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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五章、秦封泥的发现与研究

书名：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一辑）作者：黄留珠,魏全瑞本章字数：15971 字创建时间：2021-02-01 13:54

周晓陆/路东之

玺印自殷商时代起源，发展到东周时期，已成为一种应用广泛的社会凭信物。玺印可分作公印(一般著作中称为“官印”)、私印两大类。私印中如遇各代名人遗物，则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即“私印欲其史(即私印中人，曾见载于各种史籍)”，否则，私印的意义将局限在材料、艺术及相关断代上。公印所反映的面就宽广得多，职官、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外交、宗教等等，在历代公印的群体中皆有所反映。单枚印章上的文字量不会很大，而一个时代的公印群体所反映的历史信息量，就相当地惊人。公印可以之正史(“史”即一般历史文献记录)，更可以补史，纠史，即所谓“官(公)印欲其不史(即公印中的某些内容，尚未见于各种史籍)”。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中，古玺印将愈来愈发挥其独特的、不让于其它文献的重要作用。

东周以降，传世、出土古玺印中出现了愈益明显的特点，即大量的公印、私印竞相出土于庐墓之中，成为一种随葬之物，随葬用印的历史的、社会的意义，当然值得研究，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毕竟与当时社会中实用玺印有些距离。罗福颐曾指出：“自来集古官印者，莫不以传世官印均经古人佩用，今据所知，其实传世者皆明器，殉葬物耳。印章乃一朝制度，当时官吏之升降死亡，莫不由主者收回，不能流散民间也。”(见《征存》前言)罗先生的意见稍许绝对了一些，但亦可以看出存世古代玺印之大概。而古代封泥的情况就大不同于古玺印。封泥在古代有封守简牍、囊袱、笥箱、钱币、物资、土方工程等多种功用，它是由公、私玺印抑盖在软质胶泥上，以示征信和封护。关于封泥较早的记录见于《后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有守宫令一人，“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东观汉纪·邓训传》记：“训好以青泥封书。”《汉旧仪》记，皇帝玺印皆以武都紫泥封。蔡邕《独断》之中亦有类似记载。近年出土的几批秦简上，实际录有秦时印封的使用状况。由此可见，封泥是当时实用玺印应用的遗迹，其反映的当时玺印印面、文字、内容、用法等等，可靠程度当然大大强于传世甚至出土的各种殉葬玺印。

可以确认的秦玺印不多，秦公印存世数已公开著录者约在60品左右，另还有数十枚私印。依此来研究秦之政治、地理，其作用范围显然是极为有限的。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中说：“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为尤伙，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罗福颐在《古玺印概论》中说：“传世古官、私印多是殉葬物，非实用品；而封泥都是出自于当时官吏佩印所抑。而且封泥中多官印，能补助传世古官印的不足。”“传世封泥多官印，其校正史志之功更广。”他们所言，大多针对两汉而言，他们言及的道理，当然也适用于秦时，可惜长期以来秦封泥之获得远远少于两汉封泥，于是人们一般很谨慎地对待。

一、秦封泥的发现与确认

说到一般意义上的秦封泥发现，那当然不是近现代学者，首先应当是拆除简牍或囊袱笥箱之人，他们看到所附封泥完好，表示了被封护物的完好，既而开启之，拆除封泥块，这时封泥成了废弃无用之物。积年久之，曾被废弃了的封泥即成了一种古董——金石学家的收藏考察对象，成了一种文物——近现代文物学、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除了科学的考古发掘收获，这些地下古董——文物的再次发现者，仍然不是历史考古学者，而大部分是农民或一些古遗址及遗物的爱好者与收藏者。许多秦汉封泥的再次面世，最初的发现者似乎只能是他们。

说到科学意义上的发现，即判断封泥本身应属的时代，判断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那当然是学者的工作范畴，但似乎用“确认”一词更为恰当。正如一名著名学者评论考古文物工作时说：不仅仅在于获得文物，更重要的在于确认它们是什么遗物；不仅仅在于把文物时间推向久远，更重要的在于“确认”它们应当所属的具体的年代。对秦封泥的这样的确认工作，大致始于清季。在清道光年间，对于出土的古封泥，曾一度误认为“印范”。而后，在咸丰二年，刘喜海所编《长安获古编稿本》，才确认为“封泥”。直至光绪三十年，吴式芬、陈介祺辑《封泥考略》，其间方提及对秦封泥的认识，这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有关研究。

在清季到民国诸多著录中，除了很少的战国封泥和大量的汉代封泥之外，自然有一部分秦封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统一的秦享国时短，与秦代相关的遗址中未曾有过封泥出土的报导(当然误将秦封泥作汉代遗物的有之)。治秦汉史者往往对秦封泥的大批出土不抱奢望，亦从未有过数量上的预测。加之秦汉之际各种制度及反映在遗物上难辩清楚，所以一部从战国封泥研究开始历史，对秦封泥的研究倒成为一个难题；即便有所论及亦多属游移之辞而难以论定，研究古封泥的权威性著作《封泥考略》中，对以下数例作了考证：“参川尉印，……当是秦印”，“赵郡左田，……斋藏有‘泰上寝左田’铜印，盖一时所制，”“田諥，……疑是秦制”，“怀令之印，……印字是秦篆文，又有十字

，殆秦物也”，“重泉丞印，……有十字

，文横读，似秦制”，“屯留，……似秦印”，“博城，……似秦印”，“公印，……印文似秦”，“刍状，……秦以前物也”，“王未，……中有

，亦似秦物”，应当说这十品的断代是准确的；而同书又将汉代“(采)铜”，“庐江豫守”，“东安平丞”，“临甾卒尉”，“南郡发弩”，“公孙强印”，“将士”等汉封泥误认作秦代遗物。又对属于秦代的“安台丞印”，“安台左 ”等，不提出具体断代的意见，似认为汉武帝的遗物。值得注意的是，《封泥考略》中将后世艳称为秦玺封泥的“皇帝信玺”，置于“汉帝信玺”条下，明确表示了断代意见，这一意见是颇有见地的。

