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坤
一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从史书记载来看，大约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各种迹象表明，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日本民族就开始通过朝鲜半岛同中国接触，并且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①研究者指出：“《史记》的取材和编撰，都是相当严谨的。我们相信司马迁决不会平白的提一个方士徐福，而且不止一次地写入各不同的列传中。应该说，徐福在当时是有其人、其事，至少是集中当时一些有代表性方士的作为而成的传说。否则司马迁是不会将其入史的。”②迄今为止，在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一带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相传早在秦始皇时，方士徐福曾率领五百童男童女，带着五谷杂粮种子和农具，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在熊野浦上陆，开荒种地，从事农业生产。童男童女成长起来，繁育子孙后代，成为这里第一代开辟蓬莱的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更有甚者的是，相传新宫市之东3公里处的那一片层峦迭翠的山岗就是徐福前往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蓬莱山③，并在那里立墓设祠，以此来纪念这些给他们传来生产技术、先进文明和帮助他们开化的“秦汉归化人”(即秦汉移民)。“归化人”本是日本人类考古学中的一个专业术语，特指公元三世纪之前从东亚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日本列岛的居民，用以区别于日本的土著居民。如果上述观点可以成立，秦代应该是古都长安与日本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正式开端。无独有偶的是，1988年9月—1989年1月期间，兵库县赤穗市发掘调查事务所的考古工作者，从有年牟礼·山田遗址中发掘出了一片须惠器(日本考古学术语，是专指古坟时代后半期烧造的一种陶器而言)残片，在其宽约3厘米、长约4厘米的残片表面，用竹笔刻了一个“秦”字④。秦氏是归化民族中的一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称他们为秦始皇的子孙，相传他们将养蚕和纺织技术传到了日本。因此我认为，有年牟礼·山田遗址出土的“秦”字陶片，看来不仅仅是一个字的问题，而是中日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有力佐证。由此可见，《史记》中有关徐福率领童男童女东渡泛海的记载还是可信的。
“公元前三、四世纪，中国大陆上发生了春秋战国的动乱，民族大移动，从内地移向海边或更向东。随着这些人的移动，汉民族的先进文明，也跟着进一步地向周围地区落后民族和国家渗透、扩散。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在那时是受到激烈影响的地域。日本列岛亦不例外，不过这种影响的强度，还没有达到足以改变其生产方式的地步，只能蓄积在内部。随着大陆先进文明的不断传入，蓄积的力量渐次增加，一切原来在生产上不发达的地区，逐渐发达了起来，这样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生产水平最高的地区，已不是过去那些，逐渐移动到最能接触中国大陆来的先进文明的地区了。”⑤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春秋战国时就有汉人移居日本是完全有可能的。人们为了躲避连绵不断战争的骚扰，寻求一个安定的生活空间，不断地向四面八方避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估计绝大多数人是逃出了战乱区，还有一部分人则渡海到达了日本列岛。
二
进入汉代，中日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后汉书·倭传》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⑥《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亦称：“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⑦对于当时仍处于渔猎采集向水稻农作阶段过渡的日本分裂小国来说，统一全国、威振四邻、名扬天下的大汉帝国无疑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为了吸收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30多个小国各自派遣使者，经朝鲜乐浪，再由辽东陆行，最终到达西汉首都长安。还有一部分日本小国使者，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直接到达平壤附近的乐浪郡太守所在地，在那里献上方物，以换取大汉帝国和朝鲜所赐予的珍奇物品。⑧
