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社会调查活动和实验活动
古代生活的消失对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顺利的一点是我们中国和先进的工业国比较，从明代中期以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还保留了许多原始生产活动的面目，许多在农村老者看来是个公理性的问题，而我们善于以现代科技眼光看待历史问题的人却争论不休。如原始缫丝法（第一章）和陈旧麻织品（如口袋、麻袋等）入水漂絮（第二章）都是农村老者曾常见的事。顺便说一下，每写至原始缫丝法，笔者大汗淋漓，回想孩提时代，母亲一年一度地缫丝，曾在煎汤火滚的锅水面抽丝成线之时，还没有忘记为我们拣取可食的茧虫，孩提时多次目睹过抽茧成线后剩在水面的茧絮，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我的纸史研究竟从这里开始，像母亲这样的原始缫丝法，竟和古代文字大家许慎、段玉裁等人的解释一一对上号。笔者的家乡邻近至今仍是用原始造纸法的纸乡，孩提时代就经常看到邻乡人在河里洗沤楮皮，当时全不当一回事，可现在才意识到，这些像母亲一样目不识丁的老者，却成了自己纸史研究问题上的教师，笔者决心写成《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一书，以悼念母亲和同辈纸乡去世的老者。当然，我们的讨论绝不单从经验主义角度看问题，在实际生活经验有充分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证明后才作结论。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我们50多岁农村出身的这一代人身上变化太大了，可以说从原始手工操作一下子飞跃到机械化、电气化时代（晚年肯定又进入电子化时代），连个中介性过程都没有，我们自身经历过人力辘轳、用石磨磨面等原始操作，农村中的某些古代生产方式，如西汉赵过的代田法、东汉蔡侯纸制法直保存到现在，因而我们这一代人对即将消逝的生活方式不去总结，实在是对历史不负责任。我们的年岁虽然小一些，但深深经历旧式生产力的化石级人物健在者还不少，可以向他们展开有关纸史问题的社会调查，以取得翔实的一手资料说明问题。在此前的社会调查中收益很大，比如说在“断料”这一环节中，非钢器利刃不可的结论就是首先从调查中得知的，并现场看到方法是用钢刀和楮皮料成30度夹角的拉动作（此先笔者想象是上下猛砍的动作），操作的老者告诉笔者，靠铁器是不动的，要砍有韧性的皮（树皮）料、麻料，砍一两下还可以，再几次就会发生崩刃（生铁）、卷刃（熟铁）或夹缝（斧刃和皮料一齐夹在垫木的缝里）现象，如果没有钢锯，连硬木型的垫墩都无法造成。笔者正是从调查中得知这一宝贵结论然后再查阅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的，证实钢器利刃和钢锯的有无成了这一问题的关键，由此作出纸业批量化生产不可能产生于西汉、而只能产生在东汉的结论。只要深入下去进行调查，就可以获得许多真理，鉴于农村这么多年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计划许多问题还得走远一点、走得偏僻一点才能获得一手资料，比如说陕西的安康一些大山里至今还经营养蚕业，就得到那里去几趟，作为麻这一品种在陕西关中已消失，然而这也涉及西汉麻絮纸的大问题，已查得甘肃正宁县偏僻地区还在种植这一种麻，就得去亲自找一找，许多地方不通车，就得步行，笔者已作过了些调查，还决心在离开铁、公路交通线后，在偏僻地区步行几百里路，哪怕走千里对这些问题一定要查得水落石出，当然也不少了手中拿得野生蚕茧（外表絮毛多）、楮皮、麻等有关纸源问题的实物，对于茧絮纸、麻絮纸、自然絮纸、蔡侯楮皮纸也准备多次进行实验，以取得20多种真样说明问题。事实上，事先已聘请有关同仁作了些实验，并自己也作了些实验，对所述结论是有把握的，这次再作实验的目的是一定要取得真样。因为在一次中外学者共同研讨的纸史会议上，国际学者拿出不少样品说明问题，我们反而只停留在文字上、口头上，事实上，许多问题正等待着拿出真样说明问题。笔者决心赶在明年意大利举行的国际纸史研讨会上，一定要拿出真样说明问题。当然，这种实验取真样的活动，等于进行复制文物的浩大工程。
二、用宏观论和比较论的方法看问题
用宏观论看问题，主要指以总体意识看问题，如以量化标准，讨论纸史不应仅纠缠在“纸”上，而作为书写材料，出土西汉的简牍已达6万枚以上，而出土的西汉纸即使全部暂作认可，还不足10张（以中国古代流行的书面面积，一张约今之32K纸一张），连同出土的西汉帛书，可以说出土的西汉纸还达不到简牍帛书的万分之一，若以文字量计算，即使对“悬泉纸”也暂作认可，大概西汉纸书连简牍帛书的10万分之一还达不到（第二章），这样大的差距只能说明西汉还处在简牍帛书时期。所谓用比较论看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把两者相比较而作出结论，各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观点。如把出土西汉晚期的木方文和所谓西汉“悬泉纸”文字加以比较，将来也想把自制的麻絮纸和考古出土的西汉麻纸作比较，把自制的自然麻絮纸和考古出土的西汉麻纸作比较，把自己仿制的自然絮纸（不一定是麻絮，如小型湖泊水面所漂的各种絮物随季节变化而湖水干涸后，在湖底揭下的“纸”）和考古出土的西汉麻纸作比较。就笔者过去所获的肉眼印象，考古出土的西汉麻纸还达不到麻絮纸和各类自然絮纸的光洁水平。当然，最后还得造纸专家作出鉴定后下确切结论。
三、注意逻辑结构和逻辑推理
