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懋镕
一
日本考古学与历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三角缘神兽镜的由来问题。自富冈谦藏以来，以梅原末治、小林行雄、木通口隆康、西田守夫、福山敏男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学者，根据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即《魏志·倭人传》的记载，魏朝皇帝于景初三年赠送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铜镜百枚”，主张这批铜镜就是三角缘神兽镜①。而三角缘神兽镜主要在奈良、京都、大阪、兵库一带(畿内)出土，这无疑为邪马台国“畿内说”提供了有力证据②。
70年代后期，随着三角缘神兽镜出土量增加，超过300枚，于是有学者提出怀疑，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制作的③。嗣后，中国学者王仲殊先生作了详细分析和论证，主张它是东渡日本的吴国工匠所为④。1986年10月8日，京都府福知山市广峰十五号古坟出土了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⑤。王仲殊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景初四年”这个年号。魏明帝于景初三年死去，当年齐王芳即位，来年改元即为“正始元年”。“景初四年”这个年号之所以出现在三角缘盘龙镜上，合理的解释是：亡命日本的吴国工匠在不知道魏国已开始启用新的年号的情形下，势必继“景初三年”三角缘神兽镜之后又制作了“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⑥。王仲殊先生的主张震聋发聩，在日本社会，尤其是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的出土无疑给三角缘神兽镜的传统说法出了难题。此后，支持东渡吴国工匠制作说的日本学者渐趋增多，“畿内说”面临严峻考验。
近十年来，一大批原先反对东渡工匠制作说的日本学者或保持缄默或转而支持东渡说，一部分固守旧说的学者由于缺乏新思路而无力反击东渡说，第三部分学者，主要是新近的年轻学者，干脆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去研究三角缘神兽镜的其它问题。故而在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由来问题上显出沉寂的局面⑦。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日本著名的考古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关注过这一问题，写出了难以胜数的论文和专著。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学者的加入，更形成一场国际论争。只是因为这个问题与中国的考古与历史的关系不那么重要，所以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发表专论的只有王仲殊先生等几位学者。
那么，是不是这个问题无法再继续讨论了呢?不。王仲殊先生前后用了近十年时间，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规模可谓宏大。但稍加分析，其中不无欠妥甚至错误之处。王先生的理论易于得到日本学界的赞同，那是因为日本学者对于包含三角缘神兽镜在内的中国铜镜以及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理解，毕竟不可能超出中国学者的认识水平。因此，固守旧说的日本学者难以对王先生的学说提出诘难。下面谈点个人的粗浅看法，并就教于王仲殊先生及两国学界同仁。
二
三角缘神兽镜为东渡吴国工匠制作说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基于王仲殊先生对景初三年陈是作镜和正始元年陈是作镜的铭文的理解⑧。1984年时，他的释读基本上是依照日本学者福山敏男的判读和隶定：
1景初三年镜：“景初三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师，地出，吏人，位至三公，母人讠(左)名(右)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2正始元年镜：“始元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自褾师，杜地命出，寿如金石，保子宜孙。”
长期以来，包括福山敏男在内的大部分学者的基本认识是：景初三年镜的制镜人是陈是，他原是京城的镜师，在杜地(据正始元年镜铭补出)作了这面镜。正始元年镜的制镜人也是陈是，他原是州的镜师，制镜的地点也在杜。王仲殊先生同意福山敏男先生对两镜铭文的判读和隶定，但不赞成上述的基本认识。他反对把“杜”字看作名词，而作动词讲，其意为“闭塞、隔绝”。镜铭中的“杜地”可以解释为“隔绝境地”。“命出”二字是“令其外出”的意思。总而言之，“杜地命出”四字实有“绝于故地，亡命而出”的含义。⑨过了一年，王仲殊先生又发现景初三年镜的“地出”应是“绝地亡出”，与“杜地命出”含义一样(10)。并由此而演绎出陈是亡命而出，东渡日本，在岛国制作这批三角缘神兽镜的故事。这种解释貌似有理，实际上有违于中国铜镜以及铭文的性质与功能，有违于中国古文句的习惯用法。
