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每当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之际,总是人才济济、英雄辈出之时。所谓“时势造英雄”,真不失为一条千古名训!在各种类型的历史名人之中,尤为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士能臣。因为他们就像是历史的导演,诸多历史事件都是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才变得那样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姜子牙、张良、诸葛亮、赵普、刘伯温等等,哪一个不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明清交替时期也不例外,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谋略家,他的名字叫范文程。
一、沦身为奴
范文程,字宪斗,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先世于明初自江西贬往沈阳,“居抚顺所”。他的曾祖范,明嘉靖时曾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做过明沈阳卫指挥同知。范文程自幼好学,聪颖过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沈阳县学考取了生员(秀才),时年仅18岁。正当范文程踌躇满志,决心在仕进道路上有所作为的时候,厄运降临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政权首领努尔哈赤带兵南下,攻克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并将所得人畜30万分赐给有功官兵,21岁的范文程身在被掳之列,从而沦身为奴。
后金是我国东北部女真族(满族前身)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女真人是我国境内一个非常古老的少数民族,其先祖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肃慎人;后汉、三国时被称为“挹娄”;北魏时叫“勿吉”;唐昭宗天复三年(903)之后,正式改称“女真”。我国历史上唐代的“渤海国”以及与北宋对峙的“金”,就是女真族先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进入明代以后,居住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及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女真族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大部。随着明朝统治的日渐腐朽,官府对女真人的压迫日益加深,女真族与明廷的矛盾也日趋尖锐。明中后期,懦弱无能的统治者回天无力,面对女真族与日俱增的反抗情绪,对其采用拉一部、打一部,以便“分而治之”的策略。当时,明有个“镇辽”武将叫李成梁,千方百计地激化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矛盾。他首先利用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杀了原建州右卫都督王杲,为了斩草除根,李成梁进而又于万历十年(1528)派兵帮助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攻打王杲之子阿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的堂妹,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急赴阿台所在的古埒城外,让尼堪外兰暂停进攻,由他二人前去劝降。由于劝降未成,明军与尼堪外兰联手破城后血腥屠杀,竟把为救亲而入城劝降的塔失和叫场也乱刀砍死在城中,这件事铸成了努尔哈赤对明廷的刻骨仇恨。
万历十一年(1583),25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以父亲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起事了。他首先攻克了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仓皇出逃,努尔哈赤率兵穷追不舍,沿途征服了一个个女真族部落,他最终杀了仇人,并统一了女真各部。
万历四十三年(1615),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在实力不断壮大的基础上,终于宣布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建元“天命”。58岁的努尔哈赤从而登上了可汗宝座。后金政权建立后不久,努尔哈赤便以“明无故生事,杀其父、祖”等所谓“七大恨”誓师,揭开了向明朝寻仇的战幕。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率精兵强将2万余人鼓行而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了东州、马根单两城。紧接着,他又派“商队”50人先发,以重兵潜随其后,乘夜雨初晴之际,突至抚顺城下,一举拿下了抚顺,于是便有了前文所述的包括范文程在内的明朝人畜30万被掳的一幕。次年,又经萨尔浒一战,严重挫伤了明朝“边兵”的实力,从而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努尔哈赤在短短数年之间,便攻占了辽河以东的全部地区,从而将矛头又指向了辽西地区。由于蓟辽经略孙承宗、宁前兵备道袁崇焕等几位仁人志士的苦心经营,才确保了关外四年左右的平安。但明廷奸臣魏忠贤弄权,却革了孙承宗的职,还撤除了许多要塞和据点,使御敌防线大为削弱。