以后的一些封泥著录，又考出了如“信宫车府”等秦封泥(见《续封泥考略》)，但总的来说进展并不很大。而吴幼潜所编《封泥汇编》，将“皇帝信玺”置于“古玺封”栏之殿后，“汉朝官印封泥”栏之前，大约表达了视其为秦物的观点。对于其它十余品曾已确认的秦封泥而言，他将之统统归于汉代遗物栏中。就秦封泥的确认、研究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近年来，人们对秦封泥的研究与认识，又有了一些进展，然而面对的资料，依旧主要本着清季至民国原有著录披露者。最近有关秦封泥的认识，可举王辉先生的研究为例，他列举了“皇帝信玺”，“信宫车府”，“北宫宦”，“军假司马”等4例。(《秦印探述》，《文博》1990年5期)在孙慰祖先生的巨编《古封泥集成》中，提出以“参川尉印”，“

阳宫印”，“安台左 ”三例为“标准品”，这无疑是正确的，可能出于学术的谨慎，他仍将“秦汉魏晋封泥”合为一卷，当然从体例上，他已注意到将明显的“秦式”封泥置于相关部分的前列，表达了一定的学术见解，这已是非常宝贵的了。应当说，在《古封泥集成》中录有数以百计的秦式封泥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1996年二期《考古学报》中，有《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一文，其中实刊有秦封泥“

丞之印，白狼之丞，廷陵丞印，夕阳丞印，昌城丞印，广城之丞，当城之丞，泉州丞印，无终”等9种若干枚，原报告对地层及第4号灰坑认识有所不足，故将它们认作汉封泥。这是应当引起十分重视的一次较大批量的秦封泥出土。

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的研究，已能较好地将秦印，从战国六国印中区分出来，也已能较好地将之与汉印区别开来，依《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罗福颐主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秦印探述》(王辉《文博》1990年5期)，《古玺通论》(曹锦炎著，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版)三著的综合统计，可得秦公、私印约100多方，而实际存世的秦印数字要多一些。尽管如此，被公认的仅10余品秦封泥仍比公认的秦玺少了许多，几不成比例，所以利用古玺印、封泥资料来研究一部秦史，远远赶不上在汉史研究中类似的应用。

自有封泥遗物被人们认识，直至本世纪90年代，人们对秦封泥的认识，大致如李学勤先生所述：《封泥考略》一书，“为鉴定秦印和秦封泥设立了三条标准：(一)职官地理合于秦制，与汉制有异；（二）文字风格，结构同于已知的秦文字，(三)印面有界格。此后学者关于秦印的界说，大都不出这些标准的范围。”(《秦封泥与秦印》，《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1期)。应当说，这是对以往秦封泥研究的很好总结。无奈秦封泥以往出土以及得以确认的太少，这些标准还有待进一步接受检验，并且结合新的发现，有必要提出进一步断代的意见。

本世纪90年代，在北京市的文物市场陆续出现了一些古代封泥，数量渐趋增多。这使得北京收藏家们感到疑虑，对其真伪难作定夺。这时，北京青年作家、诗人梦斋先生注目于此，他敏锐地感到这批封泥与他以往收藏的汉封泥有明显不同，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面对已在店铺中的这批封泥，面对它们行将可能被分散售出的命运，梦斋先生以一己之微力，尽力地保护了这批文物，真正做到了《文物保护法》中所指出的，“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梦斋先生对这批封泥的抢救保护，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有关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和积极支持。接着梦斋先生将自己收藏的古代封泥、瓦当、彩陶，交付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公开展示，并捐赠一批封泥精品给予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体现了一位正直、爱国收藏家的高风亮节。

现藏于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这批封泥，完整者连同破碎者共千余品，如包括异印的情况，一共整理出约200余种类，这在古代封泥发现、研究、收藏史上，无疑是一个空前的事情。

从1996年起，我们便开始对这批封泥进行综合研究，当发现有“咸阳、咸阳丞印、属邦工室、属邦工丞”等标志性品种，并结合古印玺、古封泥研究的已有成果，初步确认其为秦封泥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馆长袁仲一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兼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馆长李伯谦教授、西北大学副校长余华青教授对我们的初步研究作了充分地肯定，并给予及时的支持。1996年12月26日，作为向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建立40周年及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成立的贺礼，我们以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名义，正式向社会公开了这一重大发现，并由西北大学主持召开了首次秦封泥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对这批秦封泥的发现感到兴奋不已，并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它的学术意义。

在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庆典及西北大学周秦汉唐中心成立大会以后，传来了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傅嘉仪先生和韩保全先生的关心、奔走、抢救之下，西安市文物园林局、西安市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又获得了大批秦封泥。通过一些完整品相的封泥对照，可以更正我们在最初释读时的一些误解，并且又提供了数逾百例的职官与地理新品种。他们通过认真调查访察，终于在西安市汉城遗址西北部的相家巷村找到了确切的出土地点。

应当指出的是，西安市文物园林局主持的抢救性发掘，不仅证明了大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而且，这次发掘目的明确，就是为了秦封泥的进一步确认。这种为了获得与确认古封泥而进行的考古发掘，在以往还不曾有过，堪称科学的考古发掘史上一次引人注目的活动，应具有独特的意义。这也使得这次大批古封泥的来源完全有别于以往大部分古封泥的收获，使之建立在历史科学与考古科学的基础之上。