事实上，早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刘彻就在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⑨。其中乐浪郡的治所在今朝鲜平壤市南，辖境约当今朝鲜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及黄海北道各一部分。到东汉建安年间，公孙康又将其乐浪郡南部分出，另立带方郡。治所带方在今朝鲜凤山附近，辖境约当今朝鲜黄海南道、黄海北道一带(10)。总之，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乐浪郡和带方郡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三
随着东汉王朝的建立和政治中心的东移，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心也由故都长安移到了东都雒阳城，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后汉书·倭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11)对此，中日学术界持有不同的见解。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出土了一枚金印，上刻“汉委奴国王”5个汉字。这使许多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都迎刃而解了。1966年，日本通产省计量研究所并对这枚金印进行了实测。印面5个汉字，分成三行排列，汉隶白文。印面为正方形，每边长约2.347厘米，由于埋在地下时间过长、可能发生磨损等变化，所以每边的长度并不一致，稍有参差，但上下不多。印钮蛇形(或称为虺形)，体盘屈；头有双目，反顾向后；尾左旋，下有横通小孔，供挂绶之用；钮高1.312厘米，长2.142厘米，宽1.274厘米。印体连钮，即金印总高2.236厘米，重108.729克，比重17.94。虽不是纯金，但含金量极高，约在85%以上(12)。
汉代官印比较趋于规范化。印的大小，无论尊卑，都在2厘米左右见方，即汉人说的“方寸之印”。皇后、诸侯王用玉或黄金作印，有的少数民族君长或将军之类高官也用金印(13)。日本出土的这枚金印，不管是从质地还是从尺寸上来说，都与上述汉印不谋而合。例如，金印的边长为2.34厘米，正与东汉建初铜尺的一寸吻合。就连金印上的蛇钮，也是出了东汉仪礼的考虑而制作的。研究者指出：“按《汉旧仪》，诸侯王印黄金玺橐驼钮。吾子行曰，汉晋诸印，大不逾寸，惟异其钮；列侯龟，将军虎，蛮夷蛇、虺、驼、兔之属。故今世所传乌丸、高句丽亲近胡王等印，皆铜质，而此独金者，意当时倭为东方大国，不与蛮夷千百长同，故比之诸候王；而蛇其钮者，又示以异于诸侯王也。”(14)
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六号墓出土的一枚西汉金质蛇钮“滇王之印”，彻底解决了日本出土金印蛇钮的疑点。此印高1.8厘米，边长为2.4厘米，重89.5克。方形，蛇钮，昂首盘屈，身施鳞纹，凿白文篆书。《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认为益州郡，赐滇王之印，复长其民。西南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15)此印的出土，不仅为文献记载提供了物证，同时也为研究日本出土金印蛇钮的性质提供了可供对比的绝好资料。值得一提的是，石寨山六号墓中还出土了西汉铜镜，同日本弥生时代墓葬出土的情况十分接近。可见，他们是将汉代皇室馈赠或赏赐来的铜镜奉为至宝了。尤其是日本，自弥生时代以降，大量从中国输入铜镜，将它视为宝物或神器，不仅在本地大加仿制，而且也成为墓葬中一种惹人注目的随葬品。铜镜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称之“汉式镜”；也有少数是从朝鲜输入的，称之“多钮细纹铜镜”；本地仿中国铜镜制作的铜镜，称之“倭镜”。与此同时，墓葬中还随葬一些铜器，主要有铜剑、铜矛和铜戈。剑、矛、戈又可分为“细形”和“广形”两种类型。前者是从大陆输入的，发现地点多集中在九州北部；后者为本地铸造，形体庞大，铜质低劣，并非实用兵器，而是一种祭器。发现地点除了九州北部以外，在四国、中国(本州西部)和近畿一带也有出土。但是，日本本地制作的铜器，铜料却是由大陆输入的。
另外，在日本的考古发现中，还经常出土一种铜铎，其形状类似中国的编钟，因此有人认为，铜铎的起源应与中国的编钟有关(16)。近年，在九州北部出土了一些小铜铎范，从而推翻了以前的结论。多数学者认为，日本铜铎应是直接来源于朝鲜的小铜铎(17)。不过，对于铜铎的性质也有深究的必要。铜铎是日本本地制作的一种铜器，一向被视为“神器”，主要流行于弥生时代前期之末至后期，尔后即销声匿迹。外形好似编钟，少数内部有舌如铃。铜铎本为乐器，但在当时则主要用于祭祀，是一种重要的祭器。迄今为止，日本已出土了350件之多，出土地点多集中在距离当时村庄较近的山丘高坡上，均属偶然发现。除个别是在九州福冈县境内出土之外，其余多数出土于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西部地区。东至长野、静冈县，西达岛根、广岛县，同时也包括四国东部的香川、德岛县和高知县东部。这一区域，被日本学术界称为“铜铎文化圈”。近年来，在九州北部的佐贺、福冈县境内也接二连三地出土了一些铜铎范，表明九州北部也是铸造铜铎地点之一。铜铎是由钮、铎身以及铎身两侧所附的“鳍”三大部分组成，通高从20厘米到140厘米不等。一般认为，铜铎演变的规律是从小到大。铎身铸出各种花纹，大体分为横带纹、流水纹、袈裟榉纹以及实线纹等多种。横带纹铜铎较小；流水纹铜铎较大；袈裟榉纹铜铎更大；实线纹铜铎最大；大致体现了年代早晚的序列。钮的形制也随之发生变化。此外，铜铎上还铸有人物、动物、狩猎，房屋，船只等纹样，这不仅反映了弥生时代的绘画艺术，而且也为研究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据桥本裕行研究，弥生时代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男女分工。例如，狩猎和捕鱼是以男子为主，而纺织和脱壳以及面粉加工则是以女子为主(18)。另外，弥生时代的狩猎对象主要是野猪和鹿，多数是用弓箭射杀的。虽然狩猎并没有使弥生人的生活达到非常富裕的程度，但还是较为富裕的。这一点，从弥生时代中期以后遗址出土兽骨量遽然减少、后期石镞突然消失就可略知一二。勿庸讳言，为了五谷丰登，保证和避免庄稼不受野兽和鸟虫害的侵扰，弥生人或多或少还要进行一些狩猎活动(19)。