天命十年(1626)初,努尔哈赤亲率13万大军乘虚长驱直入,“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浩浩荡荡,直逼宁远城下。此时,袁崇焕身边仅有2万人马,孤立无援,处境维艰。但在他的感召下,宁远全民皆兵,严阵以待。
二月二十日,努尔哈赤指挥八旗精锐以裹铁车牌、勾梯等攻城器械蜂拥而上,袁崇焕命发红夷大炮猛烈轰击。后金兵在铁皮车的掩护下,直抵城墙根掘城,明军一面扔棉油火把焚烧敌军,一面组织敢死队缒城出击,一次又一次杀退了敌人的进攻。
21日,后金军又乘夜袭击,仍无法得手。至26日,不得不撤围而去。
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以来,历时43载,自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却万没料到竟栽在了袁崇焕手上,自此郁郁寡欢,背上长了毒瘤,不到一年功夫,便一命呜乎了。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于天命十一年(1626)即了汗位,改元天聪。皇太极登基后,对各项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范文程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因祸得福
皇太极即位后的第八天,便让所辖汉民“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汉官之清正者统之”,从而使庄园中百分之四十奴隶身份的汉民壮丁恢复了民户的地位。不仅如此,皇太极还更新观念,摒弃了其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偏见,多次选拔和荐举汉族与蒙古族官员加以“量才录用”,赢得了不少汉族与蒙古族有识之士的支持,甘愿“实心齐力报答皇恩”。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设立文馆,要求文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躬之得失”。这就不禁使人联想到一代名君唐太宗关于“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名训。皇太极设文馆,无疑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
文馆设立后,便急需有用之才供职其中。于是在同年八月,皇太极又颁布了一道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艺文通明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以下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之。”范文程就属于文中所说“生员”的范畴,由于这些人被掳后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了有功人员,从而变成人家的家奴,故上谕特别关照其主人“毋得阻挠”。并答应凡考中被选拔走的,便赏给别的家丁来替换。
这次应试的生员共计300多名,考取了近200名,范文程有幸名列其中。就这样,范文程因祸得福,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一个奴隶一步步登上了群臣之首的显赫官位。
《清史稿》对范文程这段经历的记载与事实颇有出入。据《范文程本传》讲,清太祖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后,文程与其兄便主动去谒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对范文程魁伟的体魄颇有好感,通过交谈,对范文程非凡的见识极为赞赏,加之得知他是明嘉靖时兵部尚书范的后代,便更加器重。于是嘱咐诸贝勒说:“这是名臣的后代,要多加关照。”
若冷静加以分析,就会觉得这段史料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努尔哈赤本人对明朝“书生”非常反感,他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恨不能杀尽斩绝。而明朝臣民对女真族起初大肆掳掠、肆意妄为的行径也尤为敌视,在感情上根本无法接受沦身为奴、被女真人把自己视同牲畜一样的现实。作为明朝元老重臣的后裔,范文程是不会主动去谒见努尔哈赤的,当时根本也不具备这样的气氛。事实上,努尔哈赤攻克抚顺等地后,对掳来的明朝“书生”进行了血腥屠杀,在成批的“书生”引颈就戮时,其中有一人相貌堂堂,仪表非凡,与一般的迂腐书生迥然不同。努尔哈赤偶生恻隐之心,便放了他一条生路,将其赐给了镶红旗下为奴,这个人就是范文程。《清史稿》出于对清开国皇帝的美化和对功臣范文程这段受辱经历的讳莫如深,便采用曲笔手法做了掩饰。
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在范文程身上还真应验了。皇太极即位后对各项国策所作的重大调整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满、汉族之间的矛盾,使其统治区内的汉族臣民逐渐改变了以往的敌视态度,对其也能心悦诚服。也正是这些比较开明的政策,为范文程提供了应试得中的机会,使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三、脱颖而出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在整顿好内政后,便大举兴师伐明,范文程也随军出征。自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袁崇焕挫败郁闷身死之后,皇太极在宁远、锦州一线与袁崇焕也进行过反复较量,但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因此,这一次在范文程等的筹划下,改变了进军路线。大军由喀喇沁部蒙古人作向导,从喜峰口越过长城,直接进入了明朝内地。在这次战事中,范文程独当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命率偏师沿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一线进发,以策应主力。范文程智勇兼施,力克五城。明军曾集中诸城兵力,拼命反扑,将大安口层层包围。范文程计用火攻,解了重围,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其后,皇太极率主力西进永平(今河北境),又把留守战略要地遵化的重任交给了范文程。明军乘虚掩杀而来,兵临城下,其势甚猛。范文程多方设计,奋力抵抗,以少胜多,确保了后金军大本营的安全。由于范文程屡建战功,被封为世职游击。