因为以往所获得公认的存世的秦封泥数量不大，所以很少见到对秦封泥本身的综合断代意见。战国封泥(除秦国外)与秦封泥的区别尚不困难；但秦汉封泥之间、尤其是秦与汉初封泥的区别，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今，我们面对的是数以千计的秦封泥实物，这使得对秦封泥与汉封泥的区别，对秦封泥遗物本身特征的认识，从广度到深度都起到了质的飞跃。

那么，什么是“秦封泥”?关键是对“秦”字的理解。秦作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地域名称，为受封于西周而出现，相续成为中国偏西部的、历春秋、战国的重要大国；在战国后期，由秦发动了翦灭东方诸国的统一战争，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由秦王嬴政完成了大一统的事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集权的统一国家诞生，嬴政亦成为伟大秦帝国的始皇帝。可是至今，人们尚不能发现西周、春秋直至战国初年的“秦封泥”，而从内容、型制、用途等多方面考察，目前所谓“秦封泥”的上限可达到战国晚期秦国遗物，大约难以早到吕不韦执政时期，而其下限，可达到秦二世时期，超过两千枚封泥的确切年代，大致在秦始皇统一这一段时间前后。就“汉承秦制”，西汉初年某些文物确难与秦文物相区别而言，“秦封泥”或秦式封泥中或有少量汉初遗物可见，诚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秦印、秦封泥的研究，有了这一大批封泥实物，将得到很大的拓展。目前，我们的有关知识仍是有限的，对战国晚期秦国、秦代和汉初的印与封泥，仍难作全面的划分。考虑到秦代不过短促的15年，这种划分或许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今天我们说秦印、秦封泥，应理解为年代可有上溯下延，以不远于秦代为近是。”(《秦封泥与秦印》，《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1期)这就广义的，可能出自于全国许多地域的“秦式封泥”，无疑是正确的。而对集中出土于一村范围的遗物，则可以考虑张懋的意见：“秦代封泥与西汉初期封泥一向不易区分，那么这批封泥中有没有西汉初期的封泥呢?换言之，这批封泥的时代有没有可能晚到西汉初期呢?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1)这批封泥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有可能早到战国晚期，但这一类数量很少。第二类数量很大，无论从字形、书体、笔划的纤细程度来分析，风格非常接近，显然是一个时期的文物，无法再分出早晚期来。这一类封泥与以往论定的秦代封泥、玺印的风格是一致的。如果其含西汉前期的封泥，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来。有这么一大批秦代封泥供参照，再去鉴别西汉初期的封泥、玺印，就比较容易了。(2)据调查，这批封泥的出土现场‘是一处大型灰坑或早期垃圾堆积，’应是当时使用后的封泥废弃之地。很难想象两个朝代的废弃物会出现在同一灰坑中”。(《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与意义》，《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就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资料而言，取自于全国范围的材料，其标准容或有如李学勤先生所论及的情况。取自梦斋先生收藏，则如张懋先生所谈到的情况，西安市文物园林局、西安市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新收获，应当亦如此。总之，学术讨论的演进，是一个不断深入、细化的过程，我们总希望看到某一天，人们较清楚地将秦、汉玺印和封泥科学地区别开来，并有可能对“秦封泥”总体再进一步分期研究，最近秦封泥的大发现，实际已为此而拉开了序幕。下面具体地讨论一下

二、秦封泥的断代标准

（一）、与古史研究相结合断代

除了少量无字封泥、画印封泥之外，绝大部分封泥现出的文字内容，是“会说话、自报家门”的文物。封泥上的文字内容，一开始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同样，最早关于秦封泥的区分，往往也是以与古文献的征引中开始的，例如在《封泥考略》“参川尉印”条云：“按《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注：‘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阳；《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此曰‘参川’，即三川郡尉之印。印，印篆‘参’字与石鼓同，字又近斯，当是秦印。《史记·李斯列传》‘拔三川之地’，‘斯长男由为三川守’，亦一证也。”之后，缘此方法，《续封泥考略》亦读出了“信宫车府”等秦封泥。

面对西安出土的大批秦封泥，我们亦可采用类似方法加以确认，现试举数例。“属邦工室，属邦工丞，”“邦”字若在西汉，当避高祖刘邦之讳而改为“国”，如汉诏引《书》之“协和万邦”改为“协和万国。”“咸阳、咸阳丞印、咸阳亭印”，咸阳为秦之首都，《汉书·地理志》右扶风属县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兰池宫。”“四川太守”，《汉书·地理志》记：泗水郡，汉时改为沛郡，而《史记》《汉书》诸本纪作“泗川郡”秦时应以四川郡为是。“废丘丞印”《汉书·地理志》右扶风属县槐里“周曰尤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杜南苑丞”，《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二世葬于“杜南宜春苑”，从汉初有关文物如“宜春禁丞”铜印，“宜春左园”封泥可知，此地秦末、汉初已称“宜春苑”。类似的例证还有一些，如“上郡侯丞、邯郸造工、邯造工丞、左

桃丞、右桃丞、麋圈、阳丞印、阳陵禁丞、华阳丞印、酆丞、杜丞之印”等等，这是部分秦封泥可靠的“内证”，同时这些秦封泥就成为“标准器”可以把自身表现出的其它特点推广到另外的秦封泥上进行类比。

