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大国，而一个国家的强大，主要取决于以军事、经济等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发展。唐代由于历时较久，因而国力兴衰交替，国情复杂多变，但从当时世界范围和亚洲格局来看，欧洲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在封建强国发展上还远远落后于唐朝，东罗马帝国除查士丁尼时期短暂强盛外，很快被阿拉伯帝国入侵所打断。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迟至8世纪才逐渐形成封建制。印度大戒日王之后次大陆陷入分裂局面，日本的“大化改革”亦在模仿隋唐制度。所以，唐朝前期国力强大，疆域辽阔，较强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高水平制度文化使周边各族与亚洲各国争相与其交往。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对其综合国力的研究也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一、唐代国力与周边各方的较量
自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之后，存亡与安危，就成为统治集团密切关注的首要问题，在长期的阶级社会中，国家的强盛往往与城市和军事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盛强的国家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或以战争抵御外来侵略和颠覆，或以武力镇压国内敌对集团的反抗与叛乱。军力强则国家兴，成为当时各国国力维持的基本原则。
唐朝也是如此。李唐军事贵族集团夺取杨隋政权之后，经过长达10年之久的激烈战争，才使全国恢复了统一。对于一个以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为核心的新王朝来说，夺取政权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巩固政权。然而，李唐王朝在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即倾全国大量的财力、物力接连数十年发动了对突厥、吐谷浑、吐蕃、高昌、薛延陀、高丽、焉耆等边疆诸国的远征。贞观四年(630)，各族君长推为“天可汗”的唐太宗，取得了西北各部族最高宗主权和仲裁权，但他一方面“以夷制夷”控制周边各部族，另一个方面仍继续直接出兵攻城拓地，将唐帝国的疆域向四方扩展。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继续进攻突厥、远征高丽、重设安西四镇，击败铁勒、征服百济，设迁瀚海都护府(蒙古哈尔和林)、云中都护府(内蒙和林格尔西北)、安东都护府(平壤)，并屡次与吐蕃大战于青海。一直到武则天时期，仍征战不断，调动频繁，局部战争连续不停。
那么唐初对外战争的动因是什么?动用国力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其一可能是迫切想在外部世界面前树立起自己强有力的形象、威慑周围部族与国家；其二可能是确立其“天可汗”霸主的中心地位，并借此来稳固提高关陇军事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正统皇权的威望；其三是通过战争拓疆争地，获得贸易重利和农牧实惠。
然而，战争需要征集大批的军需物资，需要财政上经费的支撑，需要动员一切经济力量来承担军事耗费。唐朝政府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补充国库的支出，只能增加对广大人民的榨取，史载：“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①。“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②。在初唐“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户口未复，仓禀尚虚”③的情况下，唐王朝连续对外用兵，这说明当时来自外部的威胁太大，不得不倾国力来应付周边诸族和诸国的挑战，以上所说的几点仅是战争胜利后的结果，而不是战争发起的原因。
一些史学家评论唐初统治者不惜诉诸武力，发动战争，是帝王好大喜功虚荣心的驱使，是侵略性的战争，是没有国内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巨大灾难等等，这无疑都是一厢情愿和不切历史实际的看法。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哪一个不清楚战争会给人民带来困苦万分?规模浩大的战争动辄就是军队几万、几十万，战舰几百艘或上千艘，加上募征运丁、水手、粮食、武器，对于建立不久的唐帝国来说，经济上确是难以承担的。唐王朝之所以动用国力进行战争，就是要彻底清除其周围诸敌的威胁和潜在较量，保卫唐帝国的安全与发展，维护一条和平宁谧的边界。
我们不妨先看看初唐周边的各国大较量格局。