逻辑结构指本书的总体结构和每章内的结构。石墨和金钢石仅仅因为碳元子排列不同，而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可见内部结构的重要性。本书就是力求先后排列的科学性，以便给读者一个富于逻辑关系的清晰概念，从而达到“金钢石”的效果。我们既然是谈“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就不是整个中国古代造纸史。以笔者的观点，主要指春秋战国到东汉时期这一段纸史，因而“前章”、“后章”不是本书的主要部分，主要观点表现在：第一章春秋战国茧絮纸；第二章西汉纸；第三章东汉蔡侯纸。“前章”主要谈本书写作的必要性及方法，当然主要是方法论。第四章蔡侯纸的历史意义，明显是以“流”证“源”的。而后章对蔡伦之再评价，目的是对这一问题要系统化，并照应前章中的“二重证据法”，并以此六章为“史事篇”。应学术界许多同仁要求，笔者这次先出版这六章。每一章内的结构也很重要，先在每一章开文介绍本章要讨论的问题，以第一章为例，先介绍“本章主要谈中国古代造纸史的最早启示、学术界对此的各种误解和这一时期的书写材料等三个问题”，正文分为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等三大部分一一论述，在本章的最后，再针对这三个问题作以概括性总结，以照应开文。必要时，也可以在本章最后说一些统括性看法。除章次之间有逻辑关系外，在一章的论述内，这种逻辑推理也很重要，以第二章为例，在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论证西汉纸特别稀少后，又用相应的缺少炼钢术等方面证据证明这是因无捣浆法所致，这样对这些极少量西汉纸如何产生未作解释，顺理成章地以史料、出土物和生活常规推断陈旧麻织物（古人的普遍衣着等）入水漂絮形成这种纸，然而这种麻絮成纸又受到各种客观因素限制，从而无法进入批量化的社会性生产。
四、采用以立论为主和平白直叙的语言风格
立论自然是对驳论而言的，本书以立论为主，即正面谈自己观点为主，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茧絮纸有各种误解，对西汉发明说和东汉蔡伦发明说又争吵得不可开交，国际上也出现了对纸源问题的不同看法，这样一来，出现一些驳论表述方式也是少不了的，但这次要出版的“史事篇”是以立论为主的。第一章明显以立论为主，驳论为副。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基本上是立论。只有后章部分的驳论占了少一半。即使是使用驳论的部分，由于所涉及的学者素有声望，加之考虑到目前大家都需要冷静地坐下来认真考虑问题，不宜相互指责，因而对这些敏感问题除在每章后注明文献作者外，在正文中一律不点名批评。当然，这样做也并不妨碍笔者表述自己的观点。本书采用平白直叙的语言风格，主要从阅读面上考虑。首先对抽象的概念要用具体的例举加以说明，尽量不采用西方或国内名家所说的抽象定义来表述。例如在表述“发现”、“发明”这两个概念时，列举看见木头可以在水上漂浮，于是把木头制成船；在瓦特以前几百年人们已看到蒸气具有动力作用，但瓦特通过机械把蒸气动力控制成方向式的。我们并不是咬文嚼字，但一时还难以找出两个科学的词语把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只能称“看见木头可以漂在水面”和“蒸气具有动力作用”为“发现”，而称“造船”或“造蒸气机”为“发明”。其次，还要具体考虑阅读人员的主体。我们的阅读者毕竟以造纸专家为主，因而在涉及历史文献学上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文字学的问题就相对要详细一些。第三，要注意参考文献的明了化。在注解号和文献资料引用上，参照各大刊物的最新要求方式表述，即一个资料以一章为单位，只用一个名称，仍以第一章为例，对《说文》的引用处达三十处以上，然而引用文献只是一个，在后加所引资料的页码，在本章最后还必须说明该文献的作者、出版单位名称、出版时间及版序等。然而后几章的注则不一定是《说文》了，第一章涉及到的文献注解达70多处，文献达22种。第二章注解达100多处，引用文献资料达51种，要做到句句有据，层层有理，这样处理当然有较大的书写难度，然而既然是写书，就得把方便留给读者，把困难留给自己。全书尽量以15万字完成，使读者用两、三天时间可以读完，同时给予专业同仁以更充余的时间研究。应说明，对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如西汉和东汉的铁器、钢器问题，“自然絮利用”和“人工制絮”问题在行文中出现了反复强调，笔者认为这是很必要的重复。第四，也适当加一些图片的影照和笔者自己所画的插图，以便使读者更明了一些重大问题。
数年内，尽管自感学力不够，然详细阅读了有关纸史的专著达6部，共计近200万字；又阅读了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涉及两汉的全部考古资料及相关的纸源纸史论文共计500多篇，约200多万字；重新翻阅有关史料原作达100多万字；阅读语言文字学原著及专著四部达50多万字；又把一些现代史家作品的有关部分看了一看，也应在50万字以上。详细地作了读书笔记，这样，自己大胆地认为，作为书写《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一书的《史事篇》条件已成熟。
应再次说明，研讨纸源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因而本书以广泛领教学者和搜集资料为前提，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附之以调查、实验等佐证，以宏观论、比较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平白直叙的语言为表述方式而讨论“中国古代造纸史渊源”问题。要特别强调的是调查和实验，只有以“二重证据”为基础才可以作为论据，但它们绝不能独立地成为论据。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一定要有“二重证据”，以任何一个方面为基础的调查和实验材料，都不能作为论据，因而论证的标准是很严格的。宏观论、比较论、逻辑法和语言风格只是表述方式，而不是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