如果说铁器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产生了划时代的进步，那么中国铁器向日本的输入也给日本弥生时代的农耕生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中国出土的最早铁器属于春秋时代，其中多数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地区。战国中期以后，出土的铁器遍及当时的七国地区，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业、手工业部门中并占居主要地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战国时代的铁器还经由朝鲜东传到了日本。西汉时期，应用铁器的地域更为辽阔，不仅器类和数量显著增加，而且质量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根据早期铁器的金相检验，中国的块炼铁和生铁可能是同时产生的。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是战国冶铁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此时早期的块炼铁已提高到块炼渗碳钢，白口生铁已发展为展性铸铁。至迟到西汉中叶，灰口铁、铸铁脱碳钢兴起，随后又出现生铁炒钢(包括熟铁)的新工艺。东汉时期，炒钢和百炼钢又有了长足的发展(20)。
日本弥生时代上承绳纹时代，下启古坟时代，约当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战国至西晋时期。弥生时代可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是从公元前300年—公元前100年；中期是从公元前100年—公元100年；后期是从公元100年—300年。日本铁器出现于弥生时代前期，熊本县斋藤山遗址出土的铁斧便是很好的例证。中期铁器普遍增多，种类包括锹、锄、镰等农具，斧、锥、謚(简单的刨)等工具，刀、剑、戈、矛、镞等武器，以及鱼叉、鱼钩之类。到了后期，铁器进一步普及。学术界一般认为：“前期的铁器是从大陆输入的，中期和后期则主要利用输入的铁料在日本本地加工制作。”(21)其实，弥生时代中期和后期还继续从中国汉代和朝鲜输入了为数不少的铁器。例如，在北九州弥生时代中期的瓮棺葬中，随葬品中出现了一种铁器謚(22)，其祖型就是朝鲜的“尖头器”；福冈县立岩遗址第10号瓮棺葬中，不仅出土了1件长达143厘米的铁謚，而且还出土了6件西汉铜镜、1件铜矛和1件铁剑等；该遗址第36号瓮棺葬中，同样也出土了铁矛、铁刀子以及长达150厘米的铁謚。甚至在奈良县天理市一座古坟中出土了1把铁制大刀，其上明确刻有东汉灵帝年号(公元184—199年)(23)。
较之铁器东传，秦汉移民的东迁和倭国“生口”的西来影响似乎更大一些。《后汉书·倭传》载：“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作者注：此人在《翰苑》所引《后汉书》文、北宋版《通典》、《册府元龟》以及《唐类函·边塞部》倭国条中，均作‘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请愿见。”(24)在这里，我觉得“生口”应该解释为前往中国汉朝学习各种技术的人员较为合适，实际上就是最初的留学生。如果将他解释为奴婢、奴隶或者俘虏、未开化的土著民族似乎根据不足(25)。假若没有这样的人员交流和往来，也不可能出现尔后的民族大融合。在弥生人的血管要流上秦汉移民的血液，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从50年代开始，日本学术界围绕日本民族起源问题就提出过各种假想，其一是清野谦次的“混血说”(26)；其二是长谷部言人的“变形说”(27)；其三是金关丈夫的“渡来说”(28)；其四是铃木尚的“移行说”(29)。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韩康信和日本山口县土井浜人类学博物馆松下孝幸对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进行了综合比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根据以上形态和测量的比较研究，临淄周——汉代人的体质特点与现代和古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接近。多种形态量化及作图法的比较又证实，西日本弥生人类群与临淄周——汉代人具有相近的种族形态学基础，因而他们在种族人类学上应该同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据此推测，他们在东亚大陆应该有最直接的共同或至少非常相近的祖源关系。如果这个结论和推测是合理的，那么至少对西日本弥生人起源问题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首先，这是第一次利用了相当日本弥生时代的中国大陆人类学材料，直接对弥生时代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结果比较符合金关丈夫等日本学者早先提出的日本人的起源接受了亚州大陆遗传影响的‘渡来说’假设。