北方的突厥汗国虽在隋朝时已臣服于中国，但随着隋朝内乱灭亡，为其重新崛起并成为亚洲大陆北方的霸主提供了机会，不仅反隋各种政治力量向突厥称臣，而且唐高祖、唐太宗也与突厥联盟，并不断献礼纳贡笼络突厥可汗。面对突厥百万大军的袭扰压力和不断索取财物，唐王朝甚至想从长安迁都躲避。仅武德七年(624)到九年(626)两年间，突厥就入侵35次；突厥骑兵曾几次攻掠至渭河。贞观三年(629)，突厥内部分裂后，唐朝才兵分六路开始反击突厥，终于将北突厥汗国灭亡，以此改变了北亚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均势格局。
中亚西突厥汗国统辖着南至克什米尔，北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它西接波斯萨珊王朝，东到甘肃玉门关，西域各国和中亚各绿洲小国都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是控制丝绸之路中段的霸主。其中如高昌多次阻止西域诸国与唐的往来，贞观十四年(640)被唐讨平。接着唐又攻占了焉耆、龟兹等国，迫使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向唐请婚，唐太宗提出“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④。其意图就是要夺取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权。经过30多年的征战，终于将西突厥灭亡。
与唐朝几乎同时兴起的吐蕃，从贞观年间就开始以强悍姿态出现在亚洲竞争舞台上，连年进攻唐朝西部、吐谷浑和西域，竭力扩大西羌诸部统一和青藏高原以外的势力。由于唐王朝这时集中兵力在对付西突厥和高丽，所以使吐蕃乘机开疆拓土。唐高宗时，唐朝军队两次在青海被吐蕃打败，安西四镇也因吐蕃进攻放弃，从而形成了唐、蕃长期抗衡的定局，直到晚唐才衰落下去。
东北亚的高丽，除在朝鲜半岛上控制百济、攻击新罗外，在隋代就试图与突厥联盟，以形成遏制中国和摆脱汉人影响的战线。唐初高丽军事统帅泉盖苏文更以对唐强硬闻名，并执行向唐对抗的挑战政策，试图确立在东北亚的霸主地位。唐王朝在对高丽采取高压外交无效后，动用国力分陆海二路出兵伐讨高丽，但没有达到最终征服的目的，反而刺激了高丽的扩张，连续向契丹、新罗进攻，直到唐朝与新罗联盟后，乾封三年(668)才征服了高丽，在此前还灭亡了百济，在白江口打败了日本。但不到10年，新罗又统一了朝鲜半岛，迫使唐军退出。东北亚对抗格局虽逐渐消失，可唐朝试图彻底同化朝鲜的目的被一直搁浅。
从东亚、中亚较量的格局来看，唐王朝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和其他民族、国家进行实力竞争，甚至产生冲突。战争则是国际冲突的一种最高形式，是国际关系发生不可协调矛盾时寻求解决的一种手段。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分化组合中斗争非常尖锐，突厥汗国的实力衰落了，但吐蕃却成了“心腹之患”；高丽、百济瓦解了，新罗却兴起了；吐谷浑灭亡了，回纥等却开始活跃。总之，旧的战略格局被打破后，新的过渡的国际新格局又进行调整。
从7世纪后半叶起，唐朝面临最强大的对手是吐蕃，吐蕃人对河西走廊到四川唐境形成了一条弧形的压力，同时在西域积极与西突厥余部连兵攻唐，此后又与突骑施联盟同唐朝多次较量。唐军虽在天宝年间反击吐蕃取得全面胜利，但乘着安史之乱爆发劲旅撤离，吐蕃又向唐境进攻，不仅广德元年(763)一度攻陷长安，而且贞元八年(792)彻底占领了西域，唐朝在亚洲的大国地位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国力收复失土。
7—8世纪之交重新崛起的东突厥(682—745)也极力向西伸展势力，西突厥残余各部也在突骑施重新组合下乘势而兴，大食呼罗珊将军(今伊朗、阿富汗地区)屈底波在中亚军事扩张亦达到顶峰，唐朝在西域的压力又空前危急，不得不再次调整战略，从715年的拔汗那之战到天宝十二载(753)的大勃律之战，以及天宝十载(751)怛逻斯之战等著名战役来看，局部战争一直未断，多方争夺中亚、西域的控制权，以保护自身安全与既得利益。
东北方向的奚、契丹也在8世纪初崛起，多次侵袭河北等地，对唐构成强有力的威胁，唐朝为了对抗契丹，调驻大量兵力加强东北防守反击。
西南方向的南诏在唐扶持下统一后，积极向外扩张，反而与唐发生冲突，受到唐的抑制后，即和吐蕃联盟威胁唐朝西南边境达40多年，安史之乱后南诏更是借助自己的国力日强，乘机扩展疆土，曾以20万兵力攻袭剑南西川，829年又攻陷成都，掠人口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后对唐境侵扰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唐王朝广阔的疆土，使它在与邻邦的经常冲突中，被迫逐步建立起长久的大规模外围防御体系，设立的857个羁縻州府大大超过内地的328个州府，尽管出于民族利益加强军事力量以遏制游牧邻族侵入内地，但从战略考虑上肯定要超出唐朝边疆，以军事实力参预境外角逐，甚至争夺霸主控制权。在当时亚洲大陆国际之间的较量中，实力第一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基本原则。我们不同意一方面要国力强盛而另一方面又声称不要“穷兵黩武”的矛盾说法，也不同意加强边防是维护对外贸易交通的片面说法，因为对外贸易远远不能弥补军费的开支。