（二）、印面文字与界格标准

(1)东汉许慎曾在《说文解字·序》中，指出，秦代依书写铭刻用途之不同，存在有所谓“八书”，其间第五即所谓“摹印”，经过百余年来研究者们的探讨，人们对于用于玺印上的秦“摹印篆”已有了较准确的了解，例如罗福颐先生曾指出，“秦代官、私印上文字，多半与秦始皇诏版权量上文字同。其书法特点是方中寓圆，得自然风趣。”(《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而马国权先生说：“摹印是就印的大小、文字的多少，笔画的繁简、位置的疏密，用规摹的方法画出来的。”他又指出，秦玺印上的文字不同于秦石刻文字体作长方而线条圆转，又不同于秦铜器铭刻文字大小参差而笔道方折，而是形体略呈方形，笔道也开始破圆为方。(《缪篆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实际秦摹印摹是受到秦小篆强烈影响，又受到秦隶书结体一定影响的，用于治印的专用字体，其发展到汉代，即形成所谓“缪篆”。最初研究了秦封泥的几位先生，就注意到从字体入手来辨别。《封泥考略》中，对拟断为秦印封泥者，往往就有“字与石鼓同，又近斯”(参川尉印)，“印字是秦篆文”(怀令之印)，“印文似秦”(公印)等标准。再看这批封泥，其中有些如“重泉丞印、永巷丞印、麋圈、西盐、中厩”等等，表现了似比小篆更早的面目，甚至可以看到西周、春秋时代文字风貌的影响。而另一些如“杜南苑丞、左乐雍钟、走翟丞印、罟趋丞印、驺丞之印、白水之苑”等反映出受到小篆比较直接的影响，可以看作是“摹印篆”的标本。从西汉初期的一些封泥看，如“车大侯家丞”，“庐江豫守”(高祖六年)等公用印，已使用了源自秦“摹印篆”而又略带隶意的所谓“缪篆”。所谓“缪篆”字划盘曲更甚，结体与字划的方意明显多于圆意，它源自“摹印篆”，而更多地受到了方形的隶书的影响。

(2)由于采用的与小篆有密切关系的“摹印篆”，篆文结构中心内敛，所以“字不盈空，并不讲求填满印面”(王人聪《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秦封泥上字迹纤劲精微，字划圆转而十分流畅，“参川尉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少府、泰行、乐府丞印、御府丞印、长平丞印、云阳丞印”等等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反之，汉封泥字体结构比较开张，转角处比较方折，体现了一种雄豪之气，这一点，在西汉早前的长沙马王堆的墓出土“车大侯家丞”、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帝印、昧、衍、厨丞之印”，广西贵县汉墓出土“家啬夫印”等封泥上皆可明显地表现出来。当然，一些西汉初期的封泥，如“清河太守”等亦可能仍带有类似秦封泥的某些特征。

(3)关于边与界格。关于边和界格，在印学、封泥学研究中表达得并不十分清楚，边应指印的正面内，沿边缘的线。如有，常环以一周，在文字凸起的阳文印中，边

自然规定了印章整体的基本范围与面积，而在这字凹下的阴文印中，边

在印面文字布局中的作用并不十分清楚。至于界格，它首先是在印面中规定了某一个字所占有的空间，成为单字的界格，但是，后来出现了两字占一个格，如秦印“泰上寝左田”，左田两字挤占一格，秦印“江去疾”去疾两字占一格。又有一字占两格，如秦印“颤里典”典字占两格，这样，界格又具有了划分印面布局的美学上的意义。边

与界格在秦印，秦封泥的断代中有很重要的标志作用，这点，在最早的秦封泥研究者中即引起了注意，例如《封泥考略》认作秦封泥者：怀令之印“又有十字”，重泉丞印“有十字 ”，王未“中有”，该书所谓十字，实为十字界格，中有是半通印的日字界格。从最近所见秦封泥，都有边

，尽管有的不太清晰。至于界格印面多见田字格(方印)、日字格(半通印)、侧日字格(如少府，公车司马丞等方印)。也有一些方印如“宗正、中厩、内官丞印、少府工丞、乐府丞印、西方谒者、南郑丞印”等不带十字或侧日字界格，一些半通印封泥如：“祝印、内者、章台、北宫”不带日字界格；但秦私印所见上小下大不匀的日字界格(南庐、赵游等)，一侧一格另一侧两格的侧品字界格(上官贤、魏得之等)，圆形印扇形品字界格(上官郢等)在这批封泥中未有见到，似表达了公印的严肃性。汉初一些公用印或封泥仍有界格或边栏，如“文帝行玺，帝印、家啬夫印、丧尉”等等，但数量剧减，而且在文字处理上与秦有不同：秦印或封泥界格内文字较独立，字划离界格距离较大；而汉印界格内文字较附着，字划离界格距离较小。西汉早期开始，已出现不用界格、边

的公印；至于到魏晋六朝时期又出现一些带界格的殉葬印如“故成平侯私印、故辽西行事印”等已与秦及汉初风貌相去很远了。

(4)关于印面文字的读法，秦印、秦封泥都存在着不很统一的读法。这点在早年的研究者中也曾引起注意，《封泥考略》谓：怀令之印“文横读”；《续封泥考略》谓：信宫车府“或曰，此印文错综，似是秦印也。”从秦封泥来看，有以下几种读法：a.文字有右起竖读，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读法，如左丞相印、中尉之印，寺车丞印、西方谒者，公车司马丞，祝印、章台上寝、麋圈、少府、苏段。b.左上角起环读左丞相印。c.右上角起横读中羞行府、干諥都丞。d.右上角起、交叉读小厩将马、邯郸造工。e.左上角起横读雍左乐钟。f.右下角起交叉读御弄阴印。g.右上角起，再右下角起交叉读乐府钟宫，另秦印当中还有h.左上角起交叉读，南宫尚浴。到汉代，大部分公印包括封泥的读法已是规则的右起竖读，少量公印有右起横读，左起读以及交叉读已是极少见了。汉私印除有右起竖读外，有部分左起环读、右起横读，而交叉读也看不见了。