其次，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某些日本学者所主张的弥生人故乡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有的学者根据现代人免疫球蛋白中包含的特异遗传标志(Gmab3st)的频度调查，认为日本人起源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地区。有的学者也据部分人骨测量项目的计算机分析支持这种看法。显而易见，本文的研究并不支持日本人起源的‘贝加尔湖说’或北亚说，这至少对西部日本弥生人(系指北九州—山口地区类型)的来源是如此。相反，比较赞成这些渡来弥生人的故乡应该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他们最近的祖先可能来自早先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地理上更近沿海地区的青铜时代的居民。山东半岛也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地区。但也不排除这个地区范围可能扩展到近海的江淮地区”。正如该文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我们还缺乏这个地区的人类学材料，只能期待在这个地区有新的人类学资料的发现和研究。”(30)今后若能用这一方法对陕西战国—汉代人、临淄周—汉代人以及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作个比较研究的话，估计还会取得一些令人满意的进展。或许不仅可以搞清楚陕西战国—汉代移民东迁的路线与规模，而且也可以从人骨体质特征上找到陕西战国—汉代移民与西日本弥生人的相同点。
其实，50年前的今天，江上波夫先生还提出过“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的假设。他认为日本天皇的根源来自于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骑马民族。这在当时的日本史学界，宛如一块巨石投进了水池，顿然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45年之后的1992年，为了纪念“骑马民族说”和表彰他获得“文化勋章”这一殊荣，日本大巧社还为他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31)。承蒙恩师森浩一先生的厚爱，笔者曾为纪念文集撰写了书评。我认为：“江上波夫先生的这一观点，是否可以成立暂且不论，但是，骑马民族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出土的马具同日本出土的马具十分相似便是很好的说明。”(32)由此可见，日本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尽而言之，日本弥生文化，不仅受到过陕西战国—汉代文化和临淄周—汉代文化的强烈影响，而且也受到早期朝鲜文化和晚期魏晋文化的一些影响。
四
虽然魏晋时期对日本弥生文化的影响不能同战国—汉代时期相齐并论，但也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三国魏与倭女王卑弥呼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往还。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景初二年(著者注：据《梁书》、《日本书纪》等所引《魏志》文，均作“三年”。此处“二年”当为后人传抄之误。景初三年为公元239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
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公元240年)，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襉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33)虽然迄今为止并未发现“亲魏倭王”金印和“率善中郎将”与“率善校尉”银印，但“铜镜百枚”中的部分铜镜却被认为面世了。即日本古坟时代前期古坟中出土的一种所谓“三角缘神兽镜”。由于该镜边缘部隆起甚高，断面呈三角形，镜背花纹是东王父、西王母、神像和龙虎等兽形，故名三角缘神兽镜。这一名称，自从1922年高桥健自首次命名以来，一直沿用至今(34)。到目前为止，这种类型的铜镜已出土350余枚。全部都属于大型镜，一般直径都在20厘米以上。铜镜的纹饰为半浮雕式，神像和兽形的数目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有二神二兽镜、二神四兽镜、三神二兽镜、四神二兽镜、二神二车马镜、六乳车马山岳神兽镜、四神四兽镜、三神五兽镜、五神四兽镜、铭带六神三兽镜、六神四兽镜、四神四兽镜、三神三兽镜、三佛三兽镜、二佛一虫三兽镜、铭带九神三兽镜、骑兽纹神兽镜、环状乳神兽镜、三角缘同向式神兽镜、三角缘盘龙镜。值得注意的是，铜镜上还带有下列铭文。如“吾作明竟(镜)甚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陈是(氏)作竟甚大好，上有王父母……”；“尚方作竟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新作大(明)镜，幽律三刚，配德君子，清而且明，铜出徐州，师出洛阳……”；“吾作明镜，幽炼三刚，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等铭文。