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学者评蔡伦的一致性
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对“发明”这一概念要有深刻的了解，在第三章似乎已解释了这一问题。再次重申，结合纸业，我们只能以是否使造纸进入批量性的社会化生产为标志衡量“发明”这一问题，因为古代并无这一词语，就是说在造纸问题，若果有人工制絮的“二重证据”，我们即认可为“发明”了造纸术。当然，这里所说的“絮”，只能是植物纤维，因为只有以植物为原料，人工制絮才能达到批量性的程度。事实上，一些纸业家也是以植物纤维确定“纸”概念的。在前文的三章里程度不同地解释了这一问题，拙见以为很有必要再作以系统性的解释。
我们可以以时代顺序列举历史文献谈这一问题：
（1）《东观汉记·蔡伦传》已解释，见前文。
（2）东汉末期董巴说：“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董巴记曰：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纸，故鱼网作纸名网纸也。”
董巴曾为《后汉书·贾逵传》中“简纸经传各一通”作注曰：“简，竹简；纸，幡纸也。时蔡侯纸尚未出也。”
（3）东汉人刘熙撰《释名》说：“中常待蔡伦故布捣抄作纸。”
（4）曹魏时博士张揖在《古今字诂》中说：“后汉和帝元兴中，中常待蔡伦以故布捣作纸。”
（5）西晋初年人张华撰《博物志》中云：“汉和帝时桂阳人蔡伦始捣故鱼网以造作纸。”
（6）南朝人王隐在《晋书》中说：“蔡伦以故布捣作纸。”
（7）《后汉书集解》引用《晋书》版本之一称“蔡伦捣故布、鱼网抄作纸。”
（8）南朝宋人范晔在《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见前文，省。
（9）南朝宋人盛弘之撰《荆州记》载：“耒阳县北百步许蔡伦宅，其具存臼……伦始以鱼网造纸，县人今犹多能造纸，盖伦之遗业焉。”
（10）北朝北魏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载：“耒水经耒阳，西北径蔡州，州西即蔡伦故宅，傍有蔡子池；伦，汉黄门郎，和帝之世，捣故布鱼网为纸，用代简素，自其始也。”
（11）北朝北魏人贾思勰撰《齐民要术》载：“神农、仓颉，圣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蔡伦立意造纸，岂方缣牍之烦？”
（12）唐代人张怀在《书断》中说：“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蔡伦工为之，而子邑（东汉末年人左伯的字）尤得其妙。”
（13）北宋人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说：“汉初已有幡纸代简，成帝时，有赫书诏，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至后汉元兴，中常侍蔡伦故布及鱼网、树皮作之弥工，如蒙恬以前已有笔之谓也。”
（14）明代人谢肇淅在《五杂俎》中说：“今人谓纸始于蔡伦，非也。西汉《赵飞燕传》中有赫书。应劭曰：‘薄小纸也。’孟康曰：‘染纸令赤而书’，若今黄纸也。则当时已有纸矣，但伦始煮皮、麻头、敝布、鱼网捣以成纸，故纸始多耳。”
（15）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有承认茧絮纸为造纸之先声，同时又引《后汉书·蔡伦传》，承认用树皮、麻头、敝布、鱼网作纸始于蔡伦。
（16）清代学者胡朴安在《纸说》中说：“阋之为纸者，仍是方絮缣帛之类，非今之纸。今纸始于蔡伦，可无疑已。”
从以上我们列举了多达16条，实际上重复性记载一律不引，若全面引证，何止30、40条。都可反映是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从以上16条中可以看出：第一，当代人，即东汉人对这一点是非常肯定，《东观汉记·蔡伦传》前文有分析，东汉末期人董巴的说法和《东观汉记·蔡伦传》的记载完全一致，以此即可以佐证《东观汉记·蔡伦传》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文中的“作”为“创造”义不必再作以解释。当然③中所说的“作纸”也应为“创造纸”。从（4）、（5）、（6）、（7）、（8）、（9）、（10）、（11）反映，句中处处或含“作”，或含“造”，或含“始”，同义词达到无一例外的程度，这足以说明距东汉时代较近的魏晋南北朝学者都是很一致的，即蔡伦发明造纸术。在（5）竟有“造作”同义词并举例，这就充分证明了“作”就是“造”，或者说“创造”。
