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和西方（当然以欧洲为主）文化背景的差异较大，因而为交流带来一定的难度，唯独相同的一点是都要使用书写材料纸张，在文化交流比较困难的背景下，考古实物就显得特别重要，对纸源问题开始可以有一些不同看法，然而我们中国在这方面有许多实物出土，因而形成了“世界纸源在中国”这一为国际学者能够接受的观点。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现代学者的一些记载：
①即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居延查科尔纸”，或者在第三章第一节所说的“额济纳纸”，发现此纸书的劳干教授认为是在西元（即公元）109—110年埋在沙漠里的，是蔡伦造纸后某一年所制，为现存世界上最古的有清晰文字的纸，这个纸书现在台湾。前文已推断，可能是比公元110年还要迟的纸书，约为160年左右。
从晚清到近代，中国的国力一直不景气，竟是外国人不断考古而发现了中国古纸。
②蔡伦后的50或145年左右的纸，被斯文赫丁（Sven Hedin）于1900年，发现于公元350年被遗弃的古楼兰遗址，其中有东汉将军张奂写给朋友而没有发出的信件，同时还有存在的木板及纸上，注有年代为公元265—270年年物，其中有注明年代古纸文件一种，为公元252年物，此为有确实年代的最古的纸。张奂在西域镇守边陲系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至延熹九年（166年）之事，故张奂未发出的信可定为公元160年左右。
③晋时写经用纸，在敦煌发现吴建树二年（公元270年）之《太上虚元道德经》，为现存最古的经纸，其次现存日本西愿本寺之《诸佛要集经》，系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盆地发现，为西晋元康六年（296年）书写者，可以说是现存日本的中国次古的经纸，又日本前中村不折氏及守屋孝藏氏所藏之经卷，亦有人推测为晋代之物。从中亚细亚出土物品中，有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的书简，藏日本大谷家……考李柏等人，在《晋书》86卷《张骏传》中……。
④1902年葛容维德及雷高格所主持的德国考察团在吐鲁番发现注有年代的古纸文件，有为公元399年物。
⑤1907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长城废墟中发现据国外专家推断为公元150年古纸纸书，标有中文文字。同时发现了9封书信古纸，其中一件为313年所写。同年斯坦因在敦煌从王道士手中取得六朝至唐代的写本卷子7000卷，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⑥1907年12月柏希和仍在千佛洞撰取约3000卷经书，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
⑦次外，俄国人在撤马耳干（Samarkand）发现了注明中文年代的纸文件，一件注明为706年物。
大概每一个中国人阅读这一段的内心都是沉重的，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古纸竟大宗地流落国外。让我们可以先言归要讨论的问题：从以上反映发现的古纸时限为东汉到隋唐时期，有几点应特别注意，从①反映，我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纸书；在②这一条中，公元160年（东汉）左右的信纸来自中国。更重要的是，反映世界上明确注有年代最早的纸自来中国。③反映世界上最早的经卷纸来自中国。⑤反映被国外专家考证为公元150年（也应为东汉时期）的古纸来自中国。前文在第三章第一节中我们已涉及到1901年发现的东汉末期的“敦煌纸”这也是英国人斯坦因考古发现的，还有1959年我们自己发现的东汉“民丰纸”；特别是近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有行书文字的东汉“旱滩坡纸”。这些因素，特别是外国考古家直接多次地、大宗发现中国古纸必然要触及国际学者们的心灵，也必然要引起一股汉学热，去追溯中国人发明造纸术的祖匠，这样，蔡伦的名字很快就走出国外，引起国际学者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没有这些考古实物，要让国际学者承认我们是比较困难的。以下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国际学者是如何评价蔡伦的，在这方面我们用不着标新立异，因为已有来自蔡伦安葬地——陕西省洋县的一位青年学者搜集和整理的现成文稿，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蔡伦在他去世后1700多年，他的名字如何响彻全世界：
我国造纸术传向世界各地后，蔡伦的名字在国际学术界与造纸界也有很高的评价。虽然现代国际造纸业已用机械造纸取代了手工造纸，但其基本制造工艺与造纸科学原理仍沿用蔡伦所发明；所以国际出版的造纸书刊与报纸至今仍在追溯蔡伦的功绩。
美国造纸专家G·French说：“蔡伦后来创造的这种抄纸竹帘，一直沿用到现在。和他所发明的植物纤维纸一样，是何等重要的划时代的发明。”
美国T·F·Carter教授《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西传》指出：“在谷腾堡世系中占首席的伟大人物为宦官蔡伦，纸的发明人。蔡伦和谷腾堡，在精神上是父子关系。他们在促进世界文化和教育事业中，具有卓越的地位。”