从古到今，一个简单又普遍的基本生存法则是，谁国力强大谁就会占据优势，一厢情愿的平等相处是没有的，各国地位平等的前提是实力。唐代历史已说明人口多寡和国土广博不再成为衡量“大国”与“小国”的实质标准，带有奴隶制部落组织性质的突厥、吐蕃等靠暴力掠夺夺取实惠的民族⑤，照样不是使泱泱大国的唐朝被动挨打吗?仅李唐建国12年内，几乎每年都遭受突厥骚扰，“突厥自恃强盛，抄掠中国，百姓被杀者不可胜计”⑥。只有唐王朝的军事实力才决定了其在东亚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发言权，所谓的“民族融合”、“邻邦友好”同样需要实力较量作为国家后盾。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只有“惟利是视”而决无空洞的徒有虚名的公道而言。
二、唐代综合国力的要素
综合国力是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的，每个朝代的特征与变动，反映到社会各个领域，必然会引起综合国力内涵的变化。在古代东亚各民族冲突和各国争夺霸权中，军事对抗导致军事力量成为综合国力表现形式的代名词，唐王朝正是凭借军事实力这个首选手段左右着周边的国际局势与民族关系，在当时依靠军事和经济力的强权政治才被赋予国力的真正含义。
我不否认，经济力是发展综合国力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但综合国力中最直接起作用的力量则是军事力，并成为综合国力发展中的先导。在古代，一个国家片面发展军事力会使其经济结构失衡，造成国力发展的各要素比例失调、错位，但在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冷兵器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引起战争以及决定战争的胜负，还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对比，因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突厥汗国、吐蕃等全民皆兵，可以不顾经济发展速度而单纯发展军事力也能称雄一时，它们也正是凭借军事实力成为唐朝的对手，以武力追求本国、民族的利益，并形成东亚、中亚的多极格局。
唐王朝从建立到衰亡，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局部战争、武力冲突一直没有间断，尽管有时联合有时利用，但盘马弯弓、枕戈待旦始终是国家头等大事，所以，军事实力在综合国力中是最直接起作用的主导因素，而经济实力则是国防和军队的根基。
目前，学术界关于综合国力要素的分析和测定有不同评估，但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政治实力、生存实力(指地理、人口、资源)等均被列为基础实力，并成为诸多综合国力论中较为主流的看法。我这里只谈二点。
第一、唐代的军事实力
唐代的军事实力首先表现在人数庞大，贞观十年时总数约68万人，天宝元年十节度边兵合计49万，马8万匹，其中北部边兵21万多，马3.4万多；西部边兵11.7万多，马2.7万多，西南边兵10.5万多，东北边兵3.7万多⑦。除府兵作为初唐军队骨干外，还有兵募、团结兵、土镇兵等。开元十年以后的长从宿卫、弓广骑、长征健儿以及中唐后的神策军、防秋兵等，都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尽管募兵制代替征兵制是中古兵制的重大演变，但唐朝军队无疑是当时亚洲大陆上最精良的劲旅。从作战能力上看，唐朝军队除有像李靖、李责力、侯君集、苏定方、裴行俭等战略指挥家外，还有一批像阿史那杜尔、契芯何力、高仙芝、哥舒翰等名帅番将。由于与游牧民族作战，唐朝的骑兵更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从贞观初到麟德中，养马“四十年至七十万六千匹”⑧，开元元年养马24万匹，开元十三年为43万匹⑨，如朔方军兵额10万，战马最多时达6万匹，天宝十三载，陇右牧马32.57万匹(10)，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正是唐军有着精锐的骑兵，才能长途奔袭、主动出击外线，从而使军力强盛。安史之乱后“国马尽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皆废”(11)，吐蕃士兵每人4匹马换骑，唐兵10人1马，直接导致了军事实力的下降。至于正规边军中的监牧马料、军器仗、军食、军衣赐及杂费等，都得到国家优待供给，甚至连战赏费、设宴费、医药费都保证配给，以提高官兵士气和军队战斗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李筌《太白阴经》卷四器械篇和《通典》卷一四八记载的兵器军械有所出入，但从士兵所配的武器来看，有甲、头牟、弓、弩、箭、佩刀、陌刀、戟、枪、棒、斧等冷兵器，其中唐四弓、七弩、伏远弩等连射杀伤威力极大(12)。除府兵自备少量武器外，大部分要向官司领取，由军器监制造以保证质量。狻猊车、