从铜镜的形制、纹饰以及铭文来看，勿庸讳言，三角缘神兽镜的确具有中国铜镜的基本特征，所以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为它是由中国输入的一种“舶载镜”(35)，制作年代约在汉末至魏晋之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个别铜镜的铭文中还出现了“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等魏的纪年和“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的铭文，认为这些铜镜当属魏镜无疑(36)。再加之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大量出土，所以便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记载联系起来，认为这些铜镜就是当时魏朝统治者赠送给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称之“卑弥呼之镜”。
鉴于它与中国出土的魏镜在纹饰和尺寸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田中琢较为赞成“特铸说”(37)。不过，早在1977年，森浩一先生亲临现场，对魏镜进行了考察，他指出：“日本学者所认为的三角缘神兽镜，事实上包括魏国首都洛阳在内的中国大陆连一枚也没有出土，由此可见，‘魏镜说’的观点是应该纠正了。”(38)中国学者王仲殊首先提出“三角缘神兽镜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作”(39)。另据他近年研究，“三角缘神兽镜具有中国三国时代吴镜的因素，应为东渡的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40)。王氏的观点是否能够成立，我们暂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肯定，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应是一种“仿制镜”。其制造地点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究竟此镜是模仿魏镜制作的?还是模仿吴镜制作的?至今中日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随着中日考古学的不断发掘与发现，估计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3月18日从日本京都府峰山町与弥荣町交界处的5号古坟中出土了一枚“青龙三年”规矩四神镜，该镜直径为174厘米，铭文为“青龙三年，颜氏作竟(镜)成文章，左龙右虎辟(避)不详(祥)，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寿如金石宜侯王”。铭文中的“青龙”年号为魏明帝曹睿的年号，“青龙三年”就是公元235年。围绕这枚铜镜的归属和产地，日本学术界又展开了一场激烈地学术论争，据陈洪介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看法。其一，是以講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木通口隆康的“魏镜说”为代表。他认为：这次出土的“青龙三年”铜镜以及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均为魏镜。“青龙三年”铜镜应为卑弥呼女王得到的“铜镜百枚”中的一枚。他并指出：有魏国纪年的镜子都应视为魏镜，确定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则应从出土魏国文物最多的地区入手。迄今为止，有魏国纪年的铜镜在日本共出土了7枚，出土的地区分别是京都、大阪、岛根、山口、兵库、群马，而九州地区连一枚也没有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分布情况大致与此情况相似；其二，是以京都同志社大学考古学教授森浩一先生的“仿制镜说”为代表。他认为：这次出土的“青龙三年”铜镜，既不是“魏镜”，也不是所谓“特铸镜”，它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情况相同，该铜镜的制作地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毫无疑问，“青龙三年”铜镜应是东渡日本后的中国工匠，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制作的铜镜；其三，是以山口大学教授近藤乔一和九州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冈村秀典的“特铸说”为代表。近藤乔一指出：只有三角缘神兽镜才是魏国赏赐给邪马台国女王的“特铸镜”，“青龙三年”铜镜的出土并不影响这一论点的成立。难升米、都市牛利出使魏国，他们的地位比女王低得多，魏明帝仍是赐与他们官职和印绶，也许当时同去的还有帮助他们渡海的丹后地区的酋长，估计这些人也得到了魏明帝的赏赐，“青龙三年”铜镜是丹后酋长们的馈赠品之一也未尝不可。出土“青龙三年”铜镜的丹后地区，一直是古代日本海的交通要道，当地人不仅具有很高的航海技术，而且也有着独立渡海与中国大陆交往的历史，因此，丹后地区的酋长们也很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魏国得到铜镜。冈村秀典并强调说，三、四世纪的日本通过分配魏帝赏赐的、象征着权威的“铜镜百枚”，从而建立了各地酋长间的政治联合体制。出土“青龙三年”铜镜的大田南5号古坟是一座小型方坟，随葬品极少，这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并不高，不像是地方酋长，这种情形与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古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还认为，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从魏国得到的“铜镜百枚”是三角缘神兽镜，而不会是其它类型的铜镜(41)。