这里不得不从铜镜的基础知识谈起。中国铜镜是中国青铜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青铜容器诞生之前，铜镜就出现了。和其它青铜器一样，铜镜在殷商西周之时是王室和高级贵族的专用品，平民无缘使用。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奴隶制社会的解体，铜镜与其它青铜器一样，逐渐商品化，一般的贵族也得以使用。到了汉代，铜镜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使用更为普遍。作为日用品，主人生前使用它，死后又一同埋入墓中。但它不同于一般的专用随葬品，作为流通使用的商品，它必须从形式到内容都迎合大众的胃口。关于这一时期铜镜的性质与功能，它自身的铭文便是最好的说明。纵观两汉魏晋南北朝铜镜铭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一、宣扬铜镜的自身质量，犹如现今社会作商品广告，最清楚地表明了铜镜的商品属性。
“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
“见日之光，长乐未央”；
“清冶铜华以为镜，丝组杂謝以为信，清光明兮宜佳人”；
“汉有善铜出丹阳，用之为镜青(清)如(而)明”；
“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
“尚方作竟佳且好，明而(如)日月世少有”；
“熹平二年正月丙午，吾造作尚方明竟兮，幽氵柬三商，州刻无极，世得光明，买者富贵，长宜子孙延年兮。”
二、祈求富贵、长寿、高官、厚禄、家族兴旺的吉祥语，这既是铜镜制作商对使用者的赞誉，也是在替使用者许愿，与上述第一类相近，有类于广告语：
“买者大富且昌”；
“买者大富，长宜子孙，延年命长”；
“长吏买竟，位至三公，古(贾)人买竟，百倍，田家大吉”。
“服者大吉，生如山，不知老”；
“服者老寿，作者长生”；
“长富贵，乐无事，日有熹，宜酒食”；
“君宜高官，位至三公，大利”；
“永安四年太岁已巳五月十五日庚午，造作明镜，幽氵柬三商，上应列宿，下辟不详(祥)，服者高官，位至三公，女宜夫人，子孙满堂，亦宜遮道，六畜潘伤，乐未。”
三、反映神仙道家思想，其目的在于追求长生不老，与上述第二类有内在联系：
“上太山，见神人，食玉英，饮醴泉，驾交龙，乘浮云”；
“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
“尚方御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贵，寿敝金石如侯王兮”；
“吕氏乍竟世少有，东王公、西王母，仙人子乔赤诵子，车马辟邪在左右，为吏高升贾万倍。”
四、表达男女相思之情：
“长相思，毋相忘”；
“心思美人，毋忘大王”；
“与天无极，与地相长，欢乐未央，长毋相忘”；
“君有行，妾有尤(忧)，行有日，反(返)无期，愿君强饭多勉之， (仰)天大息，长相思，毋久(文未铸完)”；
“君行卒，予予志，久不见，侍前希(稀)”。
五、向往国家安定，生活和平：
“李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龙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克(羌)除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缺)，官位尊显蒙禄食，长保二亲乐无已”。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转录如此众多的铜镜铭文，是要说明铜镜铭文所反映的人们追求富贵、长寿、幸福、安乐、爱情和名利的思想，是当时社会信仰、理念的写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正因为如此，铜镜铭文才能为全社会所容许、接受，这与铜镜的商品功能是相吻合的。
包括铜镜在内的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青铜器铭文与殷周青铜器铭文有本质的差别。殷周青铜器如著名的利簋、何尊、大盂鼎、墙盘、毛公鼎、散氏盘、秦公簋、栾书缶、中山王謞鼎等，其铭文叙述的是特殊事件，往往把个人的独特经历(如战功)和思想情怀写进去，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一般的青铜器铭文只是铸着“某某作器”，“某某为某某作器”，铭文虽然短小，但内涵明确而完整(11)。两汉魏晋南北朝铜器主要以商品形式出现，只记载铜器的制作机构(或人)、制作地点以及重量、容量等。此时的铜镜铭文也是千篇一律、内容空泛，不追求铭文的完整性，时有删节。有时有加字现象，仅仅为了填充布字不足的空缺，并无实际含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铜镜铭文不反映特殊事件。换言之，铜镜的制作者根本不可能、也不允许将个人的身世、特殊的遭遇，例如亡命而出，东渡日本的情状襈刻在铜镜上。况且当时的日本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人亡命日本乃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不幸，非如现在的中国人到日本去学习先进技术，光彩得很。所以制镜人即便亡命日本，也不会把这种耻辱永久地留在铜镜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面铜镜包含这样的特殊内容。