（三）、印面的其它痕迹的判断

(1)秦封泥文字疾浅纤劲，凸起不高，以至不易椎拓，这与秦印印面刻得较浅，而未见有铸印(除吉语印)有直接关系。而汉封泥文字浑沉，凸起较高，容易墨拓，这与汉印印面文字刻得或铸得较宽较深有直接关系。

(2)秦有一些无字封泥，其背后依然有绳结及简痕。汉代无字封泥见报导徐州出土过一枚，西域亻去亻卢简牍上似也出过，其他则很少听闻。

(3)秦封泥有的品种在封泥表面有三至五道有意的划痕或压痕，为封泥干燥之前刻划，刻划压抑的工具类似竹签。这种划压痕的出现，似有一定规律，主要出现在：“秦医丞印、左

桃丞、郎中左田、典达、泰行、郡左邸印、郡右邸印、泰官丞印、居室丞印、乐府、寺车丞印、左司空丞、御府丞印、宦者丞印、御羞丞印、诏事丞印、属邦工室、属邦工丞、特库丞印、中官丞印、华阳丞印、北宫工丞、北宫宦丞、高章宦丞、代马丞印、咸阳丞印、咸阳亭印、雍丞之印、寺工之印、西方谒者、上林丞印、诏事之印、府印”等等。封泥的泥面的此类痕迹，现在甚至影响了椎拓上墨。而三公九卿以及许多县丞封泥上则没有这种现象。其意义约为丞属“上计”之前，另一职官(如令)加划以示郑重的遗痕。在汉代的封泥上几乎不见这种现象。

（四）、封泥使用痕迹的区分

(1)关于用泥，秦封泥的外观色泽有灰、褐、棕黄等，很少见汉封泥那种灰白、桔橙等色。秦封泥泥质比汉封泥偏软，而汉封泥大多偏硬。秦封泥有的用泥细腻，如“右丞相印、少府、公车司马丞、郡右邸印、华阳丞印、高章宦丞、安台丞印、走翟丞印、临晋丞印、长平丞印”等等。而有的用泥则较粗，甚至有微微加沙的感觉，如“内者、乐府丞印、章台、上郡侯丞、重泉丞印、西共丞印”等等。还有一些介于以上所介绍的两者之间，很不统一，但是均未达到汉代“武都紫泥”或“青泥封书”的标准。一些汉代封泥，即使如“玄兔太守”、“九真太守”、“郁林太守”、“齐郡太守”、“蜀都太守”等地理跨度很大的职官封泥，其泥质亦高度一致，似乎汉代已有专门机构颁用公印封泥所使用的胶泥。封泥泥质纯净、统一，主要表现在西汉、新莽两代，到了东汉时期泥质又有了明显下降、变杂。

(2)秦封泥背面有竹简系印的痕迹。可分为简、检之不同。系绳带的情况又有水平垂直交叉与米字形交叉系结的不同。还有的封泥抑于简上端或简的下端，一般都比较清晰。依宽窄以编、拧的不同，可见有系绳与系带的区别。

(3)从最近所见的秦封泥看，还有封笥箱或囊袱上的遗存，这些封泥往往封于笥箱角部、边部，又不用封泥匣，还保存了战国一些传统，往往显得较厚，可厚达3厘米。汉代封缄笥箱的封泥往往封于笥箱的平面，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笥箱上可见，“车大侯家丞”封泥用了封泥匣，显得比较扁薄。

(4)从古陶文明博物馆以及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藏品看，这批秦封泥无使用封泥匣，故泥面大多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有的四角无边或造成细边，恰印证了《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中所谓：“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据西安市文物园林局、西安市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同志介绍，他们发现的秦封泥中，极少数有使用了封泥匣的例子，但这种封泥匣为上下有边，左右开启式，尚不是汉代常见那种方版中凹似井的封泥匣。这样，为辨认留有明显四围有边的封泥匣痕迹“皇帝信玺”是否为秦物，提出了重作断代问题。自从汉初开始，如“车大侯家丞”封泥，即已用封泥匣，用了封泥匣的封泥则表现为方形、阔边。当然汉代也有些封泥仍未用封泥匣，继承着秦时的作法。王献唐先生曾指出：“山东省图书馆所藏的周代封泥，及《封泥考略》首页著录一品(即战国齐封泥‘左司马闻皇信玺，——误作私玺’)，皆无版痕。”(《五灯精舍印话·封泥》，齐鲁书社，1985年)这反映了大部分秦封泥继承着战国的传统，仍不使用封泥匣，而在极少部分秦封泥可能已使用的比较简单的封泥匣，标志着封泥之制由无匣向有匣之过渡。在相当数量的秦封泥表面抑印之后，边缘有用手指抹捏痕迹，这与不用封泥匣有关，故封泥有清晰的指纹印迹。汉封泥这种有意抹捏的迹象较少见。

(5)这批秦公用玺印封泥面尺寸(指有字印面及原印边缘，并非指整块封泥)方形印最小如“少府工丞”1.6×1.6厘米，最大的如“西方谒者”2.2×2.2厘米，平均在1.8×1.8到2.1×2.1厘米之间。半通印最小如“西盐”1.6×0.9厘米，最大的如“泰行”2.1×2.1厘米。这些与传世秦代玺印相近，并略小一些，这是因为封泥干燥收缩的缘故。而汉公印封泥虽也有较小者，但方形的2.2×2.2到2.4×2.4厘米为常见，这与汉用泥质量较好，封泥收缩率较小有关。秦封泥中，有同印文而异印现象(这点在后面再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异印有尺寸大小不一的现象。秦私印封泥目前所见都比较小，表面尺寸在0.9×0.9到1.1×1.1厘米之间，比公印封泥小得多。