据本人初步研究，我认为“青龙三年”铜镜应是一种“仿制镜”，其模仿对象是汉代以来的“善铜四神博局镜”和“禽兽简化博局纹镜”之系统。这一点，从铜镜铭文上似乎看得较为清楚，前者的铭文为“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掌四彭，朱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娄博局去不羊，家常大富宜君王”；后者的铭文为“朱爵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照面目身万全，象衣服好可观，君宜官秩葆子”(42)。另外，从“青龙三年”规矩四神镜的“TLV”纹饰图案上来分析，该镜也应为“仿制镜”无疑。其图案含义，木通口隆康认为：“T是规，也就是两脚规，意味着圆、阳；L是矩，也就是定规，意味着方、阴。T、L、V与主纹四神相配合，代表了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43)在这一点上，董鸿闻等四位学者的考证值得重视。按理来说，规和矩本是古代的一种测量工具，汉代人开始将其图案铸造在铜镜的背面，肯定会有它的一种说法。“这里需要特别指出，除V、L纹饰为规与矩外，T形纹饰我们认为也是一种测量工具—准的图案。因为T形纹饰，无论大小宽狭与规矩纹饰同属一致。这种纹饰绝不是任意刻铸的。V、L纹饰既然是测量工具，T必也是测量工具。再者，古代测量中准绳规矩常常是配套使用。这里V、L、T纹饰同时出现，也说明了T形纹饰为准。我国古代所用的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独脚立地进行操作的”(44)。从文献记载来看，早在汉代以前，准绳就普遍使用了。《吕氏春秋·似顺论·分职》载：“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另《汉书·律历志上》载：“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45)不过，从铜镜铭文上来分析，规矩四神镜似乎与带有“刻娄博局去不羊”(46)铭文的善铜四神博局镜还是应该有联系的。但是，迄今为止仍有学者坚持认为：“几何纹规矩镜和简单规矩镜，显然是由其它复杂规矩镜纹饰简化而来。至于规矩纹也见于陆博盘等，并不见得就是由陆博而来，同一时期完全可以有同样的来源。”(47)此外，以前中日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规矩四神镜，背面纹饰图案主要是由“TLV”三种图案所组成；而中国出土的规矩四神镜，其背面纹饰图案则是由“T
V”三种图案所组成。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L”纹图案，后者则为“”纹图案。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当然，不可否认中国出土的四神博局镜90%以上的背面纹饰图案都是由“T
V”三种纹饰所组成，但也有个别铜镜背面的纹饰同日本出土的规矩四神镜如出一辙(48)。湖北鄂城出土的这枚“尚方四神博局镜”，更加证实了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规矩四神镜应是“仿制镜”无疑。中心纹饰除了“TLV”三种图案相同之外，连方格、博局以及8乳划分为四方八区的格局也大同小异，两者最为接近的是莫过于对四神与禽鸟的排列。
南北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心并不是在北朝，而是转移到了南朝。
进入隋唐以后，随着“遣隋使”和“遣唐使”的派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注释］
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②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48—50页，时事出版社，1986年。
③中村新太郎著、张柏霞译：《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第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朝日画报编：《古代史发掘1988—1990年》第235页，朝日新闻社，1991年。
⑤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68页。
⑥《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
⑦《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
⑧韩养民：《秦汉文化史》第284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⑨《汉书》卷六《武帝纪》。
(10)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7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不过，在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一书中，将带方郡的分置年代定为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