退一步，我们暂且按照王仲殊先生的思路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当作特例来研究，看看有没有记载特殊事件的可能性。
陈是作景初三年镜除了上述外，还有一枚(12)。铭文稍有不同：
“景初三年，陈是作讠(左)名(右)讠(左)名(右)之，保子宜孙。”
另外还有两枚景初四年陈是作镜，铭文是：
“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作镜，吏人讠(左)名(右)之，位至三公，母人讠(左)名(右)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以上三枚铜镜与前述两枚铜镜都是陈是所作，时间只限于景初三年与正始元年(景初四年)两年间，但这三枚铜镜却没有“自有经述，本是京师，地出”或“自有经述，本自謟师，杜地命出”字样，换言之，这句所谓至关重要的话是可以省略的，这句话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意义。这符合我们前边阐明的铜镜铭文的性质与特征。
如果说制作三角缘神兽镜的陈是当时已亡命日本，那么以此推理，同时制作三角缘神兽镜的还有张氏、王氏，他们也应该亡命日本，但为什么在他们制作的三角缘神兽镜上根本看不到与“亡命而出”有关的铭文呢?
景初三年镜铭同正始元年镜铭非常接近，一是“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师，地出”，一是“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自謟师，杜地命出”。我们同意王仲殊先生的意见，“謟师”即“州师”，与“京师”相对，即州的镜师(13)。这是陈是在表明铜镜出自何等级别的镜师之手，其目的无非是宣扬铜镜质量的可靠性，让使用者放心。“杜地命出”是承接“本自謟师”的。按照中国铜镜铭文的构成习惯，四字一句，上下相承，如“铜出徐州，师出洛阳”，“吏人讠名之，位至三公”，“母人讠(左)名(右)之，保子宜孙”之类。“杜地”与“謟师”相应，词性应为名词，作地名讲。“命”者，按《说文》解释“使也”，“杜地命出”是“出自杜地”的意思。串连起来讲是说陈是本为州的镜师，而镜子是在杜地制作的。向买者说明其制作者与出产地，是商品属性的表现。与之相对，景初三年镜的铭文应隶定为“本是京师，杜地之出”。仔细观察景初三年镜，“杜”字写法与正始元年镜的“杜”字非常接近，作为偏旁木字的一长竖十分明显，不可能与“绝”字有关。第三字字形显然与“亡”字不同，而与“之”字接近。“杜地之出”与“杜地命出”意思一样。这样解释，不但照顾到中国铜镜的功能，也与铜镜铭文的内容与格式相适应。
如果按照王仲殊先生的解释，“本自謟师，杜地命出”，“本是京师，绝地亡出”，则“杜地命出”或“绝地亡出”起句非常突然，好端端的京城镜师(或州的镜师)怎么突然亡命而出了呢?接下来又未作解释，意义上与“吏人讠名之，位至三公”或“寿如金石，保子宜孙”衔接不起来。读起来也很别扭。
陈是制作的这几枚镜属于纪年铭镜。有的纪年铭镜仅记载制作年代，完整的纪年铭镜包括年份、制作人及制作地点三要素，这三要素巧妙地镶嵌在整篇铭文中，与其它内容浑然形成一体，通顺流畅。例如：
1黄武七年七月对置式神兽镜：“黄武七年七月丙午朔七日甲子纪主治时，大师陈世严作明镜，服者立(位)至公。”
2黄武六年十一月重列式神兽镜：“黄武六年十一月丁巳朔七日丙辰，会稽山阴作师鲍唐，镜照明，服者也宜子孙，阳遂富贵，老寿
，牛马羊，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服吾王，干昔。”
3黄龙元年七月重列式神兽镜：“黄龙元年太岁在已酉七月壬子〔朔〕十〔三〕日甲子，师陈世造作百氵柬明竟，其有服者，命久富贵，宜。”
4黄龙二年七月重列式神兽镜：“黄龙二年七月丁未朔七日癸丑，大师鲍豫而作明镜，玄氵柬三〔商〕，灭绝孚秽，服者高迁，位至竹帛，寿复〔金〕〔石〕也。”
以上镜铭，文义完整，上下相贯，且往往押韵，读来朗朗上口，绝无突兀之感。尤其是黄武六年十一月重列式神兽镜，首先道明“会稽山阴作师鲍唐”，点出制镜人及其籍贯，而后又曰“家在武昌”，巧妙说明此镜的出产地，“可见鲍氏和唐氏从会稽山阴被征调在武昌安家落户，以从事铜镜的铸造(14)”。作铭者在表达人类普遍的思乡之情的同时，相当机敏地道出铜镜的由来，前后文句自然衔接，天衣无缝。在某种意义上，景初三年铭镜、正始元年铭镜和黄武六年十一月重列式神兽镜相类似，陈是本是京城(或州)的镜师，后来在杜地制作了这批三角缘神兽镜。
总而言之，上述五枚纪年铭三角缘陈是作镜与其它铜镜一样，其铭文显示的是它们作为商品的属性，与所谓在日本制作毫无关系。即便制镜人是吴国工匠，也无助于说明其产地在东瀛之国。
三
三角缘神兽镜为东渡吴国工匠制作说的最后完成，得力于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的出土。但如前所言，既然景初三年镜与正始元年镜铭并未显示它们是在日本制作的，那么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的问题就需要重新讨论。