对于（12），坚持西汉发明了造纸术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本条是和范晔《后汉书·蔡伦传》意见相反的第二种意见（P46）。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后代学者所说的“汉”，往往不分是“西汉”还是“东汉”，何况“汉兴”有“西汉初兴”和“东汉中兴”两个概念，这样似乎对我们阅读带来一定难度，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如启功先生认为《说文序》中有“汉兴有草书”之句，然而查遍西汉典籍，不要说字体，连“草书”这个命名都没有。显然这里的“汉兴”只能指“东汉中兴”了。更何况这段古文中有两个指示代词“之”和“其”，“之”只能指代“用纸代简”这件事，“其”也只能指代“其中”（“用纸代简”的“其中”），这是很简单的文法，事实上，如不这样理解，全句也无法翻译。这样，全句可译为：“汉朝兴起，用纸代替了简，至和帝时蔡伦巧妙（“工”义）完成了（复杂动词“为”义）这件事，而子邑尤其得到了其中的奥妙。”关键是“之”指代“用纸代简”这件事，就是说按“发明”意义衡量，（12）和前述观点一致，就是说唐人不存在第二种意见，我们在后文中也将引用唐人李峤的诗《纸》中“妙迹蔡侯施，芳名左伯驰”两句，这就说明和张怀同代的学者已认识到蔡伦和左伯在造纸术问题上是创始和继承的关系。
（12）、（14）、（15）是很有代表性的三条，这三条虽不承认“纸”始于蔡伦，但所说的不始蔡伦之“纸”为茧絮纸。前文已明确论证了《汉书·赵皇后传》中的“赫蹏”为茧絮纸，因而这三条中又承认“蔡伦故布及鱼网、树皮作之弥工”（“弥工”即使造纸术普遍化），“始煮皮、麻头、敝布、鱼网捣以成纸”、“蔡伦造意用敝布、鱼网为之”，仅这三条中的“作”、“始”、“造”三个字就定了性，就是说也承认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且这三条才有植物纤维的依据，也才有人工制絮的依据，也才标志着纸业进入批量性的社会化生产阶段。当然（15）直接把两种纸加以区别就更明确了，同时说明“今之纸始于蔡伦，则可无疑已。”
当然，我们承认，也有些古代学者有些使人难以确定的观点，如明代学者史绳祖说：“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但这里所说的不始于蔡伦的“纸”是类似（13）、（14）、（12）中的茧絮纸呢？还是指前文所说的西汉麻絮纸（依“纸”的四大工艺原则衡量还不是纸）呢？还是所谓考古出土的“西汉纸”呢？作为学者，无非是阅读了《汉书》所获之认识，考察认识来源，理应如此，那当和（13）、（14）、（15）的认识应归一致；万一不是如此，史绳祖也并非如第三章的第三节和本章本节中列举出这种纸的原料和工艺。即难看出蔡伦之前有人工制絮（关键环节当然是捣浆）的依据。故不能看作第二种意见。综上所述，从中国古代学者对蔡侯纸一系列性质（何种原料）、工艺（关键是捣浆）论述上看，并以当今的“发明”概念衡量，一致认为是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当然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中，我们也已列举了蔡侯纸的考古出土资料。就是说，从“二重证据”看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二、对中国现代学者两种发明说的看法
周培源先生在1987年纪念蔡侯纸诞生1882周年大会上讲话时说：“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在没有取得确实的考古实物，科学鉴定与可靠的历史文献根据之前，决不可轻率地贬低蔡伦和修改历史。这是个极为严肃的科学问题……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蔡伦的首创精神，维护蔡伦，为中华民族赢得重大的历史荣誉。”