皇太极在遵化一带站稳脚后,便由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而直逼北京。袁崇焕曾建议朝廷加强蓟门兵力,严防后金绕道而入,可惜未被采纳,故而使皇太极有隙可乘。皇太极将军队一下子驻扎在离北京城关仅两里之遥的南海子一带,明廷上下惊慌失措,乱了阵脚。明总兵满桂等拒敌于德胜门、安定门外;城上明军发炮助战,竟打伤了自己的军队,连满桂本人也受了误伤。只好率残兵躲入城中,坐以待毙。
袁崇焕得知皇太极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援救,他率兵马日夜兼程,跟踪追击。到达蓟州后,更以两昼夜300余里的速度直追到北京城外,与后金军在广渠门外激战六小时之久,有力地牵制了后金军的行动,使其锐气大为挫伤。皇太极亲往袁崇焕阵前察看营寨形势,
见阵坚难破,不可力取。便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下令撤兵,从中却施起反间计来。
原来皇太极这次大举入关,曾俘获两名太监,撤退途中,便密令副将高鸿中、鲍承先等坐在非常靠近这两个太监的地方,并故作耳语道:“今天退兵,其实是皇上(指皇太极)设下的计策。前不久,皇上单骑到袁巡抚阵前,跟袁巡抚派的两个人谈了好长时间。袁巡抚跟咱有密约,图明的事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之后,又故意给姓杨的太监一个逃脱的机会,杨太监逃回北京,便把他听到的“重大机密”一五一十地禀报给了崇祯帝。当时,朝中一些反对袁崇焕的人早已纷纷诬告袁引狼入室,是要胁迫朝廷答应他提出的与后金议和的主张,好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崇祯帝一向师心自用,独断多疑,他对袁崇焕本已有了疑心,听了杨太监的密奏,便不分青红皂白,召袁崇焕问罪,责备他援兵逗留,将其下狱。第二年,袁崇焕竟被凌迟处死。真是范文程略施小计,便使明“自毁长城”。
皇太极用计拔掉了袁崇焕这颗眼中钉,一下子消除了后顾之忧,真是喜不自胜。他的将领们也因为没有了心腹大患而纷纷要求乘虚攻打北京,但皇太极却说:“如今攻城,必能克复。但若因此损失我一、二良将,即使得到100座城池也不值得高兴。”所以,他率军直捣芦沟桥,进击永定门外满桂等四总兵的营盘,4万明军被打得溃不成军,一败涂地。然后,皇太极移军至通州,向东攻取遵化、永平、迁安、滦州(皆在今河北省境内)4城,分别派兵把守,自己率大队人马班师而回。看来,皇太极采取的是先消灭明军有生力量,然后再攻城掠地的长久之策。
皇太极分兵留守四城,本有里外夹攻山海关之意。但他退兵之后,明大学士孙承宗便组织兵力恢复了四城,从而打乱了皇太极的计划,使皇太极大为震怒。紧接着,又传来了明军昼夜赶筑大凌河城,以图进一步收复疆土的消息,皇太极怎能坐视不管!天聪五年(1631)八月,大凌河城才修复了一半,皇太极便率大军包抄而来。皇太极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守城明军在“粮绝薪尽,兵民相食”的情况下,被迫投降了。
这次战役中,有一支蒙古军投诚了,但因部分士兵不肯投降,竟暗杀了他们的将领,然后纷纷逃去。皇太极闻讯十分恼怒,要将剩余的蒙古士兵统统杀掉。范文程委婉进言说:“没有逃走的士兵,说明他们愿意诚心归服,反而却把他们杀了,这不但于事无补,还会直接影响到今后的策反劝降工作。”皇太极见范文程遇事能从长远的利益出发,便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从而使500余条无辜的生命免遭屠戮。
当时,还有一支明军凭险固守西山,屡战不下,皇太极甚是着急。范文程胸有成竹,决计劝降。他单人独骑,置安危于不顾,直抵明军寨前,凭三寸不烂之舌,晓以利害。明军终于被感化,真心实意相投。皇太极极为高兴,将所降人马全部拨给范文程统辖。
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继续攻掠明朝边地。大军进驻归化(今呼和浩特)城后,皇太极打算把战事再次向明纵深推进,于是召集范文程等商议战策。范文程根据双方的战略势态,提出了一明一暗两套方案:一是凭借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力,长驱而入,直抵北京,迫使明廷妥协。然后,捣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要实现这一目标,从雁门关进军最为便利。这条道明军疏于防范,一路上不会有大的阻碍。且沿途居民较为富裕,对筹措军马粮草十分有利。大汗若顾虑师出无名,可这样晓谕百姓,就说察哈尔汗已经远逃,他的部属皆已归在我的帐下,现打算与明朝议和,苦于路途遥远,难以徒步跋涉。今借你们的马匹让新归附的察哈尔汗部骑用。如果议和成功,当偿还你们的马价;如若议和不成,双方兵戎相见,赖天保佑,疆土归我所有,定当免除你们这一带几年赋税,以补偿战争给你们所造成的的损失。这样,便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师。如若不然,则可修书给明守疆大吏,让把我方议和的主张转达给他们的皇上,并限期让他们作出答复。料定明廷文臣勾心斗角,边将推诿扯皮,必然延误逾期。我们便可以此为借口,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乘隙直捣北京。因为后者是一条借议和之名以麻痹明方,趁机采取突然行动,以行攻战之实的策略,故我们称其为“暗”的一手。皇太极虽然未能将这条计策付诸实施,但仅从范文程虑事之周到、计划之缜密,并能知己知彼,对明朝内幕了如指掌几项而言,这真不失为一条锦囊妙计!