不错，在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景初四年这个年号，只有景初三年，接下来便是正始元年。面对这个问题，一部分日本学者提出“预制说”，即这两枚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是魏国为了赠送倭王，在景初三年预先制作的(15)。为此，王仲殊先生予以反驳：“魏明帝是在景初三年正月初一日死去的，新皇帝立刻即位，谁都知道来年必定要改元。”“不论改用什么新年号，‘景初’这一旧年号是绝对不能继续使用的(16)。”我们发现：双方在论争的过程中忽视了一个细节问题，就是改元——新年号启用的具体时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两汉魏晋时期改元的历史演变轨迹。
在中国历史上，以帝王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在《汉书》的帝王本纪中，有西汉时期改元的记载，但十分零星。如元凤元年八月“改始元为元凤”，神爵元年三月改元康五年为“神爵元年”，竟宁元年春正月“改元为竟宁”，河平元年春三月改元为“河平”。至于新皇帝即位之后，何时下诏改元，则无记载。例如：汉武帝于后元二年二月丁卯崩，戊辰，昭帝即位。来年为始元元年，但改元诏书颁布日期不晓得，只记载后元二年“夏六月，赦天下”。昭帝于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崩，宣帝于七月庚申即位。九月，大赦天下。来年为本始元年，也未记载何时下诏改元。东汉时期关于改元的记载较西汉为多，在《后汉书》帝王本纪中，关于新皇帝即位后何时下诏颁布新的年号，仍无记载。如光武帝于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崩，同日，明帝即位。来年为永平元年。只记载：中元二年夏四月下诏赦免。明帝于永平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崩，同日，章帝即位。来年为建初元年，也未记载改元日期。直到东汉末年，这一情形没有改变。显然，两汉时期尚处于帝王年号纪年的初级阶段，制度并未完善，诸如新皇帝即位后何时颁布新年号，何时启用新年号，尚未固定下来。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两晋时期的改元情况。《晋书·帝纪》记录如下：
一、西晋：
1.晋武帝于太熙元年四月己酉崩，是日惠帝即位，大赦，“改元为永熙”。
2.惠帝于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崩，怀帝于同月癸酉即位。“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
3.怀帝于永嘉七年春正月丁未崩，愍帝于建兴元年夏四月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二、东晋：
1.晋元帝于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太兴元年三月丙辰即皇帝位，“於是大赦，改元”。
2.元帝于永昌元年十一月闰月己丑崩，明帝于庚寅即位，大赦。太宁元年三月戊寅朔，“改元”。
3.明帝于太宁三年闰八月戊子崩，成帝于同月己丑即位，大赦。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
4.成帝于咸康八年六月癸巳崩，康帝于同月甲午即位，大赦。“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
5.康帝于建元二年九月戊戌崩，穆帝于同月己亥即位，大赦。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改元”。
6.穆帝于升平五年五月丁巳崩，哀帝同月庚申即位，大赦。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
7.哀帝于兴宁三年二月丙申崩，丁酉海西公即位，大赦。
8.废帝(海西公)于咸安二年正月降为海西县公。简文帝于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位。
9.简文帝于咸安二年七月己未崩，同日孝武帝即位。宁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
10.孝武帝于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崩，辛酉，安帝即位，大赦。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改元。
11.安帝于义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崩，恭帝于是日即位，大赦。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西晋时《帝纪》已明确记载新皇帝即位后改元一事，只是时间不固定，或在登基之时日，或在来年正月。而东晋时新年号颁布日期已渐成定制，在新皇帝登基来年的正月。从此以后，凡新皇帝即位，新年号均从次年正月启用，遂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而三国魏时，正处于两汉与两晋之间，即改元制度形成的过渡阶段。当时人们对于改元的概念，远没有后世那样明确。何时改元，不仅百姓不知道，贵族官吏也不清楚。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要把历史看作是流动的，不断发展的(17)，作为一种制度，改元制度也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严格到严格的渐进过程。这一点需要说明。