阅读了这一段文字，就会发现周培源和王国维两位先生是我国不同时代、主攻不同方向的一流学者，然而认识问题是何等的一致。周先生提出了三个条件：“确实的考古实物，科学鉴定与可靠的历史文献”，实际上前两条是经过科学鉴定的考古实物。和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标准实际上是一致的。
前文也列举过，坚持西汉发明造纸术的学者开始连《东观汉记》和《后汉书》一齐怀疑，因而批判重视历史文献引证的学者是“盲从于文献而否定考古发现”，接着又说所谓考古新发现“即补充了《史记》、《汉书》对造纸术记载的不足，又订正了《后汉书》中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错误记载。”前文已非常详细地列举了历朝历代对书写材料的记载，可以看出文人莫过于关心涉及到自身的书写材料，当然《史记》、《汉书》的作者绝不例外，又以大量事实说明《史记》、《汉书》、《后汉书》都对发明创作的重视。我们承认，中国史料中对其他史事有漏记现象，但对书写材料的创造绝不可能漏记，就是说在论证纸源这一问题上必须坚持“二重证据法”。
很明显西汉发明了造纸术的这一说法是没有任何史料依据，距离文献考据的标准还差很远，一些学者也未能对“纸”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概念以正确、商榷式的方式解答，且动辄责备其他学者是“自欺欺人”、“无稽之谈的相术”、“凭空臆造”……“掩盖史料”、“篡改史料”，“不尊重考古学”等等，其言辞之激烈令人震惊。甚至把“故布捣抄作纸”加在西汉时期。应该说明，尊重“考古学”和尊重某些人的“考古成果”是两回事，尊重科学鉴定和尊重某些人的超前鉴定更是两回事。顺便说几句，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样样精通，以笔者为例，以自身的经历及学历，不可能对现代造纸业精通，在这方面可以说和我们纸业家比起来是望尘莫及的，然而一些现代纸业家或技术史专家也应看到自己的不足：对古文献涉及到的文字训诂学、文献考据及古文句的理解还很外行，如还看不出《易辞》是自己以错袭错书写的。应写为《易·系辞》，《易》即《周易》，而《系辞》是《易》的一部分。更令人难解的是行文中竟说“杵臼在《易辞》记载……。”明显是把“杵臼”理解为古代的一个学者，其实在他下文中已正确地把“杵”和“臼”解释为两件东西，可是这位学者自己显然还意识不到。某些学者对两汉的官制还不理解，竟毫无根据地推断蔡伦的俸禄是“三职共得2500斗”，建议这一学者对有关两汉的行政体制还须好好研究一番。另外，这一学者还以词《念奴娇·咏两汉纸史》来概括自己的纸源观点。我们说讨论纸源纸史用什么方式说话都可以，然而只要《念奴娇》这个词牌一出口，其他学者对此是否是词《念奴娇》也要察看一番，这方面细节离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过远，但可以说说，词牌不仅仅是要求字数的问题，而在押韵、平仄律上比律诗还严格，且押韵、平仄并不以现代汉语要求的四声确定，也建议这一学者对《念奴娇》的“平仄律”和“入派三声”这些基本问题好好理解一番。我们现代人填词，必须查古音韵学规定的书籍，现在全国的学者，能够把词填好的大概没有几个人，关键它是一个过时了的语言文学现象。
我们又回到要讨论的问题上。当然，尽管说蔡伦是一个历史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如周培源先生所说的：“这是个极为严肃的科学问题”，严格地说起来，作为冷静的学者看问题，我们判断这一历史人物比法律判断一个现代人的案情还要严密，要始终抱着有证有据的说话态度，绝不要认为对一个古人就可以随便说说，严格地说来，坚持西汉发明了造纸术的学者应认识到，无证据地说话绝不单是一个“贬低蔡伦”的问题，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司马迁、班固、王充、范晔、郦道元、贾思勰这些中国古代的许多一流大家，也否定了一大批纸史专著，如唐代的《初学记》、《华严经传记》、《岭表录异》、《北户录》、《国史补》，宋代的《纸谱》、《评纸帖》、《洞天清录集》、《太平御览》等，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零星记载。否定面实在太大太大了，这样使自己在纸源纸史的问题上，成为一个比“疑古”学者还疑古的学者。当然，如果坚持西汉发明了造纸术的学者真的有西汉在纸料和工艺方面的明确证据，我想所有学者会正视这一问题的。