综上所述，我们在目验了逾千枚秦封泥基础上，提出一些秦封泥的断代鉴定标准，其中有不少要素，是以前的研究者已准确指出了的，近年新见的秦封泥恰又作了很好的印证。有些如《封泥考略》中提出的标准，被证明就不再适用了。同样，我们提出的这些断代鉴定的标准，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相信今后的有关新发现，也将不断修正我们的某些意见，使之更符合客观实际。

在上面讨论了秦封泥的发现与确认。又简介了秦式封泥的区分标准，于是依据一系列标准，我们将提供截止1997年12月，见于谱录与新近发现的。

秦式封泥总目

所谓“秦式封泥”，为采用李学勤先生的提示，前面已说过了。总目中采用“部分+节+条目”的编号法，以利查用。

第一部分中央及职官

第一节帝印

一·一·1皇帝信玺

第二节三公九卿

一·二·1丞相之印

一·二·2左丞相印

一·二·3右丞相印

一·二·4御史之印

一·二·5奉常丞印

一·二·6祝印

一·二·7泰医丞印

一·二·8都水丞印

一·二·9郎中丞印

一·二·10郎中左田

一·二·11谒者之印

一·二·12卫尉之印

一·二·13公车司马

一·二·14公车司马丞

一·二·15公车右马

一·二·16卫士丞印

一·二·17军假司马

一·二·18车府

一·二·19中车府丞

一·二·20骑马丞印

一·二·21廷尉之印

一·二·22泰行

一·二·23宗正

一·二·24宫司空印

一·二·25宫司空丞

一·二·26泰仓

一·二·27泰仓丞印

一·二·28泰内丞印

一·二·29铁市丞印

一·二·30少府

一·二·31少府工丞

一·二·32諥都丞

一·二·33少府丞

一·二·34尚书

一·二·35大官丞印

一·二·36泰官丞印

一·二·37泰官库印

一·二·38乐府

一·二·39乐府丞印

一·二·40乐府钟官

一·二·41左乐丞印

一·二·42外乐

一·二·43佐弋丞印

一·二·44居室丞印

一·二·45居室寺从

一·二·46左司空丞

一·二·47右司空丞

一·二·48御府之印

一·二·49御府丞印

一·二·50永巷

一·二·51永巷丞印

一·二·52内者

一·二·53内者府印

一·二·54宦者丞印

一·二·55宦走丞印

一·二·56郡左邸印

一·二·57郡右邸印

一·二·58内官丞印

一·二·59尚衣府印

一·二·60尚浴

一·二·61尚浴府印

一·二·62尚佩

一·二·63采司空印

一·二·64御羞丞印

一·二·65中羞

一·二·66中羞丞印

一·二·67中羞府印

一·二·68中行羞府

一·二·69上林丞印

一·二·70寺工之印

一·二·71寺工丞印

一·二·72寺从

一·二·73寺从丞印

一·二·74寺车丞印

一·二·75中尉之印

一·二·76右中马丞

一·二·77武库丞印

一·二·78都船丞印

一·二·79泰匠丞印

一·二·80私府丞印

一·二·81中府丞印

一·二·82中官丞印

一·二·83私官丞印

一·二·84祠祀

一·二·85食人官丞印

一·二·86内史之印

一·二·87属邦工室

一·二·88属邦工丞

第三节诸厩

一·三·1泰厩丞印

一·三·2家马

一·三·3章厩丞印

一·三·4宫厩

一·三·5宫厩丞印

一·三·6中厩

一·三·7中厩丞印

一·三·8中厩将马

一·三·9中厩马府

一·三·10左厩

一·三·11左厩丞印

一·三·12右厩

一·三·13右厩丞印

一·三·14小厩丞印

一·三·15小厩将马

一·三·16御厩丞印

一·三·17宫厩丞印

一·三·18下厩

一·三·19下厩丞印

一·三·20下家马丞

一·三·21驺丞之印

第四节宫苑

一·四·1信宫车府

一·四·2上寝

一·四·3中宫

一·四·4长信私丞

一·四·5阳宫印

一·四·6华阳丞印

一·四·7南宫郎丞

一·四·8北宫

一·四·9北宫工丞

一·四·10北官弋丞

一·四·11北官丞

一·四·12北宫宦丞

一·四·13北宫私丞

一·四·14北司

一·四·15章台

一·四·16高章宦者

一·四·17高章宦丞

一·四·18安台丞印

一·四·19安台左

一·四·20阳陵禁丞

一·四·21东苑丞印

一·四·22杜南苑丞

一·四·23具园

一·四·24麋圈

一·四·25白水之苑

一·四·26左云禁丞

一·四·27泰山司空

第五节待考职官

一·五·1诏事之印

一·五·2诏事丞印

一·五·3典达

一·五·4特库之印

一·五·5特库丞印

一·五·6中谒者

一·五·7西方谒者

一·五·8官臣丞印

一·五·9走士

一·五·10走士丞印

一·五·11左桃支

一·五·12左桃丞

一·五·13右桃丞

一·五·14弄阴御印

一·五·15弄阳御印

一·五·16左田之印

一·五·17都田之印

一·五·18田

一·五·19走翟丞印

一·五·20奴卢之印

一·五·21铁兵工丞

一·五·22发弩

一·五·23传舍

一·五·24氵柬布之丞

一·五·25隧夫

一·五·26橘监

一·五·27橘印

一·五·28罟趋丞印

一·五·29吴炊之印

一·五·30宰胥

一·五·31公印

一·五·32府印

第二部分地理及地方职官

第一节首都及故都

二·一·1咸阳

二·一·2咸阳丞印

二·一·3咸阳工室丞

二·一·4西共丞印

二·一·5西盐

二·一·6西采金印

二·一·7雍丞之印

二·一·8雍左乐钟

二·一·9栎阳右工室丞

第二节郡(包括一些地区)