早在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围困大凌河之际,明登莱巡抚孙元化曾派参军孔有德率军救援。但部队行至吴桥,碰上了大雨雪,没有粮吃,政府也不管,致使部分军士出营抢掠。这下子被贪污了公款、惧怕被治罪的李九成钻了空子,他煽风点火,策动叛乱。孔有德也心怀不轨,见机行事。第二年正月,孔有德与驻守登州的另一位参将耿仲明里应外合,占据了登州城,他自号都元帅,铸印置官,封耿仲明等为总兵。他们攻城陷镇,四外抄掠,焚杀甚酷。闹到这般地步,崇祯帝不得不派大军征剿。天聪七年(1633)孔有德遣使向后金求援,皇太极正中下怀,当即派范文程等率军前去策应。范文程凭借自己的才干,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招降任务。降将孔有德和耿仲明等后来为清朝打天下立了汗马功劳。
四、言听计从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称号而定族名为“满洲”。第二年五月,又改“大金”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当上了皇帝。皇太极称帝后,对政府文武机构都进行了扩充。把原来的文馆扩编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主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汉语称为参领)。
为了增强军事力量,皇太极决定在满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基础上,进而扩建汉军八旗。于是,诸大臣便一致推荐范文程担任固山额真(旗主,汉语称为都统)。要了解固山额真究竟属于怎样的一个官职,就有必要将八旗建制略作介绍:起初,女真人的生产和军事行动,各依族和寨而进行,每10人为一基本单位,头目称为牛录额真(箭主,汉语称为佐领)。随着实力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五个牛录置一甲喇额真(参领),五个甲喇额真再组成一个固山(旗),原先只有黄、红、蓝、白四旗,后来增设了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四旗,从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兵农合一的八旗制度。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的子侄们则是各旗的首领。各旗主直接听命于大汗,其权限之大和地位之显赫,除大汗而外别人是无与伦比的。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就是以旗主的身份登上了皇位。随着辖区的迅速扩展和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皇太极依照满八旗的规制扩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当诸大臣提议由范文程担任旗主这一不同寻常的要职时,皇太极却因为固山额真“只不过是一个军职而已”,从而否决了大家的意见,要求另议人选。可见皇太极对范文程的任用是别有深意的。
内秘书院大学士的地位虽然相对较低,但所职掌的却都是机密要事。皇帝敕书的草拟,各衙门奏疏的收录,与他国来往书信的撰写等等,皆出自内秘书院大学士之手。范文程实际上充当着皇太极秘书长的角色。他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列,却往往参与着政府内外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而且对朝廷要员的任免,他从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皇太极对范文程的倚重,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每次召见,商议政事的时间都特别长,而且经常是前面被召见之后刚回到家中,还未来得及吃饭或休息,后面又再次被召入宫。凡遇军国大事,皇太极总要问范章京是否知道。有时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便说为何不和范章京商议。若回答说范章京的意见也是如此,皇太极便批准同意。各种外交文书,均由范文程批复或草拟,起初皇太极还要亲自过目审查,每一次都感到非常妥贴,后来通常的文书便看也不看了。一次,范文程因病告假,好多事情因一时拿不定主意而无法决断,皇太极便谕令待范文程病愈后再行裁决。皇太极对范文程言听计从,范文程为了报答皇太极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竭尽全力帮助他打天下。
皇太极从即位之日起,到崇德六年(1641)间,历时十五六年之久,他虽曾三次率军突入关内,但却总因未能拿下山海关与锦州而行动不便,难有大的作为。于是,皇太极便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自己入关的最大障碍——山海关与锦州一线。而明朝也千方百计地加强这一线的防务。崇德四年(1639),明蓟辽总督换上了因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而成名的洪承畴。崇德六年(1641),清军开始采取行动,派兵包围了锦州。这年七月,洪承畴便率吴三桂等八总兵、13万人马驰援。大军云集宁远之后,便分头向杏山、松山缓缓推进,准备步步为营,稳中求胜。但新上台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却以持久费粮为由,派员临阵监军督战。洪承畴经不住催促,便轻易地将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塔山外的笔架岗,仅率6万兵马贸然前行。命其余兵马随后赶上。洪承畴到达松山、杏山一带后,将骑兵驻扎在松山东、南、西三面,将步兵布防在离锦州仅六七里地的孔峰岗,与清军成对垒之势。
皇太极获悉明朝援军大至,便于八月亲率大军从盛京(今沈阳)赶来,驻于松山、杏山之间,截断了松、杏间明军的联系,断绝了洪承畴的归路。随后,又派兵夺了塔山之粮。洪承畴失去战机,困守松山半年之后,被部下出卖,城破做了阶下囚。皇太极深知洪承畴对自己入主中原将会起到多么大的作用,所以,他一面派人款待好洪承畴,一面让范文程前去劝降。
范文程来到洪承畴囚室,洪承畴得知其来意,便大骂范文程没有骨气,投身事清,为人走狗。并慷慨激昂,立誓要杀身成仁,决不屈膝投降。范文程也不和他争辩,只是随便地与他谈古论今及生死得失。谈话间,屋梁上偶尔掉下一撮尘土,落在了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便用手将灰尘轻轻拂去。范文程瞧在眼里,心中已有了成算。他辞别了洪承畴,便去告知皇太极:“洪承畴必不肯死,面对这样的处境,对衣服尚且如此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皇太极听了非常高兴,便亲自前去看望洪承畴,见洪承畴衣着单薄,当即脱下自己穿的貂皮裘袍,亲手披在洪承畴身上,并关切地问:“先生还冷吗?”这一招使洪承畴大为感动,目瞪口呆了半晌,方才叹道:“真不愧是命世之主呵!”说罢伏地便拜,叩头请降。