其次，魏明帝死后，齐王芳即位。诏书于景初三年十二月颁布，说明来年改为正始元年，换言之，“正始”这一新年号的启用是景初三年末才决定的。考虑到当时通信传递手段的落后，远离京城，穷乡僻壤的人们可能要到正始元年正月或者更晚的时候才知道魏朝改元。我们认为景初三年及正始元年三角缘神兽镜，还有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极有可能是吴国工匠受魏国之托，在远离魏国都城的某地制作的，这可以比较完满地解释为什么这批三角缘镜具有吴国铜镜的风格却缀上魏的年号这一问题。魏明帝是景初三年正月去世的，作镜者肯定知道这一点，正始元年镜的出现，也说明陈是知道魏朝改元一事。问题在于时间差。如果陈是在正始元年的头几个月制作景初四年镜，虽然知道要改元，但在不知道启用何种新年号的前提下，自然不能杜撰新年号，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继续使用旧年号，顺延一年。(附带说明一点：“景初四年五月丙午”并不意味铜镜就制作于五月丙午)，后来得知新年号，又作了正始元年镜。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的制作时间在景初三年与正始元年三角缘神兽镜之间。所以，预制说并非没有道理。至于为什么陈是急于在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上注明制作日期，其中恐怕有很复杂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探索，非如王仲殊先生所言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王仲殊先生在说明中国人留居国外，仍然使用中国的年号时，举出东晋时中国人在高句丽境内营建坟墓，在墓砖铭文和墓壁题记中使用东晋年号一例。由于高句丽远离中国的江南，这些中国人不能及时得知东晋皇帝改元之事，所以使用的年号如“泰宁五年”(泰宁共四年)“咸和十年”(咸和共九年)等，都比实际年号的年数延长了一年。王先生以此来说明这与陈是在日本制作了景初四年三角缘盘龙镜的情形是相同的。我们认为这样的类比并不妥当，它忽视了两类性质不同的文物。墓砖和墓壁是为死者制作的，墓砖铭文和墓壁题记所显示的年号，是死者的忌年，而这些死者又非达官贵人，它们不可能提前许多时日制作，况且都是在当地制作的，不可能千里迢迢从中国运去。因此，制作者在远离中国江南、信息不灵通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旧年号是可以理解的。而铜镜则不同，它是商品，是可以流通，甚至不远千里来到日本的。它出现在日本，并不意味它的制作地点就在日本。它完全可以在中国国内的某个地点制作。
四
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在现已出土的300枚三角缘铜镜中，有纪年的只有5枚，而且这5枚铜镜均出自同一制镜师——陈是。纪年年号也相连，即景初三年镜、景初四年镜(即正始元年镜)。人们不禁要发问：三角缘镜很多，为什么只注明景初三年和正始元年?陈是作的镜也很多，为什么只注重这两年?纪年镜之所以纪年，就因为所纪之年发生过值得纪念的事件。那么，我们不妨来查阅一下文献，看看这两年发生过什么重要事件。
据《魏志·倭人传》有这么一段记载：
景初二年(应为“三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
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十张，
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
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襔诏赐金、帛、锦、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其四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
衣、帛布、丹木、
、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绶。其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襔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帛二十匹。
由上述记载可知，这两年中，中日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倭女王派使者来洛阳向魏朝皇帝朝贡，而中国方面则向倭女王赠送了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大批礼物。铜镜赠送的时间恰恰与三角缘神兽镜上的纪年吻合，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除了记载倭国与魏国的关系外，还谈到乌丸、鲜卑、夫余、高句丽、东沃沮、挹娄、、韩等与魏国的交往。两者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差别：