问题是一些学者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根据同一期的其他生产水平推断西汉也应用于造纸工艺上，并凭臆想地作了模拟试验，让读者看了一大堆模拟实验图和化学分子式、检验报告等等。说到底，一切都是没有直接证据而是从自己鉴定的考古资料出发作出的结论。判断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在直接文献证据上，而不是用其他生产水平去推断，甚至假想。若按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周培源先生在讲话中客观认可的“二重证据”标准，明显是少了历史文献资料这一证据。前文已说过，“灞桥纸”不是纸，“查科尔帖纸”（或称“额济纳纸”）、“悬泉纸”是超前考古产物。其余或麻絮纸、或自然麻絮纸，这些纸没有人工制絮的任何依据，就是说，西汉发明说也缺乏考古资料依据。因而说，自然不敢雷同“西汉发明了造纸术”这一说法。
当然，出现了一大堆考古出土的“西汉纸”不全是考古界的责任，关键是我们一些参与的鉴定者或以其他思想为指导的学者也有相当的责任。作为学者，我们绝不能说昨天出现了“灞桥纸”有孤证感，今天就有了“居延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等，明天有学者说还没有和文字相联系的纸书，后天就有了“放马堆地图纸”，甚至还有“悬泉纸”等，这样下去还了得，超前的、以物断代的“西汉纸”层出不穷。反正你说缺什么，我就有什么。也不管不可能漏记的历史文献怎样说，我要怎样说就怎样说。这种研究法作为那个特定的学术环境下的产物我们可以理解，作为要寻找一个非常珍贵的文物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始终不能忘记，我们不是在经商，是冷静的学者。显然，“西汉纸”这股学术歪风基本上是住了，近7、8年也未听说过新出土了“西汉纸”，可见，这种不可靠的“发明说”越来越被人们所唾弃。但应承认：各类观点的学者所写的专著、论文对自己都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以致最后两章（即第四章和后章），也主要依据各专著提供的资料而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包括赞同的看法、异议的看法、特别是自己独特的看法。
有的学者也会问既然是谈中国学者评蔡伦的问题，就不单指中国古代学者了，有人也列举了现代学者一些名家并未对此表态，细想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句名言来回答：“于无声处胜有声”。王国维先生早逝这一点就不必说了，从中国学术界某些学者宣布“灞桥纸”后，一些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都非常重视的学者，如顾颉刚先生、陈寅恪先生、陈直先生却一直未表态，还有在考古界很有声望的夏鼐先生、王仲殊先生也未表示赞同西汉发明造纸说这一“新”观点。当然还有明确表了态的学者，如吕振羽先生不辞辛苦来西安，把并非科学发掘又系借物断代的“灞桥纸”置予不顾，然后赋诗赞扬蔡伦为发明造纸术的伟大匠师。从这次介入的学者队伍来说，坚持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的学者队伍面相对宽一些，有长期从事纸业研究的学者（其中能广泛吸收他人意见的学者也不少），也有能正确解释历史文献的大批学者，笔者也勉强算一个吧！说实话，还未见过这些学者的面，但认为他们的治学态度是令人钦佩的，往往对一时还解释不清问题，不忙于作结论，而是列举出几种观点让他人再作解释，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学者对“侧理纸”的论述。从坚持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这一观点有各方均无异议的、经科学鉴定的考古资料讲，从具有蔡伦发明造纸说的用料、系统工艺的历史文献资料讲，符合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标准及周培源先生提出原则性讲话精神，因而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