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还有皇后劝驾的传说。据说洪承畴初到盛京,绝食累日,自誓必死。范文程窥知其并无必死之心后,皇太极便令人百般劝降,但洪承畴却无动于衷。皇太极大费心思,后经多方了解,从明朝降人口中得知洪承畴好色。于是派了一拨又一拨美女前去勾引,却仍不奏效。最终,皇太极竟派自己美冠一时的爱妃博尔济吉特氏暗带一小壶人参汤入侍。博氏见洪承畴闭目面壁,哭泣不止,劝之不成,动了恻隐之心,十分同情地说:“将军即使绝食,难道不能喝口水而后就义吗?”话音委婉,情切意真,并承壶于洪唇,洪承畴便轻轻呷了一口。不一会,博氏又如此这般,承壶于其唇,洪承畴终于抵挡不住这般强烈的诱惑,连饮不辍。一连多日,博氏每每相机劝慰,迭进美馔,洪承畴渐渐心回意转,开始进餐,终于投降了。
故且不论是何种手法对洪承畴归降生了效,仅就范文程单凭“拂尘”这一小小的举动,便能断定洪承畴必不肯死而言,他真是机敏过人,能够见微知著,不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谋略家。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病逝。清王室进行了一场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把年仅6岁的皇子福临推上了帝位,改年号为顺治,由他的两位皇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
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肩负起了皇太极的伐明未竟之业,率军与明重开战端。范文程总结了以往历次与明军交战的经验教训,上书进言:“中原百姓备受苦难,思得明主,以便安居乐业。以前我军虽曾屡次深入,但都烧杀掠抢之后而归,以致伐明大业至今半途而废。老百姓也以为我们只是贪图财物人畜,并无大志,因而心怀疑虑,对我们没有信任感。如今应当严申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并录用贤能,体恤疾苦,让老百姓明白我们进取中原的决心和善待百姓的诚意。如能这样,黄河以北可传檄而定。”范文程还再三提醒清最高层统治者:“天有好生之德,自古未闻喜好杀戮者能得天下。若只打算统治关东便莫要说起,若想问鼎中原、一统华夏,则非得爱护百姓不可。”范文程以上的建议,就是要把满洲贵族一贯从事的掠夺性战争扭转成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统一战争,这一策略,对清朝开国起了重大作用。
恰在这时,忽然传来了李自成攻克明都的消息,多尔衮急召正在盖州(今辽宁盖县)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商议对策。范文程认为形势对进军中原极其有利,天赐良机,万不可失,宜火速进兵。他分析说:“李自成虽然拥有百万之众,但其势却已成强弩之末。犯有三忌已决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逼死其主崇祯帝自缢煤山,引起天怒人怨;刑辱大小官吏,勒索富商大户,激起了社会中上层的强烈不满;烧房屋、掠财产、奸淫妇女,使老百姓大失所望,极为反感。这三大失策,已完全失去人心;加之农民军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缺乏远见,一战便可将其击败。我方上下齐心,兵强马壮,若能优待士人,体恤百姓,行仁义之师,以讨伐闯贼为名,何愁大功不成!”他当即驰赴军中,亲自起草进军文告,晓谕明朝官民:我军特来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决不滥杀无辜,所要诛灭的只是闯贼。我们是正义之师,凡官吏归顺,皆按原职录用;老百姓依附,各安本业,军队严守纪律,一定不会加害你们。”为了改变清军以往的陋习,多尔衮也晓谕全军:“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并严格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禁令。
范文程将矛头直接指向农民起义军的策略,有效地将明、清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为以明清为一方,以农民起义军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这一招实在是太厉害了,以致沿途明军纷纷倒戈,郡守将吏争相投诚。清方竟借用其力量击溃了农民起义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城。初入北京,多尔衮以身作则,只带1000人马宿卫,其余骑兵尽屯城外。规定没有九王(多尔衮)的标旗,一概不准出入,以免惊扰百姓。
此时的北京,几经折腾,人心惶惶,动荡不安。面对严峻的局势,范文程协助多尔衮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安抚人心措施。
首先,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三日,布告天下,“以昭大义”。并派人保护明陵。同时还宣布:“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这就促使明王室成员认可和接受了清的统治,那些誓死要向清复仇的王室宗亲也很难找到有力的理由去召号他人。
其次,传谕城中各级汉族官吏各司其职,照常办理公务,并给了这些人一定的甜头。政治上:不仅规定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而且要求内、外衙门的公章,一律要铸有满、汉文字,使汉族官员表面上能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经济上:所有官员、退休官员、举人、贡监生员,都可减免一定的赋税、徭役,并尽可能地帮助汉族地主恢复旧业。这就收买了绝大部分汉族官绅。
再次,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范文程还提出了按旧册收赋的主张。明朝末年,赋税不断增加,如辽饷、练饷、新饷、召买等等,名目繁多,老百姓不堪重负。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烧毁了征收簿册。而万历年间的旧册却得以幸存,但其赋税数额则比现行的要低得多。于是,有人建议责成有关部门另造新册,范文程坚决不同意,他说:“即使以此为额,犹恐老百姓难以承受,怎么能有更多的过分要求呢?”清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从而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缓和了政府与百姓间的矛盾。
此外,对于那些鳏寡孤独、衣食无靠的人,范文程也让人着意加以救济和妥善安置。
上述种种措施收到了极佳的效果,使明朝遗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寻常百姓,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对清廷的敌意,使一触即发的反抗情绪大为化解,从而使大局稳定了下来。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就连远在扬州的抗清名将史可法,在上书给南明福王时,也不得不感叹:“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渐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复之无期,而偏安未可保也!”