一、当时魏国与倭国之间无任何争端，而与乌丸、鲜卑、高句丽、东沃沮、、韩时有战争发生。
二、魏国也封赏其他国家的国王，如魏文帝拜鲜卑步度根“为王”，“立柯比能为附义王”，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但均不如对倭之封赏隆重、丰厚。这表现在：
1.在对倭国的封赏中，引人注目的是大段引用诏书原文，篇幅之长，在《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是绝无仅有的。
2.诏书用词很特别，如“汝所在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所以“我甚哀汝”，在赐物之后又说“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充满了爱怜的情感。
3.诏书中提到的赐物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对倭王贡物的回报，这是礼仪性的；另一部分是特赐品，并说明“郑重赐汝好物也”，换言之，赏赐给倭女王的特赐品是她平素最喜欢的物品，可见魏国对倭国用情之深。这样的特殊赏赐在中国史书中实属罕见。
三、倭国与魏国往来频繁，从景初三年开始，正始元年、正始四年、正始六年、正始八年，倭王多次派使者朝见魏朝皇帝，献上贡纳，而魏朝皇帝回报丰厚。
显而易见，三国魏时，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非常之好，远远超过了与其它国家与地区的关系。
纵观中国古书，记载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篇章，如《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后汉书·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传》等很多。但是像《魏志·倭人传》这样生动感人的记载还是很少见的。在此之后，《晋书·四夷传》关于倭国的记载极短，如“宣帝之平公孙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带方朝见，其后贡聘不绝。及文帝作相，又数至。泰始初，遣使重译入贡”。《北史》倭条所记稍长，但言贡纳，也未具体道出有何赏封。《南史·夷貊下》记晋安帝时，有倭王赞遣使朝贡。及宋武帝永初三年，诏曰：“倭赞远诚宜甄，可赐除授”。以后多次受封，但也未言及有何特殊赏赐。《隋书》所载与《北史》近，仅记大业三年，倭国遣使朝贡。《旧唐书》记载简略，新内容如“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
《北史》倭条记载开皇二十年，当隋文帝听到“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时，不高兴地说“此大无义理”。《隋书·东夷传》记载大业三年，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隋炀帝览之不悦。《旧唐书·东夷传》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总之，从这些记载来看，关系时有不融洽处。
《三国志》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纪传体史书。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此书一出，即获得很高评价。“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19)。”“中书监荀褼，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20)”。北魏著名学者崔浩也盛赞：“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21)。”其中虽有溢美之词，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如裴松之所言：“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22)。”就是说《三国志》叙事有时过于简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三国志》的简略正说明它注重于重大事件与主要情节的叙述，而将次要部分删却。正因为魏朝皇帝送礼物给倭女王卑弥呼是当时的一件大事，“一向简略”的陈寿才不惜笔墨，大段描写，并直接引用诏书。充分表明当时魏国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总而言之，《魏志·倭人传》可视为中日关系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诏书中引人注目的赠品是“铜镜百枚”。中国古代王朝向其他国家赠送铜镜，而且是数量巨大的一百枚，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那么，这是一批什么样的铜镜呢?史书没有记载，但既然作为特赐品，它应该具有如下特点：