石车、霹雳车、冲车等重兵器更是列入官府重点监造。制造甲胄享有盛名的粟特人将锁子甲、刀、剑、匕首传给唐朝军械工匠后，使唐军的武器装备又得到提高。武器的精良与先进是军事实力的先导，这在唐贞观年间进攻高昌、龟兹与西域诸国时已显出它的威力。如果说武器装备是制敌的有效手段，那么冷兵器在战场格斗竞技也成为当时精兵投入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唐朝军队训练的素质要求来看，例如排阵形势、戎人相搏、马冲枪突、马步配合等也是较高水平的。此外，唐朝水军的楼舰、浮海战舰等也很先进，在东征高丽和唐日白村江大战中也显出较强的攻击力，不仅舰船多，而且性能好。
总之，唐朝的军事实力也是由多方面组成的，能够与当时各国相对抗相持，并在唐前期保持领先优势，从而达到了守边拓疆称雄于世的要求。
第二，唐代的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如果说军事冲突根源于经济利益的争夺，那么战争就是为了用暴力夺取另一方经济果实。《旧唐书·突厥传》记载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约619—628)时，“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可见西突厥汗国对被征服的西域各国控制，目的在于攫取经济利益。同样，吐蕃人进攻吐谷浑、党项以及西域、泥婆罗等国，也是为了夺取食盐、牲畜、皮毛、粮食等经济产品，包括作为经济劳动力的人口。至于唐与其它民族和国家在中亚西域的反复争夺，更是为了丝绸商路贸易控制权以及其它经济利益的瓜分。
传统观点认为，只要“国富”，就能“兵强”，事实却恰恰证明富国未必能强兵，萨珊朝波斯是当时亚洲大陆上的一个富国，但在6—7世纪之间一直受西突厥的侵扰，637年至642年间，竟被崛起于阿拉伯的大食人灭亡，新兴的大食经济并不富裕，好战的游牧部落贵族为了夺取新的财源而不惜一切诉诸武力，侵吞了欧亚20余国。亡国的波斯王子卑路斯求援于唐，被封为空头的波斯都督府都督，直至客死于长安。所以，国富只是一种国家力量，是一种国防潜力，如不转化为军事实力，仍不可能自卫反击。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可缺一，这也是综合国力的基本要求。
然而，经济毕竟是边防和军队的根基，因为战争要耗费大量财力，甚至涉及交战国的整个经济体系，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可能进行持久的边防战争。
唐代经济有着自己的特色，均田制完善与消亡，租庸调转变为两税法，绢帛实折为货币流通和估法支出，财政机构建立了国家预算，国家确定了量入为出的原则……，这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变化与发展，为唐朝综合国力奠定了物质基础。尽管唐朝每一个时期的经济数据史无具体记载，难以钩沉，但其赋税、专卖、官府以及特种收入有着常制体系可寻，其支出据《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员外郎条记载，也分为供国、供军两大部分。
《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记载：
按天宝中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其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匹屯贯石，诸色资课及勾剥所获不在其中。
这是天宝中天下租庸调及地、户税收入总数，还有许多收入数额无法准确统计，但可以看出国家正税占绝对优势，依丁口定量收纳，收入有常，变量补充，构成了维系唐朝固定、临时和特殊开支的来源，“是时州县致富，仓库积粟，动以万计”，“帑藏充
，古今罕俦”(13)，保证着国力的强大。
据《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还可知：
其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钱则二百余万贯……。
这又是天宝中国家支出及财政重点，其中军费所占比例很大，分陇右监牧费、京师禁军宿卫兵费和边军费用，而且国家首先保证军费满足，用正赋支给，不许挪用，特别是边费重点保障，确保军事实力不受影响。
中唐后，虽然唐经济实力衰退，但还维持了唐王朝100多年，只是经济布局发生了变化，中央和地方的切割赋税不同罢了。从综合国力对比角度来看，周边诸族的生产明显落后，很难达到唐朝经济发展水平，如吐蕃等虽按中原内地方式在河西征课，但不完善的经济制度使其实力难以提高，并日益下降，并在张议潮的打击下步步后退，结束了其在河西的统治权。所以亚洲大陆几方争霸的势力都陆续分散割据，表现出力不从心，再也无力独霸一方了。
限于篇幅和学术界众多专家已对唐代政治结构、科技发展、文化教育等领域有过大量论述，所以对唐代综合国力中的其他要素就不再一一罗列，何况每一种要素都不是孤立的，表现形态也不可能始终如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差别很大，唐王朝面临边邻战争和内部反叛时，自然把军事实力置于首位；而安稳相处时，则将经济发展放于突出位置，两者不可缺一。
三、唐代综合国力的评估