顺治二年(1645),平定江南之后,范文程为了确保长治久安,他建议开科取士,广揽人才。他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清政府采纳了该建议,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直省举行乡试;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这一举措,使穷经皓首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赢得了他们的普遍好感和拥戴,认为清皇帝乃“圣明之主”。出于感恩戴德的心理,这些人为清廷提出了不少治国良策。知识阶层犹如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其态度的转变,必然会对整个民族的心态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左右人心的向背。笼络住了知识阶层的心,就意味着得到了整个民心。范文程正是从优待知识分子着手,以获得整个民心。他真是步步棋高一筹,不愧为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家。
五、逢凶化吉
清统治者在创业之初,对各种好的建议和主张都能虚心地加以采纳,从而使范文程的政治抱负获得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他的才干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然而,随着清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其统治集团的最高决策者便头脑发热,自以为是,甚至倒行逆施,与范文程所力主的“安抚百姓”的既定国策背道而驰。
在对“(剃)发令”的态度上,范文程与清廷当时的实际决策者多尔衮产生了分歧。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要求各族人民都要按满族的传统发式,男人将前额剃光,把其余的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脑后。而汉族成年男子历来是束发绾结于头顶的。加之士大夫们又拘执于“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观念,认为剃发是万万使不得的。其实,发式本是个社会习俗问题,剃与不剃并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如能采用适当的方式善加诱导,很可能会相互效仿,逐渐风行,成为时尚。但如将其作为政治标准,且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剃发视为是否臣服的标志而强迫执行,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事实上,早在清初入关时,就曾下过剃发令。以致“人情恐怖,逃去者不下几千、万人”。鉴于当时立足未稳,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才避免了一场社会骚动。然而到了顺治二年(1645),清统一全国已成定局,多尔衮便志得意满,认为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加之一些主动剃发以示效忠的汉族官员如冯铨、孙之獬之流,也积极迎合多尔衮的意图,怂恿重颁剃发令。这部分汉官之所以热衷于“发”,也是事出有因。据说,清入关后,皇帝临朝时,满大臣与汉降臣各为一班分列于宫殿之下。进士出身的明朝降官孙之獬,为了向满族主子讨好,主动剃了发,并穿上满人的窄袖短衣,挤进满班,却被满班请了出来。他只好讪讪转入汉班,结果汉班也不容他入列。他羞愧不堪,便上疏说:“陛下……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屈从汉人,非汉人服从陛下也!”于是,清朝才决定重颁剃发令。消息传出,满朝哗然。御史大夫赵开心指斥冯铨、孙之獬等是“贪位固宠之辈”,推行剃发令是“阻人归顺之意”。但是,多尔衮根本不顾众人的反对,竟悍然下令:“复有为此事冫卖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随着剃发令的强制实施,民族矛盾迅速激化,骤然发展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地步,形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本已安定了的江南,此时又“人心始摇,纷然四起”,人们“毁弃身家,上灭宗祀,断头碎骨,浩然不顾”,纷纷反抗。清统治者也旧病复发,恢复了其奴隶主阶级出身的残酷本性,穷凶极恶,血腥镇压,烧杀掠抢,无所不用其极。目睹自己为之苦苦追求了大半生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行将化为泡影,范文程怎能不痛心疾首,心怀不平。
剃发令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也延误了清朝统一天下的进程。因此,几个有胆略的御史接连上本,弹劾与剃发令密切相关的人员。但多尔衮权倾幼主,炙手可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对剃发令的人先后被废黜,奉迎的人非但没有被罢官,反而日益得到了重用。冯铨竟然还获得了“赐婚满洲”的殊遇,并逐渐取代了范文程内阁班首的地位。