一、质量好：既然是特赐品，一定是比较好的铜镜。铜质优良，铸造精致，花纹、铭文清晰。对此，王仲殊先生认为“质量未必精美”，理由有两点，一是当时魏国经济困难，二是铜镜百枚与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相提并论，在礼品单中的地位不高(23)。诚然，当时魏国处于经济恢复阶段，但魏国毕竟是大国，经济实力较吴、蜀为强。试看一下礼单，排在铜镜前的礼物种类之多，物品之珍贵，就可以明白当时魏国有实力拿出一百枚好铜镜。况且诏书中言及“赐汝好物”，铜镜是日本最崇尚的三大国宝中的第一国宝，所以作为礼品的这一百枚铜镜决不是寻常的铜镜。至于为什么铜镜排在锦、绢、金、刀之后，是因为它在当时魏国人眼中没有那么崇高的位置，这正是中日文化差异之处，不可不详察之。
二、具有时代特征。很难设想当时赠送的铜镜是式样、纹饰陈旧的铜镜，它应是能体现当时工艺水平和思想信仰的新铸品。
三、尺寸。作为特赐品，这批铜镜的尺寸不会小。当时倭人也喜欢比较大的铜镜，试看日本九州平原遗址出土的4枚46.5厘米的特大型日本制铜镜(日本弥生时代铜镜)及其它大型铜镜，就会明了“赐汝好物”的含义，我们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正符合以上条件，是魏国送给倭国的礼品。有文献可以为证。而王仲殊先生的东渡吴国工匠制作说在古书中找不到证据。
五
铜镜不是布帛，纵然埋在地下也不会腐烂，纵然生锈也不会消失得了无踪影。特赐品中的两口刀未问世，那是因为数量太少。铜镜百枚，数量巨大，肯定有相当一部分已面世。况且它是特赐品，魏国皇帝在诏书中说得很清楚“悉可以示汝国中人”，所以倭王一定会将其一部分留作自己的随葬品，一部分分赐臣下。这批铜镜自然会在日本古坟时代高规格的墓葬中出土。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日本古坟前期出土铜镜的情况。迄今为止，出土中国铜镜的日本前期古坟很多，为了便于比较，我们选择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墓葬(包括少量祭祀遗址)。选择的标准是：
一、时间范围：圈定在古坟前期。因为倭女王卑弥呼在位时间也包容在其中。当然这批铜镜中的一部分也可能使用到古坟中期或者后期，但大部分铜镜在古坟前期使用。
二、数量范围：出土3枚以上(包括三枚)铜镜的墓葬或祭祀遗址，因为一般来说，出土3枚以上铜镜的墓葬就是比较重要的墓葬，具有代表性。从3枚铜镜中大致可以看出种类、组合等相互间的关系，便于比较研究。
三、只出仿制铜镜的墓葬不收，因为赠品中不包含仿制品。
四、诸如传闻某地某墓葬出土，资料来源不确实者不收。
五、只出日本铜镜(倭镜)的墓葬不收。
(见附表)
从表中可见，所列76座墓葬和一处祭祀遗迹出土的中国铜镜种类有：方格规矩镜、内行花文镜、兽首镜、夔凤镜、位至三公镜、盘龙镜以及三角缘神兽镜。已有学者指出，除了三角缘神兽镜外，其它铜镜都不甚精致，有的数量太少，有的面径太小，不像是中国皇帝送给倭王的礼物(24)，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在这些铜镜中最引人注目，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三角缘神兽镜。
一、出土量大：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墓葬和祭祀遗迹共有56处，占总数的72.7%。换言之，近四分之三的墓葬和遗迹出土了三角缘神兽镜，即墓葬的主人——当时地位比较高的首领中的大部分首领都把它作为重要的随葬品看待。
二、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墓葬规格高：愈是大的墓葬，出土三角缘神兽镜愈多。同理，出土三角缘神兽镜多的墓葬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大。如椿井大冢山古坟出土36枚，其中三角缘神兽镜32枚，占总量的88.8%。坟长185.0m(25)。佐味田宝冢古坟出土36枚，其中三角缘神兽镜13枚，占总量的36.1%(其中有不明镜8枚，所以三角缘神兽镜的数目或许超过13枚)。坟长111.5m。樱井茶臼山古坟出土21枚，其中三角缘神兽镜10枚，占总量的47.6%。坟长207.0m。新山古坟出土34枚，其中三角缘神兽镜9枚，所占比例稍小些，因为新山古坟年代要比上述三个古坟晚。坟长137.0m。西求女冢古坟长110.0m，年代比较早，虽然只出土12枚，但三角缘神兽镜7枚，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三、仿制镜的地位：当时倭国非常喜爱中国制的铜镜，即舶载镜。但舶载镜毕竟数量有限，于是仿制镜应运而生。人们总是喜欢仿制自己所钟爱的铜镜，哪一类舶载镜受宠爱，它的仿制镜也就特别多。从仿制镜的种类与数量可以看出哪一类舶载镜在人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上表统计，数量最多的三类仿制镜是：三角缘神兽镜34枚，内行花文镜29枚，方格规矩镜15枚。显而易见，仿制的三角缘神兽镜仍然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宝物。出土仿制三角缘神兽镜比较多的墓葬如一贵山钅兆子冢古坟，坟长103.0m，形制巨大，规格高。高规格的墓葬出土相当多的仿制三角缘神兽镜，无疑在向人们昭示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重要作用。