综观唐代近300年的历史，无论是战场较量还是实力竞争，也无论是为了对付外来威胁还是维护国内安定，提高综合国力都是决定性的。综合国力不仅从根本上影响到唐王朝的安全与利益，而且决定着和改变着当时的周边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战略格局。特别是要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综合国力，就是国家利益的体现，国家利益最主要是生存和发展，这样才能有一个全局的评估。
我认为：
综合国力是赢得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
唐王朝在局部战争和邻邦军事冲突连续不断的形势下，虽然不能依靠战争赢得胜利来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方式，但也不能否认战争是解决当时国际争端和各种民族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当时冷战争霸状况下，不仅军事力量依赖于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且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决战中，交战双方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将综合国力投入战场，充分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和资源，进行全面的较量。例如唐朝与周边诸族互市贸易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经商，不但绝对禁止兵器贸易，而且依关市令不许将丝织品与矿产二大类物资越度缘边关塞(14)，互市贸易重点是牲口，以利于中原内地，确保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因而东突厥与唐较量时，曾乞求武则天给予其谷种、丝帛、农器和铁，没有这些保持国力的物资，东突厥衰落也是必然趋势。特别是唐朝很注重增强自己军事实力，“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卖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15)。这种买戎马助军旅的措施，使“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16)，边邻诸族反而马少，军事实力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厥、吐蕃、回纥、党项、奚、契丹、等都与唐做过马绢交易，因为马匹是当时国防力量的物质基础。所以，唐对马在整个国力中地位非常重视。又例如唐朝在征服高昌、焉耆之后，继续向龟兹、于阗、疏勒以及葱岭以西诸国进攻，唐军要达到这些战略要地，无疑要有军备补给、运输后勤等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以综合国力做保障，其意图就是要把对绿洲诸国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双方军事实力较量后，才能在胜利基础上追求强国的地位，也是综合力量对比的表现。
综合国力是确定国际地位的重要依据。
在亚洲大陆几支争夺霸主的冲突中，唐王朝有着明显较高的国际地位，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边境安全，必然着眼于互相竞争的战略主动权，以国家实力作为外交后盾，然后才能赢得主动和优势。如果说弱国无外交，那么唐朝统治者深知这一点。例如贞观十七年至龙溯元年(643—661)间4次出使印度的王玄策，就是以唐朝强盛的实力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来往于唐与印度摩伽佗国等之间进行外交活动，并能借得吐蕃、泥婆罗、章求拔诸国兵骑，将不顺服的新立国王阿罗那顺俘获而归，从而威震北印度诸国，使东南亚附庸小国纷纷入唐献贡，表示向往大唐帝国之意。在唐朝统治者李世民的眼里，四方各国都是大唐帝国的藩属，都是一家，一家岂有不互相通好之理哉。又例如663年，唐、日海军在朝鲜白村江决战，日军大败后撤出，唐朝完全控制了百济地区，为了集中力量攻打高句丽，遂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唐朝百济占领军使者郭务忄宗到日本进行了战争善后与国交问题的谈判，此后唐使刘德高等相继赴日，唐日两国恢复了国交。日本在白村江战败后痛定思痛，认识到唐综合国力的强大，在此基础上才确定了学习模仿唐朝律令以及其它制度的总原则，并不断派遣唐使赴中国交往(17)，所以唐日友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唐的综合国力，也决定于唐朝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调整与建立。“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唐朝强盛的军事力量是其外交活动的坚强保障。
综合国力是国内社会安定的关键因素。