多尔衮的所作所为与范文程的政治抱负大相径庭,范文程对多尔衮便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进行消极对抗。
顺治三年(1646)二月,多尔衮责成大学士等“宜时具条奏”。范文程则以“凡有闻见,即面启,无庸具本”为词加以推脱。多尔衮对范文程不禀承自己意志的行为极为不满,遂以“尔素有疾,毋过劳,自后可早出休沐”为借口,削夺了范文程的权力。数月后,甘肃巡抚黄图安上书申请辞官,以奉养父母双亲。主管部门认为这是“借端规避,应革职”。范文程不以为然,他将此事禀报了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并请求说:“奉养父母是人子最高尚的情感,不应革其职。”多尔衮对范文程没有将此事禀告给自己却去请示济尔哈朗耿耿于怀,一怒之下,便以“擅自关白”辅政王济尔哈朗为口实,将范文程下法司问罪。稍后获释。
顺治五年(1648),多尔衮在清王室内部的权力争斗中再度获胜,他借故削去了济尔哈朗的亲王爵位,将二人共同辅政从而变为由他一人大权独揽。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尔衮令大学士刚林等删改《清太祖实录》,并让范文程参与其事。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不可随意妄为,但又难以违命,便借故养病,闭门不出。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因病亡故。第二年初,顺治皇帝(福临)开始亲政。此时,有大臣告发多尔衮生前“专权”、“僭位”,以及攻讦皇太极“序不当立”,即不应该轮到皇太极做皇帝等等言行。经查属实,于是削去了多尔衮及其母、妻的尊号,并废除庙享,抄没财产,诛戮党羽。曾为之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皆被处死。范文程本应受到株连,但因并非同党,且几乎没有实际参与删改事宜,故从宽革职,旋即又复职。
范文程由于能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没有轻率地投靠多尔衮成为其私党,且在删改《清太祖实录》一事上又具有先见之明,闭门避祸,获得成功,终于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六、善始善终
顺治九年(1652),清廷任命范文程为议政大臣。范文程复出后,便辅佐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将国家的大政方针迅速转向以仁德治天下的轨道。对南明政权采取了“招降弓耳乱”的政策;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容许他有拥兵自保的权力;各种抗清武装,只要投诚,便“悉赦前罪”。并派洪承畴前去经略湖广、云贵等地,告诫他应以“收拾人心为本”,对已归顺的,要多加安抚;未附的,则开诚招徕。这就使一度十分紧张的形势渐趋缓和。
当时,清政府还面临着经济危机的严重困扰,各省钱粮不足,缺额惊人。于是,范文程上疏建议实行屯垦。他说:土地荒芜,赋亏饷绌,对国家极为不利。若推行军屯,便能兴利除弊,使国家受益。明太祖曾玄耀自己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粮食,就是在元末战乱之后,他实行了屯田的结果。如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战乱日久,人口稀少,应该在这些地方大兴屯田。可供具体实施的办法是:设二个道员,四个同知专门管理屯田事宜。道员全面负责,同知各自独当一面,共同协助道员作好屯田工作。这些官职由各省督抚选拔廉洁能干的部属来担任,并把人选得当与否作为衡量督抚功过的一个标准。驻屯官吏的俸廪,第一年由屯垦专款拨发,第二年从仓库收入中支付,以后每年自负盈亏,从屯垦收获中提取。屯垦所需的耕牛、谷种、农具等,均由各道所在州县提供。屯田应先从土地荒芜面大而又便于灌溉的地方着手,再逐渐向周围扩展。无主或虽有其主却弃而不耕的土地,都由官屯。百姓愿意耕种而财力不足的,官府贷给耕牛及种子,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一交公。三年之后,自耕的条件成熟了,所耕之地便可成为私人的田产。老百姓一无所有的,可以雇佣,付给工钱。第一年屯田所收粮草,听任各屯自留,用作储备,为第二年屯田打好基础。若富余较多,可将不宜久存的陈粮供给附近驻军,但不得强取多要。三年以后,收获的粮草充足了,由政府派舟车运往军队作粮饷。不可烦劳和役使屯田官民及耕牛从事运输,以确保屯垦不受干扰。把屯田户编成保甲,让他们相互保护和监督,以杜绝奸猾不法行为。屯田官称职的,三年进两级,薪俸与边将等同,以酬其劳;若不称职,责成巡抚按察纠举;巡按如若徇私包庇,则连坐同罪。清政府实施了范文程屯田的主张,收到了预期的理想效果。
