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重证据法”的概念
“二重证据法”是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先生首先倡导的治史态度，所谓“二重证据”就是运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两方面作为证据论证问题。张岂之先生在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的讲话中，追溯了王国维先生对这一新型的治史方法的解释：“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托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并说明顾颉刚先生、陈寅恪先生对这一新型方法的肯定。张先生高度赞扬了“陈直先生并不以考古自拘，而重视史实宏观和史实意义的阐扬。在‘求真’这个基点上，陈先生关于秦汉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客观上和唯物观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和某些点上达到了相同的结论。”目前在这方面均有根据自己专业占有的资料论证问题的倾向，因而对一个很明白的问题往往截然相反地作出结论。首先在这方面要解决的大概应是要有中国古代史学家经常倡导的史德，即“求真”作风，因为我们无论是运用考古资料或历史文献，都要说实话，绝不能为显示“成一家之言”而根据自己观点取舍资料，甚至出示一些很不可靠的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即所说的“唯考古资料论”和“唯历史文献论”，这两种倾向显然不是“二重证据法”的治史态度。
二、两种错误的倾向
我们先看一看“唯考古资料论”，某些考古报导着实让人惊喜了一阵，结果跑去一看，并不是那回事，某些考古工作者抱着以示“发现之重大”、“发现之超前”的心理来处理问题。由于东汉蔡侯纸在史料上已成定论，因而对发现意义不够重大、不够超前的东汉纸反而报导的很少，对考古出土的古纸没有文字标记或文字记载不够明确者均报导为西汉纸。由于笔者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古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因而对“考古类型学”确实是个弱点，为此，长期深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详细翻阅了50年来考古资料中涉及到的两汉部分，又多次领教考古界学者，才知道两汉的墓葬存在着地区差别和生产力条件的差别，许多问题尚无定论，对以层位判断的标准也无准确定论，比如说是西汉纸还是东汉纸，在时间跨度上正好是不到100年的事，这个问题确实一时还难以判断。但目前或以墓制形状、或以地层学等，或以出土物相似，只要这些有纸的古墓没有明显的标识，统统被考古定为西汉墓，而出土的古纸自然也是西汉纸了。反正这些古墓或古烽燧遗址已多被填平，外人也再难以看到。让人感到所运用的“考古类型学”变幻不定，或者成为一种神鬼莫测的考古工作者“专利”。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类型学”，它从来都和历史文献密不可分，许多方面还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考察古代人生活的。举一个极为简单的例子，我们发现了古代钱币，首先还是根据钱币上提供的年号而和史料相对照判断这一钱币产生时代的，兵马俑也是根据《史记·始皇本纪》提供的位置判断它属于秦代文物而不是别的王朝的文物。当然，“考古类型学”又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我们并不是说没有明显文字标识的文物就绝对无法鉴定，或者说考古资料就不存在弥补和更正史料记载不足或记载错误的问题。我们首先强调的是考古工作贵在真实，考古者贵在应有“求真”作风，对是否能作出弥补史料不足或更正史料错误的结论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对一时还难鉴定的古纸也应采取暂不作出结论的态度。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不是百分之百完善的科学，也都不是一门封闭式的学科。都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更何况至今还未看到用“考古类型学”解释两汉差别问题（比如说按爵位划分墓制的规格、形制，随葬物的详细特点等）的专著，因为处处强调遵循“祖制”的东汉和西汉在许多问题上难以区别，而最难区别的是铜器特征（当然也不是两者在各方面无绝对区别），我们也很想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其他两汉墓葬问题，可惜其中未定论的东西也太多了。其次，考古工作者也要全面看待自己的考古材料。本书在论及“西汉纸”（第二章）时，恰恰就用考古界出土的“西汉纸”和“简牍帛书”作了数量、文字等方面的对比，认为考古界冷落了已出土的一大堆简牍帛书，全面证实作为书写材料，西汉还处于简牍帛书时期，这一点和各类史书绝对一致，另一方面，从《史记》、《汉书》非常重视对发明创造的记载，对各个时期书写材料都能详细记载看，作为文人不可能对关系到自己书写材料的纸书发生漏记看，绝不是弥补和更正《史记》、《汉书》的不足，而是西汉纸书，如“悬泉纸”是“超前考古”的产物，在同一章，又以考古资料证明西汉在钢器利刃方面出土不足为证据，从而确认西汉无法完成造纸术中捣浆法的前提性工序“切料”这一重要环节，连侧面可以说明有钢器利刃的石刻材料都很少有。我们应认识到，“纸史”不单是一个“纸”的问题，这其中考察同一时期的相关生产力水平也非常重要。可能只觉得报导西汉纸比任何文物都重要，能显示出“发现之重大”，岂知“切料”这一环节上是任何铁器（包括锻制、磨制刃状）解决不了的。第三，考古工作者也要重视历史文献资料，以扩大自身必需的知识面，使自己的考古知识有一个总体观念，即有“二重证据”意识，正确看待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相互矛盾之处。目前，在纸源问题上双方的资料还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之处。当然，“唯历史文献论”也是错误的。反映在目前进行的纸史讨论上，只按照事先所定的观点框框摄取符合自己观点的那几条，这样自然永远也辩不清问题的，离“文献考据”的标准还差得很远。也动辄责备考古界的材料多样虚假，就是认为虚假，也要有理有据提出质疑才能服人，这样，要求长期从事历史文献资料研究的人也要学习“考古类型学”，以增进纸史的研究水平。由于目前“西汉纸”和“东汉蔡侯纸”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因而本书在二、三两章采取了对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全面摄取而在此基础上以本资料论证的方式，以第二章（西汉纸）为例，录取了全部10处有关西汉纸的出土资料，同时以出土的甘肃居延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北张家山汉简和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书这类西汉出土资料说明西汉纸的地位、性质。又全部录取历朝历代有关蔡伦前有纸的16处记载，也以文献本身论证这些文献基本是记载春秋战国的茧絮纸或西汉帛书。当然，还有西汉史料中改“篇”为“卷”等一系列文字考证证明西汉的书写材料还处于简牍帛书时期。
提到“求真”作风，也想多说几句，由于“西汉纸”的风在学术界一度刮得很大，以致笔者开始也相信这一点，结果详细地翻阅资料，才发现并不是这回事，就是从公开发表文章后，观点还变更了两次：一次是认为茧絮纸起源于战国时期，实际应是春秋时期。一次是认为茧絮纸和缣帛是一回事，实际是《说文》、《后汉书》从不同角度确定“纸”的概念而造成这种历史性的混淆。作为学术界同仁，我们应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不应固执己见，当然笔者在学界名声低微，有人也会觉得变更观点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拙见以为即使在学界享有“大家”之望，也不应为“成一家之言”而不顾事实地说话。目前有关纸史的争论已近于指责，好像不承认“西汉发明造纸说”就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程度等等。本书有理有据地证明中国古代造纸史启示于春秋战国的茧絮纸，仅这一点就没有低估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又以批量化的社会性生产（社会价值）的原则等系列证据证明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第三章），在文中也说到阿拉伯人发明说和印度人发明说缺乏启示环节和人工制絮的发明环节等，都坚持了宏扬民族文明程度的原则。将来也想写“中国史料从不排斥外国人的发明创造”的论文，以消除国际学者对本书是否持民族主义偏见的疑虑。总之，我们对国际学者也得以“二重证据法”的原则说话，让人家感到有理有据。在一次中外学者共同研讨的纸史会议上，自己也目睹国际学者对纸史问题的严肃认真态度，我们要维护民族尊严，首先自己要有处处以证据说话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