因为综合国力是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集中体现的国家总体实力，社会生产能力的高低和国家管理能力的强弱，本身就是综合国力的核心内容。从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元和中兴”等时代看，主要是这些时代“海内富实”、“耕者益力”、“衣食有余”、“兵强马壮”等，导致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军威振边的局面。虽然国内统治集团有时矛盾重重，却少有全社会的激烈动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政权结构为联系的综合国力作用的结果。当周边东突厥、西突厥、吐蕃、高丽诸国政变迭起、内部分裂时，唐朝却巍然屹立，而且唐朝物质生活和社会文明普遍高于周边国家，民富国强使人民安居乐业，百姓自发流落逃亡境外很少，相反周边诸国大量人口迁徙进入内地，如太宗时的东突厥10余万，武周圣历时的西突厥6—7万，武宗时的回纥人数万，分别降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是唐朝社会安定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标志，也是综合国力雄厚的物质保障。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关陇与北方地区混战割据，国力急剧衰落，自然也造成社会动荡，再无实力来稳定社会安定，这是不争的事实。
综合国力是增强民族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相互关联的各民族各部落、其盛衰兴亡总是表现出一种连环性、依赖性，民族之间的和睦也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最明显的就是唐朝“和亲”。每一次民族间的和亲，其背后都有政治目的，当唐王朝依靠富强国力达到军事极盛时，往往很少同意和亲；当唐朝顾不上或无力解决一个地区民族矛盾时，才会同意用“和亲”手段促进邻族和睦。实际上，突厥、吐蕃、吐谷浑、突骑施等向唐请和时，多半就是他们之间开战或国力衰弱时，这也就是唐朝羁縻、分化或结盟其他民族的基本关系。而许多民族部落争先与唐“和亲”，也是想借唐强大国力的威名制约自己对手，贞观十年(636)，吐蕃得知突厥、吐谷浑先后皆请婚于唐，也遣使向唐“奉表求婚”，但遭到唐朝拒绝，于是吐蕃发兵20余万进攻松州，声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唐太宗为尽快平息西南侵扰事态，兵戎相见后才同意出嫁宗室公主。贞观十七年(643)，薛延陀来唐请婚又被拒绝，唐太宗明确指出各民族部落向唐联婚，是“将倚大国，用服其众”；借“大国子婿，增崇其礼，深结党援；杂姓部落更尊服之”(18)。即借助唐朝的国力和威望，缓和各部落的矛盾，壮大本民族的声势，达到巩固自己小霸权地位的目的。开元年间开始强盛的回纥，与唐保持了比较友好的睦邻关系，曾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等，但回纥有自己本民族的利益，不仅每年坐享于唐所给的绢帛等经济财物，而且依赖于唐的时间较长，索取稍不满足，照样纵兵抢掠唐境内地。唐朝和亲公主只有与回纥是真天子女儿，也是出于不敢得罪的无奈，唐付出了不等价的绢马贸易和额外勒索等重大代价后才达到了“友好相安”的局面，唐朝君臣为此叫苦不迭，这一削弱唐朝国力的后遗症一直持续到回纥自身分崩离析和被黠戛斯攻灭时。吐蕃、回纥等还通过与唐和亲，得到了唐朝先进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使“甥舅关系”变为“兄弟关系”，达到平起平坐的地位，这当然是唐朝意想不到的结果。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也寻求唐朝庇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粟特人不仅经营着唐与突厥、吐蕃、回纥等民族的转销贸易，而且大量入居内地将整个唐朝境内作为他们的广阔市场(19)，正是靠着唐朝综合国力的吸引，将各民族之间的向心力加深。
从唐朝综合国力评估中也可得出两点经验。
首先，周边安全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客观条件。周秦汉魏以来的历史表明，许多民族靠战争掠夺财富和资源使本国强盛一时，靠军事实力去捞取实惠是周边一些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手段，也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压力与威胁。隋唐国力振兴与发展，主要是靠劳动生产增强了综合国力，但也不能忽视周边安全与边贸互市的关系(20)，不能忽视经济资源格局调整和国家发展农牧政策的改革，特别是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经济与军事的关系。综合国力的发展离不开人力、物力、财力和其它经济要素的投入，但周边战争威胁严重，安全需要得不到保障，或不能占领战略要地维持平稳格局，势必要在军事力量上花费较大的经费，其结果肯定会延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唐初贞观时期到开元、天宝盛唐时期，都遇到过军费开支过大的问题，例如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用军日增”(21)。军费支出占国库总收入29%左右，比开元前增长68%(22)。造成社会矛盾尖锐。至于中唐以后军费支出已占国库开支的85%左右，更使“府藏空竭，势不能支”。同样，突厥、高丽、吐蕃、西域诸国等也都因军费耗费太大，搞得国力衰落，只能靠掠夺周邻来补充。在当时战事频繁的形势下，因军费开支过大，不仅弱国的国力难以增强，大国的国力也元气大伤，难免被削弱。因此，周边安全稳定的环境，对唐王朝和亚洲大陆各国的综合国力增强，都有重要意义。