兴办屯田,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危机,增强了国力,而且还吸引了大批流民重新回归于土地,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也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同年十一月,范文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将那些因反对剃发令而被多尔衮降罪革职的官员们弹劾冯铨之流的奏折汇集起来,进呈给顺治皇帝御览。顺治帝阅后说:“诸大臣弹劾得完全正确,为何却因此罢了官?”范文程说:“他们为了忠君报国,才冒死弹劾佞臣,不料却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皇上应该加倍爱惜这些秉公不阿的臣属。”顺治帝当即谕令吏部把这些人官复原职。从而昭雪了一大批冤案。
顺治十年(1653),范文程针对朝廷长期以来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的重满轻汉、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弊端,与同僚一道上疏,恳请皇上敕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推荐自己所熟知的人才。不论满人还是汉人,不论久任官职还是新近启用,更不拘泥于其官阶的高低,也不用避讳亲疏恩怨,只要有才能,就大胆荐举。一官可举数官,数官也可同举一官。将姓名汇置御前,不时召对。察其议论,核其行事。遇缺便量才录用。称职者,根据其政绩的大小,推荐者一同受赏;若不称职,视其过失的大小,对举荐者一同处罚。顺治帝“特允所请”。
这条建议,不仅促使了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而且还体现了在举荐人才方面对满汉官僚做到了一视同仁,使汉族官员在举荐人才这一重大事项中与满族官员享受了同等的待遇,从而有效地克服了汉族官员一向受歧视的心理障碍和自卑感,使他们有了同样能被朝廷信任和重用的觉受,所以就更加乐于为朝廷卖命了。洪承畴就是其中的例证之一。
就在这一年,顺治帝让洪承畴去经略江南时,便明确指示:“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拨”,“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洪承畴随军南下,忍辱负重,攻城劝降,非常卖力。他曾派人迎母于闽,其母至,见承畴而大怒,以杖击之,骂道:“迎我来,将使为你旗下老婢么?我打死你,为天下除一害!”随后买船又南归福建而去。但洪承畴为了报清朝的知遇之恩,仍义无返顾,一直干到双眼几乎失明,虽然只混了个三等轻车都尉的官衔,却毫无怨言。
汉族官僚能对清廷如此效忠,使清统治者也从中尝到了满、汉官僚地主合流的甜头。于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清政府进一步规定:不必分别满、汉,谁的官衔在前,就由谁管印。至于奏事,也要求满、汉官员“公同来奏”,不许“只有满臣,不见汉臣”。起初,内阁大学士满人是一品,汉人却是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全改成为一品。六部尚书原先也是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皆改为二品。这就进一步消除了满、汉官员之间的人为隔阂,有利于他们团结一心,报效朝廷。
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皇帝打算派朝官到各省去检查刑狱,范文程劝道:“上次欲遣满、汉大臣到各地巡察,因考虑到会骚扰百姓,所以取消了。如今各地水旱灾害严重,百姓苦不堪言,理应停止遣使前往各地。各地关押的重囚,可令各省巡抚对其案详加审查,如有可疑的冤情,让他们上奏皇上裁定。”这条体恤民间疾苦的建议也被顺治帝采纳了。
同年八月,皇上加恩于辅政诸臣,特加范文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再进为太傅兼太子太师。由于范文程是先朝旧臣,有大功于国家,所以顺治帝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病了,皇上曾亲自调好药饵赐送给他治病;并派画工到范文程家里为他画像,将其珍藏于内府;又经常赐给范文程大量的御用衣物,范文程形貌颀伟,为称其体,专门让做特制衣冠赐给他。
顺治十八年(1661),玄烨继福临登位,改元康熙,循例要祭告天地祖宗。特命德高望重的范文程赴盛京(沈阳)告祭太宗皇太极陵墓。范文程在皇太极陵前伏地哀恸,久不能起。这其中不仅饱含着他对皇太极知遇之恩的由衷感激,同时也是对自己一生历经坎坷,几乎不保性命,幸而全躯至今,能得以善终的无限感慨!
康熙五年(1666),范文程这位三朝元老终于寿终正寝了,享年70,康熙帝亲自做文,遣礼部侍郎黄机前去谕祭。并御书“元辅高风”四字作为祠额,以表彰范文程的不朽功德。
范文程一生历清四世而佐其三主,为清朝开创江山立下了不世之功,他的建树实不亚于汉之张良、明之刘伯温。但由于范文程是帮助少数民族夺取汉人的天下,以致人们对他的“叛逆”长期怀有某种偏见。范文程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这说明他自己也为此受到过煎熬。实际上,范文程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能够识大体、顾大局,言所当言,为所当为,不因人俯仰,不随风摇摆。他韬略过人,又能悟移人主,把自己的政治抱负能巧妙地转变为现实,从而为人民的安定、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为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