古代有成语“树碑立传”，可见把石刻纪念放于至重位置。前述的画像石刻是设想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能享受到“庄园”、“水排”等等。反正以石刻、特别是石刻碑文而代替了简牍帛书的纪念方式，这是东汉墓葬的普遍特征，因而在内地的墓葬中既难找到简牍帛书，也难找到纸书，却能找到大量石刻。然而石刻不是何时何地都有这个条件的，况且在古代运输能力极为有限的背景下，也不可能把内地石刻运到边陲地区，因而黄沙四起的西北边陲地区还得以传统的简牍帛书或纸书为保留方式，更何况这些地区气候干燥，雨量极少，为长期保存提供了天然条件。
三、末期已有名纸诞生
东汉末期人赵岐在《三辅决录》中说：“韦诞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明斯（李斯）籀（史籀）之法，非得纨素不妄下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千言。”庚肩吾在《书品》说：“仲将（韦诞的字）不妄染毫，必张笔而左纸。”《潜确类书》：蔡伦后左伯善造纸。齐萧子良答王僧虔书：“子邑（左伯的字）之纸，研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张芝的字）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唐代张怀在《书断》说：左伯“甚能造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左伯……，汉末益能为之（纸），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研妙辉光。”
对于“左伯纸”，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根据南朝齐肖子良答王僧虔书中有“研妙辉光”之句，把“研”解释为“碾磨”和“砑光”技术，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指除去树皮之粗皮，而采取优良的内皮的制料方法。而左伯纸既无实物出土，各种历史文献中又很简略，因而我们只能就文献作以推断。
从引用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左伯纸”是东汉末期书写材料之上品，竟与“素”而齐名的，以致蔡邕“非纨素不妄下笔”，而仲将（韦诞）非“左伯纸”“不妄染毫”。前文已述“素”为单线纺织的薄帛，另一特点是洁白，因而只能以对“素”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左伯纸”的，即洁白和轻薄。就洁白而言，它不可能是麻纸，因为在无化学漂白技术佐证情况下，只能认定取树皮之内穰为原料的自然物理技术之说为可靠，因而笔者认为上述第二意见是正确的。因为至今在纸乡可以看到，确实有用树皮外部粗皮所制之纸，称黑构纸（下文将论述“构”即“楮”），用以做包装纸。也有树皮不分外皮、内穰皮一起而制成的纸（当然工艺上最简单），用做冥纸，还有用内穰皮制成的纸，称白构纸，用以书写和绘画。其中白构纸表面确实光亮，如研磨过一样。黑构纸和混料纸自然程度不同地带有构树外皮的褐色，当然是不会有白而光亮的特点。我们说“素”的另一特点是轻薄，前文叙述“敦煌纸”时已说明有粗厚的特点，足以反映一般纸在东汉末期还有粗放特点，然而也有如左伯这样善于操作具体工艺的人，这一点区别也很大。1999年4月，中外专家30多人目睹了我地纸乡的具体工艺，看到纸工能运用自如地漂絮、提絮，除少数专家能够往墙上晾纸外，所有人面对抄池，均望而却步，以后笔者自己又在纸工指导下临池抄纸，竟多次失败，看来熟练地悬絮、提絮不要说一、两天，大概一、两年是不行的。要使捣好之浆悬浮在池中，并使之均匀，然后抄提时要注意薄厚均匀……看来仅这一工艺的具体技术内涵就相当复杂了，其他环节也是大有学问的。就造纸的成果而言，当然以薄而均匀为上好之纸，但绝不是所有纸工都能做到这一点，以致当地也有名人，大概是当代之“左伯”了。这一引证说明左伯不仅选料讲究，他的具体工序技术也不是常人可比的。其所以不认为是“研磨”（或说“砑光”）造成左伯这样造纸名人，是因为“研磨”技术简单，人人都会很快掌握，当然最大的区别也不在选料，用手工削取构皮内穰的技术也比较简单，很明白，关键是具体的操作工艺技术。因此说，由于左伯选料讲究，特别是具体的工艺技术高超，才能造出洁白而轻薄如“素”的名纸来。
正因为东汉末期已有“左伯纸”诞生，至魏晋才逐步改变了“贫不及素，但以纸尔”的状况，也就是说纸书将最终取代帛书。
现在我们把本章概括一下：东汉已有纸书的“二重证据”，而这些纸书在时限上应属蔡侯纸范畴。《东观汉记·蔡伦传》中的“作”为“创造”义，从《后汉书》的成书过程、和大量考古资料的一致性、选材的典型、对科学发明创造的重视等各方面可证实这是一部“信史”。而其中的《宦者列传》可反映蔡伦是不以拥立新君之功而列传的，唯一依据是他发明了造纸术，这与不在外戚专权之列的邓太后重才分不开，因而说，“无一字空谈”的《后汉书·蔡伦传》是真实的史料。蔡侯纸诞生的社会条件是东汉初期人杜诗发明了“水排”炼钢法，这不仅为东汉出土了大批钢铁武器所证实，也为巨大数量钢器加工物，如石棺石椁墓、崖墓、浮雕石刻、石塑和石刻碑文所证实。邓太后热爱“纸墨”、蔡伦的个人素质及职权等都构成发明造纸术的具体条件。蔡侯纸已具有“切料”、“沤煮”、“舂捣”、“抄提”的四大工艺，从人工制絮的诞生看，是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东汉前期的书写材料仍然是简牍帛书时期，蔡侯纸产生后，已进入简牍帛书和纸书的并行时期，而简牍已退居次要地位，因而也可以说，中后期进入以帛书、纸书为主要书写材料时期，然而仍然以帛书中的“素”为书写材料之上品。简牍帛书和纸书在西北边陲地区出土而不在内地出土，主要是由于内地已以石刻、特别是石刻碑文为主要的纪念方式。在东汉末期，出现了在选料、特别是具体工艺技术上讲究的“左伯纸”，并已达到“素”的水平，因而纸书也将会代替帛书成为理想的书写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