其次，国内安定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保障。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内忧外患，动乱不止，不仅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管理能力和民心士气。安史之乱后，边疆危急，外族入侵是一方面威胁，最重要的是官僚体系紊乱，、藩镇割据混战、赋税财力减少等内部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削弱了唐朝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总体水平。尽管外来威胁和内部混乱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着主次和急缓，其结果都是以内部各项因素为重点。例如建中四年(783)，朱氵此之乱发生后，唐王朝为尽快平定朱氵此，求助于吐蕃军队协助，两次答应割让伊西、北庭四镇和泾、灵二州。后因唐没有诚约，导致吐蕃大举攻掠西北州县，给唐沿边地区造成重大损失。又如牛李党争近40年，涉及到国家大事争执不定，延误了国家形势的好转与重振。地方藩镇切割瓜分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唐王朝不能再集中财力扭转整个颓势，只能苟延残喘。国库管理制度涣散，竟将多年积压库物交付度支估价调给边防守军，“罗毂缯彩触风尽坏，军士怨怒聚而焚之”(23)，造成军心涣散，无人卖力保卫关辅。唐僖宗“荒酣无俭，发左藏、齐天诸库金币，赐伎子歌儿者巨万，国用耗尽”(24)。所以，内部的重重痼疾是综合国力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而国内社会的不稳定更是唐王朝国力衰亡的基本因素。
总之，要正确科学的认识唐代综合国力，不仅要研究构成其主要要素和历史背景，而且要研究其相互联系的生存、发展及国际地位，从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国力到政治、文化、外交等软国力，全面衡量，分类对比，使此领域得到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注释］
①《旧唐书·狄仁杰传》。
②《全唐文》卷二一○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
③《旧唐书·魏征传》。
④《旧唐书·突厥传》下。
⑤吴景山著《突厥社会性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⑥《旧唐书·突厥传》。
⑦岑仲勉著《隋唐史》上册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第212—23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⑧《唐会要》卷七十二，马。
⑨《张说之文集》卷十二，《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10)《新唐书·兵志》。
(11)《唐会要》卷六六，群牧使。
(12)《玉海》卷一五○，兵制。
(13)《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载条。
(14)《唐律疏议》卷八，卫禁条。
(15)《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五年。
(16)《新唐书·兵志》。
(17)日本初期派出遣唐使的目的，主要是收集有关唐出兵百济的情报，以介入朝鲜半岛的自身利益，所以653年、654年、659年连续派出使节，以在外交上牵制唐朝。但659年第四次遣唐使刺探情报几乎被唐朝处以流刑，一直被软禁在长安京城。
(18)《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典·薛延陀》。
(19)程越《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20)张泽咸《唐朝与边境诸族的互市贸易》，《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
(21)《通典》卷六赋税下。
(22)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第48页，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23)《旧唐书·皇甫謢传》。
(24)《新唐书·田令孜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