二·二·1上郡侯丞

二·二·2上家马丞

二·二·3参川尉印

二·二·4河间太守

二·二·5东郡司马

二·二·6南郡司空

二·二·7九江守印

二·二·8赵郡左田

二·二·9邯郸之丞

二·二·10邯郸造工

二·二·11邯造工丞

二·二·12潦东守印

二·二·13代马丞印

二·二·14太原守印

二·二·15四川太守

二·二·16济北太守

二·二·17齐中尉印

二·二·18齐左尉印

二·二·19齐尉印

二·二·20临司马

二·二·21琅邪司马

二·二·22琅邪候印

二·二·23琅邪司丞

二·二·24琅邪都水

二·二·25琅邪水丞

二·二·26琅邪左盐

二·二·27琅邪发弩

二·二·28即墨

二·二·29即墨太守

二·二·30即墨

二·二·31阳守

二·二·32江右盐丞

二·二·33泾下家马

第三节县

二·三·1阳丞印

二·三·2重泉丞印

二·三·3宁秦丞印

二·三·4下丞印

二·三·5高陵丞印

二·三·6蓝田丞印

二·三·7杜丞之印

二·三·8?阳丞印

二·三·9云阳丞印

二·三·10废丘

二·三·11废丘丞印

二·三·12?丞之印

二·三·13美阳丞印

二·三·14临晋丞印

二·三·15德丞印

二·三·16丞之印

二·三·17衙丞之印

二·三·18酆丞

二·三·19戏丞之印

二·三·20商丞之印

二·三·21洛都

二·三·22洛都丞印

二·三·23定阳市丞

二·三·24翟导丞印

二·三·25兰干丞印

二·三·26卷丞之印

二·三·27新安丞印

二·三·28怀令之印

二·三·29建陵丞印

二·三·30兰陵丞印

二·三·31諩丞之印

二·三·32游阳丞印

二·三·33堂邑丞印

二·三·34鲁丞之印

二·三·35薛丞之印

二·三·36任城丞印

二·三·37无盐丞印

二·三·38叶丞之印

二·三·39邓丞之印

二·三·40乐成

二·三·41乐成之印

二·三·42蔡阳丞印

二·三·43南郑丞印

二·三·44西成丞印

二·三·45成都丞印

二·三·46济阴丞印

二·三·47定陶丞印

二·三·48城阳候印

二·三·49吴丞之印

二·三·50新淦丞印

二·三·51芒丞之印

二·三·52襄城丞印

二·三·53颖阳丞印

二·三·54长平丞印

二·三·55女阴丞印

二·三·56阳安丞印

二·三·57南顿

二·三·58南顿丞印

二·三·59女阳丞印

二·三·60无终

二·三·61白狼之丞

二·三·62廷陵丞印

二·三·63?丞之印

二·三·64广城丞印

二·三·65夕阳丞印

二·三·66昌城丞印

二·三·67泉州丞印

二·三·68代丞之印

二·三·69当城丞印

二·三·70屯留

二·三·71安邑丞印

二·三·72蒲反丞印

二·三·73傅阳丞印

二·三·74相丞之印

二·三·75於陵丞印

二·三·76蓍丞之印

二·三·77梁邹丞印

二·三·78博城

二·三·79东陵

二·三·80东陵丞印

二·三·81般阳丞印

二·三·82东平陵丞

二·三·83卢丞之印

二·三·84临丞印

二·三·85博昌

二·三·86博昌丞印

二·三·87狄城之印

二·三·88东安平丞

二·三·89东安丞印

二·三·90諪城丞印

二·三·91平寿丞印

二·三·92临朐丞印

二·三·93东牟丞印

二·三·94琅邪县丞

二·三·95高阳丞印

二·三·96即墨丞印

二·三·97黄丞之印

二·三·98月垂丞之印

二·三·99高密丞印

二·三·100都昌丞印

二·三·101夜丞之印

二·三·102下密丞印

二·三·103昌阳丞印

二·三·104岐丞之印

二·三·105卢丘丞印

二·三·106橘邑丞印

二·三·107秋城之印

第四节乡

二·四·1都乡

二·四·2都乡之印

二·四·3中乡

二·四·4左乡

二·四·5右乡

二·四·6右乡之印

二·四·7东乡

二·四·8西乡

二·四·9西乡之印

二·四·10南乡

二·四·11北乡

二·四·12轵乡

二·四·13良乡

二·四·14画乡

二·四·15安乡

二·四·16安乡之印

二·四·17犹乡

二·四·18路乡

二·四·19端乡

二·四·20广乡

二·四·21祁乡

二·四·22休乡之印

二·四·23拔乡之印

二·四·24定乡

二·四·25建乡

二·四·26请乡之印

二·四·27台乡

二·四·28安国乡印

二·四·29宜春乡印

二·四·30广陵乡印

二·四·31諫里乡印

二·四·32信安乡印

二·四·33广文乡印

二·四·34朝阳乡印

二·四·35新息乡印

二·四·36平望乡印

二·四·37白水乡印

二·四·38西昌乡印

二·四·39西平乡印

二·四·40利居乡印

二·四·41句莫乡印

二·四·42东闾乡印

二·四·43郁狼乡印

二·四·44尚文乡印

二·四·45丘乡印

二·四·46涢郭乡印

二·四·47南成乡印

二·四·48阳夏乡印

二·四·49南阳乡印

二·四·50安平乡印

二·四·51上东阳乡

第五节亭

二·五·1咸阳亭印

二·五·2咸阳亭丞

二·五·3邳亭

第三部分姓名

第一节单姓名

三·一·1田固

三·一·2弁胡

三·一·3弁疾

三·一·4吕係

三·一·5吕贺

三·一·6朱

三·一·7宋禄

三·一·8吴应

三·一·9谷志

三·一·10即则

三·一·11周係

三·一·12宣

三·一·13马迕

三·一·14胥赤

三·一·15高贺

三·一·16桓段

三·一·17夏贺

三·一·18逢友

三·一·19孙平

三·一·20商光

三·一·21荼豸

三·一·22曹諭

三·一·23禄

三·一·24刍状

三·一·25陈舍

三·一·26陈赢

三·一·27諯諰

三·一·28荣免

三·一·29荣係

三·一·30骆忌

三·一·31蔡即