美国I·Asimov著《古今科技名人辞典》收集从古埃及（前2980年）至今的1510位全世界科技名人传略，按其在世年代为序，中国人的第一位就是蔡伦。文中说：“蔡伦，——中国发明家，他是唯一可称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宦官。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他只记载了一件事，但仅这一件事也足够了，因为人们认为他在105年发明了用树皮、麻和破布之类的原料制造纸的技术。几百年后，造纸的秘密慢慢传到西方，到800年时传到巴格达，十字军东征后传到欧洲。——自从蔡伦时代以来的1900年间，再未出现过其他代替纸的东西。”
美国历史学家Michael Hart《对历史最有影响的100个人物》将蔡伦排在第七位，书中说：“如果没有蔡伦就没有纸，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状况。”
美国制浆造纸协会刊物Tappi多次载文或插图赞颂蔡伦造纸；如1953年3期刊出蔡伦正在浇纸的插图并说明：“纪元二世纪，蔡伦首先造意用分解的树皮和破布纸浆倾倒在麻布帘上造纸，这种原始的浇纸法，正是现代机械造纸的基础。”1989年7期再次刊登蔡伦造纸画并誉之为“造纸之父”，美国造纸专家James P·casey主编《制浆造纸化学工艺学》中写道：“中国人蔡伦发明了第一张纸”。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83年3月10日在报道《中国七千年的探索展览会》中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时说：“中国为发明造纸所作的探索，可以同美国把人送上月球的目标相提并论。——蔡伦在105年发明了一套造纸方法，这一发明，在1000多年以后才传到欧洲，在那里，它同样发挥了令人震惊的作用。”
俄国纸业教授苏赫曼的《造纸学》书中说：“中国蔡伦在1800多年前发明了纸。其他任何发明，对文化发展的促进，都不能和纸相提并论。”
美国造纸学家Clapperton《纸和书籍》中说：“纸的发明，无疑是人类最大的幸福。蔡伦这一伟大发明，已为东西方专家所确认。他经长期摸索，又把浇纸法改为抄纸法”。
日本广岛大学教授山下寅次说：“中国发明的纸和印刷，比世界任何各国为早，实足为东洋人争光，呜呼！蔡伦、毕升之功，亦伟矣哉！”
法国安贝尔市郊蔡伦馆在展出文字说明中说：“蔡伦的杰出贡献和中国古代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文明揭开了新的篇章。”美国以纸史学家大德·亨物（D ard Hunter）命名的造纸博物馆悬挂有蔡伦画像及蔡伦功绩解说词。德国柏林博物馆陈列有“龙亭侯蔡伦画像”。
此外，日本前大藏省印刷局抄纸部长佐伯胜太郎、日本造纸专家关彪、德国1980年出版的《造纸》一书、美国《P·P·I》杂志1989年8月份，美国《Puip and Paper》1952年插图、英国伦敦出版的《Mi rror》杂志1卷5期、美国1990年10月出版的《益闻录》、美国《纸浆海外技术》1989年11—12月号、瑞士出版的《国际纸史协会情报》（IPH-I nformation）1983年3期等许多国外学者与书刊的文章中均有中国蔡伦首先发明造纸的评述。其中《Mirror》杂志还指出：“埃及人和印第安人的纸并非现代所谓的纸，真正的纸是中国蔡伦伟大的发明。”
每个中国人看了这篇国际学者对蔡伦的评价都会深受感动，都为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伟大发明家而感到自豪。由此想到了一些记载：清末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国安徽泾县的“宣纸”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毫无疑问这是一项纸的质量奖，也是因为它的纸质是唯一的皮纸，轻薄且光洁。如果有造纸术的发明奖，应授予谁呢？无疑是中国1700多年前的蔡伦。
当然也有必要研究造纸术是如何传到世界各地的，在这方面当然先要看中国史料是如何记载的：“我国的造纸术约在公元3、4世纪传入朝鲜的。”但中外学者最重视的是如何传入欧洲的：“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唐将高仙芝在恒罗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其中有造纸工人。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厂造纸，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的撤马尔罕，又传到西亚的大马士革，最后西传到了非洲和欧洲，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纸业界的学者对此看法还是一致的。当然外国学者可能对这样的详细记载还不是那样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反映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因为上述的传播路线与此基本一致，因而首先认定这条路线上的出土实物确实有不同民族的文字，然而依资历为标有中国文字的纸书最早，这样就不得不使人想到这些其他民族文字的纸书是否是中国传入的纸或受中国纸启发下利用当地植物纤维造出了资历较浅的纸，当然也可以是中国纸却可以写上本民族的文字。更何况世界上最权威的大英博物馆藏有书有埃及文字和图画的芭芘纸多种，严格说这是从书写材料角度翻译时加了一个“纸”造成的误解，应如同曾为中国书写材料的“简”一样翻译为“芭芘草”。国际学者还认识到，小亚细亚各国在古代把“羊皮犊皮”作为书写材料，印度人在古代曾以大树叶——“贝叶”作为书写材料，我国杭州的佛教圣地灵隐寺珍藏着由印度传入的“贝叶经”，这就是历史的最好见证，显然这些“羊皮”、“贝叶”和现代纸业毫无瓜葛。不管是中国古代史上蔡伦开始用手工制作的纸，还是现代用机器制作的纸，都必须确认是否有人工制絮这一环节。国际学者正是从这一严密的考证出发，才作出了“真正的纸，是中国蔡伦伟大的发明”的结论。从国际学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首先从发现一系列古纸实物出发，而又必须追溯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纸祖蔡伦看，他们在客观上也是遵循了“二重证据法”，当然，只是没有这样明显提出而已。多亏史家范晔等一系列先人对蔡伦在造纸方法的用料、工艺都是详细记载，我们的古代史家已很注意对这一伟大发明的记载，否则我们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回答国际学者一大堆中国古纸的渊源问题。