四、出土状态特别：例如新泽千冢古坟群包含10座出土铜镜的墓葬。其中只有500号墓出土了三角缘神兽镜，而这座墓是该墓群中最大的一座，坟长62.0m。该墓出土铜镜6枚，其它5枚相互迭压，而只有三角缘神兽镜赫然放置在最显眼的地方，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三角缘神兽镜在古坟前期铜镜随葬墓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这是日本考古的事实。众所周知，从日本弥生时代到古坟终末期，出土了各种类型的铜镜。但是没有一类铜镜像三角缘神兽镜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出土在高规格的墓葬中。如果说它只是东渡的吴国工匠在日本的制作物，很难设想它会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唯一可行的解释是：它作为中国魏朝皇帝送给倭女王的特赐品，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使命。倭女王把它作为一种地位与权力的象征物分赐给臣下，只有地位较高的首领才能得到它(26)。在他们死后，三角缘神兽镜又作为神圣的法器被埋入墓中，在阴间继续护它们的主人。
本文写作得到木通口隆康、河上邦彦、前园实知雄、卜部行弘、宫原晋一、清水康二以及胜部明生、茂木雅博、谷謡信、广川守、加藤隆也、森下章司、黄晓芬等先生的帮助，深表敬意。
1996年10月初稿于日本奈良县立原考古学研究所
1997年6月定稿于西北大学
［注释］
①富冈谦藏：《古镜の研究》，大正九年。
梅原末治：《本邦古代的状态に对する考古学的研究に就こて》、《史学杂志》三六——五·六，大正十四年。
小林行雄：《三角缘神兽镜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纪要》13，昭和四十六年。
木通口隆康：《三角缘神兽镜综鉴》，平成四年。
西田守夫：《三角缘神兽镜の形式系谱诸说》，《东京国立博物馆纪要》6，昭和四十五年。
福山敏男：《景初三年·正始元年三角缘神兽镜铭の陈氏と杜地》，《古代文化》26の11，一九七四年。
②高桥健自：《考古学上すリ观たる邪马台国》，《考古学杂志》12—5，大正十一年一月。
③古田武彦：《ここい古代王朝あソま》，昭和五十四年六月。
森浩一：《镜》，昭和五十三年。
④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一九八一年四期。
⑤崎山正人：《广峰十五号坟の调查》，《谜の镜》一九八九年；《马尺南地区发掘调查概要——寺、段，古坟群，广峰古坟群》，一九八七年。
⑥王仲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考古》一九八七年三期。
⑦参阅木通口隆康《三角缘神兽镜综鉴》，平成四年。
⑧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考古》一九八四年十二期。
⑨同⑧。
(10)王仲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铭文补释》，《考古》一九八五年三期。
(11)张懋钅容：《青铜器鉴赏》，广西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
(12)末永雅雄：《和泉黄金冢古纹》，《日本考古学报告》第五册，一九五四年。
(13)同⑧。
(14)王仲殊：《“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考古》一九八七年七期。
(15)参见日本《每日新闻》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夕刊)(10)，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二日(日刊)(12)。
(16)同⑥。
(17)张懋镕：《西周南淮夷称名、军事考》，《人文杂志》一九九○年五期。
(18)同⑥。
(1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陈寿传》，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
(20)东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一九八四年七月。
(21)北齐·魏收撰《魏书·毛修之传》，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
(22)南朝·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卢弼《三国志集解》，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23)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考古》一九八四年五期。
(24)同(23)。
(25)奈良县立原考古学研究所编《新泽千冢古坟群》，昭和五十六年。
(26)小林行雄：《三角缘神兽镜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纪要》13，昭和四十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