三·一·32卢孔

三·一·33卫多

三·一·34薛赫

三·一·35薛鼻

三·一·36锺水

三·一·37苏则

三·一·38苏段

第二节复姓名

三·二·1上官扌(左)监(右)

三·二·2司马武

三·二·3司马歇

秦封泥的大批出土与确认，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缘，它们的意义绝不限止于收藏。在积极、仔细收藏的基础上，人们将花费更大的气力，扎扎实实地进行有关

秦封泥的综合研究

自梦斋先生主动、负责地从北京市场上抢救了这一大批重要的文物开始，实际上宣告了秦汉考古学、秦汉历史学研究中的一次空前的发现!诚如李学勤先生评价道：“这次发现极为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它不亚于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这是秦汉历史、考古工作者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收获，我这不是夸大之辞，因为秦享国年短，这批封泥实在太难得、太宝贵了!”诚如袁仲一先生评价道：“这是秦汉历史学、考古学的以及中国古代职官、地理研究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极其重大的发现，其中大量问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好好消化、研究”。

秦封泥是“自报家门”，自己会说话的文物，它与秦金文、秦陶文、秦石刻文字、秦简牍文字、秦玺印文字等等一样，记录了许多史实，使其史料价值远远超过了一般无文字的秦陶器、铜器、金银器、玉石器、漆木器等等。西安北郊大批秦封泥出土之后，据不完全统计，除笔者而外，已有李学勤、袁仲一、周伟洲、赵生群、张文立、黄留珠、周天游、余华青、高惠敏、王辉、孙慰祖、傅嘉仪、张懋钅容赵丛苍、李陵、倪志俊、任隆、王保平、史党社、苏文、陈根远、罗小红、刘瑞、陈小洁、庞睿等师友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还有台、澳及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掀起了有关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据我们所知，几部、数十篇宏著大论，尚在酝酿进行之中，在世纪之交，可预期新的研究热潮之到来。据个人浅见，秦封泥将对以下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关于秦帝室的研究。

二、关于中央职官的研究。

三、有关地理及职官的研究。

四、有关秦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研究。

五、有关秦军事、民族、宗教、学术渊源等研究。

六、出土秦文物的相关研究。

七、与秦考古学科之关系的研究。

八、秦封泥出土地域分布的研究。

九、秦玺印相关研究。

十、有关秦文字体系的研究。

总之，对秦封泥的综合研究大有可为，它涉及到历史的、考古的、地理的、艺术的方方面面。秦封泥批量大、内容多、资料新、覆盖广、影响远，导致这方方面面的研究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秦封泥的综合研究要比确认其为秦时遗物还要艰苦若干倍。应用现下一句时髦话，秦封泥的综合研究，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一研究的结果，将导致秦史、秦考古学、秦文献学、秦文字学、古玺印学、秦艺术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三、秦封泥学的建立

“秦封泥学”是在世纪之交，因秦封泥的大批出土面世，而应运而生的一个交叉学科，它是秦考古学、秦史学、秦文献学、秦文字学、古玺印学、秦艺术学的一个分支，因可以纳入诸学科的分支，从而又体现其交叉学科的特质。

此外，它与古代职官、古代地理等学科关系亦非常密切。

秦封泥学所限定的基本时代范畴是战国秦到统一的秦朝。目前尚未发现春秋时代的秦封泥，尚未发现战国时其它地域的有关内容孱入。目前所知，容或有少量汉初遗物进入，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可能将此分析清楚。

秦封泥学的直接资料，为出土与传世的秦式封泥，目前存世总数或在4000以上，品种在数百之多，公印数量远远大于私印，其中相当大的数量将在不久之后面世。

秦封泥学将服务于有关学科，这在前面已比较多地论及了。秦封泥学研究的最基本目的，将是部分地复原战国秦——秦朝的历史、政治、文化、面貌。例如能作出《秦百官志》、《秦地理志》之类的贡献。

既然是个学科，它必然有着肇始、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何种问题，会取得何种成果，在现时很难给予确切的预测。但如此丰富的山珍海味、精粮果蔬放在我们面前，还愁做不出美味佳肴吗?仿佛是一个定数，千古一帝和他的臣民们，一次又一次地将秦之辉煌通过兵马俑、铜车马、简牍、宫殿、城址、陵墓等等，昭示给世人，力图拨开西汉统治者、汉儒们散布的重重迷雾。这似乎还不够尽兴，在世纪交替之际，又捧出了大批秦封泥。历史老人总是这么慷慨与公正。面对秦人，面对历史老人，我们已一遍又一遍地就秦封泥的研究而自勉：让我们不负此缘、刻苦钻研，更多地还其秦人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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