当然，我们也承认国际学者中也有些人不认为是中国古代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至近年由于中国学术界自身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国际上产生这种先否定蔡伦、继而否定中国的做法，甚至我们中有些学者认为国际上个别学者也承认了“西汉发明了造纸术”。岂不知某些国际上的著名学者正是从相信中国的一流学者竺可桢、李四光等人的学术成就出发而相信了我们的一些现代学者，才也作出了上述结论。严格地说，这个麻烦主要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绝不是我们某些人的论据。要严肃地正视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一些学者公布了所谓“新”观点，才导致了国际学术界的严重混乱，这个问题说起来就令人沉痛，故不想多说。当然也有人认为持“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观点是一种策略，甚至把周培源先生的讲话精神也理解成一种策略，可以明白地说，这是一个大错而特错的说法，从前几章及本章的论述中看出，不是什么策略而是在讲历史事实。周培源先生的讲话精神主要是要求学者们对评价蔡伦问题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下一步我们和国际学者要进行一系列交流，急需为“丝绸之路”沿线的出土古纸要有一个了解，甚至再作一个资历上的排队；明确要求国际上一些学者持本民族造纸术的原始文献，相互商榷是否有自然絮物的利用启示（当然可以是其他絮物，不一定是中国古代史上缫丝漂絮或陈旧麻织物入水漂絮）的依据，而特别强调是人工制絮的依据。这就要求我们的外语交流水平相应地也要跟得上去；鉴于目前的纸史讨论在古文献（如训诂学）理解上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情况，除日常加强这方面的学习训练外，眼下我们的学者队伍不一定很庞大，但要有代表性，否则，一些问题无法与国际学者交流。
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讨论所有史学问题都必须坚持“二重证据法”：某些问题，如纸源纸史问题就必须坚持，前文已详细论述过，历朝历代的文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书写材料，《史记》、《汉书》对简牍帛书的详细记载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两书对发明创造的重视也证明了不可能对纸书发生漏记现象，另外有统治者最关心的武器（是铁制品还是钢制品）也不可能发生漏记。对这些史书上不可能不大量记载，而在地下出土物上不可能不发现的史事，必须采取“二重证据法”。但某些问题，如史前的许多问题，文字诞生前的社会形态问题，又如历史上封建国家作为特别保密的问题，如始皇陵的确切位置，《史记》不可能有详细记载，对其中确切的随葬兵阵物也不可能有详细的记载，这些都有待于用考古资料说话。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一时还非常“矛盾”（实际上也不一定矛盾）的问题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有些问题研究历史文献的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可以仅根据自己的一个方面资料展开论述，事实上，某些一个方面的资料也能研究出非常惊人的东西。某些方面还是历史学家把问题先提出来，有待若干年后考古发现加以证明，也有可能考古界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发现不了的东西，我们只能先听一听历史学家根据历史资料的论述。但“二重证据法”是我们力求的论证方法，对有条件坚持“二重证据法”却仍要坚持自己片面之词的学者，大概要考虑自己的治学态度了。
我们可以把本章概括一下：以是否进入批量性的社会化生产为标志，或者说以“社会价值”观念确定“发明”的概念，中国古代的学者一致认为是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因西汉发明造纸术的观点在史料上缺乏用料和工艺上的明确记载，因而说中国古代就不存在这种观点，且按“二重证据法”品评无疑是没有历史文献依据和科学的考古资料依据的。蔡伦在中国古代的地方已造成巨大影响，且这种影响见载于地方上的各种史料和遗留了大批可供论证的文物，就是说也达到了“二重证据”的标准。由于出土了许多中国古纸实物，因而蔡伦成为国际学者普遍尊重的造纸术的伟大发明家，就是说国际学者在评价蔡伦这一问题事实上和我们所说的“二重证据法”相同。当然国际学者中也有不同说法，这样也须我们以“二重证据”所提供的原则与之交流。“二重证据法”是目前讨论纸源问题的必须坚持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