(11)《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
(12)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62页。
(1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673—67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4)杨守敬：《委奴国王印考》，《考古学杂志》第五卷第六号，1925年。
(15)《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16)水野清一、小林行雄编：《图解·考古学辞典》第720—722页，东京创元社，1985年第十四版。
(17)李连、霍魏、卢丁编著：《世界考古学概论》第288—28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18)香芝市二上山博物馆编：《弥生人的鸟兽戏画》，雄山阁，1996年。
(19)小林行雄著、韩钊、李自智译：《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四》，《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
(20)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527—528页。
(2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24—325页。
(22)森浩一编：《日本古代文化的探究·铁》第27页，社会思想社，1982年。
(23)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第42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24)《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
(25)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第3页，中华书局，1984年。
(26)清野谦次：《根据古代人骨研究的日本人种论》，岩波书店，1949年；清野谦次：《日本人种论变迁史》，小山书店，1994年。
(27)长谷部言人：《日本人的祖先》，岩波书店，1952年。
(28)金关丈夫：《弥生人种的问题》，《日本古代学讲座·4·弥生文化》，河出书房，1955年；金关丈夫：《日本人种论》，(考古学讲座10)，雄山阁，1972年。
(29)铃木尚：《日本人的起源》，《日本历史·别卷2》，岩波书店，1964年；铃木尚：《从人骨来看日本人的祖先》，岩波书店，1983年。
(30)韩康信、松下孝幸：《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考古》，1997年4期。
(31)江上波夫著：《江上波夫的日本古代史—骑马民族说四十五年》，大巧社，1992年。
(32)大原正次编集：《同志社时报》第九十五号，第231—232页，学校法人同志社，1993年。
(33)《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
(34)高桥健自：《从考古学上来看邢马台国》，《考古学杂志》第十二卷第五号，1992年。
(35)木通口隆康：《古镜》，第243—271页，新潮社，1979年。
(36)小林行雄：《古镜》，学生社，1965年。
(37)王仲殊、徐苹芳、杨泓、直木孝次郎、田中琢、田边昭三、西山鸟定生：《日中共同研讨会·三角缘神兽镜之谜》，角川书店，1985年。
(38)森浩一编：《日本古代文化的探究·镜》第391页，社会思想社，1978年。
(39)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4期；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40)王仲殊著、西山鸟定生监修、尾形勇、杉本宪司编译：《三角缘神兽镜》，学生社，1992年。
(41)陈洪：《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规矩四神镜》，《文博》1996年4期。
(42)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266页和314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43)陈洪：《日本出土的“青龙三年”规矩四神镜》，《文博》1996年4期。
(44)董鸿闻、梅兴铨等：《规矩镜和汉代的测量技术》，《考古与文物》1995年6期。
(45)《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
(46)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266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47)董鸿闻、梅兴铨等：《规矩镜和汉代的测量技术》，《考古与文物》1995年6期。
(48)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268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后世影响较大的读法，如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左丞相印、中尉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